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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贺老总对体育事业的关怀

荣高棠

贺龙同志在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身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等要职。但我却极少听到有人称呼他“贺副总理”、“贺主任”，几乎都是亲切地称呼他“贺老总”。这是群众对他的爱称和敬称。他赤心似火，豪放直爽，待人热忱。在他领导下工作，你会感到有信心，有力量，即使挨了批评，也不会觉得心情不舒畅。 　　我第一次见到贺老总是在一九五一年。当时他在西南工作，我在团中央分管体育。一天晚上，他利用在北京开会的空隙时间，同罗瑞卿等同志来看北京联队同一个外国队的篮球比赛。北京联队打得很糟糕，比分相差悬殊。贺老总很生气。结束以后，他撅着剪得很短的胡子说：“打得太不象个样子，光打花哨球，天桥把式!”过去我虽然听同志们讲过贺老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开展部队体育活动的故事，但我没想到他是这么内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联队输球的要害。使我越发钦佩。 　　一九五二年底，国家体委正式成立，贺老总当了众望所归的主任。我也从团中央正式调到了体委。从此，我在他领导下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 　　一 　　体委成立初期，贺老总还在西南工作，但他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体委的领导。他经常用各种方式了解体委工作的情况。每次来北京开会，只要有时间，他就来体委或把我们找去研究工作。一九五三年，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党交给他重任逐年增多，工作很忙，但对体委的工作仍然抓得很紧。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他管，就是在别人看起来不算什么的“小问题”，诸如场地设备，运动员的饮食、环境卫生、入团入党、婚姻恋爱，他也要关心过问。十几年来，他经常到运动场、体育馆、体育院校，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但他还嫌不够，还特地告诉家里的秘书和警卫员：体委有人来找，不要事先约时间，随时可见。为了开展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群众体育活动，他还亲自给团中央、总工会的负责人写信，找教育部领导谈话。对于出国或在北京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常常是亲自去做，要求他们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为党的外交路线服务，为祖国争光。记得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闭幕的那天晚上，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感到有些疲劳；而当时已经六十五岁、还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贺老总，却来到了运动员休息室召集我们开会，要求我们认真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说实在的，每当我们看到贺老总这样不辞辛苦，奋不顾身的情景，总不免有些心疼，同时也受到鼓舞。他常象是自勉又象是教育我们似地说：他当体委主任，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点的将，是毛主席下的令，“干不好我是睡不着觉的!”贺老总对党的革命事业这样忠贞不渝的品质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是多么崇高可贵啊! 　　二 　　薛明同志最近对我说：贺老总在被监禁的时候，还经常念叨某某运动员该入党了，某某运动员该结婚了，“如果我能出去的话，一定给她去献花。我是答应过的呀!”贺老总这种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因为他在世时无刻不把运动员的成长挂在心上。 　　贺老总说：“运动员中间的许多人，将来都是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骨干力量。我们的责任就是培养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为此，他特地将余秋里同志请来，给我们介绍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建军、整军和带兵打仗的经验。他带头发扬解放军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经常跑到训练、比赛和运动员宿舍等场所去“串门”。每到一个地方，或坐或站，就和运动员、教练员们无拘无束地聊起来。家庭出身，生活习惯，学习问题，无所不谈。因此，谁想入团入党，谁遇到了困难，谁在谈恋爱，谁又吵了架，他都清清楚楚。了解到谁生病或受了伤，他就象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体贴入微。已经当了田径教练的石宝珠同志至今还记得二十年前她双膝受伤时，贺老总对她的关怀： 　　“看医生了吗?” 　　“看了!” 　　“要看西医，也要看中医。晚上睡觉要盖好被子，不要顾头不顾脚；脚要受了凉，腿也要受寒的。” 　　但贺老总最关心的是运动员的政治思想表现。他和运动员接触时，不仅对他们的谈话认真听，就是连床头摆的什么书，墙上挂的什么画，他都要仔细看过，从中体察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发现有什么不健康的地方，哪怕是极小的，他也要提醒对方注意。他要求运动员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向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学习，为人民多做贡献。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过早地谈恋爱。他说，谁坚持晚婚，他给谁献花。 　　他还从练习和比赛中考察运动员的思想作风，发现问题就及时指出。一次，一个男篮队在国内的一场比赛中，有的队员表现得不够好，比赛一结束，贺老总就把他们找来，严肃又亲切地说：我又喜欢你们，又不喜欢你们。喜欢你们的是，这几年你们有进步，有提高；不喜欢你们的是，有些人爱搞小动作，不讲友谊。你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多次提醒我们，对运动员要一分为二，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功过，对尖子运动员要敢“碰”。记得有个运动员在创造世界水平的成绩以后，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贺老总察觉以后，一面亲切地教育这位运动员要正确对待荣誉；一面批评我们对她严格要求不够，一出成绩就娇惯了。他指出，对运动员的正确态度是在政治上、业务上要求要严，在文化上要培养提高，在生活上要关怀照顾，使他们又红又专。 　　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在运动员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抓得不够，没有及时将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同志吸收入党。比如我国优秀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同志，他不顾腰伤，九次打破世界纪录，表现很好，曾多次要求入党，但都没有引起有关同志的重视。贺老总知道了以后，很严厉地批评我们说：这么多优秀运动员不能入党，说明体委领导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有保守思想。应该看到运动员为国家争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有功的。后来，体委有关负责同志与各运动队支部专门研究了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提高了对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先后吸收了徐寅生、李富荣、林慧卿、郑敏之、傅其芳、陈镜开、郑凤荣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入了党。现在，他们绝大部分人已经成了体育工作的骨干。我想，如果贺老总还在世的话，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三 　　贺老总常说，要发展体育事业，没有党的领导不行，但光靠几个党员也不行，要靠大家。他一再提醒我们对非党干部和专家要尊重和信任，要真心实意地和这些同志搞好团结。他身体力行。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蔡廷锴先生，生前曾担任过体委副主任。记得贺老总第一次同体委的干部见面时，就特地把蔡廷锴先生请了来。以后，每次开重要的工作会议，贺老总都提醒我们把他请来参加。该他主持的会，就由他主持。文化大革命前，从香港和海外回来了不少的运动员。贺老总对他们一向热情欢迎，加倍爱护，在生活上照顾，在政治上给以信任。我国著名的乒乓球教练员傅其芳同志从香港回国以后，多次立功，要求入党很迫切。一九六三年，贺老总就建议过乒乓球队党支部考虑傅其芳的入党问题。但由于我们有的同志认为他有海外关系，历史复杂，致使到一九六五年他在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又立了特等功以后，还没有被吸收入党。对此，贺老总很恼火。他在一次座谈会上生气地说：“这样一个多次立功的人，为什么不能入党?说他历史复杂，再复杂也没有我复杂。我在旧社会当过镇守使、军长……。入党要看成份，但主要看表现嘛!你们不介绍，我和高棠来介绍。”正是因为贺老总这样善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体委机关和运动队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运动技术水平也提高得很快。 　　贺老总很重视对人民有用的人材，很尊重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共打破了一百多次世界纪录和四百多次全国纪录，获得了十二项世界冠军。对于这些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教练员，贺老总几乎都接见过。有时还亲自为他们献花、祝酒。徐寅生同志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由于正确处理了个人胜负问题，为我队获得更大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贺老总对他这种胸怀祖国，顾全大局的表现，十分赞扬。比赛以后，他主动去找徐寅生同志谈心，亲切地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这一功的!”已故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同志，是我国最先夺得国际比赛第一名的选手。为了表彰他对祖国的贡献，贺老总亲自建议推选他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结束以后，贺老总还请他到家里作客。贺老总握着吴传玉的手说：你为祖国立了功!要继续提高游泳技术水平，多为人民争光。后来，吴传玉同志在出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贺老总非常难过。他说，失去了这样一位优秀运动员，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一大损失。他还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吴传玉同志学习。 　　四 　　我非常钦佩贺老总那乐观自信，勇往直前的气概。他工作起来就象他走路一样：昂首挺胸，好象脚底下就不存在坎坷。体委建立初期，干部缺少，场地、器材缺乏，更没有一个健全的运动队伍。面对这种情况，他说：我们就是来艰苦创业的，啥都有了，要你们来干啥!一九五八年，为了抗议国际体育组织一些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国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协会的联系以后，有些同志担心这样做会使我们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处于孤立。然而贺老总却毫不在意，说：这有啥顾虑的。世界是人民的。反对我们的，比拥护我们的总是少数。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谁能闭着眼睛说不存在。总有一天他们会欢迎我们回去的。后来，果然象贺老总说的那样，过去中断了关系的国际体育组织又恢复了我们的合法席位。 　　一九六〇年，我国登山运动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的山——珠穆朗玛峰，震动了东西方。其实，这次攀登本来同苏联讲得好好的：两国运动员联合攀登。但将近登山季节时，苏联却背信弃义，突然宣布退出这一活动。原计划由苏方供给的高山装备和部分高山食物也不供给了。当时正是我国困难时期，物资比较缺乏，交通运输也有困难，特别是我们运动员缺乏攀登高山的经验，各方面的困难是不小的。但贺老总却斩钉截铁地说：登!他们不干，我们干!世界上没有征服不了的山，但中国人民却是征服不了的。后来，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在贺老总的具体指挥下，我国运动员以“敢笑珠峰不高”的英雄气概，终于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地球之巅。 　　贺老总雄心勃勃。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向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提出：新中国的人民，要有破世界纪录的雄心和气魄，要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要让人家破我们的世界纪录，不要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他反对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提倡破除迷信，大胆创新，对外国的经验要批判地学，走自己的路。他针对国际篮球比赛中小个子怕打大个子的思想，多次说这是没出息的表现，要小个子去打赢大个子。 　　我常常以抱愧的心情回忆贺老总在一九六四年春天对我们体委几个负责人说的一段话：“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指足、篮、排球)为什么上不去?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的!”他为了把三大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队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如果不是此后不久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贺老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五 　　贺老总思想敏锐，善于从群众中发现新事物。在体育界有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其实，这句话最初并不是做为口号提出来的，而是一个运动员在参加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时，对自己提的要求。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还有人认为这样的提法有点消极，只适应于新手、弱队。而贺老总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正是新中国运动员在比赛场上道德和技术统一发挥的集中表现。于是，他及时而又热情地在动员报告中表扬了这个提法。周总理对这个提法也很赞赏。后来，在周总理、贺老总的大力提倡下，这句话很快就成了各运动队的行动口号，在国内外的体育比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徐寅生同志那篇著名的《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也是贺老总发现后呈报给毛主席的。那是一九六四年，徐寅生同志把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结合乒乓球队的实际，在女队作了一次讲话。反映很好。当时在场的一位体委负责人也认为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讲话，但又觉得通篇没有引用毛主席一句话，是个美中不足。后来，他向贺老总汇报工作时提起了这件事。赞老总很重视，立即将讲话的原稿找了来，并一口气看完。他当即就肯定了这是一篇好文章，马上呈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做了高度的评价，批示说：“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见到这样好的作品。”后来，《人民日报》发表时，还加了编者按，影响遍及全国。 　　六 　　贺老总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只要是中央下达或批准的任务，他都要求我们想方设法去完成。对于一些老上不去的项目，他多半要提出批评，甚至于有时急得发火：“怎么搞的?再上不去，我就撤你的职!”但是，我们谁也不去计较他的态度，因为都知道他这是出自对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而不是因为他“官”大不尊重人。实际上，他的火发过去以后，总要和你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而这个时候的态度则是和气的、亲切的。你再想想他的批评会增加智慧，加强信心。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体会。 　　一九五三年，为了开展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我们组织了武术等项目的运动队，并举行了一次运动会。由于我们对武术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情况估计不足，又没有象解放军那样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组织不纯和搞封建会道门的坏现象。贺老总知道以后，很不客气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通。他说：“对武术界的情况不先去摸摸底，对一些项目也不做科学分析，就冒冒失失地提倡，没有不出问题的。乱弹琴!”但过了一会，他却和颜悦色地指点我们对武术界出现的问题，应该怎么搞，怎么搞，而且还说：“不要因为我批评了你们，就不搞了!”接着，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他自己家里练武术的故事来。他说：“我家祖传武术，男女都会，谁也不敢欺负我们。祖上活到八九十岁的不少。”后来，他又先后派李梦华同志和我专程到少林寺去了解情况。我回来向他汇报说：少林寺当年练功的一些遗迹现在还有，还俗的和尚有的已经成了教群众练少林拳的骨干。他听了很高兴。说：“许世友大将，当年就在少林寺练过功，现在还身强力壮，手脚挺利落嘛!” 　　我最后一次受到贺老总的教诲和鼓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有的群众给我贴了些大字报，我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一天，贺老总见到了我，还象往常一样严肃而又亲切地说：“我们要相信毛主席。有人想整我，毛主席不听他们那一套。毛主席还说要保你荣高棠。”他要我不要害怕群众的批评，要象周总理说的那样，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来对待这次运动。即使个人一时受屈，也总有一天会平反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在我被监禁的日日夜夜，我不知道默念过多少次这番话。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以贺老总的话来鼓励自己活下去的时候，他自己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了。 　　岁月悠悠。现在，贺老总离开人世间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周围的一切怎么变，贺老总的形象在我眼前却一直是那样高大、那样可亲可敬。 　　贺老总没有死!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