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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

郭洪涛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最初见到张闻天同志，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初到陕北时领导我们做了几件大事，给了我们难忘的印象。 　　1935年10月，我在陕甘晋省委任副书记。一天，我正在前方十五军团所在地道佐堡，程子华同志告诉我，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签署的抗日选遣支队的一张布告。我才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于是我和程子华同志前去迎接，走到下寺湾就遇到了中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张闻天同志。由于长期行军，又缺乏营养，张闻天同志显得消瘦。因为马上要打直罗镇战役，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程子华同志继续留在前线，而让张闻天等中央同志先到后方主持工作。中央同时决定让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也回后方瓦窑堡。这样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多了。 　　我将张闻天同志和中央机关从下寺湾领到了瓦窑堡，几千名赤卫队和群众结彩欢迎。一到瓦窑堡，张闻天同志首先向我们陕北省委提出，要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要恢复战士们的健康。他让林伯渠同志负责此事，参加工作的还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长白如冰和陕北省政府的财政厅长艾楚南。我们把陕北供应部和政府的布匹、衣服送前方给红军换冬装，把没收地主土豪的猪羊送往前方，改善战士的伙食。这是张闻天同志主持后方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他对部队战士和别人的健康是十分关心的。 　　后来，他又抓了纠正肃反错误和改变富农政策两件事。 　　关于陕北肃反问题，早在下寺湾时罗迈(李维汉)同志带我见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时，就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两人就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后来，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中央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由董必武(负总责)、王首道、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的错误抓得很紧。这一错误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得到了纠正。这对于增强内部团结、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好的作用。 　　至于富农策略的改变，应该说，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张浩同志从苏联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但是，根据这个精神在中央主持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则是张闻天同志。在作出决定之前，他先派罗迈、王观澜同志和我进行调查研究。王观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长，罗迈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长并代表中央领导陕北省委工作的，因此这项工作由他牵头。 　　张闻天同志不但听取调查组的汇报，而且还同调查组的同志个别交谈，深入地了解情况。我曾直接参加过去陕北的土改，比较熟悉情况，所以张闻天同志就找我谈话。我向他反映，在陕北清涧袁家沟开始分土地时，对于参加革命的富农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占绝大多数，一样分地。不参加革命的富农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占少数，分坏田。以后接到中央的土地法，土地法的规定，富农一律分坏田；但是陕北土地已经分过了，这条规定未执行。本来在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时，富农是拥护我们的，富农分坏田，有一部分会反对我们了。1934年9月以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打算搞查田、查阶级，气氛就更“左”了。打下瓦窑堡后，地主富农的商店都被没收，影响苏区内的工商业发展。张闻天同志认真听取了这些情况的汇报。 　　为了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中央在1935年12月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毛主席因还在前方没有参加，罗迈、少奇(当时是全总西北办事处主任)等同志都参加了，我也有幸列席参加。张闻天同志报告的基本意思就是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因此要把过去中央土地法规定实行的消灭富农经济的策略改变为联合富农。在土改中只没收他们封建的部分，包括高利贷在内。报告中有的内容是针对陕北前一段“左”的错误的。例如他说，富农的钱和工具是不能动的，就同我向他反映的瓦窑堡没收地主富农的商店这一情况有关。他还说，要吸收知识分子，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会议对他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大家原则上都同意改变策略，但也有人还流露出一些“左”的情绪，例如主张将富农多的土地、农具弄出一点来。针对这一点，张闻天同志在做结论时指出，政府、工会都一样要纠“左”。 　　根据张闻天的报告和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我估计这个决定也是张闻天同志起草的。这是中央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重大政策改变的文件，当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简单的。 　　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同志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通过这两件事，我也看到自己过去工作中有“左”的错误，比如瓦窑堡没收地富的工商业的问题等，我也是有责任的。 　　另外，张闻天同志很早就关心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刚到瓦窑堡，他就讲过要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他说，东北军的官兵还是想打回老家去的。我当时就向他介绍了在道佐堡程子华同志找榆林桥战斗被俘虏过来的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谈话的情况。后来，正是这个人最早在沟通东北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从前线回来之后，还举行了一次被俘东北军军官座谈会，请他们吃了一次饭。后来东北军的工作就由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专门负责了。 　　应该特别指出，张闻天同志主持了著名的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会议就在他的窑洞里举行，会场中放着两张桌子，炕上摆着他的一张床。会上发生了争论。开头毛泽东同志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又发言，反驳博古同志。我至今还记得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难道这样做(指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会议最后，张闻天同志做总结，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了三件事，一是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二是东征(同时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三是派刘少奇到北方局去。毛泽东同志后来又在积极分子会上做了一次报告，这就是有名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演讲。 　　张闻天同志的作风是很民主的，那时中央的会议一般都由他主持。在他的主持下，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得到充分的讨论，所以毛泽东同志开玩笑地说张闻天是“明君”。 　　后来，张闻天同志参加了东征。东征之前，他还和周恩来同志共同领导了扩大红军的工作。他亲自对我说，这项工作罗迈同志有经验，要他具体帮助我们，每个县都派了扩红突击队，动员党团员、赤卫队、少先队员参加红军，两次扩大红军9600人。 　　东征之后，中央加紧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9月，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民主共和国口号。这时中央已迁到了保安(即志丹县)，我是从陕北省委机关所在地安塞谭家营村赶去参加的。会后，中央发出逼蒋抗日的指示。 　　那次会后，中央调我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是秦邦宪)。这一段时期，我住在张闻天同志隔壁，同他接触较多。据我所知，这个时期他和毛泽东同志在包括民族统一战线在内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西安事变刚发生不久的一天，我到他住处，他拿出一份共产国际的电报给我看，接着说，要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派代表去西安。他讲这番话是事变刚发生不久，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此给我印象很深。19日，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会后毛主席作了报告，指出对蒋介石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则是上策。中央的方针是采取“放”这个上策。 　　1937年，中央在举行苏区党代表会议的同时，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张闻天同志在白区工作方针问题上是同刘少奇同志一致的。这次会议期间他曾对我说，北方局有一些人对刘少奇有意见。他认为刘少奇还是对的，应该支持刘少奇做白区领导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进攻山西，一直打到吴堡县黄河对岸的柳林。193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我兼任政委，我们一同带领三个团到绥德去接黄河的防务。从那以后，我同张闻天同志之间就很少有直接的接触了。1942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张闻天同志正好离开延安去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调查。他作调查的地区中就有我的家乡米脂杨家沟桃花峁镇。一些从家乡来的同志常向我谈到他在那里的情况，对他反映很好，称赞他调查得很细致。 　　此后我同张闻天同志就更没有什么接触了。但是他初到陕北的那一段历史活动和表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为我党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时刻，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紧密地站在一起。他举止文雅，为人厚道，对同志既坚持原则，又备加爱护。直至如今，每当我回想起在他指导下工作的那段经历，总是引起我对他无限的怀念。 　　* 本文原载《回忆张闻天》一书，收入本文集时，作者对全文作了一些修改。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