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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

薛 明

贺龙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贺龙同志如果活着，今年三月二十二日，该是八十三岁。我常想，以他那坚强的意志、以他那颇健的体质和豪放乐观的性格，只要有起码的生活和医疗条件，而没有凶残的折磨和毒害，他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他能够亲眼看见林彪叛国投敌、折戟沉沙；“四人帮”恶贯满盈、一朝覆灭，他会是何等快慰?!如果他能够置身新长征的行列，再走一段征程，他该是多么高兴啊!但是，这一切，他都没有看到。他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活活地戕害了。 　　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派人到贵州找到我的时候，就要我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情况写出来。总理说：“贺龙同志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只有你一个人在他身边，他都说了些什么，希望你原原本本写下来，报告给党中央。” 　　总理的这个嘱托，是党交给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应该写，我也想写。我知道，贺龙同志不只是我个人的亲人，就连哀痛和悲愤也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作为他的同志和妻子，作为和他同遭迫害的难友，作为阶级敌人犯下的这桩血腥罪行的唯一见证人，我要把贺龙同志这段生活情形如实地记录下来，报告给党和人民。 　　伤痛是难忘的，回忆又是伤痛的。拿起笔来，那两年半的时间，那八百七十二个日夜，就如在眼前；想起那每一天、每件事，都叫人肝肠寸断。我想着、写着，泪水时常打湿稿纸，使我不得不停下笔来。就是这样想一点，写一点，写写停停，断断续续地记下了那段使我毕生难忘的日子。 　　一 　　一九六六年，一场疾风暴雨拔地掀天而起。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同志从外面回来。我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可就是没有告准!” 　　原来，早在八月间，林彪一伙就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同志。接着又恶人先告状，由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吴法宪出面，向毛主席写了诬告信，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同志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今天，毛主席找贺龙同志去，把那封信交给他，要他看看。主席见贺龙同志没有带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等贺龙向志看完了，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同志很坦然，他向毛主席请示：“是不是找他们谈谈?”主席摇摇头，指了指信说：有什么好谈的?主席还很有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九月十九日，主席又对贺龙同志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开会，毛主席亲切地和贺龙同志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贺龙同志坐到毛主席身边了。 　　但是，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贺龙同志，怎么能够想到，就在他和毛主席一起亲切谈话的时刻，却有一股凶恶的暗流向他扑来。 　　两天之后，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窜到了清华大学，找我们的儿子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罪恶的黑手挑动下，恶浪滚滚而来。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又指使人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围攻的人们挤满了庭院。 　　我们已经不能在家居住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还是有人来揪斗。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贺龙同志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他说，“我得去。应该去见见他们。”我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笑了：“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我说：“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同志说：“那好，听总理的!” 　　我随着他来到了周总理家里，向总理请示。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情况也复杂，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当时，总理叫人接通了我们家里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们撤出去；并留我们两人在他家里住下。总理亲自为我们安排了住处。邓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便笺来对我们说：想吃什么就写上，让厨房的同志做。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叫人把他的饭拿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以便利用吃饭的时间和贺龙同志说说话。有时碰到孩子，也关心地问长问短。总理对我们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深感动了。他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 　　总理多么想把贺龙同志留在中南海啊，但是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总理和贺龙同志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同志也参加了。总理还约了江青。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总理亲切地对贺龙同志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总理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总理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并勉励他：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同志神情专注地听着，并要我帮他把总理的话记下来。他是决心身体力行，等到秋天再向总理汇报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四十年的战友的永诀! 　　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三点钟，总理亲自派人把我俩送进了京郊的山区。为了我们的安全，总理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不让带工作人员。 　　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和贺龙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这样长时间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他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在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记得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民党与我们抢夺胜利果实，贺龙同志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我和儿子的住处时，如果不是警卫员提醒一声，他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这天，保姆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儿子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来北京以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现在，我们俩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中。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贺龙同志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如其来地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滚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到了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这对于他是多么难于忍受啊!但是，他想起总理的嘱咐，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 　　他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习写毛笔字。白天排得满满的，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在灯前，交谈学习心得。一册大字本《毛泽东选集》，上面划满了许多他特有的标记；用大字书写的语录也积了厚厚的一叠。这些由他精心选择的语句，这些用工整的笔划写在旧报纸上的、墨迹淋漓的大字，饱含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当我把它们一张张收集好、保存起来的时候，他奇怪了：“我写得又不好，保存下来有什么用?”我说：“将来留给孩子们，作为我们的‘传家宝’!”大概这个想法很使他高兴，他抹着胡须，满意地笑了。 　　然而，报纸上连篇累牍刊载的上海“一月风暴”的消息，却使贺龙同志又坐不住了。他沉重地说：“上海这股夺权的风越吹越厉害了。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同志的名，更激起了他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这几天，他说起批斗老干部的事，总是痛心地摇摇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给清出党外了!” 　　进入二月以后，他思索得更多、更深沉了。他有时翻阅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默默思考，有时在屋里缓慢地踱步沉思。有一天，他突然把一叠纸推到我的面前，说声：“写!” 　　写什么呢?他沉痛地谈起了洪湖地区的肃反问题：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掌握了党的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整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解散了各级党的组织，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贺龙同志心灵的深处留下难忘的创痛，以致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他讲起来还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他回忆起段德昌、王炳南等许多同志惨遭杀害的情景。我看见，他的手在抖，他的眼睛润湿了。 　　当谈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揪斗、被迫害的一些老干部时，他的语气更加沉重了：“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经过近一个月的回忆和思索，三月七日，写完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肃反扩大化和取消党的领导等惨痛的历史经验。 　　我帮助他记录整理着报告的文稿，透过那些语重心长的语句，又一次看到了这个革命老战士的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现在，他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党的事业。他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号声中，类似当年王明极“左”的东西已经发生、并正在泛滥。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他要大声疾呼：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要用自己的胸膛去保护住党的肌体，掩护那些在过去历史错误中幸存下来的战友和同志! 　　然而，就在他用历史上血的教训来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的时候，那些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正在大搞阴谋诡计，历史的悲剧已经在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林彪、“四人帮”就象残害忠良的秦桧制造“风波亭”冤案一样，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一些老同志和贺龙的头上。卖国贼林彪在一个会上首先血口喷人，说贺龙同志是“大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林贼的老婆叶群在总参的会上叫嚷“贺龙要搞反革命兵变”。二月二十二日，江青要周总理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了总理的严词拒绝。她仍不肯罢休，继续猖狂地展开了诬陷贺龙同志的罪恶活动。什么重大的“罪名”和离奇的谣言都制造出来了!一会儿说，“二月兵变”的计划和“班底”都查获了，连“参谋长”是谁也找到了；一会儿又说，贺龙已经乘上飞机投奔了苏联……。株连越来越广，迫害越来越凶，那些当年没有死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老红军战士们，那些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们，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甚至湘鄂西老根据地的群众，都被加以种种罪名，遭到残酷的监禁和拷打…… 　　事情竟然荒谬到这样的程度：当这个冤案被精心制造着的时候，在那个被说得骇人听闻的“二月兵变”里，被说成案情主角的贺龙同志却正在那荒僻的山谷里，蘸着一颗赤心里流出的热血，用全部情感，给亲爱的党写着那最后一份重要的报告。 　　三 　　三月七日，贺龙同志把那份报告带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我们。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同志健康的关怀，还告诉我们，总理一直关心着我们的孩子，除了小女儿又明以外，都已经找到了，要我们放心。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我们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我们见阳光；接着又把我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我们吃的饭里砂子很多，只好把米从做饭的战士那里拿来，晚上，戴上老花眼镜拣砂子。贺龙同志没烟抽了，我拿了几角钱让一位战士买来了一包旱烟叶。他裁好了纸条，卷上烟末，拿铅笔用心地捣捣，然后卷起来，放在上衣口袋里。到抽的时候，拿出一支，把纸头一揪，就美滋滋地抽起来。后来，在迫害日益加重，不能买烟叶时，我又把他丢掉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了来抽。直到他逝世前夕，抽的都是这烟蒂卷成的烟。 　　从这些生活的折磨中，贺龙同志敏锐地觉察到了林彪一伙的险恶用心。一天，我正在灯下缝补着他那件破棉衣。他突然说道：“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 　　我吃了一惊，忙说：“我不能跟你分开。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要作最坏的准备哟!”他微微一笑，“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几天以后，一辆吉普车上山来了，要带我去配眼镜。当我配好眼镜回到屋里的时候，看见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竿上还晾着一件洗了的衬衣。我抚摸着潮湿的衣服，眼睛润湿了——他是想用这来安慰我：“万一分开了，我也可以生活呵!” 　　虽然我们做了克服困难的准备，但迫害的凶狠还是出乎我们的意外。他们竟然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理由是：水源困难。 　　水源困难?我明明看见警卫人员大量用水嘛!唯独不给我们用。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脸不洗了，口不漱了，我忍着难忍的干渴，小心地保护着这一小壶水。他——一个七十一岁高龄的糖尿病人，总得让他有口水喝呀! 　　那些日子里，一起床我就扑到窗前，撩起窗帘，向着天空张望。见到天上有几块云彩，就高兴起来；遇到下雨了，就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也拿到门前接雨水。 　　有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雨，一大盆很快就满了，当我俩抬着水盆跨上台阶的时候，忽然他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我只好拿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来给他灌肠；肥皂水把我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只得瞅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喝上几口雨水。 　　为了使这仅有的一点饮水让他喝得有味些，在他养伤的几天里，我请一位战士买来了一角钱的茶叶末，珍惜地放了一点在他的茶缸里，给他泡了一杯茶。 　　“好喝!”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品了一会说：“还有茉莉花味哩，你尝尝。”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他又说了：“头口烟、二过茶嘛!二过更好喝，你把头一过喝了。” 　　我又喝了两小口，马上明白了：他这是要我多喝点开水呀。我不能再喝了。他是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有责任保护他呀。于是又把茶缸递了过去。他摇了摇头：“你劳累，又好出汗，能不渴?你又要喝你的雨水去!” 　　我这才知道我喝雨水的秘密已经被他发现了。我只好连着喝了两口，眼泪却扑落扑落掉到了茶缸里。 　　在这一瞬间，多少和水相关的往事涌现在心头!我想起了他多次谈起过的洪湖，在那波连波、浪打浪的水面上，他不是曾经战斗了多年吗?我想起了清澈的延河。在他带着五省联防部队保卫党中央的那些年月里，我们曾经多少次从那清清的河水边上经过呵!还记得前几年他去看望登山运动员时，了解到登山途中饮水有困难，立即严肃地告诉在场的一位负责人：“一定要把他们喝水的问题解决好!”后来，在把五星红旗插上地球之巅的胜利战斗中，后勤战士果然把水送上了海拔八千多米的营地。……如今，他多么需要水，他只需要那么一点点水，而林彪、“四人帮”却不给他。他们折磨一个比平常人更需要水的糖尿病人，很明显，就是要使贺龙同志病情恶化。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谈不上梳洗了。一天，我正给他揉腰，他忽然指着我的耳朵说道：“哎呀呀，看你的耳朵。” 　　耳朵怎么了?原来由于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边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啊!怪不得我这段时间里耳朵这么疼呢!我不由得心头一酸。我总还是一个活人嘛，而今耳朵竟成了蜘蛛捕食做窝的地方了。可是我又不愿引起他的伤感，连忙把活岔开，我说：“还说我呢，也不看看你自己!” 　　我说的是他那长长的头发和胡子。天热，我的头发可以找根麻绳扎起来，他怎么办呢?这天，我找来了一把剪刀，动手给他剪起来。我把他的头发剪短了，又用心地把胡子修剪成他平时的样子。——不管林彪一伙如何丧心病狂地摧残和折磨他，贺龙还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修理完了，他摸摸头发和胡子，满意地点点头，幽默地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 　　四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 　　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 　　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但是，哪里知道，九月间，贺龙同志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十月间，周总理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贺龙同志。来人热情地说：“贺老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给你烧暖气。”这样细微的事情，总理都记在心上。但不久，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完全切断了总理和我们的联系。 　　黄叶一片片飘落下来，越落越多了；有的树梢已经只剩了光光的枝干，他掀起窗帘眺望的次数也更频繁，望的时间也更长了。 　　一天夜间，他忽然叫起来：“看，来车了!”我急忙走到他身边，仔细地看了看，什么车也不是，只是几盏路灯在一谷寒风里闪烁，但我没有说破，陪他向着漆黑的远处望着。 　　过了一会，他也辨认出不是车灯了，他沉默了一阵，慢慢地说道：“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贺龙同志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在他那叱咤风云、豪迈豁达的外在风貌的里层，有一颗热得滚烫的心。这颗心十分博大，装着他热爱着的所有的人；这颗心又细得象针尖，体察得非常细微。现在，当他与所热爱的一切隔绝的时候，这种情意就更浓烈、更深沉了。 　　自从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以后，他谈起总理的时候更多了。他不知多少次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深情，向我谈起周总理对他关怀和教育。他把总理看作是他革命的引路人。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义的前夕，他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两人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在周恩来同志启发下，贺龙同志坚定地表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他把枪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革命，毅然参加南昌起义，投身于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从那时起，四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年俱增。今天，当钻进党内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风刀霜剑逼来的时候，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着他。对这样一位好领导、老战友，怎么不使他时刻怀念呢!然而，我看得出，在深切的怀念里，他又加上了担心。报纸来了，他总是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有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之前。 　　贺龙同志对毛主席的怀念尤为深切。每当听到有关毛主席检阅群众和接见外宾的消息，他总是急切地想看到报纸。报纸一到，他就抓到手，然后用崇敬的目光久久端详着毛主席的照片。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天气有点凉。快到十点钟开始检阅的时候，贺龙同志面对天安门的方向，象是问我又象自言自语地说：“天气这么凉，不知毛主席穿大衣了没有?”然而，他把对毛主席更多的感情是用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上。在这一段时间里，贺龙同志特别专注地读起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长时间的默默沉思，有时叫我一起阅读和交谈。我看出，他正把这篇文章的精神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着深沉的思索。一天，他指着这篇文章，无限感慨地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越缓慢了。我看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支红蓝铅笔指着书，要说什么，但已发不出声音来了。我赶紧扶他躺下，检查了瞳孔、量了血压。为了试试他是否还清醒，我把日历牌上的毛主席像举在他面前，问他：“你还认识吗?快说话呀!”他点点头，伸手把毛主席像抱在怀里，用铅笔在纸上写了“毛主席”三个大字。随后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治，还虐待他。他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后，就再也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回来。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悄声告诉我，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了“反革命”。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和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同志，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感情激动得很厉害，时而捶着床板高声叫喊起来，时而声音哽住，半天讲不出话来。 　　这一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没有入睡。 　　在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里，我陪着他度过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啊!他那心窝里，对同志，对战友的爱象浪涛一样汹涌翻滚。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于是就说到这个人战争年月的往事。这时候，他的眼睛微眯着，话音里透着深深的怀念。而且，几乎每一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的那天，他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他常常谈起国家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怀念着那些地方、那些人。十几年来，他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到过许多海防哨所，连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运动员的训练场地。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月间，他还跋涉在三线的山路上。他满怀深情地说：“要是再能看看那些地方，看看那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呵!” 　　有一天夜里，听到了雨声，他象过去一样对我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我俯到窗口喊那监护的哨兵：“同志，到走廊上来嘛，别淋了雨……”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地说：“好，过来了就好!” 　　不过，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个萦绕在心头、却谁都不愿触及的话题，就是孩子。贺龙同志爱孩子。虽然对孩子要求得严格，有时批评得多、也很严厉，但是爱得很深。而且，我早已发现，这种对孩子的爱，随着他年龄增高，是越来越深了。现在，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和孩子分手已逾一年，他怎能不想念他们呢?至于我这个做妈妈的，怀念和牵挂更是不必说了。儿子、女儿以及那些曾抚养在我们家的孩子们，他们如今在哪里?他们还活着吗?他们生活过得怎样呢?……然而，不管如何的思念，我只有深深地压在心底里，却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流露出来。——他受的折磨已经够多的了，他的心已经够苦的了，怎么能在他那深受创伤的心尖子上再撒盐巴呢? 　　但是两颗心中间的这层纸，终于被他捅破了!就在我们受到迫害日渐增多的时候，一天深夜里，他忽然说了一句：“长草短草，一把挽倒，他们要斩草除根的。”我问他：“又想什么啦?”他轻轻叹了口气，说：“孩子呀!我把孩子们也牵累了!他们的处境一定比我们难得多啊!” 　　话头一挑开，就象开了闸的水，流个没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谈起来。末了，倒是他安慰我了。“这样也好。他们真正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让他们摔打摔打吧!”他充满感情地说：“他们有希望。他们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是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他们是党抚育成人的，他们属于党和人民。回想儿子出生的那年，日寇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对陕北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部队的供应很困难。那时候，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同志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了，组织上特别分配给他一小筒奶粉。但关政委舍不得吃，派人把这一小筒奶粉送给了我。他说：“我吃这个没有用了，留给薛明吧!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一定缺奶。”当时，布匹也很困难，刚出生的娃娃也只得穿着大人一样的粗布衣服。朱总司令知道了，脱下自己贴身的内衣，让康克清同志给我儿子改成了件柔软一点的衣服，并亲自送了来……。我们革命者，从未把子女看作私人所有，就是在这凄风苦雨、与世隔绝，遭受着种种诬陷和折磨的时候，我们仅仅有那么微小的愿望，就是得到一点点关于他们的消息。只有一点点就行啊。但是，消息在哪里呢? 　　有一天，我刚走进厨房，就看见案板角上放着一个信封，信，是敞着口的。走过去一看，上面写着“薛明妈妈收”。“妈妈”?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我一把抓过来，转身跑回房子里。大概我激动得太厉害了，贺龙同志吃惊地望着我，连声地问：“怎么啦?” 　　我说：“孩子来信了。” 　　“什么?”贺龙同志也激动了，“哪个写的?” 　　真的，还不知道是哪个写来的哪。我打开了信，是小女儿又明写的。她说：她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我们：“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同志带来了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叨：“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这封短短的来信，是两年半的时间里得到儿女的唯一的一封来信，也是贺龙同志生前得到的最后的一封来信。这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突然问起来“幺女的信呢?来，念念幺女的信!” 　　要是孩子的一切，都象幺女说的那样“很好”，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多么热切的希望孩子们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啊!但是，他们是贺龙的儿女。林彪、“四人帮”这些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对我们是要斩草除根的，怎么能容得孩子们“很好”呢?他们把种种可怕的罪名和谣言加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到处搜捕他们。鹏飞和晓明把小妹妹又明藏在一个老同志家里，两个人连夜逃出了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劳动。后来还是周总理派人找到了他们，送回了学校。 　　一九六七年十月，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后来，由于陈毅同志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头上。那个窃取了公检法大权的人作了批示，在“企图外逃”的罪名下，鹏飞、又明和许多老同志的子女一道，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了半年多。又明从少年管教所出来以后，和几个老同志的子女一起到陕北插队落户。谁知，一个深夜里，一伙人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她们住的地方，一把扑灭了油灯，然后拳脚棍棒使劈头盖脸地打来。有的孩子被打得伤势很重，又明的髋骨也被打伤了。…… 　　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幸好贺龙同志生前都不知道这些情况)。而在当时，这个从未给孩子们写过信的贺龙同志，却亲自握着笔杆给孩子们写起信来。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贺龙同志勉励子女们要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自然，贺龙同志亲手写的这些信，孩子们连一封也没有收到。他们是永远也收不到了。 　　五 　　贺龙同志最后的两年半，和他整个的一生一样，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深情厚爱，是和他对阶级敌人的憎恶与愤恨紧紧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林彪、“四人帮”造出了那么多荒唐怪诞的谣言，却做贼心虚，从来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提出什么问题。还是在一九六七年底，我在厨房的台阶上拣到了一角绿色的纸片，象是油印的传单，上边有“贺龙篡军反党”等字样。贺龙同志看了一眼，淡淡地一笑，说道：“他们喊‘打倒贺龙’，我是不打倒自己的。我没有罪，我还要为党作更多的工作!”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他们突然送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同志“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算是隔离以来向他提出的唯一的重大“问题”：“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同志把信往桌上一摔，气冲冲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对于贺龙同志的愤怒，我完全能够理解。提出这个问题是卑劣而又阴险的。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红军部队由一万五千人减到了不足三千人。一九三三 　　年十二月，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困，一面亲自派遣反动政客熊贡卿，以贺龙同志“早年友好”的名义，妄图进行游说和策反。接到了熊贡卿探询的来信，贺龙同志立即识破了敌人的用心，并看作是对自己极大的污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楚敌情，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待熊贡卿供出情况之后，贺龙同志马上下令把他逮捕，就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上，贺龙同志先向红军部队宣布了熊贡卿的罪行，然后下令把熊贡卿枪毙了。这件事，表现了贺龙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比坚定。当时在场的上千名红军战士，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件事，贺龙同志和湘鄂西分局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有关材料一直保留在党的历史档案中。本来是白纸黑字、早有定论，并且是有案可查的。然而，现在竟然成了贺龙同志的“罪行”。他们恶毒地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那个与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而又掌握大权的“顾问”，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也曾信口雌黄地说：“贺龙在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要“现行和历史综合研究和具体落实”。这些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就这样把贺龙同志历史的功绩颠倒过来，妄图把他打倒。 　　在战场上，贺龙同志面对着敌人的子弹他眼睛都不曾眨一眨，现在，这个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璜起来、盗用了党的庄严名义射来的毒箭，却把他那颗赤诚的心给重重地伤害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来，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划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那步态，那神情，简直象一只受了伤的雄狮，使我看一眼就心如刀铰。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情，却谈起了过去。他谈到：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拉起了最初的那支打富济贫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驱赶了敌人派来的“说客”，处理了部队的反动分子，掩护了被追捕的共产党人和农协会员，然后，坚决执行觉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脱下了将军的马靴，穿上了草鞋，和周逸群等同志带着几支手枪路过洪湖，攻打反动民团，缴了几百支枪。他把枪留在当地组织游击队，然后回到家乡桑植一带，发动农民起义，几经失败和挫折，终于组织起红四军，创建了湘鄂西红色根据地。他谈到了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也谈到了艰难的方里长征；谈到了在王明路线时期，自己怎样处于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使革命减少损失；也谈到了在张国焘搞分裂阴谋的面前，怎样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进行斗争的情景。他还谈到了他的亲属。他的亲姐姐贺民英(香姑)、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了，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连尸骨都不能收。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阶级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屋，挖了他家的祖坟……。是啊!几十年的拚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找到了党，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有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怠。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结成一体，谁也无法使他同党分开!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低下去了，“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贺龙同志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宵没有睡觉。第二天，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枕巾湿了一片。 　　那份所谓“问题”的材料，被贺龙同志摔在了一边，再也没有理睬它。但是，他思虑的问题似乎更多了，因而常常失眠。好几天，他不断重复地对我说：“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有一次，他对我说起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六六年九月间，他见到了林彪。当时林贼阴阳怪气地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我问他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我回答：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我怀着由衷的敬意，望着贺龙同志那正气凛然的神情。他已经看穿了林彪一伙对他又拉又打的无耻伎俩，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是啊，这一伙阴谋家如此疯狂地迫害贺龙同志，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的。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同志就知道林彪犯有严重错误，并对他作过批评。对于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历史，我们也有所了解，并作过揭发。更重要的是：作为党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向立场坚定，无私无畏，坚持原则，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正是这些，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他们要置贺龙同志于死地。而贺龙同志尽管处境如此险恶，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想着党的事业!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着苦难。这一切，使他坐卧不安。他多么想冲出这个囚笼，把他的遭遇、他的想法告诉党啊!特别在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之后，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我愿意见群众!我要把实际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要我帮他弄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到群众中去。在收到幺女来信之后，他也曾想和孩子联系上，通过孩子把情况和意见报告给党。自然，“监护”太严了，这些都没能实现。 　　一九六九年二月的一天，贺龙同志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他对我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开会了，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及其一伙的名单以后，一连几天，他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六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 　　林彪、“四人帮”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同志打倒，也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我们的处境也越发危急了。我和他合用的一块毛巾，早已经破了个大洞，这时只剩下四个边。贺龙只有两套衣服，全都破了；破了再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穿的差些还可以忍受，难耐的是在饮食上对贺龙同志病体的折磨。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这种病本来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需要的就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过去多年来，由于医生和我用心护理，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现在凶狠残忍的林彪、“四人帮”却利用了贺龙同志所患的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特别是强迫我们搬到山下以后，吃的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主食少一点，倒无关紧要，而副食、特别是蔬菜，对一个糖尿病患者，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医药。没有它，就等于没有了生命。为了使他能多吃一口菜，每次吃饭，我只把筷子伸到菜盒里，蘸一点咸水放在嘴里吮吮，不去动那一点点菜。后来，这个动作被他发现了，他拿起筷子从中划开，要“各自包干”。我只好瞅他不注意，把“分界线”悄悄地挪动一下。可是，这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副食越来越坏，甚至有一次，送饭的人竟然把饭菜全部倒在了地上。 　　在医疗上的迫害，更是狠毒。原来营部的一位医生，对贺龙同志很关心，医疗上也比较用心。贺龙同志的腰扭伤了，他弄来了中草药敷治伤处，还有时悄悄地为我们买点零星的东西。但是，迫害加剧之后，这个医生被调走了，派来了一个新的“医生”。这个经过林彪死党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医生”一来，就开始在医药上作文章了。他采取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抄检搜查贺龙同志的药品；没有搞到手，就公然用“组织决定”的名义，把贺龙同志一点必需的备用药品甚至检验糖尿的试剂都全部拿走了。此后医疗条件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每次服药，他还要监视我们吞下去。接着，又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使贺龙同志的身体更加衰弱了。我注意到：他越来越坐不住了，读书坐不多会就起来走走；要听收音机，可打开听不一会儿就要关上。这是因病引起心慌、心烦的表现。一天，听见“监护”的人杀猪，他说：“真想吃点猪耳朵。”不用说，是要不来的。于是，他谈起了当年在湘鄂西的斗争。他说，“咱们家乡的糍粑可好吃啦!”可哪里有呢?有一次，他突然说起了两年前在总理家住时的生活，他问我：“那时候，邓大姐问我们要吃什么，就叫厨房做，你要过什么没有哇?现在说说，画饼充饥也很有意思!” 　　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是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我望着他那消瘦的脸，强忍着心头的酸楚，问他：“你是不是饿啊?” 　　他凄然地笑笑：“嘿，算你说对了。” 　　这种饥饿，是由于副食太坏，营养不足，致使糖尿病失去控制的现象。但是，“医生”不仅不给检查和治疗，反而让他吃糖，促使病情加重。 　　没有足够的饭食，又不给药，真是急死人!我不能眼看着他忍受饥饿的折磨，也不能让他“饮鸩止渴”似地吃“医生”给的糖水解饿。可是怎么办? 　　我抬起泪眼，满屋里打量，哪里有什么合适的东西给他吃呢。为难了很久，我横了横心，闯到厨房里去，拿了一棵白菜，抓了一把盐。我把白菜腌在盆里，倒上水。这盆泡菜给贺龙同志带来了快乐，一会儿跑过去，拿根小棍(*扌通)一(*扌通)，看一看，闻一闻。两三天以后，泡菜泛起了水泡，冒出了酸味。当我看着他大口吃着的时候，我多么高兴啊! 　　后来，正经蔬菜搞不到了，我就在野菜上打主意。我从院子里拔了些茴茴菜、苦苦菜、马齿菜，拿回来洗洗烫烫，赞龙同志又有了点可以吃的东西了。 　　当然，这些为数不多的野菜，终归解决不了贺龙同志的营养和治疗问题，他的身体一天坏似一天，脚气的感染长期不愈，反而更严重了，身体衰弱，步履艰难，连上趟厕所也走不动了。 　　那些天，他经常讲起当年长征的生活。他说：“那时候穿的衣服就是这样。”“过草地，就是吃这个。”……我看出，他是在讲给我听，也是借回忆当年的艰苦斗争，来激励着自己坚持下去。他已经意识到，在这残酷迫害下，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一天，他终于对我说出了他反复想过的话：“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就够了。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夜里，我们虽然服了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我只得挣扎着起来找医生再要些安眠药。因为身体太弱了，刚走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他见我很久没回屋，爬起来找我，拉我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我们搀回来扶上床。 　　半夜，我刚刚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支歌曲。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 　　“洪湖水，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在这样的时候，竟能听到这样的歌?虽然贺龙同志被整成了这个样子，可人民还是热爱着他啊!我激动地挣扎着爬起来，隔着窗子问道：“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哨兵小声回答：“湖北……阳……” 　　贺龙同志显然已经听了一会儿了，这会他把话接过去：“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就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革命人民。他深情的说道，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他想念着洪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善良的青年战士说出的三个字，竟是他最后听到的亲切的洪湖乡音；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七 　　贺龙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坏了。我无论怎么护卫着他，幻想着、期望着他能活下去，那个不幸的时刻还是无情地到来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早晨，贺龙同志听过广播以后，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我意识到这是以前保健医生给我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我非常焦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医生来救治。但是，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冒牌的医生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有止住呕吐。我又催促了五次，他们还是借故拖延，直到晚上八点钟，才来了两个医生。我赶快向他们讲述了病情，请求立即抢救。医生没有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同志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而且吊上瓶子就匆匆走开了。原来，专案人员就在外屋直接掌握着这次“救治”，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同志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对我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贺龙同志说对了!当他们给输液的时候，我对输葡萄糖很是疑虑。我要求他们进行检查，并且谨慎用药。他们取了病人的小便，后半夜才化验回来。我看见，几个人对着化验单小声地嘀咕着：“对，是这样!”我的心头略略宽松了些。心想，大概根据检查，应该输葡萄糖吧。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检查的并不是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了毒!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二千CC。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竟然丧心病狂到这样程度：明明是他们谋杀贺龙同志，反而还要把“服毒”的罪名安到贺龙同志头上! 　　第二天，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同志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同志，一听是“组织上决定”，不再吭声了。他回过头来问我：“我去住院，你呢?” 　　我望着医生们那木然的脸，他们谁也不表态。我能回答什么呢?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我在茫然中，只听见一个人厉声地说：“快，把手表摘了!”原来贺龙同志因为瘦了许多，手表已经脱落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手表往上推了推，随手握住了他那只已变得瘦骨嶙嶙的手。他握住了我的手，点了点头，微微睁开眼，看了看我。 　　担架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我紧跟在后面想挤上车去，可是车开走了。看不见车影的时候，我才回到房子里。刹那间，我的脑子成了空白，忘记了一切，也想不起一切。我呆坐着，双眼发直，浑身木僵，从上午九时起直坐到下午两点多钟，一动也不想动。 　　下午三点钟，有人敲门了。来人说是要我跟他去医院核实一个材料，这就是说，我马上又能见到贺龙同志了。我一下子站起来，快步跟着他走出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员迎面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了?明明六小时以前他还在和我讲话嘛!? 　　那人还恶狠狠地说：“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句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元大洋买他的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而听得不真切，只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都很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从那个令人心碎的时刻起，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这悔恨，这怀疑，也折磨了我十年。现在，在我的面前放着贺龙同志当年病历的摘录和有关材料，在这里面我看到了林彪和他在总后的那个死党的“指示”。早在一年多以前，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他们就在材料里写着，贺龙是“诈病”；并指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由“经治军医主宰”。根据这样的指示，他们明摆着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不肯足够地使用，已明确诊断为糖尿病酸中毒，却又一次输了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而在死亡报告中却又不敢写上这一事实。从这些充满着法西斯血腥气的批语和血淋淋的事实里，我弄清楚了：自从贺龙同志落到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之中，他们就从来没有作过什么救死扶伤的治疗，而是不断在搞着杀害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勾当。…… 　　我还在想着的功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敌人?眼角里清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在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有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有穿上。我多想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唇上的胡髭，把那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竟把我和孩子带走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贺龙同志的遗体是秘密火化的。火化的那天，他们不让我和孩子们在场。不仅如此，他们还用“王玉”的代号，将贺龙同志的骨灰藏起来，并下令去执行的人不准外传，要绝对保密。这伙丧尽天良的东西，就是害怕人民群众知道贺龙之死的真相。 　　八 　　我又被送回原来的地方。屋子里空荡荡的。与贺龙同志相关的东西都被搜走了，就连他亲手写的那一张张毛主席语录，也被拿去烧毁了。剩下的只有幺女那封信，还有他抽剩下的几个自卷的烟头。 　　贺龙同志的生命结束了，但他们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把窗子用木板钉死，一点阳光也透不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特别是我被押送到贵州关押以后，我这个被称为“神秘的老太婆”的要犯，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 　　我是北方人，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在农村和山区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但多半在气候干燥的地方。乍来到这“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地区，身体很不适应，再加上过的是监禁生活，所以生了满身的病。更痛苦的是什么事也不让我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一天，我牙根发炎，忽然发起了高烧。看守押着我进了卫生所。我坐在一块砖头上候诊，忽然医生叫人了：“王树芬!”我看看另外两个候诊的人，他们也望望我，谁也没有应声。看守过来了，把我用力一推：“叫你哪!” 　　医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只好老实回答：“我……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许我讲真名，还经常给我改名换姓，又不告诉我。 　　日子可真是难过呀!但每当我痛不欲生的时候，贺龙同志那坚定、乐观的神情就出现在我眼前，耳边也响起他那有力的声音：“要活下去!”是啊，他已经负屈含冤、蒙垢饮恨地死去了，再也不能同阶级敌人斗争了，我怎能违背他的遗愿死去呢!不。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需要我，贺龙需要我，我得活着!总有一天，我要把贺龙同志惨遭迫害的情形报告给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给人民! 　　我日夜盼望的这一天来到了。就在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不到两个月，周总理终于找到了我的下落，派人专程到了贵州，把我接回北京。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同志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说，要给贺龙同志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一九七四年九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周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亲自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了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过来，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仪式开始了。周总理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前，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四十八年以前，在贺龙同志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总理曾经说过：“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现在，周总理又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周总理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同志的遗像，在心底里喊道：“你看到了吗?你听见了吗?” 　　党和人民象从前一样深深地热爱着贺龙同志，但是林彪的同伙“四人帮”迫害贺龙和我的罪恶活动并没有停止。江青的心腹爪牙迟群，就以派护士为名，对我进行监视，并在介绍信上就写着任务是“看押重要女犯”。迟群还恶毒地要我交代和林彪老婆叶群的“关系”，企图把我这个首先揭发她、并受到她残酷迫害的人，打成林贼的同伙。就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后不久，“四人帮”又煽阴风，点鬼火，把这个经中央批准、叶副主席主持、周总理致悼词的仪式，说成是用“死人压活人”，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妄图把平了反的贺龙同志的冤案再翻过去。 　　十月的一声春雷，震撼了祖国的万里长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愿，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党和人民胜利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现在，我又站到了贺龙同志的像前。 　　我要告诉贺龙同志：历史这个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判决：林彪、“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匪徒们，已经受到了人民的惩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要告诉贺龙同志：你的血没有白流。你与许许多多战友和同志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引起了深深的思索。党和人民正在彻底清算他们那条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永远不会再让历史悲剧重演了。 　　我还要告诉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胜利前进。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的伟大号召，正激励着亿万人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勇向前。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正在变为光辉灿烂的现实。 　　安息吧，亲爱的贺龙同志!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