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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拓夫同志的怀念(代 序)

宋 平

《贾拓夫》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编纂，终于出版发行，与读者见面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位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品格。拓夫同志和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几十年坚韧不拔，毕生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克尽职责，为祖国的富强而无私奉献，为党的巩固而尽心尽力。在长期身处逆境、受尽折磨的情况下，拓夫同志毫无怨言，至死无悔，这样的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后人的敬仰和怀念。 　　拓夫同和我早在延安相识，全国解放后又在北京相聚，并在国家计委共事，我作为他的助手，彼此合作，亲密无间，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与周围同志真挚、坦诚的革命情操，至今犹在目前。确实，在我熟识的老同志中，拓夫同志是给我印象深刻、很使我敬重的一位。 　　拓夫同志1926年参加革命，因富有才华，被誉为“陕北才子”。他是唯一的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他在长征途中向中央详细报告了西北党和红军的情况，对促使中央决定向陕北战略转移起了重要作用。在长征后期，他作为中央的向导，顺利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此后，他作为中央特派的先遣队员，去联络陕北红军部队，使徐海东、程子华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他又作为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的成员，纠正西北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错误，使西北的革命力量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恢复生机，继续战斗。 　　拓夫同志在延安时期，是西北地区民族工作和财经工作的开拓者。他在中共西北工委张闻天、李维汉同志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肯定了西北工委的成绩；他曾协助陈云，贺龙同志等为克服陕甘宁边区及晋绥边区的财经困难做了艰巨的努力，对改善干部和战士饥寒交迫的处境，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做出了贡献，这是身历其境的老同志都不会忘记的。 　　全国解放以后，当新中国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实行有计划建设的时候，拓夫同志奉调来京，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陈云同志分管交通运输和劳动工资工作；中财委撤销后，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他刻苦学习、具体调查和分析情况、深入钻研问题的求实作风，为广大干部作出了表率，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的开拓者之一。随后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事业中，拓夫同志对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在领导轻工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工作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拓夫同志不管负责那一方面的工作，都能很快适应，这与他的勤奋学习新事物、刻苦钻研新问题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 　　拓夫同志有高尚的共产党人的修养，他从不居功，从不恃才，纯真朴素，务实苦干，真是愿作螺丝钉，甘为老黄牛。在他的脑海中，只有无私奉献的心愿，毫无出人头地、争权夺利的私心，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更为难得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拓夫同志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反对高指标、浮夸风，直抒己见。因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无辜牵连，随后又受严厉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领导工作，下放基层劳动，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磨难。他的这段经历，我是很熟悉的。现在回想当日情况，真是感慨万千。庐山会议把党内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提到反党高度，把一般经济问题的争论，拔高到政治上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而且把是非颠倒过来，这一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拓夫同志在反右倾斗争这一错误中无辜受害，使他的才智从此淹没，这是党和人民的损失。当他在基层企业继续奋力工作时，又刮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拓夫同志竟被迫害致死。每当我和一些与他熟识的同志想起这一惨痛案件，不禁悲愤交集，不能自己。当然，一个共产党人从入党那一天起，就已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革命事业，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既已生得其时，总应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尽可能多作贡献，才能死而无憾。拓夫同志决心想做而没让做到这一点，当然是莫大的遗憾。 　　拓夫同志一生中有许多为革命献身的动人事迹，可为后人学习，在书中已有详细介绍，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当我们纪念拓夫同志的时候，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奋力加强党的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努力奋斗。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