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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贾拓夫，曾被毛泽东誉为“陕北的才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新中国经济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党的民族理论工作和实践的先驱。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委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西北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他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因此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7年5月7日被林彪、“四人帮”、康生残酷迫害致死。 　　(一) 　　贾拓夫，乳名富喜，学名耀祖，字孝先。1912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七日)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城的一个贫民家庭里。曾使用过红光、宏光、弘光、鸿光、绍先、江子质，贾绍亭、贾元等化名和托夫、关烽等笔名。 　　贾拓夫的祖父贾来旺靠给他人杀猪宰羊维持全家的生活。其父贾宽厚从事担挑小贩，因劳累得了肺病，无力医治，壮年亡故。母余氏，是随家人从山东逃到神木的难民。贾拓夫兄弟姐妹共5人，他排行老大。一家老小7口，全靠其祖母与母亲酿造酱醋来维持生活。 　　贾拓夫7岁那年，其母卖掉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供他上学，先入神木县城模范小学，1925年考入神木县高等小学。1926年夏，在外地上学的张学静(即张友清)等探亲回家，在城镇和农村张贴标语和集会讲演，宣传革命道理。贾拓夫积极参与并受到教育。不久，经张学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神木县建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时，贾拓夫任支部书记。 　　1926年下半年，贾拓夫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子洲，教务主任是进步人士杨明轩。贾拓夫和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朱侠夫等在这里受到了革命的熏陶。他们经常跟随教员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播撒革命种子，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1927年春，贾拓夫任共青团绥德第四师范支部书记和绥德县学生联合会主席，成为当地学生和青年的领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传到陕北后，贾拓夫在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下，写了许多宣传材料邮寄到陕北各县中小学校，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行。 　　1927年7月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公开反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因此时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大革命在陕西随之失败。8月4日，以“红色的学校”著称的绥德第四师范被查封，许多进步教职员被撤换，学生被迫回乡。1928年初，柳翰章接任四师校长。他上任后，即宣布取消学生会，企图瓦解削弱革命力量。贾拓夫、朱侠夫、崔玉湖等团结同学与反动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贾拓夫严正指出：“学生自治会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其宗旨是为读好书、管好生活，也是为学校当局维护校纪、整好校风，是学校当局求之不得的事，何以取缔乎?”四师的进步学生团结一致，学校的反动分子不能为所欲为，便勾结校外反动力量加紧对学生进行迫害，以贾拓夫为首的学生会领导学生罢课进行反抗。四师再次被军警包围强迫解散，学生会被取缔，贾拓夫等一批学生领袖被勒令立即离校，并被开除了学籍。从此，贾拓夫便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踏上职业革命的征途。 　　(二) 　　1928年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陕北党、团特委书记杜衡、焦维炽，在绥德龙湾小学召开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召开陕北第一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贾拓夫以团绥德县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2月，贾拓夫担任了团陕北特委的组织委员。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党的陕北特委，改选了团的陕北特委，贾拓夫继续当选为团特委委员，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9月28日是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中共陕北特委决定这天在米脂县城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贾拓夫是出席会议的代表，到会后同杜衡、焦维炽住在一个院里。由于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各地，口音与服装各异，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在中秋节早晨即突然进行搜捕，贾拓夫等4人被捕。杜衡、焦维炽被解往榆林，贾拓夫和李文芳押在米脂县监狱。年仅16岁的贾拓夫很镇静，质问狱官：“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拘押我?”狱官无言答对。由于国民党米脂县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后经承审员王孔生(王与贾、李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关照，由在县教育局任视学员的地下共产党员高仰云、王和璧具保，贾拓夫和李文芳被押半个月后释放了。贾拓夫出狱后，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尚在榆林狱中，党特委决定由贾拓夫任团特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派赴延川、延安一带视察党、团的基层工作。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会后，按照党特委的决定，贾拓夫在米脂三民二中主持召开团特委的扩大会议，健全了团特委的组织领导，布置了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党在学校的阵地、分派团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等项工作。这时党、特委机关已迁往榆林，贾拓夫到榆林后，深入到中学和小学，建立团的组织和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群众组织，扩大了团的组织和党的影响。3月1日，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成立(正式团省委是2月被敌破坏的)，贾拓夫当选为临时团省委的委员。同年的春夏之交，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3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贾拓夫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7月，上级任命张文华为团陕北特委书记，贾拓夫改任团特委的宣传委员。 　　1930年3月，贾拓夫从榆林回神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一回到家乡，地方当局就对他倍加注意。6月的一天早晨，贾拓夫上街买菜，让菜主刘贵考(同情革命者)送一担黄瓜到他家。当刘贵考进入院子时，看到一群国民党军警正在搜捕贾拓夫，刘急中生智，把黄瓜倒在院子里就跑出来，把实情告诉贾拓夫。贾拓夫镇静自若，绕道城东，躲在火神庙里。当晚，他拜托刘贵考以要菜钱为名去他家，将藏在家中的文件取了出来，机智地躲过搜捕，化装后经绥德直赴西安。 　　1930年7月中旬，贾拓夫出席了临时团省委在蓝田草坪小学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临时团省委改为正式省委，贾拓夫当选为团省委委员(分管宣传兼组织)。并兼任了团西安市委书记，对被敌人破坏了的西安市的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0月10日，因叛徒告密，贾拓夫被捕入狱。10月底，杨虎城率部入陕，原陕西驻军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贾拓夫等乘战乱之机，越狱逃跑。出狱后，组织派他到渭南做了2个月基层工作。 　　1931年5月底，共青团陕西省委改建为团西安市委，主要领导团西安地区的组织，并指导全省的青年工作，贾拓夫被组织调回任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不久，贾拓夫奉中共陕西省委之命到蒲城县，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全县党组织准备开展秋收斗争。在斗争中，由于叛徒告密，不少党员在敌人的大搜查中被捕。反动派扬言，抓不到西安派来的姓江的共产党大头子(那时贾拓夫化名江子质)，决不罢休。敌人封闭城门，挨户搜查。一天刚下过雨，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杀气腾腾地闯进共产党员李忠信家开设的棉花铺。李忠信和贾拓夫机警地躺在房顶上，躲过了搜查。第二天一大早，留着长发的贾拓夫剃成光头，穿着沾满棉花的衣服，扮成卖棉花的小伙计，推上“地老鼠”车子，出城脱了险。 　　贾拓夫返回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他为党、团省委的特派员，前往汉中整顿党、团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秋，贾拓夫到达汉中，接任了中共陕南特委书记。不久，陈文华接任特委书记，贾拓夫即到城固，以城固县立中学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指导城固及附近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贾拓夫的直接指导下，城固县党组织纯洁了内部，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发动数千群众将吸食毒品的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押到街上进行批斗，最后又送交给国民党县政府，县长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将其收监。学生又以“城固全县民众”名义向陕西全省发了“快邮代电”，控诉国民党官员祸国殃民的罪行。这些革命斗争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城固、南郑、洋县等地的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城固，一度成为陕南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之一。 　　1932年初，贾拓夫奉命返回西安，继续担任共青团西安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4月25日，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召开大会，由来陕西贩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向西安市的数千名学生讲演。因戴拒绝解释国民党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愤怒的学生便将戴轰下讲台，并烧了他乘坐的汽车。贾拓夫参与组织领导了这次享誉全国的学生爱国斗争。 　　1932年8月，共青团西安市委复改为团省委，贾拓夫任团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不久，贾拓夫奉调到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担任省委委员、常委，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1932年11月9日，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正规部队和6个县的民团，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三原县武字区，先后6次遭洗劫，新生的工农政府瘫痪，渭北游击队被冲散，数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就在这个严重时刻，正在渭北巡视工作的贾拓夫，根据省委的决定，于12月先是两次主持改组中共渭北特委，以后又主持取消特委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三原中心县委的成立，为恢复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组织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同时，贾拓夫数次向省委书面报告，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建议省委妥善解决工作中的重大政策问题。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由于干部不足，特别是领导力量薄弱，他们接二连三地向中共陕西省委告急求援。贾拓夫根据省委意见，从各方面抽调了一批党、团员，派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加强了红军的领导骨干和战斗力。 　　1933年3月和4月，中共陕西省委两次改组，贾拓夫改任省委委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宣传委员。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坚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令红二团南下，去渭华一带活动。贾拓夫奉命前往拦截部队，但未追上。红二十六军在渭华地区遭到严重的失败。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团南下和加强对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等问题，被敌发现，省委书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贾拓夫和高岗脱险。袁、杜被捕后即叛变革命，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党、团组织和党、团员，反动派立即展开大搜查、大逮捕。在此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通知一些党员迅速转移，并于8月上旬在西安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会议决定贾拓夫和刘宗沛(团省委书记)去中央汇报；高岗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六军工作；三原等地的工作由省委委员刘映胜代表省委领导；由张新发等3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处理一些重大问题。贾拓夫对陕西的工作统作布置后，于8月15日离开西安去中央汇报。由于贾拓夫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使陕西党的组织和红军免遭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三) 　　贾拓夫离开西安后先到北平，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了情况。他还同中共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建议河北省委派谢子长、阎红彦返回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工作。贾拓夫又到上海，向上海中央局写了党在陕西各方面情况的书面报告。不久，上海中央局派他赴中央苏区，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年1月贾拓夫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他先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又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之后他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先在中央局白区工作部工作，后调中央党校白区班当主任，6月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遵义会议后改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因战斗失利，红军又南下于2月18日至21日再渡赤水，重入贵州。红军总政治部进入习水县境，但一个重要的通道——桐梓县城为敌占据。贾拓夫奉命率1个连的兵力，迅速攻占了这个县城，为红军前进清除障碍。而敌军又切断了红军经桐梓南撤的要道。贾拓夫率领战士从东山方向突出了重围，向娄山关前进。第二次进遵义城时，贾拓夫因把马让给了病号骑，已是夜幕低垂，万家灯火了，才赶到遵义老城的杨柳街，住在天主教堂里，他即兴在随行录上写了一首诗：北渡不能复南征，二次重占遵义城。拓夫仍宿杨柳地，笑问英雄均健生。 　　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抵达黑水芦花时，粮秣严重不足，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毛儿盖、芦花等地设立筹粮委员会筹集粮食。贾拓夫是芦花筹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筹集60万斤粮食。他带领一部分战士到瓦布梁子地区筹粮，发现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村村十室九空。他和战士夜宿帐篷，昼不入户，尊重藏俗。一位精通汉话的藏民通司，目睹红军纪律严明，感动得落泪。经过这位通司的宣传，藏民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贾拓夫带领红军战士进一步扶植藏民当家作主，组织了藏民自治政府。 　　瓦布梁子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红军筹粮熬盐。贾拓夫从实际情况出发，把在汉族中“打富济贫”的方针改为“借富济贫”。他发动群众收割恶霸地主的青稞，一半归群众，一半归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超额完成了筹粮、筹草和筹盐的任务。为了及时供应前方红军将士，筹集的粮食除由几百名红军战士肩扛手提外，还组织了藏民运粮队。贾拓夫后来回忆说：“这些帮助红军运粮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此情此景，为黑水芦花所少见。”红军将要离别瓦布梁子的时候，贾拓夫还将几千斤粮食分给了生活困难的藏族人民。藏民男女老少对红军战士依依不舍，拿着酒壶来送行。后来红军总政治部流传着如下一首打油诗：“拓夫不假(贾的谐音)，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8月，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坚决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岷县的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天津的《大公报》上看到了有关陕北根据地的报道：“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些已过了一两月的消息报道，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并宣布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司令部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身边工作，随时为中央提供陕北的具体情况。 　　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建立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5年前离开陕北的贾拓夫，跟随中央经过11个省，走了二万五千里，又回到陕北，心情特别激动。到吴起镇后，即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长征歌》，叙述长征的全过程。歌词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十一月来走湖南，宜临蓝道一齐占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②。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挡。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③。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④，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那个，为了抗日救中国。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后始得知，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已先期抵达陕北，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后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正在根据地的南部进行反“围剿”战争。同日得悉根据地的军内和地方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大批的干部被逮捕关押，其中有些人已被杀害。情势危急，中共中央立即委派贾拓夫先行，早日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部取得联系。贾拓夫带领先遣队，携带一部电台，穿山越岭，星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中共中央接到贾拓夫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于10月底到达下寺湾。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了。接着，贾拓夫又奉命奔赴陕甘晋省委机关驻地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协同王首道、刘向三等接管了陕甘晋保卫局。被关押的同志中，有的听说贾拓夫回来了，高兴地说：“红光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得救了!”王首道、贾拓夫等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了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事实真相，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平反的报告。中央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平反意见，立即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并给安排了工作。中央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和西北的革命根据地。 　　(四)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西北中央局，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将陕甘根据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和神府、三边、关中3个特区。 　　西北中央局成立后，贾拓夫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协助中央局处理有关白区工作的问题，并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神府特区工作的会议，部署了神府工作。此后贾拓夫到地方工作，先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他到关中特区后，向干部认真传达了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主持创办了《关中小报》，结合实际宣传解释党的新路线和新政策。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的贾拓夫，同司令员江华、副司令员陈国栋一起，经过国民党军的道道防线，将关中的两个团胜利地带到瓦窑堡。6月，中共中央和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省委派贾拓夫、毛齐华等组成中央巡视团，到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巡视工作。临行前，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到三边后，配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对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回原主。巡视团反复教育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坚决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陈规陋习。11月，贾拓夫接替张德生担任了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在三边工作期间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仅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刊登的文章，就有《环县通讯》、《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八月份定盐赤化工作的前进》等3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并决定重新组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斗争。12月25日，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贾拓夫任书记。省委机关先设在西安城内，1937年1月迁到泾阳县云阳镇。此时国民党的大军已经入陕，压制参加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和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红军。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来往于西安、云阳之间。 　　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到1937年5月，省委下辖的组织，已有1个市委、12个县委(工委)、66个支部，党员近千名。同时，新的省委还着重抓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创办了《统一战线》(从第5期起改名为《党的生活》)刊物。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后称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党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了大会。贾拓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指示精神，在会上作了《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务要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会议之后，贾拓夫以“关烽”笔名，在省委《党的生活》刊物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具体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七七”事变后，贾拓夫主持召开中共陕西省委紧急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会后，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为了深入地动员三秦父老参加民族抗日战争，贾拓夫指导中共西安市工委组织师生暑假农村工作团，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西安市工委组织万余学生参加纪念大会，贾拓夫和邓颖超、江隆基等分别讲话，要求陕西省政府开放民众运动，改组抗敌后援会，实施国难教育，号召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坚固的抗日统一战线，会后学生游行示威，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请愿。通过斗争，学生取得了半日上课半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增加抗日救亡课程、下乡宣传抗日救亡等民主权利。中共陕西省委抓住这个有利形势，通过各抗日民主团体先后组织了65个农村工作团、70多个寒假工作团和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贾拓夫还撰写了《学生战时工作团怎样工作》的文章，在省委机关刊物上发表，具体指导工作团的工作。 　　随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离陕奔赴抗日前线，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被蒋介石肢解压迫出陕，陕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展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于1938年初就公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秋，蒋介石的嫡系蒋鼎文代替杨虎城部将领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的主席后，当局压制破坏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倒行逆施更是甚嚣尘上。根据这种新的形势，以贾拓夫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把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深入。一是对陕西当局的反动行径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2月22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贾拓夫即于次日公开发表文章进行驳斥，要求当局立即改正错误，给抗日救亡团体以合法地位，以发挥各民众团体的抗日积极性。5月17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再次下令限期解散13个团体，并相继拘捕了“西安5青年”，企图以武力胁迫解散抗日救亡团体。中共陕西省委即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抗议运动，加上延安各群众团体的大力声援，被捕的“西安5青年”于9月获释，被下令“取缔”的各抗日救亡团体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二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充实核心骨干力量。省委主办党员训练班，抽调各地的党员干部分期分批进行训练，又将大批革命青年送往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学习(因驻址在泾阳县安吴堡简称安吴青训班)。贾拓夫是省委党员训练班和安吴青训班的兼任教员，经常结合党的中心任务给学员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学员回到各地后，转变组织形式，改变工作方法，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1938年8月，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已有53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发展到8000余人。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1939年3月，中共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西北工委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于1938年底在延安成立的，是中央为开展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西北工委的委员为张闻天、邓发、肖劲光、高岗、李富春、高自立、谢觉哉、李行汉、贾拓夫、王若飞。张闻天兼任书记，李维汉兼秘书长，贾拓夫兼秘书。李维汉同贾拓夫一起主持日常工作。 　　贾拓夫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后，进行了开拓性而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李维汉1981年在《回忆延安时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一文中说：“拓夫同志主持西工委日常工作时期，对于陕、甘、宁、青、绥⑤5省一般情况(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的调查研究，也是十分重视的。在资料来源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渠道，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各种资料，并发动西工委的许多同志，参加这项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编写成了5本资料书，这就是：《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和《抗战中的绥远》。当时都由延安解放社内部出版发行。拓夫同志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这5本书的编成出版，以及贾拓夫给毛泽东写的《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对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西北各省的一般情况，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贾拓夫多次和西北工委其他干部一道，深入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和蒙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团结回族和蒙古族共同抗日的重要意见，毛泽东在《提纲》上面亲笔批示“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贾拓夫建议在延安建立一座清真寺，一座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为“清真寺”和“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字。贾拓夫还建议并经批准在延安设立了两所清真食堂，为来往的回族人民提供方便。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之后，贾拓夫参加组织了蒙古族和回民两个文化促进会。白如冰从绥远回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时，贾拓夫参加了会议，并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对团结和争取蒙古族、回族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和宝贵意见，对内蒙古地区开展民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贾拓夫还在《西北》和《解放》刊物上，发表了《团结中华各民族争取抗战建国胜利》、《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两篇专文，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抗日政策。  　　1940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座谈会讨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工作，贾拓夫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讲了意见。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政策。贾拓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制订了贯彻落实《决定》的具体的意见和办法。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贾拓夫为西北局候补委员，6月任西北局民运部部长。7月，西北局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为主任。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经济与财政等问题，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议期间，中央任命贾拓夫为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他为毛泽东的报告组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又任命贾拓夫兼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和边区银行的政委，此后他便将相当的精力转到了财经工作方面。协助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副主任陈云，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土特产出口换回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又以边区货币的发行支持生产和财政，加之，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渡过了经济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本来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自1943年7月康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整风运动一时出现偏差，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并诬蔑陕西等省的地下党是“假党”。对此，贾拓夫及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不计个人安危，予以坚决驳斥，并在1944年的甄别平反中协助西北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保护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一大批党员干部。 　　1945年夏，贾拓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云调往东北工作，贾拓夫受命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是西北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关。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先是林伯渠任主任，后是贺龙任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财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内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松一口气”的思想，放松了生产和工作，使边区财政收入大大减少，10月份的税收仅占7月份的40％。加之，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时候，边区大批干部及部队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投降时，边区的财政积蓄本来可以用1年，但由于收少支多，5个月几乎把积蓄用光了。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的经济出现了新的严重的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改善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贾拓夫在会上强调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并提出5项具体措施：一、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的自给自足，必须扩大棉田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产量，从全边区年产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年产人均4斤；二、财政上要继续贯彻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消灭财政赤字，争取做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和发展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他土产品出境的税率；四、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品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在金融工作中，首先要弄清边币和国民党发行的货币(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克服货币发行的随意性，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1946年1月19日，贾拓夫在边区级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发展生产，减轻民负，把边区建设得更富庶繁荣。部队的生产要实现4个月以上的粮食和全年伙食、办公及杂文费用的自给，机关的生产要实现伙食、办公费和杂支费的全部自给，一切机关单位都要精简人员、厉行节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经过全区军民1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47年国民党军进犯边区前，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政收入增加，并有了较多的节余。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贾拓夫随同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机关辗转陕北，率领财经各部门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蘑菇战术”，在坚壁清野、找空子进行贸易、组织边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等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石家庄参加华北、东北、西北财经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由董必武主持，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贾拓夫利用有限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学习调查，搜集了许多关于接管新城市工作的经验及文告等资料。此后他写下几万字《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发表在党内读物《干部必读》上。 　　1948年12月22日，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发布通令，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已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1949年1月1日起发行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券”。新币的发行和流通，对于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和支援解放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贾拓夫以主要力量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战线上的全体人员，充分利用前线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边区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同时准备接管即将解放的大城市，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做准备。为了接管好西安，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贾拓夫从1949年初就开始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于2月9日向西北局报送了《关于准备接收西安的初步计划》，分为“西安情况的搜集与调查”、“接收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西安军管会的组织准备”、“接收西安的干部准备”、“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入城干部的训练”、“供给上的必须准备”、“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等8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2月28日，西北局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任命贾拓夫为主任。贾拓夫多次主持召开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接收工作的方方面面过细地进行组织落实，制订各系统的具体接收方案，并于5月12日报经西北局批准颁布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迎接西安解放的到来。 　　(六)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时贾拓夫尚在延安。23日，贾拓夫抵达西安，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主持西安市的接管工作。 　　西安是西北最大的城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顽固派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枢纽。西安解放后，暗藏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进行破坏活动。在解放后的头5天里，西安城内发生抢劫案170起，“胡宗南要杀回马枪了”、“解放军马上要撤退”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有些市民怕再打起仗来，就拖儿带女逃离西安。贾拓夫遵照毛泽东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指示，并吸取陈云“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接收沈阳的经验，首先是在整体上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定局面。他以最大的精力抓治安工作，主持召开各阶层进步分子座谈会，深入到工、商、学等各界群众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西安5月20日解放，军管会领导机关23日入城，翌日宣告军管会成立，26日起陆续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银行等。接管人员3500人至27日到齐，随即陆续出发进行接管。费时1月左右，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被接管单位，虽有先接后管、先管后接或接管并进之分，但一般均迅速地达到复工、复业、复课，并开始了某些改革，生长着某些新的气象。”由于接管工作顺利，特别是由于“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一切破坏分子无立锥之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人员纷纷向人民政府登记，申请悔过，瓦解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系统，土匪消声匿迹，社会秩序很快趋于安定。支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3天完成了部队要求5天完成的5万袋面粉筹集任务，提前完成了20万袋军粮的铁路运输任务，超额完成了近30万床军被、25万套棉衣、600件大衣、50万双军袜的生产任务，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西进和南下。 　　接管西安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市场动荡不安。这方面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而是比金圆券强硬多倍的银元。商人囤积居奇，并拒收人民币。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也向市人民政府建议，先不要发行人民币，让银元继续流通。贾拓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样只会使市场更加混乱，使人民币更难树立信用。市人民政府果断地宣布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使人民币取得合法地位进入市场，并公布各解放区城市的物价，促使商店开门营业。不久，政府又针对银元脱离人民银行牌价在市面流通、导致物价上涨的情况，再次明令禁用银元与铜元，并提高了银元的收兑牌价。此外，贾拓夫还责令贸易公司抛售物资，税收机关除废除一些反动的苛捐杂税外一律按原税目、税率和税制立即开征各项税收，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有关“银元纠纷”的案件。采取上述措施后，物价从波动趋于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扩展。可是不久，因已败退到宝鸡的胡宗南部及甘宁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反扑到咸阳一线，特务分子造谣破坏，加之外地物价上涨对西安市场的刺激等原因，又引起了一场相当大的波动，黑市上1个银元由原兑换3000元人民币猛升为1万多元(旧币，下同)，以至再次发生拒用人民币的现象，一些商店关门停业。后经市人民政府广泛深入宣传，严厉打击匪特活动，特别是原在华北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大军已达陕境，加以市人民政府继续抛售物资，开征营利所得税，宣布公粮折收10％的人民币，银行用人民币汇兑，并在黑市低价抛出银元以黑市打击黑市等，才使这场波动平伏下去，1个银元的黑市兑价从1万多元人民币跌到1000余元。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元作坚决斗争，要打击银元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使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调下，才能逐渐压缩银元阵地，扩展人民币阵地，最后达到贯彻本币一元化。”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28日贾拓夫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到甘肃进行视察。9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开会讨论支援前线和稳定市场物价等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利用部队和政府掌握的交通工具，对甘肃的石油、食盐、药材、皮毛等实行“专卖”，主张不让私人从事这方面的经营活动。贾拓夫首先发言，表示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公家统制这些物资不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公家只能做骨干，带领商人去搞，不能限制私人去搞。不让私人搞，物资金融都不能流通，结果对公对私都不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贾拓夫的意见，得到贺龙和习仲勋的赞同和支持。贺龙说：“‘包办’的思想体系是有危险的，应该让商人去搞，我们从中带头起骨干作用，这样去掌握平定物价，使市面流通，城乡交流，全国交流。否则，西安不同意，大家不同意。”习仲勋说：“那种‘专卖’的办法估计到没有什么好处，不要去试验它，否则会吃很大的亏，划不来。”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后，贾拓夫又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到新疆处理军政和重要财经问题。贾拓夫了解了新疆的财经基本状况后，认为新疆财政收入仅能满足其财政支出的1／5，因此，建议新疆领导人，必须不失时机地迅速恢复生产，增加收入，同时要积极恢复交通，沟通同“关内”来往的物资交流渠道，统一货币，平抑物价，稳定金融，以促进新疆经济的稳定发展。贾拓夫还受彭德怀的委托，为新疆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统一问题，专程前往伊宁，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为三区的民族团结和新疆和平建设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⑥。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贾拓夫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主席兼财委主任后改任副主任)。此后，贾拓夫就把工作重点转向了西北地区的财经工作上。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贾拓夫坚决贯彻执行政务院的《决定》，率领西北区财经各部门严格清查仓库，将所有物资全部上报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将所有公粮、税收除地方附加外全部上报由中央财政部调度。在西北，由于及时果断地建立了国家的统一收支管理制度和采取其他有力措施，金融物价逐步趋于稳定，财政收支趋于平衡。 　　1952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⑦。在这一运动中，贾拓夫领导西北财经战线的广大职工严厉地打击重大的贪污腐败分子，无情地揭露和反对官僚主义。为了推动财经各部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亲自为西北财经委员会主编了一个“打虎”小报，经常在上面写些小评论，强调无情地揭露和清除一切贪污现象。在“三反”进行到组织处理阶段时，他又一再强调要严格划清贪污与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因占小便宜而损公的人，坚持采取教育的方针，挽救了一批干部。 　　以贾拓夫为首的西北财委，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长期在国民党旧政权横征暴敛下濒临破产的西北城乡经济得到复苏。在广大农村，粮食生产逐年增长。在城市，首先把发展壮大和加强国营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坚决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展城乡互相帮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优惠的照顾，并欢迎在解放前夕由于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迅速回厂继续经营。这些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使了西北地区的工商经济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七) 　　1952年8月，贾拓夫调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包括交通、铁道、邮电)、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日常工作。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计委)成立。195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财经委员会管理的工业、交通各部的工作业务，划由计委管理。贾拓夫改任计委副主席。他协助陈云编制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确定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上，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比如，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强调发展重工业，不应忽视轻工业的重要性，无论从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还是从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看，都应当重视轻工业；在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积极发展新建工业是完全必要的，但原有工业的改建、扩建，比起新建毕竟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沿海工业企业中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建或扩建，就能增加一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工业的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积累大量资金，并可调出大量职工和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建设，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 　　1954年10月，贾拓夫调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直接参加领导对私营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贾拓夫认为：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应当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必须与实际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他在1955年到1956年之间，先后4次到各地考察，发现有些地方由于过早过多地把手工业合并和实行统一计算盈亏，在合作化后，不仅生产没有发展，反而比自营的时候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对此他及时向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和手工业主管部门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不能为合作化而合作化。他要求地方当局按照以下几项原则认真复查，对的肯定，错的纠正。这几项原则是：第一，在手工业制造和服务性行业中，一部分可以合并，但大部分不应该合并；第二，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重，在供销业务上应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第三，小商小贩各有一套传统悠久的经营办法，应予长期保存。他在考察时，还发现有些地方在合作化后，传统的手工艺品见不到了，老艺人遭受到冷遇与失业的苦闷，便告诉地方的负责人：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特种手工艺品，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轻率丢掉，对老艺人要热情关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他们安排青年学徒，要把传统的“特艺”都接过来。他的这些意见，受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 　　在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贾拓夫用了很大的精力，协助陈云研究和处理从公私合营的经营管理到生产、流通方面的各种新动向、新问题。1955年，他在各地考察时，发现工商脱节、产供销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便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长期的细致调查，最后提出以销定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解决了工商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贾拓夫在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期间，对轻工业发展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品种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轻工业，之所以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获得60％以上的发展，是与贾拓夫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地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和采取一系列有远见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贾拓夫还非常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没有一所轻工业高等院校。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国家的轻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为中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高级和中级科技骨干。 　　1956年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中央对贾拓夫在汇报中所提出的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决定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1调整为7：1，“一五”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的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订的65个增加到99个。 　　1956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11月贾拓夫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薄一波主任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处理日常工作。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年，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人增加过多，工资增长过猛，造成投资的增长远远超过重工业的增长，而重工业的增长又远远超过轻工业的增长，从而出现了原材料供不应求、市场紧张、财政发生赤字的局面。贾拓夫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明确提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就必然会出现资金和设备材料的紧张，从而会引起国家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必要的物资储备的减少。他把这些现象生动地概括为：“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职工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计划要留有余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贾拓夫从外地考察回京后，即和薄一波共同主持编制年度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在讨论工业发展速度时，有主张7％的，有主张6％的，贾拓夫根据1956年出现的诸多紧张局面，认为最好不要超过5％。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有主张150亿元的，有主张126亿元的，贾拓夫主张100亿元。周恩来和陈云听了汇报后，采纳了贾拓夫的意见，将工业发展速度定为4％，基本建设投资定为110亿元。后来的事实证明，1957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比较协调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市场繁荣，财政由亏转盈。 　　1957年冬，贾拓夫与陈云在大连、丹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考察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中的若干重点项目。陈云和贾拓夫一致认为，鉴于当前中国化学工业特别薄弱，必须从计划安排上对化工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为中国化学工业后来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贾拓夫一度兼管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的反右派工作。他对整风运动以来“大鸣、大放”出来的一些问题一一审查后说，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上不了纲。他对机关党委的干部说：我对党委负责，有右反右，没右决不能乱扣，要实事求是嘛!正因为他爱护干部，善于团结同志，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心情舒畅，大家亲近他，尊敬他。 　　1958年3月，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全面处理计划事宜。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风迅速蔓延了开来。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贾拓夫到陕西的西安、延安、榆林、神木、吴堡和甘肃、青海、山西的一些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当他看到深翻土地上“创高产”时，对随行人员说，这样搞法简直是胡闹，劳民伤财。当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时，担心地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全国人民的喉舌，怎么能这样来宣传，来指导行动呢?这不是助长下边浮夸更加浮夸吗!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太脱离实际。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发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即比1957年翻一番的号召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大办“小土群”⑧、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贾拓夫鉴于当年前8个月的钢产量只有500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作出翻番决定时，就同宋劭文、廖季立多次核算，认为在后4个月要生产600万吨钢是不可能的事。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他到东西南北各地，对“小土群”进行了从采矿、炼焦、炼铁、轧钢到成材全过程的系统考察，发现：到处滥开小矿，成本高，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资源；小高炉、小平炉炼出来的铁和钢，质量太差，根本不能使用；土法炼焦用的煤量大，出的焦量小，且质量低劣，造成极大浪费。他得出了用土法炼铁炼钢炼焦得不偿失的结论，回京后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王思华和统计局工业司干部黄海说：“目前的大炼钢铁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能光算政治帐，也要算经济帐和技术帐，要全面考察大炼钢铁中的‘小土群’。你们整理个材料向中央反映反映，这样的‘小土群’光赔本，炼出的东西不能用，长期下去国家怎么受得了。不这样来考虑问题，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王思华很快整理出材料，贾拓夫看了很高兴，亲自修改后，以国家统计局和计委办公厅名义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相继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初步降低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指标，钢产量由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贾拓夫对这2000万吨钢产量指标究竟能否实现，心里还是很不踏实。他从武昌回到北京后，就让计委委员兼年度综合局局长廖季立重新考虑两个“低指标——1800万吨、1600万吨或者更低些”的方案，以备一旦全党认识到必须再调整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时，就可以马上提出新的方案。贾拓夫的这种考虑是正确的。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又将当年钢的生产指标调整为1650万吨。贾拓夫遂和宋平、廖季立交换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意见后，由廖季立写了《紧张形势从何而来?》的材料，印发计委党组并上报中共中央。陈云看了很重视，认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根源就是在于钢的产量指标过高。 　　中央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各方面调查材料，认为1959年要完成1650万吨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5月上旬，贾拓夫从天津、张家口等地考察钢铁、煤炭生产情况后刚刚返京，即参加陈云、李富春召集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感到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责成贾拓夫和有关人员起草关于调整1959年物资分配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意见。贾拓夫立即组织力量反复核算，拟将钢指标由1650万吨降为1300万吨，可分配的钢材由1150万吨降为900万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从1092千降为788个，基本建设投资由280亿元降为240亿元。陈云和中央财经小组又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为上述调整合适，交由贾拓夫组织起草了《关于调整钢铁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中央采纳了陈云、贾拓夫等的建议，并于6月13日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由于计划调整得切实可行了，到年底生产了1340万吨钢。 　　从1958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上，都提倡大家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要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做到从必然王国逐步达到自由王国。贾拓夫根据这段期间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央几次调整计划指标的情况，他逐渐认识到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性。1959年上半年，他重点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想通过这些学习，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摸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他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暴露出的30多个问题，如政治与经济、理论与实践、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比例与速度、多快与好省、需要与可能以及反对所谓“唯条件论”等，作了深刻的辩证分析，写出了心得笔记。他认为当时计划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 　　1959年4月29日上午，贾拓夫在国家计委党组会上就虚与实、冷与热、主观与客观、见人与见物、政治与经济、速度与比例、修改计划指标与总路线等问题，敞开思想，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要虚实结合，只抽象地务虚，不结合实际，太虚，就会形成“太虚幻境”，似真非真，似有实无。我们过去虚实结合得不好，给中央的报告没有把经济形势如实讲清，以致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也造成经济工作上的被动。事在人为，这话是对的。“事”就是反映客观的事物，“为”就是人的有所作为。现在却是事与愿违，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愿望不一致。计划指标修改，说明指标有虚假部分，在反映客观方面有不实之处。现在需要冷静地把问题摸清楚，不要只热不冷，也不要只冷不热，要冷热结合。他说，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既要见人，也要见物。不见人，要犯保守错误；只注意人，不注意物，那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只注意经济技术条件，不注意精神思想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把为了完成任务、解决困难所需的必要条件，加以否定，斥之为“唯条件论”。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经济技术是条件，政治思想也是条件，无条件论显然是唯心的。他还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作用很大。但不能唯意志论。在谈到计划工作时，他强调做好综合平衡，反对高指标。他说，计划要尽可能切合实际，留有余地，做到心中有数。不算帐，没有数，是很危险的。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算帐，政治帐、技术帐、经济帐都要算，结合起来算。只管经济技术，只管业务，要失掉方向；可是只搞政治，不管经济技术，不管业务，那要成为空头政治家。与会的党组其他成员一致赞成贾拓夫的发言。虽然贾拓夫一再声明他的这个发言只限于党组范围之内，但大家还是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听，遂决定由他给机关科级以上的干部作一次报告。 　　1959年6月17、18日，贾拓夫以“1959年计划的调整问题”为题，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两场学习报告，讲了29个问题。他说：多、快、好、省是个整体，不能腰斩，而现在是只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没有好省的多快，不是真正的多快，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大跃进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必然失调，不调整、巩固，就不能前进。需要与可能，两者应当兼顾，只讲可能，不讲需要，容易保守；只讲需要，不讲可能，容易盲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是主观主义。他还说，做计划工作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要努力学习理论，掌握经济规律，做到心中有数。 　　贾拓夫在这次干部会议后，即前往山西继续进行考察。他在太原与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畅怀深谈，交换对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并应邀向太原的一些干部就计划问题讲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他指出，山西的经济建设同其他地区一样，共同性的问题是紧张而失调。他分析了计划指标过高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着重说明编制计划要遵循以下6条原则，即：一盘棋，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两条腿，建设与生活，积累和消费要互相兼顾；三结合，政治、经济、技术要三结合；四全面，多、快、好、省四者要全面；五并举，工农、轻重、大中小、中央与地方、土与洋五个并举；六兼顾，工、农、商、学、兵、交六个方面都必须兼顾。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期，定的议题是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针对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即以后所说的“意见书”。出席会议的贾拓夫看了会议印发的彭德怀的“意见书”后，对所反映的问题深有同感，表示赞成。但是彭德怀的信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结果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人的严厉批判。由于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上说他的材料来自国家计委的报告，彭德怀在西北组合议上发言时又说过党内真正懂得经济的不多，贾拓夫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株连了贾拓夫，把贾拓夫作为“一贯严重右倾”来批判，并且还怀疑贾拓夫是所谓的“彭德怀反党地下俱乐部”的成员。其实，彭德怀的“意见书”在会议未正式印发大家以前，贾拓夫根本不知道，彭德怀也根本没有找贾拓夫要过什么材料。 　　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党组联合举行扩大会议，并有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党组负责人参加，批判和检查“右倾错误”。贾拓夫是批判的重点，他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科级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学习报告和在太原的讲话被错误地认为是“大毒草”，他布置国家统计局王思华和黄海写的《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的材料被指责为“反党文件”、“反党炮弹”，经常与贾拓夫一起研究问题的一些干部被指责为“严重右倾”，并追查贾拓夫与彭德怀的关系。会议先后开了1个多月，最后把贾拓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他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下放基层工作。 　　对于这种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贾拓夫一直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他察觉到孩子们精神上有压力，便深切地说：“几十年的战争岁月，有无数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今天，我们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担负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我们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还算什么革命者。”他对妻子白茜说：“我们辛苦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心里是踏实的。”还说：“批判我的所谓几大罪状，集中一点就是说我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可是作为一个负责干部，无论如何我不能对党中央、毛主席讲假话。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我愿当一个愉快的保守主义者。” 　　(八) 　　1960年11月，贾拓夫被下放到抚顺发电厂代理厂长。离京前，组织上说他可以带秘书、司机和公务员，但他坚持要求只身前往。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还是派了公务员小李随去。可是到了抚顺，他又让小李去学技术，后来小李成了一名熟练技术工人，当了电厂工会副主席。 　　贾拓夫在抚顺电厂工作期间写过几首诗词，其中的一首《七绝》是这样的；“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京中同志如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他旗帜鲜明地表白了在庐山斗争中自己是一个无辜者，而且也热情洋溢地抒发了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广阔胸怀。 　　贾拓夫一到电厂，头一件事情就是找党委领导成员询问了解电厂情况，不辞辛劳地访问厂里的干部，然后深入生产第一线，同工人促膝谈心。他走访了许多老工人的家庭，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很快就掌握了发电厂的政治、行政、技术、财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电厂由于过去两年的高指标、瞎指挥、乱操作、设备失修等原因，生产建设、企业管理和职工生活等方面积累了成堆的问题，现在又面对着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实现“第三个大跃进年”加码发电的指示。贾拓夫掌握了上述情况后说，我们再不能搞这种“大跃进”了，再搞下去，劳民伤财，真是不得了呀! 　　修配分场本来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的生产规模，但在“跃进比武”的压力下，竟提出当年要增创产值1亿元以上。对这种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谁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贾拓夫却严肃地批评说：“这完全是浮夸性质的错误。”并教育干部要很好吸取这个深刻教训，克服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毛病。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贾拓夫为了推动电厂的调整工作，积极组织干部系统地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23个专题调查材料，亲自主持起草了《抚顺发电厂4年基本工作总结与5年工作初步规划》。他针对制度不严、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坚决果断地减少管理层次，明确职责范围，订立了12种新的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各级行政和技术责任制，并组织全厂重新修订了运行、检修、安全3大规程。他积极协助党委从开展思想整风入手，狠抓了改进领导方法，使全厂迅速出现了设备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走上正轨，生产秩序进一步正常的新局面。 　　在整个调整工作中，贾拓夫认为，抚顺电厂企业管理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党委工作事务化，政治工作简单化，经常工作突击化。企业对“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的党委工作方法，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委包揽了行政事务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党委讨论才能办，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群众政治思想工作，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以致群众心情不舒畅。同时，什么工作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必然使正常秩序乱了套。 　　抚顺电厂整顿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受到中共抚顺市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国务院水电部的重视，并加以推广。贾拓夫回京开会时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高兴地给予了肯定和表扬。 　　贾拓夫在狠抓企业管理的同时，又从多方面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他经常对厂里的干部说：“我们领导干部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脱离实际，正像脱离实际必然脱离群众一样。”他身体力行，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疾苦。由于物资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许多职工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他看了心里十分难过，就请主管生活的副厂长到市里申请批拨了2300多公斤黄豆，交给食堂为职工磨豆浆喝。老工人李天福身体不好，孩子又多，粮食不够吃，贾拓夫经常用自己的粮食和粮票接济李师傅。贾拓夫还经常下食堂帮厨，同大家吃一样的“代食品”。工人们亲切地对他说：“老贾，你是长征干部，身体又不好，我们真不忍心看你吃这个啊!”贾拓夫回答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首先应是普通劳动者，不能特殊化，你们能吃‘代食品’，我怎么不能吃呢!”后来，水电部刘澜波部长到发电厂视察时，贾拓夫向他反映了因粮食紧张，工人不得不以“代食品”来充饥的情况。刘澜波说，工人一天干活要流多少汗水，全靠“代食品”这怎么行呢?随后经过多方的努力，取消了“代食品”。贾拓夫还建议组织了“康复队”，将身体不好的工人组织起来从事轻微劳动，并分期分批疗养休整。当时职工住房也很紧张，他亲自给水电部和东北电管局领导人写信，并派副厂长和基建科科长反复到水电部请批建房资金，终于建起了3700多平方米的新住宅，解决了100多户职工的住房困难。 　　1962年春贾拓夫的“右倾错误”被平反，同年夏奉调回京，1963年初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在中央党校的两年多时间里，系统地阅读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1965年10月，贾拓夫被调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即今首都钢铁公司)担任副经理。他来到公司的第二天，就穿着一身普通干部制服下到基层，投身到生产实践中去。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滴水，真挚地表达了他永不脱离群众、永不脱离实践的胸怀。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他在2个厂、3个矿、6个车间工段从事劳动，蹲点调查，写出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生产管理工作等方面共11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当时，有些职工对推广白云石车间的经验持怀疑态度，他用15个日日夜夜写出了《白云石车间调查报告》，肯定了白云石车间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钢出现了“一夜狂风起，百花尽凋零”的惨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了所谓“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被称颂为“工交战线一面红旗”的白云石车间，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贾拓夫不信这个邪，公开表示他仍然坚持认为“石钢不是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白云石’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受到迫害想不通，感到苦闷，贾拓夫又给了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斗争的勇气。一名青年工人对贾拓夫说：“彭真来车间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就成了反革命!”贾拓夫对他说：“彭真怎么啦?难道他讲的话都错了?我就不信!”一个同志听说造反派要批斗他，冒着风险去给他送信，劝他躲一躲，可他偏不，反而提前1小时到了会场。他利用批斗他的讲台，据理驳斥了对白云石车间的种种诬陷。这以后，他又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贴了出去。 　　贾拓夫的这种为维护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会议上，康生诬陷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康生的讲话给了造反派“尚方宝剑”，贾拓夫遭到更残酷的迫害。一次，一伙人闯到贾拓夫家里，强令他回答有关国民经济的机密问题，贾拓夫坚定地回答：“没有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的指示，我不能奉告。”还有一次，一伙人向贾拓夫收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材料，贾拓夫很干脆地说：“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他1967年5月7日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4年下半年，贾拓夫赋过一首长诗，其中写道：“过则勿殚改，褒时当忌昏，虚心常受益，自满必迷津。辩证观世界，无产化余生，事业铭心内，自由努力争。有党万事足，无私一身轻，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行年过半百，壮志奋兼程，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的理想、情操、品德，以及他的大公无私，献身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1980年3月20日，首都各界700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贾拓夫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薄一波致悼词。悼词说：“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力量。”“贾拓夫同志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贾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得党的信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尤其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强加给贾拓夫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已统统推倒”。党对贾拓夫的一生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 　　注：①宜临蓝道，即宜章、临武、蓝山、道县。 　　②何键，“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 　　③薛吴，指“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薛岳和吴奇伟。 　　④刘文辉，时为国民党川康军总指挥，1949年12月率部起义。 　　⑤绥远省1954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⑥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爆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称“三区革命”。1946年1月三区革命方面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十一条和平条款”，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后国民党阻挠实施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三区革命方面代表退出联合政府，国民党调集军队多次进攻三区革命根据地。新疆解放后，始妥善处理了此问题。 　　⑦三反，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⑧大办小土群，指用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 　　(参加起草：郑戈桓、常诚、陈大伦、赵家梁、张盘、张致祥、贾自新、李瑞林)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