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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敌后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而战斗的18个月

丁龙嘉

一、在历史剧烈变动之际，受命战斗于山东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一方面配合中央派来的八路军代表和华北联络局代表同国民党第三路军和山东省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贯彻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队伍。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撑和足够数量干部的帮助的情况下，单独创建了一支八路军部队——山东纵队。这个特点也呈现出个弱点，即缺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力量和经验。正因如此，黎玉于1938年4月到达延安，要求中央派主力部队和干部到山东。 　　在上述背景下，中共中央派遣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郭洪涛率领50余名干部到山东工作。郭洪涛一行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侵占山东后继续南进。李宗仁部正在台儿庄阻击日军。我们党的方针，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平原的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还没有经验，需要看一看。同时还指示，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发展民兵、基干武装和主力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随后，刘少奇也做了指示。他对郭洪涛讲：在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建立了共同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郭洪涛到山东后，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他还指示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离河南省委太远，应从河南省委划出，归山东省委领导。 　　郭洪涛率领干部于1938年5月到达山东省委驻地。自此到1939年11月他率领山东代表团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共在山东工作了一年半之久，先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苏鲁皖分局书记。这一年半，正是山东抗战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日伪方面，日军于1938年5月占领徐州，致使山东全部沦为敌后；又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中日战争开始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注意力主要用于对付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军在山东的驻军升至为3.6万人，伪军在山东的人数增至为8万人，并进行两期“肃正作战”；同时，强化了全省的伪政权。在国民党方面，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着手恢复、扩张行政和军事力量，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精神，挤压甚至武力进攻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设立了鲁苏战区，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进驻鲁中、鲁南。在共产党方面，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起义队伍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并由分散走向统一，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党组织开始全方位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郭洪涛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局势之下，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 　　二、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素质，壮大党的力量，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确立了核心领导力最 　　193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南上庄召开了干部会议，郭洪涛在会上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几个主力支队开始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道路上前进；广泛组织与武装广大民众，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向东开创沿海地区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以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省委将这个战略计划报告了中央；6月30日，又作了补充报告。7月4日，毛泽东电复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去做。”省委立即召开会议，再一次研究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问题，进一步确定了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将省委机关设在沂蒙山区沂水县的岸堤村。 　　郭洪涛到山东后，根据中央决定，重组了山东省委，郭洪涛和林浩为省委常委，郭洪涛任书记。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电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管辖山东和原属河南省委管辖的苏鲁豫皖边区。郭洪涛仍任省委书记。 　　中共山东省委和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到1938年12月，由原来的鲁西、鲁北、胶东3个特委，鲁中、鲁东、鲁西南3个工委，淄博矿区工委和济南市委，发展为鲁西、鲁西北、胶东、清河、淄博、泰西、鲁东南、苏鲁豫8个特委，以及济南工委，省委还直接领导了新泰、莱芜、泰安、沂水、蒙阴、费县、临沂、临郯、博山、淄川、曲泗宁边11个县(工)委或中心县委。 　　193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张经武、黎玉率近200名干部从延安到达山东。12月，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张经武、黎玉任委员。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主力部队入鲁。5月，中央决定，扩大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建立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区各正规部队、游击部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来山东。8月，八路军第1纵队正式成立。这时，中央指示：苏鲁皖分局以郭洪涛、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张经武、彭雪枫8人为委员，郭洪涛为书记；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 　　中共山东分局和苏鲁皖分局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了各地党的领导机构。1938年12月，撤销胶东特委，成立胶东区党委。1939年1月，在鲁西北、鲁西、泰西特委的基础上，成立鲁西区党委。1939年5月，以洪泽湖为中心，成立苏皖区党委。1939年7月，在泰山、尼山、淄博、鲁南、鲁东南特委的基础上，成立大鲁南区党委。同时，撤销苏鲁豫特委，成立苏鲁豫区党委。 　　这期间，山东分局和苏鲁皖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大力发展党员。据1939年8月苏鲁皖分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记载，胶东区党委有1.22万名党员，鲁西区党委有0.8万名党员，苏皖区党委有0.03万余名党员(4月份以前)，大鲁南区党委有1.5万名党员，苏鲁豫区党委有0.8万余名党员，清河特委和冀鲁边区的津南、鲁北地委有0.8万名党员，共计有5.15万余名党员。此后，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在“整理巩固现有党员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发展新党员”，同时，加强了整理支部和党员教育工作。 　　不断健全的中共党组织和迅速壮大的中共党员队伍，成为坚持敌后山东抗战、创建根据地的核心领导力量。 　　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山东分局、苏鲁皖分局在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感到缺乏干部的矛盾十分突出，就是已有的干部也大都缺少军事、政治及动员民众所必要的常识和能力。为此，边区省委于1938年6月成立了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到1939年6月的一年中，干校共培训了3000余名干部。学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作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救国，复兴民族；有着一颗火热的衷心——驱逐日寇，报效祖国。他们在干校这座大熔炉中，迅速锻炼成为坚持敌后山东抗战的骨干力量。 　　继成立山东军政干部学校之后，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又成立了省委党校。不久，改为山东分局党校和苏鲁皖分局党校，郭洪涛兼任党校校长。党校共培训学员1000余人，有力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 　　山东分局和苏鲁皖分局还举办了党课教员培训班，政权、民运、统战干部培训班，工、农、青、妇干部培训班，解决了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急需干部的问题。 　　三、整编、加强、发展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展开对日对伪作战，为创建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郭洪涛到山东后，发现各地已建立的游击队伍名称各异，有的称“抗日救国军”，有的称“抗日自卫团”，有的称“抗日游击队”，有的称“抗日义勇队”，有的直接用“八路军”的番号，认为这对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使各支队伍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利，遂与林浩商定，党领导的山东境内的抗日武装部队统一使用八路军的番号，以各游击队为基础组成支队，并调整和加强支队的领导。经请示中共中央，得到了批准。毛泽东、刘少奇联名电复：“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游击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之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电示，“同意洪涛提议，仍恢复八路军名义”；“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群众拥护，邻近友党友军又甚欢迎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因此等地方国民党均将控制，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支配，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 　　在中央批准后，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对除冀鲁边和鲁西北的部队外的抗日起义武装进行了初步整编和加强。撤销活动于鲁中地区的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的番号，恢复原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的番号，全支队有4000余人。改称活动于清河地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支队，全支队有5000余人。改称活动于胶东地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和胶东抗日游击第3支队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5支队，全支队有7000余人。扩编活动于鲁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第6大队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2支队，全支队有700余人。整编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7、第8支队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全支队有5000余人。加强活动于鲁南地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全总队有1000余人。加强活动于湖西地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全总队有5000余人。加强活动于泰西地区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全自卫团有3000余人。在初步整编和加强中，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边区省委和所属党组织都充实、健全了军事部，强调要把各支队建设成为党军，逐渐培养成为主力部队，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和纪律整顿。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通过对抗日起义武装的整编和加强，共辖有5个支队、2个义勇总队、1个自卫团，达3万余人，并使这支队伍踏上了正规化建设之路。 　　经过整编和加强的各部队，积极打击日伪军。1938年下半年，不包括冀鲁边和鲁西北的部队，共作战数10次，毙伤日伪军约2000人，破袭铁路数十公里，毁坏火车头3台，击毁兵舰1艘、汽车数辆，击落飞机1架，削弱、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武汉保卫战。在战斗中，部队指战员成功地运用了伏击、奔袭、围困、破袭等战术，提高了技战术水平。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为统一山东各地抗日部队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后又任命王建安为副指挥，时共有兵力2.4万余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建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939年2月至5月，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指示，进行以巩固部队和加强正规化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期整军，同时，加强了后勤保障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中日战争开始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华北，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山东纵队亦首当其冲。敌华北方面军于1939年进行了3期“治安肃正”作战。在1月至5月份的第1期“治安肃正”作战中，日军先后对山东的胶东、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胶济铁路以北地区、鲁中泰(安)莱(芜)边地区进行了“扫荡”。在6月至9月份的第2期“治安肃正”作战中，日军对山东的鲁中山区进行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10月日军开始实施为期半年的第3期“治安肃正”作战。八路军山东纵队针对敌人的“治安肃正”作战，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仅山东纵队驻鲁中地区的部队于1月至7月份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山东纵队第5支队在胶东地区于1月至8月份就作战45次，毙伤日伪军1615人，俘日伪军241人；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在苏皖边区于1月至6月份就歼灭日伪军约1300人。据统计，山东纵队在1939年上半年的主要战斗中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 　　中央军委为了加强敌后山东抗战的力量，自1938年夏陆续派遣八路军主力部队入鲁。1938年7月至9月，115师第343旅政治委员肖华率小部分部队进入冀鲁边区。9月至11月，在中共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会议确定的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提出“派兵去山东”。会后，中央军委派八路军的3个师分散布置于华北敌后。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个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遵照中央指示，12月，115师第685团进入微山湖以西地区；1939年3月，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师部和第686团，以东进支队的名义，进入鲁西地区。1939年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建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八路军在山东和苏北的部队。这样，115师主要战斗在冀鲁边、鲁西、湖西、鲁南地区，山东纵队主要战斗在胶东、清河、鲁中、鲁东南地区。 　　中共山东分局在全力创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大力支援八路军115师入鲁部队的同时，十分重视群众抗日武装自卫团的建设。 　　1938年12月22日，山东分局指出：“为了加强各县抗战动员，巩固根据地，拟突建自卫团。”自卫团，是群众的半军事性质的不脱离生产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当时武装群众参加抗战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抗日军队的现成后备军。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肃清汉奸敌探，侦察、出探、通信，协同军队作战。其编制有三：基干自卫团、非基干自卫团、妇女队。自卫团，是一个广泛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凡是年龄在18至45岁的男女青壮年，不论阶级、党派、信仰，除汉奸卖国贼外，均可参加。1939年1月，《大众日报》利用大量篇幅，宣传开展自卫团突击运动，并特载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文章《开展自卫团的突击运动》。在山东分局、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的帮助下，沂水县立即掀起组织自卫团的热潮。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全县各村普遍建立起抗日自卫团，有自卫团员4万余名，到3月，发展到6.5万余名。县、区、乡、村各级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自卫团团长、副团长，组成团部。沂水县的自卫团建设，在山东起到了典范作用。 　　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分局整编、加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展开对敌斗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开了局面。 　　四、探索在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足鼎立局势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全省统一的政权奠定了雄厚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直重视在敌后山东建立根据地。政权，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也是根据地建立的标志。在敌后山东，长期存在着自省至县、乡的国民党政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中央有一个认识、探索的过程。 　　早在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预见山东可能被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指示山东省委，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并指示：“对于当地旧政府和专员、县长等，当他仍旧在该地继续抗日，应当与他们合作，共同行动；当旧政权退出的区域，抗敌后援会可起政权的作用。但不必组织其他名义的政权。”这是中央要求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初指示。这里要求，在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时不必建立政权。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在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要求八路军等部队“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并指出，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的地区和河北濮阳专区专员丁树本的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通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这里表示，八路军等部队，在收复的地区要建立政权，在与之合作的国民党占领地区不建立双重政权。 　　1938年4月28日，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4支队活捉了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委任的莱芜县县长谭远村。这时，山东省委打算委任共产党员为县长，经请示中共中央，中央电示，已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商妥，委派可以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梁竹航任县长。这里表示，中央不赞成共产党直接委任县长。 　　1938年5月，郭洪涛等离开延安到山东时，毛泽东指示，要“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没有涉及政权问题。而刘少奇则指示：在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建立了共同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坚持这个方向。他并指示郭洪涛，要在山东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这里把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作为一种模式加以推广。刘少奇虽然也没有涉及政权问题，但联系他与毛泽东、张闻天4月21日的指示，可以看出，是不同意在“共同抗日根据地”内建立双重政权的。 　　徐州沦陷后，国民党正规军第10军团石友三部最早进入山东。从1938年6月6日至9月7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三次电示郭洪涛，要求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与石友三部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指示要求，“根据我党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协助与支持他建立根据地”。指示中说，由石友三设法向国民党中央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要求管理与指挥鲁中、鲁南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以便改造各级政府机关。这里再一次表达了不在国民党占领地区建立双重政权的意思。 　　以郭洪涛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和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探索。 　　实践中，不论是与范筑先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还是协助与支持石友三建立抗日根据地，虽然都取得了颇有影响的成绩，但到1938年底也都终止了。在与范筑先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同共产党在军队、政权和群众团体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在日军的进攻中殉国后，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摧残共产党掌握的军队、政权和群众团体。共同抗日根据地则不复存在了。石友三于1938年12月奉蒋介石命令率部离开山东进驻河北的南宫、冀县一带，协县与支持他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就不可能了。石友三不久后的疯狂反共和勾结日军，表明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物。以至后来中共中央指出，“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训”。 　　1938年3月至5月，中共胶东特委相继建立了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三县抗日民主政府。8月，胶东特委决定建立统辖上述三县的专署级的抗日民主政府。特委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利用统一战线的名义，沿用国民党政府的习惯称谓，确定这个机构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命名为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胶东特委政府工作部部长兼宣传部长曹漫之任北海专署专员兼黄县县长，共产党员孙端夫、于烺分别担任蓬莱、掖县县长。这块根据地，面积为3177平方公里，有人口163万，是当时山东省商品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之一。10月，北海专署创建的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币。北海币在蓬黄掖根据地内通用，享有很高的信誉，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发展生产、方便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冬季，胶东特委接受了沈鸿烈省政府的无理要求，同意撤销北海专署及北海银行，以换得沈鸿烈省政府承认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民主政府，给以正式委任。这种错误的作法不久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 　　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分局经过努力探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到1939年春，在胶东、创建了蓬(莱)黄(县)掖(县)边及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鲁东南，创建了莒(县)日(照)诸(城)胶(县)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清河地区，创建了淄博山区以北小清河以南的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鲁中，创建了莱芜、博山、沂水和新(泰)莱(芜)蒙(阴)边以及临(沂)费(县)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湖西，创建了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单县、金乡、鱼台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鲁南，创建了抱犊崮山区东部和东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泰西，创建了大峰山区和平(阴)(东)阿山区、泰(安)肥(城)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鲁西北，创建了以冠县、馆陶、丘县为中心的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冀鲁边，创建了平原及禹城县以东、惠民县以西、徒骇河以北的平原扰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春，中共中央对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中的政权问题的认识和指导发生了变化。 　　1939年4月，中央批评“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其一是“未能于省府，县长(指国民党)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其二是“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属及北海银行”。同时要求，“今后如有专员、县长逃跑，我即委任专员、县长，胶东半岛方面应如此。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5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提出要改正过去忽视根据地建设的错误，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加强建立专署、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同时，还发出《对于胶东今后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巩固、改善已取得的政权，进一步扩大行政区；要努力经营北海银行。这时，山东分局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即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凡是有条件，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就是建立双重政权。历史证明，这项决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于1939年底也作出了类似的决策。 　　1939年，是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期。由于上半年认识、决策趋于正确，所以下半年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有了较大发展。 　　6月1日，日军两万多人分10路合围“扫荡”鲁中山区，目标是国民党鲁苏战区部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扫荡”历时近两个月。在日军“扫荡”中，国民党政权纷纷瘫痪。中共山东分局抓住机遇，于7月1日发出《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的指示》，指出：“敌人‘扫荡’，县、区、乡政权破坏，各地均需按照前电，恢复抗日政权，并保证党的领导”，“县、区、乡长均兼八路军游击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以取得合法保障”。于是，各地党组织一方面坚决反“扫荡”，一方面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在鲁中，6月，建立了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7月，建立了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8月，建立了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和莱南行署，9月，建立了博山、临朐县抗日民主政府，10月，建立了新泰、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11月，建立了益都、章丘县抗日民主政府。与此同时，还建立了蒙阴、泰安、泰(安)宁(阳)、曲(阜)泗(水)宁(阳)边县抗日民主政府，改造、建设了大批区、乡政权。这期间，在湖西的鱼台县，在鲁南的邹县，在清河的博兴、高苑、邹平、长山、长(山)桓(台)益(都)边县，在泰西的泰安(西)、长清、平阴、东平、宁阳、肥城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另外，9月1日，建立了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9月25日，建立了鲁西北行政委员会，10月，建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12月1日建立了蓬(莱)黄(县)掖(县)联合办事处，上述各行政机构行施专署职能。到1939年底，山东已有上述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加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共30个，有专署级抗日民主政府4个。这一切为1940年8月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五、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郭洪涛一到山东，就提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意见。从1938年5月至1939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山东分局、苏鲁皖分局针对国民党在山东的实际情况，支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打击反动势力，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指导鲁西特委与范筑先在鲁西北合作抗日、创建共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1938年春后，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破坏下，鲁西北的国民党顽固派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摧毁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鲁西特委在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冀鲁豫边区省委的双重领导下，全力支持范筑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当年11月范筑先殉国、顽固派疯狂进攻的形势下，力挽危局，与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1938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按照中央的迭次指示，对国民党第10军团石友三部展开了争取工作。省委通过当时分别担任石友三部政治部正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张友渔、匡亚明去影响石友三。由于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如秦启荣等地方武装制造事端，与八路军搞“磨擦”，省委通过张友渔建议石友三于1938年7月下旬在新泰县龙廷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龙廷会议之前，石友三司令部驻莱芜，张友渔反映石友三有些问题，要求和郭洪涛商谈。郭洪涛与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子化即前去会见了石友三。双方交换了对山东抗日局势的看法，一致认为要召开一次会议，即龙廷会议，以协调各部分部队之间的关系，共同抗日。关于会议内容，郭洪涛根据中央的指示，向石友三提出：为了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由石友三负责协调山东境内的各个抗日部队活动和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应成立联合政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划分各方面的管辖区域；应成立联合司令部，负责协调山东境内的各个抗日部队的活动。同时，石友三还让郭洪涛给他谈了谈辩证法的道理。据此，张友渔、袁也烈制定了龙廷会议的议程。龙廷会议讨论中间，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上述意见未能实现。会议达成两项协议：成立联合参谋部，以协调各部队的抗日行动；建立民运指挥部，负责石友三管辖区的政权建设。会议还达成三项君子协定：彼此不搞磨擦；不准互相瓦解军队；不准向友军扩张地盘。两项协议和三项君子协定，压倒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各方遵照两项协议和三项君子协定，在打击日伪军和进行抗日工作方面，颇有成绩。 　　1938年1月至1939年春，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分局力争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司令张里元合作抗日。第三区，包括鲁南八县。张里元，在日军入侵、国民党军政要员逃跑时，没有逃离，且赞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鉴于这种情况，1938年7月，郭洪涛与张里元面谈了多次，商谈合作抗日。省委又数次派干部到张部作政治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鲁南出现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但张里元始终没有允诺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共同根据地。1939年春季以后，张里元的政治态度急剧右转，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1939年初春，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入鲁。于学忠，是东北军张学良部的著名将领，在西安事变前后，同共产党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其指挥的第51军、第57军，从军到师都建立了中共地下工委、特委。抗战爆发后，于学忠积极抗日，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是“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于学忠部入鲁后，中共山东分局针对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情况，于3月11日制定了“彻底打击与分化秦启荣部，进一步争取及稳固东北军，孤立沈鸿烈”的方针。不久后的5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对帮助东北军发展及供给干部应特慎重，否则会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训。” 　　八路军山东纵队遵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对于学忠及其所属各部官兵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团结和争取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亦数次派人到于学忠部进行联络、争取、团结工作。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都亲自前去拜访于学忠。除了军队之间的交往之外，山东分局专门派战地服务团到于学忠部演出并进行联欢。特别是在1939年六七月反“扫荡”中，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及时地给于部通报敌情，积极打击和牵制合击于部之敌，策应他们作战，带领和掩护他们突围，战后又帮助他们收容失散人员，整理部队。当于部与国民党大后方的交通被日军封锁，经济发生困难时，八路军主动派部队护送其交通人员通过日军封锁线。当于部遭到蒋介石、沈鸿烈排挤时，八路军从各个方面支持他们抵制和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 　　由于中共山东分局、苏鲁皖分局以及后来山东分局及八路军山东部队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也由于以于学忠为代表的东北军官兵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所以中共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与鲁苏战区部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期间，鲁苏战区部队第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在与共产党、八路军相互往来、互通情报中，彼此加深了了解。他表示强烈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认为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已四分五裂，难以担当抗日大任，中国要完成抗日重任，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中共山东分局讨论决定，吸收常恩多为特别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与分局单线联系。后来，常恩多率3000多人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八路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就进攻刚刚诞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1938年夏季，郭洪涛亲自率领部队反击驻鲁南滕县一带的国民党第7游击纵队申从周部。当时，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核心人物是沈鸿烈。1938年1月，沈鸿烈继韩复榘之后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其属典型的顽固派。从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沈鸿烈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如，在鲁西北，他挑拨范筑先与中共的统战关系；在鲁北，阴谋夺取冀鲁边中心根据地乐陵，限制八路军向北发展；在清河，唆使国民党地方部队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其尚未进入鲁中，即极力排斥当时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石友三部，借蒋介石之手将石部调离山东。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军许多部队抗战还比较努力，加之沈鸿烈在全省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其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是“公开联合，秘密限制”，未敢制造大规模的反共事件。为了团结其共同抗战，在他进入鲁中沂蒙山区之前，中共山东分局便主动与其联络。沈鸿烈从鲁北南进沂蒙山区，必须经过日军重兵把守的胶济铁路，他虽有武装部队五六千人，但仍感到不安全，迟迟不敢起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第10团奉命护送沈鸿烈部从益都以东秘密穿过胶济铁路。由于大部队行动引起了日军的警觉，当八路军返回时，被日军重兵包围。部队奋勇拼杀，突出重围，二位营长等英勇牺牲。 　　1939年1月，沈鸿烈进入鲁中沂蒙山区后，不去开辟新区，却抢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沂水县东里店、蒙阴县鲁村(今属沂源县)一带的鲁山根据地和沂山根据地一部。八路军指战员为了顾全抗战大局，转移到沂山、鲁山外围地区。中共山东分局还派赵笃生任八路军驻省政府办事处主任，专事双方的联络与疏通事宜。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姚仲明等亦常到省府洽谈工作。在八路军防区，其省府人员、部队可畅行无阻。共产党、八路军还为其活动提供方便，予以援助。但是，这不仅没能使沈鸿烈的反共行径有所收敛，反而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的确定和实施，其愈变本加厉起来。1939年2月5日，沈鸿烈以山东省的最高统治者自居，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派领导人出席会议。他在会上极力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反共方针，提出一整套旨在限共、反共的主张和措施：“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以此限制八路军发展并借日伪的力量消灭之；“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企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并限制共产党扩充军队；“统一行政，军不干政”，企图阻挠共产党八路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企图禁止八路军筹集给养。会议期间，对沈鸿烈的这些限共、反共的主张和措施，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进行了严厉驳斥。会后，沈鸿烈煽动甚至要挟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消灭山东八路军，于学忠说：“八路军山东部队还属我指挥，要消灭山纵，无从谈起。”遭于拒绝后，他又命令张里元袭击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王庄。因为张当时还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着统战关系，所以抗命不从。此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在其势力所及地区，广泛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扫列(列宁主义)大队”以及民众运动督导团，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对于沈鸿烈的倒行逆施，山东分局、山东纵队进行了斗争，对其反共言论进行了驳斥；对其划分防区的命令，采取应付态度；对其军事进攻，实行了一些反击。但是，由于退让过多，反击不够有力，以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1939年3月，活动于清河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根据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指示，选派62名干部、战士，去驻在鲁中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们准备先到驻沂水县王庄的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集合，然后再分赴各校。为确保途中安全，第3支队决定派第10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许云轩率领第2、3营护送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抽第2营的第4连和第3营的第7连组成护送队，由第3营营长吕乙亭带领继续护送到王庄。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3月24日，护送队从临淄县苇子河出发，在长山县卫固镇与去学习的同志会合。27日，从卫固镇出发，连夜越过胶济铁路，次日拂晓到达淄川县以东的山区，分别进入佛村和井桐村。这时，坚持淄河流域抗战的山东纵队第4支队冯毅之营已撤离太河，这一带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第4梯队司令王尚志部占据。为避免冲突，护送队先与王部取得联系，王部表示可以通过。30日，这支部队从井桐村出发，第4连为前导，第7连为卫后，中间是受训人员。当队伍行至距太河镇只有4公里的同古村时，发现王尚志的部队荷枪实弹，策马往来频繁。吕乙亭见情况异常，即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召集第4、第7连连长和指导员一起向鲍辉作了汇报。鲍辉考虑到当前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抗日，估计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行至不远，突然被王部拦住去路。护送队再次说明假道南下的原委，对方令原地等候答复。两小时后，王部传令要八路军队伍沿太河镇西围墙下通过。太河镇呈南北狭长状，筑有三四米以上的石头围墙，镇西是临淄河，河西山势陡峭，西围墙与淄河之间的道路仅有三四米宽。八路军队伍行至西围墙外，王部伏兵四起，向八路军队伍发起突然袭击。八路军队伍猝不及防，隐入重围。吕乙亭和一名战士当场牺牲。鲍辉和第3支队特务团团长潘建军下令部队不准开枪，并高呼“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鲍辉中弹负伤，第4连连长许子敬和受训干部孙晓东等率领38人向东南方向突出重围，未及进入西墙下的后卫部队亦有20余人脱险，其余210余人全部被俘。当夜，鲍辉宁死不屈，双腿被打断，最后被推下悬崖，用乱石砸死；潘建军痛斥王部反共罪行，被绑起来，连砍数刀后活埋于村外。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邓甫晨。第二天其余被俘人员被押至王尚志司令部驻地峨庄，被迫按年龄列队逐一登记。之后，王尚志训话：“蒋委员长不许‘共匪’存在，现在我是奉沈主席命令解决你们。”第4连指导员张林等耳闻目睹王尚志的罪恶行径，怒不可遏地高喊到：“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谁先开枪打中国人谁就是汉奸!”……王尚志面对正义的呼声，恼羞成怒，当即令其部下将张林等打得满口流血。之后，将张林、陈大学、赵华川、徐效礼、张书琴等11名连以上干部视为要犯，由军法处看管，连夜提审，或施之以酷刑，或诱之以高官。张林等宁死不屈，不为威逼利诱所动。王尚志即令将张林等11人押至临朐县黄山林外的弥河滩，枪杀了6人，除赵华川越墙脱险外，其余4人生死不明。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了反击秦启荣部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主力部队讨伐王尚志部，夺回太河镇。当时罗荣桓正在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传达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也参加了研究。在讨论作战部署时，有些同志担心，如果沈鸿烈掌握的新编第4师吴化文部和于学忠部出兵援秦，将会使局势复杂。参加讨论的罗荣桓当即表示，为配合反击作战，在鲁西的115师可向津浦铁路靠拢待命，如果沈、于出兵，115师就开过来参战。 　　4月4日晚，参战各部队同仇敌忾，扑向太河一带。参战的第3支队第10团直抵太河镇北面的金鸡山下，特务团迅速控制了太河镇西南面的豹岩山等高地。盘踞在金鸡山的顽军，见八路军南北两路大军攻势凌厉，仓皇夜遁。担负攻击同古村顽军的益都县独立营，先派一部潜入村内，而后里应外合发起攻击，顽军两个营腹背受击，落荒而逃。与此同时，参战的第4支队一部进入太河镇，向顽军指挥部发起突然袭击，秦启荣等几个顽军司令慌忙分散潜逃。参战的第1支队连克太河镇东面秦部之海上房、吴王崮等阵地，击溃了东逃顽军。4月7日上午，参战的各部队进抵太河镇，从俘虏口中得知，秦启荣、王尚志带一个骑兵连乘夜经峨庄逃往临朐方向，其余几个顽军头目分别逃向蒙阴、淄川、临朐方向。山东纵队指挥部即令各部连夜追击逃窜之顽军。第3支队除机关和益都县独立营留守太河一带外，特务团、第10团兵分两路，向临朐方向追击。8日上午，第3支队追击部队进抵峨庄。在这里，救出了在太河惨案中被俘人员30余名，他们全都负了重伤，生命垂危。9日上午，第3支队和第4支队的先头部队在临朐县暖水河一带会合。这时，秦部化整为零，散匿于山区，使追击的各部队失去了目标。其间，秦启荣唆使王尚志部袭击山东纵队指挥所驻地沂水县悦庄，被预设伏兵四面围住，歼其一部，其中俘200余人。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夺回了淄河流域这块山区要地，收复并扩大了益都、临朐、博山、淄川等边区的大片地区；打通了鲁中、清河、胶东等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 　　4月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治委员黎玉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与此同时，在王庄召开了庄严的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立即组织请愿代表团，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太河惨案”的发生，使山东党组织对如何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更新的认识。4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批评“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攻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山东分局吸取“太河惨案”的教训，作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改变对顽固分子一味妥协退让和消极防御的被动局面”。 　　1939年8月9日，秦启荣率所部9个支队袭击驻莱芜以北雪野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后方机关，打死打伤20余人。经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决定，由张经武指挥部队对秦启荣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再次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逼使秦启荣率部逃窜到张(店)博(山)路以西的胶济铁路以南地区。 　　太河惨案之后，为了扩大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采取了打击秦启荣、孤立沈鸿烈的方针。当时，沈鸿烈的省政夜驻沂水县北而的东里店，其所属的吴化文部驻鲁村一带。为使沈部不敢轻举妄动，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商定，部署部队对东里店和鲁村形成了包围形势，并对沈鸿烈的无理要求，如废除防区，企图逼山东八路军全部集中于邹县、滕县、泗水的汉奸地区，取消地方武装，不准筹给养，禁止八路军进行民运与干政，限制扩军等，予以坚决拒绝。1939年10月，115师到达鲁南，增强了八路军对沂蒙山广大地区的控制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沈鸿烈的反共气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939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竟然下令八路军山东纵队去北(平)宁(沈阳)线作战，妄图将八路军部队挤出鲁中山区。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根据中央指示，顶回了这一无理决定。 　　总之，自1938年5月至1939年底，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山东分局、苏鲁皖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较好地坚持、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