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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关门主义的危险*

郭洪涛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由于党中央对于地方工作采取了新的方针，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有各个不同区域的地方工作的指示。但在执行这一指示中，我们看到了好多“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妨碍我们抗日群众运动的开展的。 　　在今天检查这个期间的地方工作，关门主义确是目前地方工作上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会使党脱离群众，阻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关门主义的来源，正如党中央12月决议中所指出的：“第一，是由于对于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我们应当精细的具体地研究各种群众工作，暴露关门主义的病源，来迅速地加以纠正。 　　党内有些同志，虽然极端忠于革命，但他们还没有清楚了解党中央的策略，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能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地方工作指示。在这些党员中，必须清楚的解释党的策略的改变，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力量的历史任务出发，是从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出发，是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要求于党的必要的正确的改变。党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学生，而且包含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和军阀)去反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不是降低中国革命，更不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而是把中国革命更往前推进，进到新的阶段。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主张绝不妥协，不仅是愚蠢，简直是罪恶。列宁说：“应该把极端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热忱，与必要的实际的随机应变，纵横捭阖之手段，曲折进退之才能融合起来”。(左派幼稚病)应该教育我们的党员懂得这些道理，才能保证他们坚决围绕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主张而斗争。 　　为着广大的组织群众的抗日团体，正确的改善群众的生活，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我们的党员必须学习新的领导群众艺术，真正成为群众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全国抗日团结的中心，把抗日救国的领导权争取到我们的手里，这是保证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西安事变后，我党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主张，大大的获得全中国爱国同胞的拥护。我们党及红军在统一战线区域，艰苦的执行抗日共同纲领，特别是红军严肃的纪律，和群众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这些活的事实粉碎了汉奸卖国贼的一切造谣欺骗，解除了群众对共产党红军的一切疑惧恐怖。全中国人民相信红军真是抗日的一个铁的主力，共产党员将是抗日最坚决最勇敢的中坚分子，造成我们党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带着狭隘的关门主义的倾向，空喊组织群众，而却不能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在群众中活动，吸收广大群众到抗日组织中来；有的地区未能随时提拔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到领导机关中来，利用他们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具体的领导他们参加各种抗日工作；未能利用已有的群众组织经过他们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纵然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有些是豪绅地主成份，我们也应当在广泛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经过群众的民主选举，逐渐的改换领导成份，不应该诅骂他们，或过早的改造，而引起他们的对立。某些同志高唱“取消一切捐税租债”“反对豪绅地主”的口号，引起统一战线区域上层分子的疑惧，没能利用西安已经公布实行减少捐税，创造廉洁政府等法令，领导群众为实现这些法令而斗争；没能依照抗日共同纲领，领导群众为实现这些纲领而斗争。提出不适当的要求，不仅仅群众一无所得，反而阻碍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 　　党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主张，为了取消国内两个政党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提出共同抗日的纲领以及为实现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我们的有些党员熟悉了老一套，依然赤化村庄者有之，打一村分一村地者有之，“打土豪杀反动”者有之，这还是一成不变的过去进行赤化的一套办法，在过去是正确的，在现在便成不对的了。此外，还有的乱加卖国贼的罪名，实质上仍然等于打土豪。有个别同志向群众宣布党目前的新政策，宣布停止打土豪的办法，然而却觉得这样说太右了一些，偏偏宣布现在不打了，将来还要打，引起豪绅地主的怀疑，恐惧我们欺骗他们。在有些统一战线区域，明明是群众要拿回过去豪绅所抢走的群众的财物，不是打土豪，而我们的个别同志却偏偏说这是打土豪，而向群众公开宣布。这种观点是没有了解党的新政策；没有了解党不仅进行下层统一战线领导下层，还要联合上层，一同抗日。这种过“左”的老一套应立刻制止。 　　党对于民团保甲的策略，基本上是争取与改造使他们能参加到抗日战线上来，利用旧的形式，加以新的内容。当然，因为民团保甲过去一贯的是在豪绅地主领导之下，虽然我们用力争取，但还有一少部分坚决反对我们，继续武装进扰苏区，袭击红军游击队，在这种情况之下，红军游击队应给以必要的打击。可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是不采取消灭民团保甲的策略。然而由于我们的某些党员，对于民团保甲的成见过深，现在依然继续在群众中武装部队中把消灭民团的动员，把消灭民团的战争，作为主要的任务(这当然不是说对于扰乱苏区的民团不要加以打击消灭)。有的继续把瓦解民团工作当作主要任务，鼓动民团拖枪到红军中来；有的只求名义，不顾实际的争取与改造工作，虽改编为义勇军，结果又跑走了；有的机械的一定要民团保甲加上抗日名义，以为加上抗日字样就格外时髦与革命了。这种“左”的幼稚观点，应该纠正，应该教育他们如何去很好的利用旧的形式，充实新的抗日的内容(详见《党的工作》28期)。 　　又如在蒙民工作中把抗日派限制于联红派，使愿抗日而对红军有疑虑的人们，离开抗日派，使我们陷入于孤立地位，不能在极大范围内推广蒙民的抗日援绥运动。在争取哥老会土匪的工作中，今天和他联合，而未加以艰苦的教育和改造，明天就想他们洗刷一切土匪流氓意识和行为，这种急性病者，只有驱走他们，而不会吸引他们改造他们成为抗日军队和人民，反而给予汉奸卖国贼以收买的机会，作为反对我们的工具。在上层分子中，今天和他们联合，明天要他一扫官僚气味，非和我们的同志一模一样不可。诸如此类，“左”的倾向，不胜枚举。 　　特别是过去脱离关系，现在打算恢复党籍的人们和在革命高涨时期赶时髦出风头的人们，为了表示“革命”就格外表现极“左”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最坏的。共产党必须坚决的以党的正确路线去纠正与影响他们，克服他们“左”的疯狂病，而且这种疯狂容易被反革命所利用，铸成革命的错误。 　　在统一战线地区我们必须善于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以便在环境变坏时也能继续工作，党员的活动力求公开，党员以群众的面目出现，一举一动，完全适合于当地的群众，不要流露出共产党员的名义来。党员必须和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这才能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取得适当的联系。目前统一战线区域我们党的某些组织的工作方式，不能适应新环境，当环境顺利时，有些党员不愿秘密起来，觉得显出共产党员的资格，有无上光荣；环境一旦变坏，不能立足，便争先出走。这些同志，在工作方面也表现极“左”主义，不能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取得适当配合，这些同志虽然存心不一定坏，但在行动上确实是妨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 　　列宁说：“不仅‘右派’的高论，即‘左派’的高论也是错误。”(左派幼稚病)以上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虽然它们中间有“左”的和右的区别，但是其机会主义的实质则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用全力去医治某些共产党员的“左”的幼稚病，不克服这种病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不能迅速的广泛的开展起来。 　　* 本文原载于1937年3月23日出版的中央组织部主办的《党的工作》第29期。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