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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北满军区司令员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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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来东北之前，身上有几道光环：
就全党而言，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选出的“十三巨头”之一；
就西北革命根据地而言，他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西北地区党的一把手；
就陕甘宁边区而言，他是参议会议长，相当于今天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岗来到东北后，在党内，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的北满分局的委员。
不过，当时是国共两党争夺大东北的战略决战，任何人的职务在那种非常时期都要服从于战时的需要。
何况，高岗又重新戴上了“高司令”的“桂冠”——担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黑土地的诱惑
东北，这130万平方公里辽阔而富饶的黑土地，历来就是兵家争夺的要地。
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及伪满洲国灭亡后，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又一次显露出来。
东北的东部和北部与苏联、蒙古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接壤；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同时又与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东北的铁路、公路分别占全国总长的一半，其密度居全国首位。同时，还有安东、大连、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以及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黑龙江、辽河等内河航运，从而形成了海陆纵横交错的运输网。
东北的矿藏丰富，工业发达。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东北的铁矿蕴藏量为38亿吨，煤的蕴藏量为228亿吨；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钢材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再加上造纸、纺织、印刷等，东北的工业总产量占据全国的80％。此外，广阔的松辽平原沃野千里，可出产50余种农作物，年产可达2000万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山脉林海茫茫，优质木材的总蓄积量达30多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对国共两党都有着强烈的诱惑。
共产党十分看重东北，是因为控制了它就可以摆脱国民党长期包围、分割革命根据地的状况，使东北与冀热辽等解放区连成一片，拥有坚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从而把握解放全中国的主动权。
国民党格外青睐东北，是因为拥有它就可以增强在全国内战中的经济实力，切断共产党和苏联的联系，对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将共产党的势力各个击破，逐步削弱消灭。
对当时的国共两党而言，得东北者得天下。
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早在1942年的夏天，他就预见说：
“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的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的希望”。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整个国际局势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国际总的形势下，国民党在战后既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日本战败并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部队必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需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①
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再一次瞻望东北的前景：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②
毛泽东还在组织上对即将到来的东北决战做了一定的安排。他在七大谈到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时提议：
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③
随后，中共七大选举了东北籍的万毅、吕正操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瞬息万变的局势果然没有超出毛泽东的预料。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年8月10日日本政府乞求投降。
延安决策中心快速反应，海陆空三管齐下进军东北。
8月11日8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发三道命令，进军东北。
不但朱总司令调兵遣将，毛泽东主席也亲自安排，为争夺东北做好干部上的准备。
8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集中在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赴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前往东北工作。
8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林枫的电报，指示：
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④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
由陕甘宁配备一个团，晋绥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林率领开东三省。
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和《关于去东北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迅速出发，去东北后，不必占大城市，应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驻扎的中小城市，并放手发展力量，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应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
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国共征战大东北的序幕已经拉开。
8月13日，最早接到延安总部电报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的大王庄召开冀热辽党委、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决定由李运昌率领冀热辽子弟兵八个半团和两个地区支队，还有朝鲜支队，共1.3万多人，加上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越过长城，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军。
8月25日，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东路4000余人，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曾克林部一路势如破竹，8月29日打到山海关北的前所车站，驻守伪军当即投降。
8月30日上午，曾克林部与一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在前所车站以东会合，之后，两军联手解放了山海关。
9月3日，曾克林部登上东去的列车，向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进发。
9月5日早晨，满载曾克林部队的列车开进了沈阳市郊。
9月6日，十六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部队驻扎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由于曾克林部队接管沈阳和辽宁一些城市，美英等国开始进行干涉，对苏联施加压力。国民党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苏军和出关的八路军。驻沈苏军负责人感到为难，曾劝告曾克林等率部离开沈阳，根据中苏条约，把沈阳等大城市交国民党政府。
面对复杂、棘手的新局面，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全权代表两人一起飞抵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对东北的动向十分关注，但由于通讯的障碍，一直没有得到消息。这次曾克林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曾克林到达的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就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就东北局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由傍晚一直开到凌晨，作出两项重要决定：
第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创建东北根据地。
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
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建东北中央局的通知：
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馆卫戍司令部找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⑤
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央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工作的指示》。
9月16日清晨，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道，离开延安直飞沈阳。
高岗参加了9月14日下午和晚间的政治局会议，他也与大家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虽然组织上并没有安排高岗去东北，这个陕北高原土生土长的汉子也并不了解那片神秘、富饶的黑土地，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太重大了，到黑土地上去施展才干太有诱惑力了。因此，在这次会议上，高岗与张闻天、李富春等人一道，都迫切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去东北的要求。
创建东北根据地确实需要干部，更需要高岗这样具有丰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但当时的高岗肩负领导西北根据地的重任，能否让高岗也去东北?
9月17日，临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远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通报了高岗等要求去东北的情况。并提出：
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⑥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结束了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并立即召开会议听取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后，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对东北战略方针作重大调整，增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去东北，进一步加强东北局的领导力量。
跃跃欲试的高岗真的迎来了新的机遇，他的命运也由此再一次发生重大改变。
说走就走，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高岗迅速交代工作，安顿家眷，准备启程。
此时，高岗与李力群已有三个孩子。儿子高轩，小名宝娃，1941年生于延安；大女儿延延，也生于延安，已经两岁；但小女儿安安还只有几个月。所以，李力群只好与陈云、彭真等的夫人一样，暂时留在了延安。
1945年10月22日，高岗与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王鹤寿、凯丰、陈正人、陈光、朱瑞、郭述申和机要员黄友凤共11人，搭乘一架到延安来的美军飞机离开了延安。
离开生活战斗了40个春秋的陕北高原，对高岗而言确是人生的重大转折。望着机翼下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高岗不免生出几丝惆怅。但一想到将要奔赴的是一片神奇的黑土地，面对的将是陌生的新挑战，争强好胜的高岗更坚定了在黑土地上大干一番的信念。
飞机是缩短空间距离的最佳工具，高岗一行当天晚间就来到了邯郸。但到了邯郸后不但没有了飞机，连火车、汽车也无法找到。第二天早上，高岗等人只好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坐马车，逢山攀登，遇河蹚水，走了一个多星期，于11月1日到达了太行山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热情地招待了高岗一行，留他们在那里休息了三天，然后派了一个骑兵连随行护送，使高岗一行于11月8日顺利到达玉田，再于11月13日到达承德。
此时的承德已经聚集了众多奔赴东北的干部和战士。由于交通工具短缺，住宿困难，秩序有些混乱。况且，苏军为履行中苏协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撤出各大城市，所以对开往沈阳的火车有一定的控制，不仅要登记，还要按顺序排号。好在高岗一行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经反复交涉，总算被安排优先上了火车。
今天的读者恐怕无法想象当年火车的状况。据知情者回忆，那时的火车既没有准确的发车停车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停靠站点。火车开起来后，时而因缺水停下，乘客就赶紧下车来用盆端水；时而因没煤停车，乘客就立即到处找豆饼做燃料；开车的司机偶尔还因为钱少而闹罢工。所以火车是开开停停，到了朝阳已经是无法再行。高岗一行只好改乘汽车赶到锦州，又从锦州换上了火车，终于在11月22日到达了沈阳。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当高岗一行人到达沈阳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2|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争论
当共产党紧锣密鼓进军东北的时候，国民党统帅蒋介石并没有等闲视之。
他一方面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言谈，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又积极备战，争抢东北。
蒋介石采取了关内停、关外打的策略方针。1945年10月中下旬，他任命了一批负责东北的军政长官，空运了刚刚收编的伪“华北自治军”1000多人到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又求助于美国海军海运国民党两个军到秦皇岛。这样，国民党军队就不但直接威胁中共经冀东进出东北部队的海陆运兵通道，而且占领了秦皇岛这一海上运兵的桥头堡，使他们的军队从华北陆路进入东北沈阳的行程缩短了三分之一，加速了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进程。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对山海关的进攻。
由于共产党的各路大军仍在路途之中，守卫山海关的是刚刚经过长途行军到达这里、没有做任何休整便投入战斗的部队。而这些部队原来以为到东北后立刻就可以得到新武器，开拔时把一些重型的武器几乎都送给了沿途的地方部队。可是，到达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苏军临时改变了主意，把我军看管的武器仓库全部收回。而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曾接收的那些武器，又因为仓促之间无法联系，即使联系上了，大部分武器也在运输的路上被土匪劫获。所以，当时奉命守关的部队甚至连战士人手一枪都不能保证，而蒋介石的部队却是全部的美式装备。再加上当时的东北已是初冬季节，寒风瑟瑟，战士身着单衣，有的还打着赤脚，生病的人特别多。另外，这里不同于老解放区，老百姓见到打仗就都躲起来，没有人送水送饭，找些抬担架的人都困难。更要命的是那些配合作战的新编地方部队，有不少都是乌合之众，听见枪声便逃得无影无踪。
因此，尽管守关部队孤军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
国民党军队于11月16日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就沿北宁路作“平压式”推进，力争在短时间内夺取东北的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
面对气势汹汹猖狂进攻的国民党，苏联人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不愿与美国和国民党彻底闹僵，对共产党只实行“有限”帮助。11月19日，驻东北的苏军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说苏军按照条约要把中长路及沿线城市全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铁路若干里以外，以便国民党军队能顺利接收，苏军也能及时回国。并且提出苏军驻扎区域严禁东北人民自治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必要时不惜武力驱散。
11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做了汇报。
当日，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复东北局电：
“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做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⑦
刘少奇还指示东北局，退出大城市后，要努力做好群众的工作，争得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持；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的打算。在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
高岗一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1月22日来到沈阳的。
高岗、张闻天等人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后，立即到东北局向彭真报到。当晚，东北局就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虽然高岗等人刚刚来到沈阳，但在从延安到沈阳的一个月长途跋涉中，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也在不断地研究和思索。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同的观点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据与高岗一同由延安来到沈阳的刘英回忆：
到沈阳以后，闻天、富春、高岗、凯丰四人去了东北局，在那里吃了晚饭。回来后高岗大谈当晚就战略方针问题发生的争论。高岗的意见是：苏联要履行它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和协定，把沈阳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占了山海关。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我们的方针应当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闻天完全支持这个意见。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认为苏联红军理应支持我党我军。会上争得面红耳赤。高岗说，咱们到哈尔滨找陈云同志去。⑧
实际上，并非是高岗赌气要到哈尔滨去找陈云，而是在高岗尚未到沈阳的11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
组织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派，巩固东北之后方。⑨
中共中央还任命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934年就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资历虽老，实际上与高岗同岁，都是1905年出生。接党中央的电令后，陈云于11月16日由沈阳飞抵哈尔滨，到达哈尔滨的当天，陈云即召集时任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张秀山等人，宣布成立中共北满分局。
11月24日，高岗、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去北满的干部团，乘火车离开沈阳去哈尔滨。
由于情况比较复杂，高岗一行都化装成商人，坐在苏联红军运煤车的一节破车厢里。由于车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没有座位，大家只好一个挨一个地席地而坐。
这节百孔千疮的破车厢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着的冰窖。车窗的玻璃全都碎了，怒吼的北风追随着疾驰的列车，卷起飘扬的雪花从空荡荡的车窗挤进来，狞笑着在人们周围旋转，无情地扑向大家的脸上、身上。
车开到长春站，被苏军拦住，要求这一行人下车。懂俄语的同志几经交涉，这个负责管理车站的苏军大尉就是不放行。疲劳、寒冷、饥饿交织在一起，让大家感到十分的恼火和无奈。后来，不知是谁发现这个苏军大尉的眼睛始终盯着一位同志随身带的一个三节长手电筒，于是，担任翻译的同志试探着要把手电筒送给他，果然，他真的收了。
收了手电筒，事情也就好办了。这位苏军大尉不仅不再赶这些人下车，而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专用火车头，拉起这节车厢直驶哈尔滨。
11月26日，高岗一行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北满分局撤走后留在哈尔滨南岗区的一幢小楼，这里也是北满分局撤离后的秘密联络机关。但到达这里时并没有马上见到陈云，因为在他们到哈尔滨之前的11月22日，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已经按照苏军的要求，与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机关一直撤往哈尔滨以东的宾县。
听说高岗一行到了哈尔滨，陈云立刻于11月28日由宾县赶到哈尔滨，与高岗、张闻天等会面。
老战友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但形势紧急，容不得耽搁时间。当时的形势是我军据守的山海关、锦州已相继失守，国民党大军步步紧逼，我党政军机关已经撤离了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但我们的十万大军向何处去?我们如何在东北站住脚跟、创建东北根据地?这已经成了党中央和组建不久的东北局亟待解决的全局性问题。因此，陈云与高岗、张闻天会合后，当天就在这幢小楼里召开会议，研究当前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大东北，党中央向东北派出了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来到东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彭真、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陈云、高岗、张闻天虽然都被派往了北满，但作为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局限于北满而研究北满，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正确地制定党在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所以，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集聚在这幢小楼里的一间比较僻静的小屋里，整整讨论了一天一夜。他们时而激烈争论，各抒己见；时而掩卷静思，认真思索。认识一致后，由张闻天执笔写出初稿，然后三人又反复修改，终于在11月29日，以陈、高、洛的名义，给东北局并党中央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意见》)的电报。
在这份今日已经成为经典性文件的电报中，他们首先分析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认为我们对这一新形势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明确指出：
“其中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同时迅速地把我撤除以后三大城市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在那里，我们必须与苏军取得密切的合作，继续争取资财，克服我们在城市的过‘左’措施，不使苏联在应付国民党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并使他们增加对我们的援助。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财，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在北满，我们估计，哈尔滨及中东路某些主要城市将迟早由苏军交给国民党，更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我们的兵力、干部、资财，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意见》还强调指出：
“我们认为，争取我党在满洲的优势是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苏军对我们的援助即为有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这份不到2000字的报告是于11月29日和30日两次发给中共中央的。中共中央在收到第一份电报后即复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在收到电报全文后中央再次表示同意《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意见》总结了我军进入东北后三个月的斗争经验，阐明了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党在东北工作应采取的战略方针，明确了建立北满根据地的工作部署。这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运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把党中央夺取东北的指导思想与东北内外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为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正确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不过，东北局内部当时对于东北战略方针的认识是不一致的。陈、高、洛《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发出后，12月5日，彭真、罗荣桓在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中仍提出：
我们应积极准备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⑩
电报还提出：
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11)
接到彭真、罗荣桓的电报后，高岗和陈云当日就复电彭真，指出：
“来电所称在歼灭及阻断北宁路之敌同时，以三万兵力攻沈，一万威胁长春。如此分兵，能否全胜。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指示(指11月28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和林彪、黄克诚、萧华电)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再分别请示中央。”(12)
12月6日，高岗又同陈云以北满分局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根据中央关于改变独占东北为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及东北的实际情况，立即作全满部署，争取时间配备骨干部队到各战略地区，并派遣五个老的主力团到北满。
当时中共中央因毛泽东休病假，由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少奇虽然远在延安，但他了解了东北局内部双方争论的情况后，于1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电，指出：
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的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碍工作，丧失时机。(13)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收到党中央的这份电报后，立即转发各省工作委员会，并补充了五点意见，指出：
各省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的数量，应立即设法掌握现有的部队；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清反动武装；控制二三等城市及战略要地，准备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要立即找当地干部，仔细研究各阶层动态，找出发动群众的恰当形式，先突破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取得经验，推广各处，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改选各级政府，组成地方人民武装。(14)
12月21日，高岗与陈云又致电彭真，提出如下建议：
除重点确保热辽外，将主力部队更分散些，例如放到东辽、间岛、牡丹江、合江、松花江两岸、北安、绥化与嫩江之间，南辽西地区，抢先剿除土匪，发动人民创造根据地，造成可战可和的局面。(15)
高岗和陈云的意见得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认可。12月24日，刘少奇又给彭真发了一封长电，说：
(一)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休养中。
(二)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三)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指梁兴初、罗华生)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16)
12月28日，刘少奇又致电彭真、林彪，并转高岗、陈云、李富春，说：
毛主席在看了最近一个多月东北与延安往来电报之后，从休养所中写来一个关于东北工作指示即发你们，望注意收听。其中心是进行切实的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17)
由此可见，在休养所中养病的毛泽东也在关注着这场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争论，而且要为这场争论画上一个句号。
这个“句号”，就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的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指示电较长，论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这份指示电及时确定了党在东北工作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了东北局领导层的认识，为夺取东北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指示电中明确提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是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建立这样的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毛泽东还指出：
“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历史已经证明，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是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份指示电是吸取了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北满分局领导人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正确意见的。
至此，解放战争初期这场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争论，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这场争论在当时画上了句号，但争论双方的思想认识并没有真正统一，东北局内部后来出现的一些分歧，与这场争论并非没有关联。
3|向“政治土匪”开战
宾县位于哈尔滨东南100多华里，北满分局和军区撤离哈尔滨后就来到了这里，住在宾县城内北上坎的一个教堂里。
北满分局的首脑机关之所以驻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教堂离松江军区所驻的院落较近，比较好警戒，在当时那险恶的环境下安全有相对的保证。但这所教堂是由一个姓郭的神父主事，他以圣堂不可侵犯为由百般拒绝北满分局住在这里。后在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和劝说下，才勉强表示同意。
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和军区司令员高岗以及北满分局秘书长共住牧师的一座小平房，陈云和秘书长住牧师的书房，高岗住牧师的卧室。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临时搭起的床上几乎没有什么行李，屋内只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一盏瓦数很低的台灯。北满分局和军区的供给由松江军区负责，但由于群众工作尚没有开展起来，物资极其匮乏，刚刚到宾县的时候，高岗、陈云连棉衣都没有。
不但物资匮乏，北满分局和军区司令部人手也极缺。北满分局没有专职秘书，军区司令部也没有专职参谋，除陈云、高岗各有一名警卫员之外，只有三四名电台机务员和两名机要员。陈云、高岗也都和大家一样大事小事一起忙，没有职位大小，没有职务高低。陈云曾经和工作人员风趣地说，现在是“大家一个级”。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领导同志的身份也处于保密的状态，一律用代号称呼。
高岗的代号为“张秘书”。
物资匮乏可以克服，人手不够大家一齐努力，但当时最严重的威胁还是土匪的作乱。
北满地区地处东北北部，包括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牡丹江(时称绥宁)五个省和哈尔滨特别市，面积4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这里背靠苏联，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决胜东北的必夺之地。然而，这个地区土匪肆虐由来已久。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独占东北，在兵力不及的情况下，在北满进行大规模的特务和党务活动，广泛实施收编、加委、武装土匪的政策。他们勾结、网罗日伪残余分子、反动地主恶霸分子、封建会道门分子、惯匪、流氓，还利用一些群众的“正统”观念，收编、组建土匪武装，对土匪头子封官赐爵，号称国民党“中央军”。如委任松江的姜鹏飞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合江的李化堂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等等。
北满所有的股匪都是政治土匪，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达到了历史之最。这些土匪不仅到处争夺城市，占据交通要道，伏击我小部队，还派遣特务或收买内奸在我党组织的地方武装中策动叛乱，杀害我党的干部。即使是分局、军区所选择的落脚点宾县也不平静。在分局和军区未去之前，这里已有共产党的干部接收了县城，成立了县委并组织了一支县保安队。但就在分局和军区到达的前几天，松江军区李寿轩副司令曾带一个新兵营去宾县打前站，当晚，混进县保安队窃取大队长职务的土匪于会堂叛变，阴谋里应外合，捉李抢枪。军区接到消息后火速增援了一个排的机动兵力，才粉碎了土匪的进攻。11月22日，分局和军区机关二三十人坐着大车向宾县撤退时，走到金家窝棚处突然有人向队伍中间开枪，当我们组织十几个人追上去时，对方又立即跑散了。
因此，在分局、军区到达宾县后，给每个人发了一支枪和几个手榴弹，准备必要时实行自卫。当时和国民党有联系的土匪知道我们没有老部队，常常在夜里袭击城门，大家基本上是枕戈而眠，随时准备战斗。
1945年末，北满地区65座县城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占据，牡佳铁路、哈佳铁路及主要的公路要道都被土匪切断，地方武装被策反人数多达3.3万人，造成了大片地区被占领、地方武装不能巩固、干部无法下乡、群众工作不能展开的被动局面。
这些土匪虽然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加委，但却改变不了烧杀掠抢的本性，到处打家劫舍，巧取豪夺，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而东北的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权仍存在着正统观念，抱有很大的幻想；由于时间短暂，我党的威信尚未树立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政策不甚了解，对我们的军队也处于观望的态度。因此，迅速彻底地消灭北满的土匪武装，稳定社会秩序，在现有的条件下，让群众得到实惠和利益，这是发动群众，创建北满根据地的前提，也是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1945年12月1日，北满分局、北满军区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和高岗就当前形势和创造根据地的问题做了报告。
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指出：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要进军东北。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发展武装，剿清土匪，创建包括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有长期斗争、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在报告中阐述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向指战员发出了“扫荡反动土匪武装，肃清日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的号召。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通过了两位领导人的报告。会后，清剿土匪、发动群众、创建北满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展开。
12月12日，松江军区成立野战军司令部，发布剿匪命令。野战兵团首先向盘踞在双城八家子和周家店的土匪发起猛攻，将3000余名匪军击溃，揭开了北满剿匪的序幕。
然而，当时党在北满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有许多县城虽然已经接收，但仅仅十几个二十几个干部在那里撑着门面，新组织的地方部队大多是刚刚获得解放的劳工和一些农民，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战斗力不强，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和伪满的残余势力采取“先当八路，后当中央”的手段打入共产党军队的，他们还在寻机叛乱。
面对猖獗肆虐的土匪和力不从心的军事力量，高岗这个司令员心急如焚。他在积极指挥各军区巩固部队、慎重扩军、集中优势兵力阻止土匪蔓延的同时，连续电告东北局要求迅速调配主力部队北上剿匪。
12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决定对部分主力部队进行整编，并决定：
派刘转连率领三五九旅由抚顺向北满出动，路经舒南、五常，准备协同该地田松支队肃清土匪后，立即开赴宾县，归陈云、高岗指挥。第七师杨国夫部自黑山出动，拟经抚顺、海龙开赴北满，亦归陈云、高岗指挥。
接到上级调派主力部队来北满剿匪的消息后，高岗几乎是昼夜守在机要室，焦急地等待着三五九旅和第七师的消息，关注着北满各军区的动向及主力部队的行踪。
12月22日，高岗、陈云致电彭真、罗荣桓：
请转告三五九旅刘转连、晏福生，火速赶到舒兰和榆树，协同当地部队消灭国民党土匪，然后立即向宾县开进。(18)
12月30日，高岗、陈云又致电东北局：
请命令吉林区党委不要留住三五九旅，以免丧失时机，命令三五九旅电台直接与北满分局联系。(19)
1946年1月1日，高岗同陈云致电周保中、张启龙，请他们向刘转连、晏福生转达命令：
立即率所部经五常向宾县赶进，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贻误大事。(20)
1月8日，高岗同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转杨国夫，决定将杨师放在北满，并以其为基础，吸收三肇、嫩江、黑龙江地区两万余人的新部队，编为一个纵队；要求该师自法库出发，迅速兼程北进，直达郑家屯，争取车运白城子、大愤，指出早到一天，对巩固新部队、创造根据地均有极大作用。
同时又致电刘转连、晏福生，令其部队兼程北进，后续部队勿再停留，每日电告行程，指出：
你们早到一天，对北满形势及部队本身发展关系极大。
高岗和陈云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主力部队到来的同时，主力部队也在日夜兼程奔赴北满。1946年的一二月份，主力部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相继到达北满，并立即投入剿匪的战斗。
1946年1月末，北满分局和军区直接指挥三五九旅和松江军区部队联合攻打通河。
通河县是宾县的邻县，位于松花江畔，轮船和公路均通向哈尔滨，又位于主要林区之中，木材丰富。城内有一座300千瓦的火力发电厂，还有一些小的以木材为原料的工厂，周围“开拓地”、“满拓地”很多，粮食充足，经济上比宾县要富裕，当时仍被土匪所控制，威胁着宾县的安宁和整个北满根据地的稳固。
攻打通河，北满军区和北满分局是在刚刚撤往宾县时就考虑的问题，并且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武器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当时听说在哈尔滨新香坊区原日军军火仓库中存放有大量的黄色炸药，高岗和陈云就及时组织100多辆大车，派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在苏军的大力帮助下，运回了300多吨。高岗为此兴奋了一个晚上。陈云也说，这可能是我们红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
这些炸药果真在攻打通河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月7日，三五九旅和松江部队在通河会师。
随后，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司令部也迁往通河，直接指挥剿匪战斗。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在北满分局的领导下，在主力部队的紧密配合下，各地的剿匪战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仅松江军区剿匪部队就击溃土匪1.2万余人，毙、伤、俘匪徒6000余人。合江、嫩江、牡丹江、泰安等地的剿匪战斗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几个月的努力，总算初步稳定了局面。高岗浑身上下紧绷着的弦才稍稍松弛了一下。
高岗是一个典型的陕北大汉，性格粗犷好动，坐不住。他非常爱玩，晚上有时高兴了就自己抱着凳子跳舞。只要稍有空闲便拉住机要室的同志下棋。虽然高岗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但是，争强好胜的他下起棋来不赢就不让对方走。即使是工作人员送来电报，如果不是急事，他也是一目十行地扫上几眼，然后把电报揣进裤子口袋里，重新回到棋盘上酣战。
有一次，机要员发现少了一份电报稿，便向高岗要，高岗东翻西找也没有找到。于是，他摊开两手说：
我这没有，不信你搜，你还不相信我这个中央委员!
虽然机要员没敢搜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但后来秘书还是在他的被子里找到了这份电报。
据曾经担任过北满分局秘书的孙仪之回忆：
高岗有时从街上买回卤猪头肉、醋蒜头，吃饭时就往我们的火锅里放，把菜搞得很不是味儿。陈云同志说，麻子，你这样乱放，还让我们吃吗?高却笑笑说，好吃，好吃。他还经常在衣兜里装上花生，随手剥着吃。(21)
在北满分局共事期间，高岗和陈云的合作非常默契。高岗对陈云十分尊重，非常看重陈云的意见，也由衷地佩服陈云的能力。高岗经常对别人说，陈云很了不起。在稳重随和的陈云面前，高岗也比较放得开，有时甚至像个小孩子。一次，高岗实在想吃鸭子，秘书说我们没有钱了，高岗笑了笑，又嘟嘟嚷嚷地说，一个中央委员连个鸭子都吃不上。后来，警卫员就跟陈云讲了，陈云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警卫员，买了只鸭子给他吃。
恶劣的环境、紧张的战斗并没有压垮新生的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他们上上下下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稳定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为中国共产党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进军哈尔滨
高岗和陈云在领导部队与土匪激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地组织筹备进军哈尔滨的战斗。
哈尔滨位于中长、中东铁路的交汇处，松花江从城北穿过，自然风景十分秀丽。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殖民统治不断深入，哈尔滨始终处于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轮流控制下，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城市。它那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一帮帮洋装奇服的人群，使人一踏上这块土地就立刻感受到了异国情调。所以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哈尔滨不仅繁华美丽而且复杂混乱。日本投降时，哈尔滨有居民76万人，其中有26个不同国籍的侨民10万多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占大多数。日本投降后，又有大批的日伪残余和地主恶霸潜逃到这里，再加上原有的军政警宪官兵，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同时，这里还有50多座外国教堂、250多处反动会道门活动场所、120多处大烟馆、十多个高级西式舞厅、2000多妓女。三教九流混同其中，使哈尔滨成为投机走私、特务土匪聚散的巢穴。
哈尔滨又是通往苏联和连接北满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战后国共两党争夺的要地。它虽然不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先解放的城市，但却是我军从1946年占领后就一直控制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虽然派大员接收了哈尔滨市，但一直到1946年4月27日苏联红军全部撤走，实际上只接收了政府机关的一套虚设机构和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周边各县的各级政权他们一个也没能接收。
因此，在苏军撤离后尽快夺取哈尔滨，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根据地建立成我军决战东北的战略后方，就成为北满军区的重要任务。
为夺取哈尔滨，北满军区于1946年4月1日成立了哈尔滨前线野战司令部，高岗亲任司令，开始组织攻打哈尔滨。
当时国民党在哈尔滨的武装力量并不强，但战败后的日本在哈尔滨仍有一定的势力。为了防止国民党利用日本人的力量与我军争夺哈尔滨，高岗同陈云于1946年4月11日致电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友，指出：
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日本人与我争夺哈尔滨，这一力量不容忽视，要设法通过各方面关系，争取他们保持中立。可向日本资本家说明，只有保持中立，将来才可能在满洲保存其财产和生命，并通过他们影响日本军人和特务。
电文中还告诉王友：
据黑龙江省来电，孙吴东北方三十五公里的山中有许多山洞，隐藏有日寇，数目不详，带有枪炮，储有可供三年用的食物。苏军从黑龙江撤退时曾进剿过一次，望转告苏军，请他们在此次撤退前再进剿一次。(23)
同日，高岗还电告王鹤寿、范式人、叶长庚，命令他们从北安抽调有战斗力的成建制的1200人，于当月25日运至呼兰集结待命，准备参加争夺哈尔滨的战斗。
驻哈苏军是从4月20日起陆续撤退的。三五九旅和松江各部队1万多人伴随着苏军的撤退也悄悄地陆续进驻哈尔滨市10个区中的7个。仅有南岗、道里、道外因苏军尚未撤完，我军暂时没能进驻。
眼见苏军一天天地撤退，共产党的军队也一天天兵临城下，城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那些曾经猖狂活动的“地下军”也树倒猢狲散，各自亡命。国民党松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共同向驻哈苏军交涉，获准利用当地的飞机场，自4月19日起，由东北行营派出飞机，分三批运出重要公务文件及公务人员30多名，其余要员于25日搭乘苏军撤离的火车绕道海参崴再乘船经上海回南京。
4月25日，在驻哈市区内苏军开始撤离的同时，攻城指挥部实地考察了哈市内外的地形，选定哈南为主要进军方向。
4月27日，北满军区决定：攻城指挥部由哈东迁移至哈南的平房附近；独二旅第七一七团、炮兵营、骑兵大队位于哈南之王岗、一七四高地、双榆树及平房以北地带，突击南岗；第七一九团位于哈东之王乡屯、靠河寨之间。突击道外；特务团位于哈市西南之陈家岗、王岗车站附近，突击道里；第七一八团位于平房附近做预备队。松江军区部队和从北安调来的千余武装人员，也进入指定出击位置。
同日，高岗与陈云在哈尔滨郊区召开各部队干部会议，部署进军哈尔滨。高岗在会上要求准备50辆卡车，由三五九旅抽出1000人的精干部队，准备追击逃离哈尔滨的敌人。同时还命令卫戍司令部负责统一解除旧警察武装，把物资仓库接收保管好，各部队不要擅自行动。
28日凌晨，随着最后一列苏军火车撤离哈尔滨，北满军区哈尔滨前线部队紧跟进入市内，直插预定占领目标。沿途几乎没有战斗，仅在南岗和道外个别地方遇到小股顽敌，稍加回击即立刻溃逃。前线部队在哈尔滨市7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下，浩浩荡荡地进驻哈尔滨。
傍晚，高岗和陈云随同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迁入市内。
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也进驻哈尔滨。从此，哈尔滨成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收复哈尔滨，使广大指战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高岗、陈云更是喜上加喜——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也在此时几经辗转从延安来到了哈尔滨。
李力群是在高岗离开延安一个月后，与陈云、彭真、张秀山、黄火青等人的夫人一起出发来东北的。当时没有火车，更不能乘飞机，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骡轿车”——两匹骡子中间架一个“架窝子”，孩子和大人坐在里面。李力群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四岁的宝娃、两岁的延延和仅仅几个月的安安，就是坐着这样的“架窝子”，由延安奔赴东北的。
为躲避敌人的袭击，他们不能走大道，只好钻山路，辛苦异常。在经过敌人封锁线时，怕孩子的哭声暴露目标，就只好人和牲口分开走，由警卫员背着孩子，用被子捂住孩子的嘴使劲往前冲。
这样一支妈妈娃娃部队要从西北转移到东北，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12月初，这一行人到达张家口。但此时的张家口已经失守，无法再向前走，一行人只好暂时住在晋察冀中央局。
不久，由于孩子有病，乌兰夫又把李力群和三个孩子接到了设在晋察冀中央局的内蒙办事处。
等到了1946年的3月份，形势稍微好转，晋察冀中央局又派部队护送这只妈妈娃娃部队继续前进。
事情已经过去55年了，李力群至今回忆起来仍旧感慨不已：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你们都不可能想象得到。一路上冷枪不断，时常又要遇到土匪的袭击，那枪打得十分厉害，小孩子吓得浑身颤抖，缩成一团。有几次车子无法行走，前方警卫部队迎战，这些妈妈们迅速带着孩子们下车，全部躲在车底下。后来，白天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晚上赶路。由于这样东藏西躲，见不到人家，无法搞到粮食，吃喝都成了问题，大人好说，孩子不懂事，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心急火燎。最后，好不容易坚持到赤峰才弄点吃喝。(24)
晋察冀中央局把这一行人护送到了洮南，又由当时负责辽北地区工作的陶铸派人把这一行人送到了齐齐哈尔，然后从齐齐哈尔乘上火车到达了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市时，苏军尚未全部撤走，高岗、陈云两家暂时住在市内的马家沟。由于市面上十分混乱，孩子大人都不敢轻易出门。
收复哈尔滨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也迁到了哈尔滨，东北局的领导们就集中搬到了哈尔滨的北京街居住。高岗与彭真对面相望而居，林彪与陈云则隔壁而居。
妻子儿女的到来为这些日夜奋战在疆场上的将帅们带来了家庭的欢悦，但革命尚未成功，更艰巨更繁重的任务仍在等待着他们。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第681—683页。
②③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218、232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9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93—494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29页。
⑧ 魏燕茹：《张闻天在合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39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30页。
⑩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30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l版，第436—437页。
(12)(13)(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36—437、439页。
(15)(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546—547、548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48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39页。
(19)(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41、442页。
(22)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北满分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195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57页。
(25) 笔者2000年1月28日访问李立群同志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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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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