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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恢复东北铁路运输到奠定中国综合运输的大交通

凌祖佑

1946年初春，我从延安外语学校毕业分配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在抢占东北地盘，拉锯战十分激烈。4月18日长春解放，东北局和东满铁路局的领导进驻长春。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吕正操为中长铁路管理局理事会主席，委派郭洪涛为中长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此时我被分配到中长铁路工作，郭老是我见到的第一位首长，我被分配做他的秘书兼秘书科长。与郭老同到长春的有运输处长甄陶、财务处副处长朱成烈、秘书处副处长王维恭、长春铁路分局局长张铁铮、长春站长韩力平、护路大队长唐恒等。中长路的苏方局长儒拉乌廖夫将军在哈尔滨声明他只保管苏方财产，运输业务由军管方负责。所以郭老负责军管，还负责运输。郭老那时工作非常繁忙，既要支援前线战斗，运送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又要把沈阳、四平一带几个日本军火、军械仓库的弹药武器紧急往后方疏运。而当时线路设备破坏严重，机车没有一台完好的，原有的好机车在解放之初被苏军当战利品开走了。燃料、配备器材也奇缺，职工技术水平较低，领导干部多数是外行。在重重困难面前郭局长毫不畏惧，亲自抓领导干部的业务学习，能者为师，边学边干。路局党委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发挥了一批留用职员的业务专长。我们还抓紧做群众思想工作，挨门串户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由于干部以身作则很快赢得群众信任，先后涌现出一批先进工人代表，在恢复铁路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东北战场形势严峻，国民党调集精锐部队攻打四平，意欲夺取长春。为支援四平战斗，阻止敌人前进，后撤运输重要的工厂设备和仓库物资，铁路部门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由于国民党特务还在进行活动，市民纷纷离开长春，铁路上几乎没人上班。火车司机只有几个日本人，每天要挨家挨户叫他们点燃机车，运送各种物资。郭老还曾和日籍机务段长商定由他们派出四五班机组，驾车到梅河口执行任务。 　　5月19日，我军撤出四平。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后勤部连夜向哈尔滨撤退。大批物资和人员涌到长春站，争抢机车、车皮。郭老亲自到车站调配列车，安排运输，控制住混乱的局面。整整一夜，发出18列火车。20日清晨，郭老和铁路局的部分同志才登上装甲车，撤离长春。21日早8时，我和张铁铮、韩力平、张铁民四位同志坚守到全部人员撤离后，才乘上单节柴油车离开长春。那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范家屯，距长春只有10里了。此事距今已60多年了，郭老那临危不乱、镇定指挥的形象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人员撤到哈尔滨后，与原北满铁路局局长陈大凡等同志合并成立大北满铁路局，陈大凡同志任局长，郭洪涛同志任政委。东北铁路总局成立后，北满铁路局撤销。陈云任总局长兼政委，吕正操任第一副总局长，郭洪涛任第二副总局长，陈大凡任第三副总局长，马钧任第四副总局长，副政委李富春、陈正人。总局经理部领导的任命为：部长朱绍天、副部长廖诗权，运输部部长周侠平、副部长甄陶，材料部部长赖萍、厂矿部部长叶林、工电部部长武可久、总务部部长钱应麟。不久，护路军成立，司令为苏进，齐齐哈尔护路队队长为郭维诚，此外还有东满护路队、牡丹江护路队等。 　　那时形势仍比较紧张，我方处于半撤退状况，平时总有4列车，随时准备出发。一列给东北局用，一列给行政委员会，一列给民主联军，还有一列铁路总局自用。由于处在战备状况，办公、住宿都在火车上，下车吃饭。一直到9月份，哈尔滨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王维恭带几个人找到车站附近的大和旅馆，硬闯进去，以后其他人也陆续搬进大和旅馆，马钧把齐齐哈尔的人调来在大和旅馆办公。东北铁路总局决定成立牡丹江铁路管理局，10月1日正式成立。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局长由副总局长陈大凡兼任，政委由副总局长郭洪涛兼任，副局长为孙鲁光、苏梅。郭老开始没有去，由于战乱，当时东北只有一个鹤岗煤矿还在生产，气温已经零下40℃了，没有煤，就不能发电、取暖、机车也无法开，解决鹤岗煤矿的生产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总局派洪涛同志去了鹤岗，帮助鹤岗矿物局长闵一帆同志指挥煤矿的生产和统筹分配。在他的部属下，鹤岗全矿进行了彻底地民主改革，深入开展反把头斗争，处决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反动把头，人心大快。精减了非生产人员800多人，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调动了生产积极性。经过整顿，煤矿的生产形势大为好转。我没有去鹤岗，调到中长铁路局作翻译处长的工作了。郭老调回铁路总局后，写了文章《鹤岗煤矿整理人事的经验》，发表于中共东北局刊物《群众》上。 　　10月，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和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长叶季壮去前苏联谈判军需物资问题，开始谈的很艰苦，后来我方同意援助苏方100万吨粮食，苏方才答应给军需物资、铁路用器材设备以及布匹棉花。谈判后期郭老在绥芬河参加了与苏方在货物交接、车辆过轨等具体事宜的商谈。那年是解放区人员大批到达东北的第一个冬天，冻伤超过三分之一，保暖过冬成了当务之急，因此保障铁路运输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任务。这批物资的运输到1947年春才完满结束。以后发展为苏联与东北解放区的商贸关系，每年的交易量有很大增长。以上两件事都体现出郭老是敢于负责，勇挑重担的人。 　　1947年2月，东北铁路总局召开党委扩大会，吕正操主持，总局各部的部长、局长、政委一齐到会。会上，郭老和黄逸峰提出铁路运输用的留守人员墨守成规，对新事物接受不了，必须改变。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干部政策、集体领导、整顿铁路以及民主改革问题。从此解放区来的干部成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运输部长周克，机务部长马钧，工务部长吴白，电务部长王玉衡，财务部长廖诗权，总务是钱应麟，工会主席李明哲，政治部主任陈坦兼，组织科长马培德，领导机构健全了。郭老重回总局，负责政治和干部工作。孙鲁光接任了牡丹江局局长。这次改组，郭老和黄逸峰起了很大作用，从此，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铁路走上人民铁路的正轨。以后来到东北的干部越来越多，陆续充实到各车站作军代表，保证了铁路运输的通畅。 　　1948年春，陈云同志参加了总局一次党委生活会，最后对吕正操、郭洪涛、黄逸峰、余光生等作了工作评价和批评并指出努力改正的方向。北平解放后，洪涛同志调到关内任平津铁路管理局，后改为天津铁路管理局局长。他很注重企业的科学和民主管理，开展节约立功运动、创造新纪录运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拥有五万职工的天津局在运输、机务、工务、电务、通讯、材料、公安等各方面推行了责任制，制定了新标准，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天津局在1950年和1951年都获得了铁道部颁发的优胜红旗。1950年，郭老在天津局开始试行经济核算制，1951年6月，天津铁路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人民铁路的经济核算制》一书，其中前五章是郭老写的。该书为推行经济核算制的经营管理方式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意见。那年我到天津局看他，把我在中长铁路写的几篇文章拿给他看，其中有关于成本核算、流动资金计算、如何从货运图出发做铁路的运输计划等几篇文章，他很重视。1952年郭老调到铁道部工作后，在全国继续推行中长铁路经验、推行经济核算制，在他的推动下，在哈尔滨办了第一期学习班，我去讲了课。洪涛同志调到六办工作期间，组织调查组对新建的宝成、兰新铁路进行经济核算工作，他亲自带队，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抓交通运输战线的工作是非常在行的。 　　洪涛同志一直在领导铁路、交通、通信部门的工作，离休后在交通运输协会担任会长，为我国交通通信事业出谋划策。我从铁道部财务司离休后到交通运输协会工作，担任了两年《交通运输年鉴》的总编辑工作。每年他都为年鉴撰写专文，回顾交通事业的历程，展望新一年的交通工作。在与他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他为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迫切心情，他深刻的了解中国经济的腾飞，必须交通先行，这是他一直积极倡导并为之不懈努力的。他写的报告和发表的文章都针对当时交通运输的形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前瞻性问题，很有特色。如：1982年的《中国交通运输现状与运输发展的展望》，1985年的《关于200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报告》，1987年协会秘书处起草的《关于建设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十条建议》，1988年的《能源基地煤炭外运道路规划的回顾与展望》，1992年的《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运输通讯能力》，1993年的《发展我国高速铁路势在必行》，1995年的《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1997年的《促进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等等。重读这些文章，依然可感到他对中国交通事业的运筹帷幄，依然可见到他孜孜不倦勾画全国交通蓝图的背影。 　　洪涛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细，他是讲原则的人，对自己的上下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的事业，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中国的交通事业上。实践证明，他的意见和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的工作作风和人格赢得了交通界人士的普遍认同和尊敬。 　　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加大了基本设施建设投资，洪涛同志提倡的中国大交通网络正在全面实施。洪涛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可以告慰他，“交通先行”的梦想在中国即将实现。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