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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童年与求学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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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是个人物，并且后来成了一个很大的人物。
但大人物的童年也不会与其他的孩子有太大的差异。
不过，当一个普通的孩童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大人物之后，别人仍然能用普通人的眼光对其进行评价，则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1941年高岗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解放日报》在介绍参议员高岗时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顽皮的家伙。”
1|讨饭娃娃孩子王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1905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诞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当时属米脂县)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
横山县位于陕西省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无定河上游，东邻米脂县，南靠子长县，西连靖边县，北依榆林市，西北与内蒙古乌审旗接壤，东南同子洲县毗邻。
横山县属于风沙高原区和黄土丘陵区，境内西南部有连绵起伏、东西走向的横山山脉，故取名“横山”。
横山县原名怀远县。清雍正九年(1731)始设县制，民国三年(1914)改称横山县，隶属陕西省国民政府榆林道管辖。全县总面积4084平方公里，明长城从境内穿过，有“陕西省北大门”之称。为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联系的交通要道，也是历来兵家争夺的军事要地，自古即称“北地边障”。
与中国大多数贫穷地区一样，横山人民也具有朴实、勤劳的美德和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笔者在横山县调查时发现，横山县的老百姓在论及历史时最愿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本书的传主高岗，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农民领袖李自成。
李自成是米脂人，米脂人自有米脂人的特点。流传甚广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即指米脂的女人长得漂亮，绥德的男人威武健壮。但出人意料的是，盛产漂亮婆姨的米脂却出了个威震华夏的农民英雄李自成。
李自成1606年生于米脂县怀远堡李继迁寨。明代以前横山未设县，怀远堡属米脂县管辖，所以李自成原是米脂人。清雍正九年(1731)将怀远堡设为怀远县，民国三年(1914)怀远县又改称横山县，因此李自成就成了横山县人。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怀远堡虽然改为了横山县，但在横山县境内，插有一条弯曲的走廊地带，包括李继迁寨在内的几个村镇仍归米脂县管辖。这一带民国初年叫米脂西北上区，土地革命时期一度为米西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叫李先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才划归横山县。由此看来，李自成既是米脂人也是横山人，或者说，李自成原是米脂人，现为横山人。
高岗的家乡与李自成的出生地相距很近，高家沟村所在的武镇乡与李继迁寨一样，当年也属于米脂县管辖的走廊地带。
中国人相信风水，善良的百姓们多不怀疑名人必定出自于福地。也不知是先天的福气还是后天的栽培，吸引大批游客的名人故居还真的多在山清水秀之地，但高岗的故居高家沟村却丝毫不见灵气。
高家沟村背靠山皇庙山，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叫背湾沟)从村旁蜿蜒流过。虽然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当年高家沟村的风貌，但笔者1998年来到高家沟村时，村中尚无公路，百十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毛驴车。一阵阵西北风掠过裸露的山皇庙山，将带沙的黄土撒满高家沟村的沟沟坎坎，并穿过带孔的窗纸飘落在窑洞的炕上和地下。
据《高氏宗谱》记载，高岗所在的高氏家族是高家沟村的老户，乾隆十二年(1747)高氏祖先就居住在这里。
高岗始祖高锐，人称“高百户”，当年在高家沟一带小有名气。但到高岗出生时，高家沟村仅有二三十户人家，村中只有高、白两姓，多是穷人。
高岗的祖父高万智一生务农，有三子。老大高仲来，老二高仲魁，老三高仲发。
高仲来即是高岗的父亲。他虽然继承父业以种地为主，但农闲时经常赶着毛驴贩盐倒酒，还当过驴伢子(贩驴)，在当地也算一位比较活泛的人物。
高岗的母亲杨氏，农家妇女，生育两男两女。长子高崇义，长女乳名长俊，次子高崇德即高岗，小女高崇礼。
两男两女，六口之家，和谐年代，定会兴旺。但在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那个年代，杨氏在高岗7岁那年即因贫病交加而中年早逝。高岗的姐姐15岁嫁给了同村的农民，妹妹则在6岁那年因生活所迫，以换回六吊钱的代价嫁给一农民当了童养媳。
高岗的生母病逝后高仲来娶农家女常氏为妻，生有一子。但这个给家庭带来了新欢乐的孩子两岁时不幸夭折，常氏也因忧愁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中年即去世。
横山是个穷县，高家沟更是这个穷县中的穷村。当年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
湿了有心晒一晒，身上无衣不等待。
住的烂窑黑窟窿，黄蒿柏子绑成门。
窗子塞些糜草捆，风吹雨打难藏身。
风扫院、月点灯，端起饭碗照影影。
躺在炕上望星星，抱住膀子等天明。
铺没铺、盖没盖，当炕撂条毛口袋，又顶铺来又顶盖。
穿没穿、戴没戴，皮袄冬夏离不开，虱子咬起墙头晒。
农民苦、农民穷，穷得要甚没有甚。
三个囤囤两个空，一个不空放些屋阶尘。
三个箱箱两个空，一个不空放些苦菜根。
三个缸缸两个空，一个不空放根驴纣棍。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时常要靠讨饭维持生计，这是童年的高岗无法摆脱的命运。但高岗出生时就虎头虎脑，又排行老二，故取名二愣。虽然家境贫寒，但二愣却越长体魄越强壮，在骨瘦如柴的孩子们中可以算做人高马大，因7岁那年患天花病而造就的一张麻子脸方方正正，很有几分英气。加之自幼就养成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使高岗很自然地成了高家沟村讨饭娃娃的头头，经常是由他率领着孩子们去讨饭，孩子们讨来的饭再交由他来分配。
高岗的叔伯侄儿高生埔，曾于1998年在高家沟村向笔者讲述了他听老人们叙述的往事：
高岗小时很调皮，也很勇敢，娃娃们都拥戴他为头头。他经常领着孩子们去讨饭，也经常和别村的孩子们打架。有时候，他坐在炕上，装做山大王，让娃娃们给他磕头。
1954年4月，高岗在被管教期间撰写的《我的反省》中曾经有童年的回忆，说：
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村里的大财主武世晨，仗着儿子在外当军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次，武世晨的儿子回乡省亲，头戴金边帽，腰挎东洋刀，骑着高头大马，护兵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暗暗下决心，长大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也要做这样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①
我们不应该推测当年的“孩子王”和后来的“西北王”乃至再后来的“东北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高岗后来成名也不是因为他小时候敢于打架。但是，淳厚的黄土高坡、凛冽的西北寒风、苦难的讨饭童年和孩子王的生活经历，必然对高岗后来的曲折道路产生重要影响。
至于想做个“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物，也无可非议，由报仇而革命的人在当年并非少数。
2|10岁读书，16岁结婚
横山地倚边塞长城，自古兵燹频仍，民不聊生，致使人们重武功而轻文治，读书习文者寥若晨星。据旧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县境内有文进士3人、举人10人、贡生12人、武进士5人、武举22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有拔贡2人、例贡5人、贡员113人。民国初年，全县各类学校毕业生亦仅有大学生4人(含留日学生1人)、省高等学堂学生3人、师范生5人、军校生6人、中学生27人。
生长在这样一个“风气窒塞、人文学风向无可传”的偏僻之地，高岗的命运似乎很难与黄土高坡之外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然而，当过驴伢子的高仲来终究比刨黄土的乡亲们来得精明。1915年冬，高岗10岁时，他把高岗送到了武家坡读私塾。1918年，高仲来又作出了一个改变高岗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让高岗兄弟俩到龙镇小学读书。
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的老师叫赵相林，高岗的官名高崇德及哥哥高崇义的名字都是他们到龙镇小学后其父请赵相林给起的。据高岗的同族侄儿高生买介绍，高岗小时虽然顽皮，但头脑还是比较聪明，比他哥哥高崇义学习要好。
1998年9月，笔者在高家沟村邀请几位70至80岁的老人召开了一个了解高岗情况的座谈会，听到了一件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有些联系的往事：
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老师是龙镇赵家庄的赵相林。赵先生多次批评高岗调皮，说他将来不会有大出息。结果，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当了“东北王”，而赵相林却因开小煤窑赔了钱而陷于窘境。于是，新中国成立初赵相林跑到了东北请求高岗给予帮助。高岗当时没有答应赵的请求，但当赵回来后，高岗托人在事先没有告知赵的情况下，给赵送去了四万斤小米。
本书没有必要评价高岗送赵老师小米一事的其他含义，但如果此事属实，至少说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也并非循规蹈矩的读书郎，否则不会三番五次地遭到赵老师的批评。
由讨饭娃娃到读书郎，虽然高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十几岁的高岗仍然是个孩子。然而，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即使是不谙世事的孩童，也要肩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
1921年，年仅16岁的高岗在父母的包办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高岗的原配夫人杨芝芳，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村一个贫农家庭。杨家印村与高家沟村相距仅十几里路，但婚前二人并未谋面。据杨芝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填写的一份表格中介绍，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下：
革命前有土地22垧、土窑5个，这是两家的。土地分开种，有毛驴一个，常是不够吃穿。1948年5月，我大哥家饿死几口人。
生长在那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村，杨芝芳没能避免被缠足的命运，也不会有去学堂读书的权利。与高岗完婚后，高岗仍去龙镇小学读书，杨芝芳则在高家承担起了家务。
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自己男人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高岗没有投身革命，杨芝芳也许很难走出横山县；如果高岗没有在投身革命后又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杨芝芳也许不会在自己事业的辉煌时期被迫离开高岗；如果……
1930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岗回到了高家沟村。高岗回家后，帮助丧妻的哥哥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与杨芝芳一道，抱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高家沟村。
1999年1月5日，94岁高龄的杨芝芳老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材料，开头的一段讲述了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些情况：
我叫杨芝芳，陕北米脂人，是高岗的前妻，15岁由父母包办与高岗结婚的。1926年高岗投身革命，与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创建陕甘宁边区。受他们的影响，我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于1930年也参加了革命。起初，我当红军的交通员，送情报。尽管我的身体条件不好(裹脚)，但是，我还是努力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当时我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立即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让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负责培育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和全院教职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孩子们，历尽艰险，辗转西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当年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经过培养，送往苏联学习去的。
杨芝芳是1935年7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经徐长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1935年4月至1938年3月，她先后担任安定县女工被服厂厂长和延安妇女商店主任。1938年4月以后，杨芝芳主要在延安从事儿童保育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0年1月27日，笔者再次拜会了杨芝芳老人。时年95岁的杨老仍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神态安详。为了回答我们的询问，老人将她于1982年口述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材料中关于她率领延安保育院辗转西北战场的叙述，使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情景：
“1941年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政府保育科当科长，1943年还当过一年边区妇联的副主任。1946年11月，因保育院院长黄杰同志要随徐向前同志一起离开延安，边区政府又调我到保育院当院长，接替黄杰同志的工作。这次回到保育院，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全院人员撤离延安，实行转移。1月7日，边区政府命令保育院在三到五天内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接到这个命令后，全院工作人员就日夜为孩子烘干粮。孩子们是分四批走的，分住在七个村子里。在瓦窑堡住了两三个月，到1947年3月，保育院又开始了新的转移。这时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分做两路。随中央走的一路有七八十个孩子，由总务科长刘景田带队，到河北去。留在边区的一路有八九十个孩子，由我带领，继续向北转移。途中大孩子走路，每人带三个鸡蛋、一个缸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小孩子动员老乡背。协理员带队，指导员前后跑着照护，我和秘书压后，保教科、卫生科的全体同志紧跟孩子们在一起。保育人员是很辛苦的，晚上要照顾孩子，不能很好地休息，白天还要紧跟孩子，寸步不离。我因为是小脚，长途行走很吃力，组织上照顾我，给我拨了一匹战马，但我看着孩子们走得疲乏的样子，怎能忍心骑马呢，这匹马就专门用来驮孩子、带行李。‘一切为了孩子!’这就是我们全体保教工作人员的信念。有的同志在敌机轰炸时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孩子，有的同志为了不让孩子掉队，扔掉自己的行李背着孩子前进。就是在行军间隙，她们还抓紧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于1947年5月2日过了黄河，到山西离石县碛口镇王家沟村住下来。这时晋绥边区政府已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电报，他们除表示欢迎外，还供给保育院的全部生活所需。有一次，我去给晋绥边区负责同志汇报工作，途经贺龙同志驻地时我进去看望他，他当即给我们保育院六七枝枪，还有一些子弹，让我和协理员带回去，并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948年延安光复后，保育院又回到了延安。我们这次历时近20个月、行程1000多里，实现了孩子们安全转移。当许多家长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探望自己的子女，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活泼健壮时，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说：‘想不到孩子长得这么好呀!’”
杨芝芳是新中国保育事业的奠基人。她从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成立到新中国诞生，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她于1954年春调到东北，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机关幼儿园主任。1955年西北保育院改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她又回到西安任保育院院长，一直到1978年离职休养。
1986年，组织上安排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到北京市海淀区老干局干休所安度晚年。2001年5月1日，老人家在北京304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
杨芝芳与高岗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小名“海潮”，生于高家沟村，三岁时因病死于延安。二儿子名高毅，小名“老虎”，1930年生于高家沟村。1939年，高毅随同周恩来去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学习七年。1947年，随同王稼祥等由苏联回到哈尔滨，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留学，高毅同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21人一道，再次赴苏学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建筑。1952年回国，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次年，与宋丽达结婚。1960年，为照顾老母，举家由哈尔滨迁到西安，先在四○三厂工作，后因“清理阶级队伍”，去了咸阳纺织器材厂。1979年，经王震同志批示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直到退休。
3|组织“一高”学潮
在清代和民国初，横山县官办学堂很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维新变法，学部颁发兴学章程，通令各县成立学堂，县令章春芳才下令将乾隆十四年(1749)成立的岩绿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1915)，高等小学堂又奉令改为横山，后又改称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一高”)，成为横山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学校。
所谓的高等小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一般学制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高岗是1922年离开龙镇小学进入“一高”读书的。当时的“一高”在校长曹思温的苦心经营下，已经成为在陕西省小有名气的学校。学校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绥德等地延聘名师任教。从北京请来的教师陈建晨(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的年薪就高达400银元。
“一高”校舍是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在战火中被焚毁的。校舍遗址距现在的横山县城有十几里路。
1998年9月24日，我们在横山县史志办赵庆隆先生的引导下，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一高”旧址。
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几处残垣断壁和满山坡的庄稼。历时200余年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现仅存五孔残窑。昔日人声鼎沸的操场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我们只能从新编县志中窥见当年学校的概貌：
民国七年(1918)，县长张文丞因学款支绌变卖冯君聘等膏火学田数处，得银洋三千余元，除以二千元作基金洋外，以千余元在原学堂的基础上增修校长和教员室、益智图书馆、贮藏室石窑五孔，并购置图书、教科书及理科标本，学校设备渐趋完善，学生也发展到一百五十余名，教师七名。民国十年(1921)后，县长刘治堂重视人才，热心教育，设法给学校增筹基金，添聘教师。并在窑前东西两边各新建宿舍五间，在西院修通用大教室五楹(三大间)，学生宿舍两排各五间。对校长室东侧的操场也进行了扩建。②
高岗入“一高”时已经17岁，身高已达1.8米，加之生性好动，善于结交朋友，爱打抱不平，很快就成为学生们所瞩目的人物。1922年秋天，在榆林举行了有陕北23个县参加的学生运动会，横山“一高”在这次运动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声名大振。身高力壮的高岗也在运动会上又跑又跳，大出风头。
现代学堂往往成为新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高岗入“一高”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思潮正通过大中城市向城镇扩散。特别是到了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高潮也波及了偏远的横山，宣传新思潮的各种书刊在学生们中广泛流传。
1925年入“一高”读书的谷奇峰(1981年离休前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竟然在历经战乱和内乱后，还神奇地保留着他1925年至1928年在“一高”时读过的部分书籍，为我们了解当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在“一高”的传播情况，留下了真实的证据。
谷奇峰保存的在“一高”时读过的书有下列七种：
《社会进化论》(油印本)，昆山著
《新社会观》，课外读物
《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著，课外读物
《政治学概论》，恽代英著，课外读物
《工人与政党》(油印本)
《政治生活》杂志(77、80、81期)
《向导周报》(160、161期)③
这些书刊都是当年流传甚广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在当时的“一高”可以公开地阅读。虽然我们没有见到高岗如何学习这些书刊的直接材料，但作为“一高”学生领袖之一的高岗必然受到这些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则是可以推论的。
例证就是高岗在1925年春天爆发的“一高”学潮中的表现。
关于“一高”学潮爆发的原因、经过与意义，《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是这样论述的：
1925年3月，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横山“一高”)学生曹动之、高岗等人受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积极组织起来，开展罢课斗争，反对奴化教育，并与王东皋、石作琦、王怀信等组织建立学生自治会，高岗、曹动之先后任学生会主席。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惊恐，于是开除了曹动之、高岗等五个带头人的学籍，又给其他参与者以罚款处分。对此，全校学生极为不满，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整队到县政府门前请愿。结果遭到县知事刘治堂和反动军警的镇压，关押了学生王怀信、石作琦。第二天，学生纷纷离校罢课，并派曹动之、高岗等五人徒步前往榆林镇道署申诉。后经榆中校长杜斌丞先生从中斡旋，横山县当局释放了被押学生，免除了对学生的罚款，杜先生将被开除的五名学生收入榆中就读。这便是震动陕北的横山“一高”学潮。④
“一高”学潮从小学闹到中学，从横山闹到榆林，其反抗旧思想、旧制度的革命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范畴，在当时的陕北高原震动很大。《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就称其为“横山革命的先声”。
高岗在“一高”学潮中发挥了作用，得到了锻炼，并因此进入了著名的榆林中学读书，这是年轻的高岗所没有想到的。但恐怕高岗更没有想到而且是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件事，也是在“一高”学潮时发生的。
这就是他在“一高”学潮期间结识了刘志丹。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虽然刘志丹仅比高岗大两岁，但与出身贫寒的高岗不同，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刘志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2年就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中学读书。而且胸怀大志、聪颖勤奋的刘志丹很快就在榆林中学崭露头角，于1924年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首届会长了。
横山“一高”学潮之所以能够胜利，是与榆中校长杜斌丞先生的从中斡旋分不开的。高岗与曹动之等五人徒步前往榆林镇道署申诉，也是在杜斌丞以及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高岗等人来到榆林后，首先受到了榆中校长杜斌丞的亲切接见，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与高岗等横山“一高”的学生代表也进行了深入交谈。然后，在杜斌丞和刘志丹的努力下，召开了榆林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联系会，高岗等在会上报告了学潮的起因与经过，与会者也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一高”学生的合理要求。在学生义愤填膺，民怨渐渐上升的巨大压力下，又由社会名望很高的杜斌丞亲自出面斡旋，才迫使横山县当局做出让步，使学潮取得了胜利。
我们虽然没有刘志丹与高岗首次相见的详细材料，但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见面会谈，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还是自然的。
1943年4月，高岗在刘志丹逝世七周年之际写了一篇《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长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和志丹同志前后共患难十年。
刘志丹是1936年4月14日在东征战役中牺牲的。二人“患难十年”的起点，就应当是这次学潮引发的相见。
4|就读榆林中学
高岗是在“一高”学潮后，于1925年秋入榆林中学读书的。
榆林城位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坡的交汇处，居陕西省的最北部。这里曾是榆林道台衙门和陕北镇守使所在地，管辖着榆林、延安两府23个县的地界，是北通内蒙古，东至山西、直隶(河北省的旧称)的交通要道，也是陕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黄土高原雄浑壮美，毛乌素沙漠浩瀚无垠。在一望无尽的浩瀚沙漠和波浪起伏的黄土丘陵之间，耸立着这样一座繁华的都市，也可谓陕北高原上的一个奇观。
榆林中学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它的前身是清朝末年(1903)创办的榆阳中学堂。1905年，清廷传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鼓励地方办学。榆林府借机将榆阳中学堂办学经费分摊给榆林、神木、府谷、怀远、葭州(今佳县)五县，榆阳中学堂也因此改名为五县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原榆林府官办的五县中学堂改归陕北道立，陕北道尹公署遂将五县中学堂改为陕北殖边学校，面向陕北23县招生。1913年，陕北道改为榆林道，陕北殖边学校也随之改称榆林殖边学校。191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实施教育整顿，“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强调地方民众的办学责任。榆林道尹吴敬之遂将道立陕北中学校改为陕北23县联立，录取陕北各县高小毕业生，办学经费由陕北23县共担，校名也改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
1917年，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杜斌丞来到榆林中学，开创了榆林中学发展的新时期。
杜斌丞原名丕功，1888年出生于陕北米脂县，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17年夏毕业后，杜斌丞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来到榆林中学。他先任历史、国文教员，后为教务主任，1918年8月就任校长。
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主持学校工作后，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学生“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的性格，立志要把榆林中学办成培养振兴中华有用人才的摇篮。他大胆地把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运用到榆林中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在校内树立起了民主、科学、自由、学术的崭新旗帜。
杜斌丞深知要想办好学，首先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1923年春，他聘请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来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来校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运动，短时间内就极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和校内的学术空气，给榆林中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魏野畴于当年秋冬之际被迫离开榆林中学后，杜斌丞又亲自去北京，在蔡元培、李大钊、林语堂等人的帮助下，聘请了李子洲和王森然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来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5月李子洲去了绥德，王森然也于年末因病返京。杜斌丞再聘高宪斌、呼延震东、曹又参等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榆林中学任教。这些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精心培育着榆林中学的莘莘学子，使这所西北高坡上的普通中学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来到这样一所新思潮气息浓郁的陕北名校读书，必然对已经接触到先进思想的高岗产生重大影响。高岗也正是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遗憾的是，有关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情况的可靠材料很少。一些回忆材料只是说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发起的学生运动，并且因此被迫于1926年秋离开榆林中学到伊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
不过，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于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他后来自己写的简历中有记载的。
1998年9月，笔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这所历史悠久的陕西省重点中学，想寻找一些有关高岗在此读书活动的足迹。然而，面对着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校舍，引导我们参观的年轻的副校长也无法描述当年学校的旧貌。翻开为庆祝建校90周年而自编的《榆林中学校史》，在“知名校友”一栏里并没有找到高岗的名字。但在校史陈列室里，我们却在“知名校友”橱窗内见到了一张高岗的照片和一纸《高岗简介》。
当笔者问起为什么在校史中没有的高岗却在陈列室里出现了，这位副校长的回答出人意料：
高岗确实曾在榆中读过书，但他后来犯了错误，在校史中出现不好办。这次在陈列室中出现，也是临时加上去的。因为高岗的儿子高轩前几天到榆林来考察投资，要来榆中看他爸爸当年读书的母校，我们就临时增加了高岗的介绍。
看得出，《高岗简介》确实是临时撰写的。因为高岗离开榆林中学后进入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1927年初创办的，而《高岗简介》中却说，高岗“1926年春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① 转引自赵家梁，张晓霁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267—268页。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后文中引自《我的反省》的材料，皆出自此书。
② 《横山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503页。
③ 《谷奇峰回忆横山县早期革命斗争》(1983年)，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④ 中共横山县委组织部、中共横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横山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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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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