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高岗 > 全文图书 > 高岗传
|
| 十 东北局副书记 |
| 戴茂林，赵晓光 |
|
|
从黄土地来到黑土地，高岗由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到东北局副书记，时间并不长。
这首先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仅仅用四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军事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国民党军，解放战争时间之短，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当年派高岗到东北，并不是让他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守土一方的西北局书记仅仅负责东北的一个地区的工作，而是要让他在国共两党争夺大东北的战略决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岗后来经常自豪地对别人说，当年毛主席派他来东北时曾经对他说：“彭真已经先去了，你创建根据地有经验，你去帮帮他。”
不管高岗说的是真是假，反正高岗的北满分局委员只当了半年多，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局副书记。
1|哈尔滨会议
从1945年10月国共决战东北的炮声打响后，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办公地就一直迁徙不定：
1945年末，东北局撤离沈阳后，彭真、罗荣桓、林枫等带领东北局机关到本溪；
1946年2月底，东北局从本溪迁到抚顺；
3月20日，又由抚顺迁至梅河口；
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在驻长春的苏军撤离后解放长春，东北局随即又迁至长春；
5月21日，在东北民主联军放弃长春的前一天，东北局又由长春迁往哈尔滨。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客观上已同北满分局合为一处。因此，东北局于5月25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后的形势以及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的有关问题。
5月26日，党中央根据东北局的建议，批准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
6月16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的重要指示，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
中央指示说：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高岗兼秘书长)。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①
中央决定下达时，林彪正带着前敌指挥部在五常。接中央指示后，东北局委托高岗和谭政到五常，迎接林彪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高岗与林彪等从前线回到东北局驻地哈尔滨时，正值国共双方达成的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正式生效，不过，虽然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整期，但局势依然十分严峻。
尽管当时我军除了全面控制着中东线及南满地区外，还控制了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和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的大片土地，但国民党正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土匪的大部分部队被击溃，而一些头目逃进了深山老林，网罗散兵游勇，伺机卷土重来；反奸清算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更广泛地发动起来，但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对东北斗争的复杂性、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长期斗争和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思想准备。
新组成的东北局领导班子面临着更艰巨、更繁重的任务。
面对着仍然十分严峻的形势，调整后的东北局为更好地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解决干部中的思想问题，统一东北党内的认识与行动，确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1946年7月3日至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林彪主持，在东北工作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9人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前，东北局常委会委托陈云起草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由于当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为能实事求是地反映东北形势与现状，陈云分别向各战区负责人了解了情况，征询具体意见，数易其稿，形成了决议草案并提交会议讨论。高岗在决议草案的形成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了近一年来创造根据地及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7月7日，大会通过了《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首先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东北的形势，特别是东北敌强我弱及我方工作中存在的薄弱之处，指出：
“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
“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七七决议》在对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东北的当前任务是：
“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
“为了迅速有效地创造地区广大的根据地，肃清政治土匪，调集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首先集中工作于根据地的要点，逐渐推广，联系成面，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状况，《七七决议》指出：
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
《七七决议》还指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
“我们在东北已占先机之利，党领导了强大的军队，有几万外来和本地的干部，广大劳动人民尤迫切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
“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七七决议》号召共产党员要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
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正确分析了所面临的战争形势，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东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发动群众、作战原则与指导方针等诸多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把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与东北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这就使《七七决议》成为指导东北全党全军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文件。同一天，《东北日报》根据东北局7月会议的决定，以《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为题发表社论，号召东北全党全军进行深入动员，在各系统、各机关、各学校抽调大批干部，动员各干部学校一切能够下乡的学生，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社论提出，只有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我们才能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为了配合《七七决议》的贯彻执行，更好地发动群众，东北局还于7月13日创办了第一份党内刊物——《群众》。东北局书记林彪亲自为《群众》撰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说：
“出版党内刊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东北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最中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动群众，所以把我们的刊物就叫做《群众》。”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面前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建立根据地就好比是为自己造房子，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那么不仅我们会无处可走，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东北人民也就不能翻身，不能有他的地位。”
“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务必在最短的期间内，建立我们自己的家，造成我们自己的房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暴雨，我们就有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在《群众》的创刊号上，东北局还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一切可能下乡的同志，均应自觉响应党的号召，跑出城市，跑出洋房，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服装，背上包袱，暂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历史长短，不论资格大小、个人得失，提倡大官做‘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农民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的斗争，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第二，“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团，选择战略区域和战略基点，首先突破，由点扩大联系成面”，“首先从一个屯、一个村做起，实行‘蝗虫’策略”。
第三，开展农村斗争。让农民拿起武器，建立人民武装，“到处捉拿特务、伪警，收缴地主枪支，肃清小股散匪，对那些组织叛变、杀害我干部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坚决镇压，没收其财产”。只有解决土地问题，锻炼出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才能奠定建军基础，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通过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党在农村的支部，才能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第四，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要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与工作团配合，发动群众，形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提高部队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采取出奇的远距离的奔袭、合击、穷追、反复扫荡等办法，以达到军事上彻底消灭顽匪”。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不分男女，不论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而且要实行“蝗虫”策略，确实是一个坚定的战略决策。扩大会议后，为落实会议精神，东北局与各省市的领导又分头包干，亲自前往各地传达《七七决议》，召开县区书记会议，统一思想，立即行动。
随着《七七决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东北局各级党、政、军机关中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建立人民武装，清剿土匪，掀起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和剿匪运动，形成了根据地建设的高潮。
按照东北局的分工，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于会后来到佳木斯传达贯彻会议精神。7月27日，高岗在中共合江省委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七七决议》的主要精神。会议围绕着《七七决议》和高岗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统一了思想。会后，合江省抽调了1500多名干部，组成了12个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从反奸清算入手，打击汉奸恶霸和大地主，改革封建土地制度。
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地大革命，在东北大地上如急风暴雨般迅猛地展开了。
2|黑土地上的暴风骤雨
东北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差异。东北土地80％都被称为“满拓地”和“开拓地”。
所谓“开拓地”，是日本在侵略东北时，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日本官方拓务省办的农业经济组织，名义上与伪满政府合办，实为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工具)，以低价收购和无偿没收等手段兼并和掠夺的东北大量土地。日本政府从日本本土大量移民，组成“开拓团”来东北经营。当时，来东北的日本农民达数十万人之多。
“满拓地”则是日本侵略者从张作霖家族和中国地主的手里夺取的土地，因为没有日本移民来耕种，又返租给中国地主经营。这些地主仍然是原来土地的主人，继续从事租佃剥削。
东北地多人少，大部分农民都是从外地移民而来的，当时“闯关东”曾是关内许多农民的重要出路。然而，这些农民来到东北后才发现，虽然黑土地肥得流油，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生活照样难以为继。他们受着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地主的双重剥削，无钱、无地、无工具、无粮食，没有独立开荒的能力，只有靠给地主扛活和从事各种手工劳动勉强维持活命。而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出荷”(强制征收农民的劳动成果)，更使这些穷苦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东北大米、大豆年产量的80％都要“出荷”，到了伪满洲国的后期，甚至线麻、土豆、白菜、猪肉也都进了“出荷”之列。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杂税、摊派的徭役，农民的生活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便成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内容。
早在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就提出：
“我党在东北的工作中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们，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可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
“我们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1946年3月20日，新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发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
“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产，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处理上述土地问题应与贯彻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运动及发动春耕同时进行，应经过群众路线，动员当地人民采取民主方式，讨论通过处理之。”
1946年5月，北满分局最早派出工作队下乡，打开局面，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开始根据地的建设，实际上已经拉开了东北土改运动的序幕。
《七七决议》发表之后，反奸清算、分配敌伪地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东北解放区全面展开。
8月29日，东北局给各分局及省委发出了《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并报中央。这个指示首先分析了土地改革中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指出：
最近两个月来东北各地先后共有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大部分县区都组织了工作团，都突破了一个或几个村屯，少数县已经做到了大部分或普遍分配了，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涌现出一批当地的积极分子，干部取得了新的经验。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只限于一般的口号”和“侵犯中农利益”等偏向和问题。
《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规定：
我们的政策是使得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汉奸、恶霸、豪绅、大地主、土匪头子。树敌不要过多，但保持和巩固反内战、反独裁的统一战线。
《指示》还提出要争取在旧历年前完成土改任务。
中共中央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于9月5日回电，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给东北局，提出了东北土改的方针。指出：
你们关于加强土地斗争的指示，对各项问题解决得很好，望贯彻执行。目前解决东北土地问题的方针是：根据《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除没收敌伪大汉奸土地外，应普遍动员群众进行反奸清算运动，使农民从地主手中得到土地。
东北局和中央的指示使各地土地改革工作团明确了方针和任务，推动了各地发动群众工作的深入。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和东北局的领导下，土地改革运动犹如潮水般迅速席卷了东北大地。
据1946年11月18日《东北日报》报道：
截至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已将二千零六万亩土地分给了五百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计：松江省四百八十万亩，黑龙江省六百万亩，嫩江省四百万亩，合江省二百万亩，辽吉省四百万亩，牡丹江专区三十万亩，吉林省一百二十万亩，辽宁省七十四万亩，安东省三百万亩，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生活水平明显上升，呈欣欣向荣景象。
然而，仅四个月的时间就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必然要出现一定的问题。
11月初，陈云在按照东北局的决定去南满工作的途中，发现一些地区工作上追求数量不求质量，一些工作队干部住在地主家，对群众运动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存在地主的威风没有彻底扫掉，农民仍旧心有余悸，土地也没有真正地分给农民等一系列“夹生饭”现象。为此，陈云两次就土地改革中的“夹生饭”现象写信向当时主持东北局工作的高岗做了汇报(东北局11月2日决定，在林彪随部队行动期间，由高岗主持东北局工作)。
11月7日，陈云在路过桦林时致信高岗，信中说：
所谓“半生不熟”，是指积极分子的成分不好或不很好，群众未真正地发动起来，结果地主虽然被打击了，但仍有潜势力，在心理上仍旧统治着群众。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由于一味求快，在群众中酝酿不成熟。估计“半生不熟”的地区在全东北一定很多，改进这种地区的状况已成为群众运动中重要的工作之一。②
陈云的信引起了高岗的高度重视。根据陈云反映的情况、意见以及对松江、黑龙江、嫩江部分地区的典型调查，在高岗的主持下，东北局于11月24日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把各地情况分为比较好的、“半生不熟”的、弄乱了的和未开辟工作的四类地区。其中最多的是“半生不熟”地区。特点是：地主的威风没有打掉；在分地斗争中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没有真正的积极分子；群众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武装就是保卫胜利果实的命根子。因此，群众在斗争后的态度是懒洋洋的，对农会工作漠不关心。从形式上看样样都有了，地也分了，地主也斗了，武装、农会都有。但切实查起来，毛病很大，内容甚少。产生“半生不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没有经过群众酝酿成熟，使群众自上而下地起来斗争。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冷冷清清。
指示同时还指出：
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把“夹生饭”煮成“熟饭”。要求各地党委和工作团切实检查土改情况，发现“夹生饭”地区，就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在高岗的直接领导下，东北的土地改革又进入了“煮‘夹生饭’”(即把“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煮成“熟饭”)时期。各省第二次派工作队深入农村调查和发动群众，确实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12月中旬，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赵德尊就土改中的有关问题致信高岗，说：
“我们省委几个人，经过反复的考虑，对于目前‘进一步深入与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一致的有这样的一个意见，就是，‘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查地运动’。”“根据黑龙江九县的群众工作检查与反映来看(主要是庆城、海伦、拜泉、克山等县)，所谓‘夹生饭’、‘半生不熟’的主要具体内容有四：一、斗争果实(包括土地、粮食、牲口、房子)农民很多没有到手(实际上，东北局对城群工检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二、农民大多数表现决心不够(包括政治上的勇气信心不够和经济上生活生产困难不能解决)。三、恶霸地主反攻活动很普遍(花样很多，但主要是搞垮我们农村的积极分子——新起的斗争骨干)。四、骨干差并与广大群众结合不够(主要是积极分子问题和积极分子脱离群众问题)。因此，解决‘半生不熟’，也就是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③
赵德尊在信中还提出：“要在过去土地斗争的基础上再来一次深入查地的斗争。”
高岗于12月20日回信给赵德尊说：
“你提出的四个条件，作为‘半生不熟’的具体内容，比较符合一般‘半生不熟’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这种估计和认识出发布置工作，也是正确的。过去东北局关于深入巩固工作的指示，主要是根据宾县的经验，现在看来，宾县的工作和各地比较起来，一般的该是已经前进了一步，因此有些要求的提出，可能是过时了，但其经验值得各地重视。”“深入巩固工作的中心是什么，即怎样把‘半生不熟’的饭变成‘熟饭’。松江提出的口号和办法是‘查地挖坏根’，即在深入土地斗争的基础上，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龙江把深入查地斗争作为中心，来解决‘半生不熟’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深入查地斗争是经济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二者不可能机械地分开。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斗争对象，二者的比重自然是也有不同。查地斗争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如有些地方是地未到手，粮未到口，有的地方是地主瞒地，不给地照，以及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保存土地，则需查黑地、要地照等斗争，是更加复杂了的斗争，因此在领导掌握上更应审慎。”“另外，在办法上应注意：一、查处中农和贫农隐瞒的黑地不没收。二、佃富农、佃中农和贫雇农之间关于今年分青分粮的纠纷，应在使贫雇农今年能得到实惠的原则下，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合理地解决。三、有些小地主的土地未分配者不再重分。四、基本群众互相之间，分配果实当中，你多我少，你好我坏，以及有些积极分子略微多点果实等现象，在今天已换了地照、变成事实的情况下，一般的不再变更。五、查地斗争也不是二次斗争，不是要把所有过去被斗争的重斗一遍(拉林的几个屯子曾出现此偏向)，采取以上办法的目的，在于避免混乱斗争目标。一方面防止自己斗争自己，造成群众之间不团结及互相埋怨的现象，另一方面也防止形成过‘左’的查田政策，使基本群众孤立的偏向。”④
高岗的回信基本上概括了当时东北土地改革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及东北局关于土改运动中煮“夹生饭”的中心工作和有关政策问题。
根据各地工作团下乡煮“夹生饭”的情况，东北局在高岗的主持下，于1947年2月初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解决土改中“半生不熟”的问题。
1947年2月20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解决“半生不熟”与准备春耕的指示》，指出：
解决“半生不熟”的标志，主要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要能确保落到基本群众的手里。同时，要在斗争中培养一批真正为群众所爱戴拥护的积极分子，农会要作风正派，办事公平，要在斗争中建立起巩固的武装，发展一批党员，建立起可靠的支部堡垒。
还指出：
土地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根据地。要把握这个大方向，在解决“半生不熟”的同时，积极准备今年的春耕生产。
群众工作会议结束后，高岗等人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汇报前一段土改运动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报告讲完前一段的工作后说：
我们目前仍是以全力消灭“夹生饭”，其办法是在继续深入土地斗争中，彻底打垮农村中的封建堡垒，肃清国特、地下军等反革命组织。使基本群众真正获得斗争果实，使地到手、粮到口、马到槽、枪换肩，和准备今春生产密切联系起来。
然而，东北的土地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仅1947年的春耕形势就不容乐观。组织生产中还面临很多困难，如：旧秩序已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土地分散，农具、牲畜缺乏，农民对使用土地还有所犹豫顾虑，等等。一些地主，虽然地被分了，但暗藏的财宝还在，家里还有许多老底子，经济上并没有彻底垮台。一些地区的地主仍然十分的嚣张，放风出来说：“把犁杖挂在屋檐上，也还能吃上几年。”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地区为了解决春耕问题，在彻底清查土地煮“夹生饭”的同时，对藏匿财物的地主采取了“砍大树”、“挖财宝”的行动，既解决了春耕的资金、农具、牲畜等问题，也解决了不少农民的生活困难，调动了农民的土改和生产的积极性。
这种做法迅速得到了东北局的肯定。1947年6月20日，在松江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东北局副书记高岗在讲话中说道：
所谓熟了的地区，就是做到放手发动群众，把封建地主阶级从经济、政治、武装上彻底摧毁。不仅要分掉恶霸地主的土地、牛马、浮财，而且要挖出他们的家底。这样才能最后摧毁恶霸地主的经济基础。
会上，松江省委提出了“大胆放手”、“放手就是政策”的口号。
6月25日，东北局发出《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分析了土地改革运动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提出深入土改运动，解决“夹生”，由分配土地进行到“斗财宝，挖干货，追浮财”的斗争。并提出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针，煮过“夹生饭”的地区的工作中心主要是生产和教育，进一步巩固群众的优势；未煮“夹生饭”的地区，工作中心是集中力量解决“夹生饭”问题。
此后，“斗财宝，挖干货，追浮财”实际上成了东北土改煮“夹生饭”的主要内容。
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这个大纲是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对土改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会议对解放区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估计得也过于严重，这也是当时许多地区土改一度发生“左”的严重偏差的主要原因。
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就是副书记彭真被中共中央调离东北，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组织工作，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彭真这位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共征战大东北的帷幕拉开后，他率先来到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
彭真离开东北局后，东北局的主要领导更加繁忙，无法抽身去河北平山县参加这次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因此，东北局决定派黑龙江省委的赵德尊作为代表团团长，率领东北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还有合江省的王伯瑾、辽吉省的岳胜、辽东省的卫之、辽南省的陈一凡等同志。
临行前，高岗代表东北局与赵德尊谈话，让其到西柏坡后，除了在会议上汇报东北土地改革的基本情况外，还要专门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东北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情况。
赵德尊奉命率领东北代表团来到西柏坡后，于7月21日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并在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汇报了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东北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情况。
刘少奇听完赵德尊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情况的汇报后，虽然肯定了陈云、高岗、张闻天在当时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明确地说，当时的那场争论时间很短，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再纠缠此事了。
赵德尊参加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回来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东北局做了汇报，也将刘少奇关于应当正确对待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东北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意见向高岗及其他领导同志做了传达。高岗听完后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但在与一些同志的私下交谈中，认为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片面听取彭真的叙述，有偏袒与之长期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的倾向，开始对刘少奇产生了一些不满。
高岗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对刘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刘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11月3日至2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制定了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
12月1日，东北局发布《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行动起来，彻底打垮地主，消灭封建剥削，彻底平分土地，打下发展生产的基础，努力支援前线。同时发布了《关于在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一些问题(草案)》，对划分阶级的标准等问题做了规定。
同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了《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对东北地区的土地分配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明令与《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并实行，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贯彻执行土地改革的法令，严厉制裁任何抵抗与破坏行为。
由此，东北的土地改革由“斗财宝，挖干货，追浮财”，迅速地进入了平分土地的高潮。
据当年的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后来回忆：
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绩是伟大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有些指示和政策界限吃透不够，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如在“砍挖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左”的苗头，当时虽然制止了，但到平分土地的时候，由于受“群众运动自发论”的影响，错误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宽；一些地方出现了打杀过重的现象；个别地区农民进城清算了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⑤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回忆说：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刮起了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这些地方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出浮财，开始在村内“扫堂子”，后来发展成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堂子”。这样做，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也被当做地主、富农斗了，财产被分了。⑥
几十年过去了，笔者在图书馆一摞摞已经尘封多年的报纸中，仍然体会到了当年的喧闹。
1947年12月27日的《东北日报》报道：
龙江大哈拉坑村仅三天的时间清理了全村三十多户中、小和化形的伪装的地主与富农，打下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础。本月八、九两天是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白天一群一伙的贫雇农提着鞭子，扛着木棒，来往大街小巷，押送着被逮捕的地主和狗腿子，簇拥满载衣柜、粮食、农具的车辆。……十三日，全村掀起搬家换房运动，地主们都被赶到厢房，上房住上了贫雇农。按照贫雇农小组的划分，一个贫雇农团要监视三户地主和富农，从大屯搬到东屯地主大院的三家贫雇农团员，一夜曾检查地主家三次。
1948年1月28日的《东北日报》报道：
天刚黎明，日头没冒红，白茫茫的银色大雪原上，呼啸着老北风，落着“树挂”。各屯子已冒起炊烟，闹哄哄的人声夹着牲畜的嘶叫声，健壮的贫雇农大声吆喝着，妇女儿童上爬犁。整个屯子骚动着，半小时后，扫荡队出发了，每一条大道上奔驰着络绎不绝的爬犁。……在大扫荡中，爬犁已成为整个阶级发动、队伍广大与否的标志之一。不同乡的熟识贫雇农见了面，总是要问：你们乡今天出动了多少爬犁?以此来衡量对方战斗力的强弱。在大扫荡中，每乡每天均有三十到五十张爬犁出动……第四乡的贫雇农队伍，举行了来回六十里的远征，三天两夜未归本乡。
“扫堂子”的规模越搞越大，农民纷纷成群结队进城串乡，想搞哪里就搞哪里，想斗谁就斗谁，有的赶到几十里外去扫荡，几天几夜不回家。
东北土改中的“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一些地区放弃了生产，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城里的工商业也遭到了破坏。
1948年1月12日，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针对这些错误做法，起草了《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上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
这一指示提出，在一个月来普遍平分土地大运动中，已有数县发生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现象。其表现有几种：1．地主兼工商业者，挖后门，挖家底，并挖家底之外，采取罚款。结果是全一扫而光，或者关了门，贴上出兑的广告。2．原有的地主，在日本没收其土地后转为工商业者，仍定为地主，又被挖家底者。3．抗战胜利后，已全部脱离土地的封建剥削，转为工商业者，又全部被没收或被挖家底者。4。曾在敌伪做了点事，转为工商业者，或与敌伪稍有关系者都认为是敌伪残余，又被没收、被挖者。甚至有派人往城里几十天，借故清算工商业者。
指示中批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与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是相违背的。对农民这种行为不加领导，是一种尾巴主义，若继续下去，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
指示对保护工商业作出了若干规定。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
“对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外，即除没收其乡村的土地及其出租的牲畜以及房屋，并废除其高利贷外，其他一律不动。”“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或直接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或私自捕人罚款。”“未经县市政府或县市公安局而私自进行的查封、没收或捕人、罚款，为非法行为。”
指示还强调要坚决保护工商业，防止农民进城非法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等等。
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
“合江省委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合江省的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
东北地区土改的错误做法在其他的解放区也大量地存在，从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土改政策。
毛泽东指出：
“‘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地强调斗地财……”⑦
2月7日，刘少奇在了解了东北的具体情况后，针对东北土地改革中打击面太宽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
东北土改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人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即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剥削部分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者划为中农，除平分土地外，这种中农的财产不动，对这以上的中、小富农征收其牲畜、农具、房屋时，给一部分代价(价款由地主封建财产中支出，或由政府发一次公债)，其粮食及其他财产不动。⑧
2月9日，中共中央将此电批转中共中央东北局，指出：
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的地主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究竟应当缩小到何种程度及采取何种步骤解决此项问题，使土改走入正轨，既不对土改高潮泼冷水，又不使运动跑出正当的范围，请你们拟具办法电告。⑨并强调，必须立即改变政策，弄错了的必须纠正。
接到中央的有关报告和指示后，东北局于11日复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和中央的指示，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表示将“以各种方法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
随后，东北局立即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会后发出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其中对贫雇农路线做了新的解释，就是要把党的政策和民主权利交给全体农民(必须包括中农在内)。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强迫群众行动。彻底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
这个指示还强调了几个政策问题：一是不能造成基本群众内部的对立；二是中农政策，要按新规定重新划定成分；三是缩小打击面，对地主富农采取分化政策，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最后强调了要严禁打人、杀人，规定了死刑的审批程序。
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各地立即组织进行纠偏，使土改运动又逐渐步入正轨。
3|冀东行
在东北解放区开展平分土地运动期间，高岗并没有在哈尔滨。
1947年9月22日，东北局决定派高岗代表东北局到热河指导工作，在高岗离开东北局期间，由罗荣桓代理东北局秘书长处理日常工作。
冀察热辽地区，是华北和东北的通道和联系纽带，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贯彻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鉴于冀热辽地区对于进军东北的特殊战略位置，于1945年10月成立了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隶属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程子华任书记兼政委，黄火青任副书记兼副政委、组织部长，萧克任司令员，李运昌、陈奇涵任副司令员，赵毅敏任宣传部长，高自立主管财经。1946年10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下辖热河省委、冀东区党委、冀热察区党委和三个军区。
1947年3月29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冀察热辽分局划归东北局领导。3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冀察热辽分局改受东北局领导，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行政委员会可与冀察热辽分局、军区、政府发生指导关系(冀东包括在内)。
在冀察热辽地区中，热河省占的面积最大，它和辽西走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十几年的殖民地。同时，它又是清王朝皇族的重要领地，土地高度集中，人民遭受的剥削比较深重，土地改革的愿望也比较迫切。冀察热辽分局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发动群众的工作，创建了广泛的根据地。从1945年冀察热辽分局与热河省委一起发出《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发动群众进行复仇清算运动、减租减息、“将高度集中的土地走向分散”开始，直至1946年5月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为止，这个地区的农民已经从大汉奸、恶霸手中获得了48万多亩的土地。
《五四指示》发布后，冀察热辽地区全面进入了土改新阶段。
1947年5月，冀察热辽分局在林西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总结和肯定了分局一年多来在军事、党建方面和土地改革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新形势下的任务。
大会重申冀察热辽地区土地改革的策略和总方针是：以贫雇农为骨干，紧紧团结中农，力争富农靠拢和中立，在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的方针下分化地主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与我们合作，使一般中小地主在我们正确政策下不致反动，招引愿意回头的大地主来解放区，但约束其不得反对农会、政府，狠狠打击与我们对立的豪绅大地主恶霸。
会议还强调，在基本地区、游击区、敌占区各种不同的村县，要本着总方针精神灵活运用。对于一般地主经过群众讨论可分给土地，对豪绅恶霸地主本人应镇压，对其家族区别对待留给生活出路，对中小地主应经群众自愿留给土地，对抗日关系人、民主进步分子留给比一般中农多半倍的土地，对鳏寡孤独属于地主成分者留给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对富农留给如富裕中农或中农的土地。中农是贫雇农的同盟军，其土地不得侵犯，已侵犯的应补偿，且应吸收为农会会员。贫雇农按应分户的人口分土地，远近、好坏、水旱折合平均分配土地，且保证他们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权。对工商业除恶霸产业外，应予保护。
会议还特别地强调了群众路线问题。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
我认为冀察热辽的土地改革工作，自《五四指示》到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前这一段时间，基本是正常的。1947年秋天后，“左”的东西逐渐抬头，一些地区出现了侵犯中农的错误缺点。⑩
高岗是1947年10月9日夜晚和秘书刘家栋一起到达赤峰的。当时赤峰正闹鼠疫，城里几乎所有的机关都搬走了。他们找到了分局，那里已是一座空楼。听说报社还在城里，刘家栋就来找当时的报社社长李锐，并带李锐来见高岗。
据李锐回忆，当时高岗来冀察热辽分局的目的是：
解放战争几年来，冀热辽分局的工作一直存在不少问题，如领导班子弱、作风不深入、仗打得被动、土改也不彻底等。那时从延安经热河去东北的干部很多，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他们在热河逗留期间，都感到热河工作做得不够好，并把这些意见带到了东北局。告状的人多了，高岗就来到分局，准备彻底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11)
高岗来后的第二天，就去各乡找土改工作团了解情况，尔后又分头找六位地委书记谈话，发现这里的土改也严重地存在着“夹生饭”的问题，不少地区的土地没有真正地分下去，不少农会并非贫农在掌权。高岗认为必须要转变这里的工作作风，彻底摈弃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坚定地依靠贫雇农，走群众路线，把土改斗争更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下去。
11月10日，高岗主持召开冀东土地工作会议。这次大会共有全区县以上干部300多人出席，历时32天。会议上，冀察热辽分局的同志根据本区的情况说明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是党内作风不纯，并提出，今后要坚定地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整顿队伍，彻底转变作风，认真走群众路线。会议大部分的时间是分小组讨论研究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文件，检查反省前一阶段土地改革中的不足，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及各县的负责同志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查找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要丢弃小我深入群众，搞好工作，去掉毛病。”
“共产党人没有一个不犯错误的，有错误就改就是好同志。如果心怀不满，垂头丧气，或者表示很好，等以后再说，或者是嘻嘻哈哈不负责任，都是不对的，更是错误的。如果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态度，就必然遭到人民与党的遗弃。”
“我们要想不犯原则错误，首先必须立场站稳，去掉官僚主义，一切要从农民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出发。不要从我字出发，有了我字，就不会客观。”
“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才能去掉官僚主义。”
高岗最后指出：
我们这次会议总的目的是把工作搞好，毛病去掉。其中主要是今后如何进行，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联系实际，研究文件，研究出搞土改的办法。
12月26日，冀察热辽分局又召开热中地委、县委书记及分局工作团负责干部联席会议。高岗在会上做了《如何转变作风完成土改》的报告。
高岗在报告中论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土地改革是革命高潮中争取胜利的关键。“我们当前正处在新的革命高潮当中，这个革命高潮，主要表现在我军的全面反攻，表现在我军的不断胜利，士气高涨，越战越强，越打越大。”“这个高潮是从哪里来的?是解放军打出来的。解放军从哪里来的?是土地改革这个母亲生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主要是贫雇农的军队，他们为保卫土地、民主、独立和正义而战。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农民拿起枪打封建势力，打美帝国主义走狗，打卖国贼。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是建立在空前广大的土地改革基础上的，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大反攻，就不可能胜利，在土地改革上才能开出胜利之花。”
二、彻底改变我们的作风。“新的形势和广大人民要求的一个普遍的、猛烈的群运新高潮迅速展开，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通常时期，不能停止于通常状态、通常观念，因之，一切不适应于今天形势的思想组织和作风都要改变，一定要建立完全适应今天新形势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一切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寿终正寝，一切两面派阳奉阴违的活动必须根绝，一切过时的、老一套的、慢吞吞的支应差事的摆摊子、维持门面的陈旧保守作风，都必须立即休息。”
三、怎样整顿队伍。“为适应新形势，贯彻新作风，必须先整顿队伍。”“县以上干部可以先站一下队，开五天八天的大会，不要一个个地整，整最突出最典型的，有重点地整。主要整掉对土改的障碍，整掉地主富农思想，整掉立场不稳，整掉严重的官僚主义，整掉欺骗上级，整掉假报告，整掉独吞果实，把新形势的作风讲解清楚。”“区村一级怎么整?区村干部蜕化变质的很多，假农会假干部很多，地主户的积极分子也很多，流氓伪警的武委会主任也不少，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都是今天土改的绊脚石，妨碍贫雇农翻身。唯一的方法就是抛弃他们，把他们甩在一边。”
四、大进军。“组织工作团，工作团的组织可以县为单位，打乱党政军民学的架子，统一各种力量，不要摆摊子，不要像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要大胆废除旧的一套组织形式，按当前工作需要建立部门。”“这不是一个平常的队伍，而是一个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队伍，一个立场坚定、纪律严明、令出如山、方针明确、势如破竹的队伍。工作团这么多干部下去，是不是叫大进军?还不是的，这不叫大进军，土改的主要力量是贫雇农，只有把他们动员起来，这才是大进军。”“把土地法大纲交给贫雇农自己掌握，让贫雇农自己动手动脚。”
五、群众路线。“到底农村中的群众路线、党的领导路线、组织路线，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就是贫雇农路线(中农要联合过来)。”“因为在我们的区域贫雇农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他们是反封建的主力、斗争的主力、当兵的主力，掌政建党都要依靠他们，所以说，农村中的群众路线就讲贫雇农路线好了。”(12)
此后，冀察热辽的土地改革也掀起了依靠贫雇农、彻底平分土地的高潮。
各个解放区平分土地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冀察热辽未能幸免，前来指导工作的高岗也很难超越。
程子华在回忆中谈及这段历史时说：
这年冬天，高岗到热河检查土改工作，他不仅不纠正“左”的错误缺点，反而说热河的土改工作右了，他提出了热河的富农都是封建的。并推广了他领导的在热中地区工作团搞的“老牛赶山”典型经验，在冀察热辽分区土地打乱平分，贫农分为下贫农、中贫农、上贫农。分地时由下贫农先挑最好的地，然后中贫农、上贫农挑。中农也分下中农、中中农和上中农，下中农先挑。到富农时只剩下坏田，地主只能分山上的地，实质上是重复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错误。高岗在热河一个冬天，在土改中推行极左政策，是犯了错误的。(13)
1948年3月2日，高岗结束了半年左右的冀东行，返回了东北局。
此时东北土改的纠偏工作也已经进入了尾声。
3月10日至31日，东北局召开九省二市(黑龙江、嫩江、松江、合江、兴安、吉林、辽东、辽西、热河和哈尔滨市、沈阳市)书记联席会议，总结研究东北区土地改革问题。28日，高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
高岗在报告中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成绩是主要的。
经过这次运动之后，东北解放区基本上解决了土改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在过去的基础上，运动更前进了一步。在经济和政治上彻底削减了封建制度。大多数地区的贫雇农掌握了政权。封建制度被彻底消灭，贫雇农团结中农做了农村的主人，农村里面真正的民主势力成为统治的力量。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也是自卫战争胜利的主要源泉。
二、几种“左”的偏向。
(一)许多地方或多或少地侵犯了中农利益。(二)有些入城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没有遵守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甚至破坏了它。(三)这次运动中打人的现象比较严重。个别地方有人被逼死或打死。(四)没有执行党的区别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把地主富农财产全部一扫光。
三、偏向的根源。
(一)对于当时东北实际情况没有作周密的具体的分析，对于过去的群众工作没有很好地讨论总结。当时在北满已有三分之一至半数以上的地区，经过了清算运动、“煮夹生饭”和砍挖运动，地主阶级已被打倒了，土地已被分配了，土匪已被彻底肃清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巩固成果，进行局部的调整。同时，我们对于干部中一些“中农不是基本群众”的错误思想没有及时地纠正。而且我们对于以往较长时期土改工作的成绩估计过低，认为过去土改工作中一切地区都不彻底。要求不加区别地从头做起，“全面轰动”，对后来的偏向起了推动作用。(二)只强调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一面，而没有足够地强调另一面，即团结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和不侵犯城市工商业的一方面。贫雇农没有和中农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而是脱离中农，单独行动。在部分村界、区界和县界的“联合扫荡”和“反复扫荡”中，成百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人地生疏的地区，必然造成不择对象、乱斗乱挖以致造成农村的混乱和区与区间、村与村间的矛盾和摩擦，在人民自己的解放区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破坏民主秩序。(三)在划分阶级上有忽视与错误。由于对东北农村阶级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片面地把雇一个活甚至雇半个活的中农都划为富农，并在砍挖过程中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片面强调运动而不顾政策，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要求可以修改政策。这种用“群众自发论”代替党的领导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四、坚决纠正偏向。
(一)要打通干部思想，进行具体政策教育。(二)要依靠贫雇农，通过群众自己的认识和觉悟来纠正。(三)要与目前生产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四)要有步骤，有轻重缓急，不能再犯急性病。
高岗在报告的最后强调，要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纠正偏向，落实好中农政策，对地主富农给以出路，损害工商业的要进行补偿，要把土改运动与发展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14)
根据中央的土改政策和东北局的具体指示，各地党政领导认真地进行纠偏和重新划定成分的工作。大批被错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被纠正过来，恢复了原有的权益。在划定成分的同时，进行了平分土地的工作。经过两次分地的锻炼，群众也开始成熟，由盲从学会了掌握党的政策当家做主，学会了驾驭自己的命运。各村普遍采取了“个人提、互相比、大家评”的民主方法，全村的地分为几等，好坏搭配，中农保证“只进不出”，地主家有劳动能力的也同样分一份，让他们生产。
由于政策对头，工作十分顺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东北平分土地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
4月2日，高岗同陈云、林彪、罗荣桓、李富春致电中共中央，对一个时期以来没有按照中央要求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各方面工作及政策情况的汇报，进行检讨并说明情况。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虽然历经波折，最终还是走上了健康的轨道，并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正像陈云后来所说：
由于进行了土改，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实的兵源，那么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15)
4|坐镇东北局
高岗于1946年6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并兼秘书长后，东北局很快就形成了林彪在前线指挥作战、高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虽然东北局副书记还有彭真、罗荣桓和陈云，而且彭真、罗荣桓还排在高岗之前，但身患肾癌的罗荣桓在《七七决议》通过后就去苏联治病，1947年6月回国后也基本上是随同林彪在前线指挥作战；彭真则于1947年4月调离东北，参加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并留在中央工作；陈云更是早在彭真离开之前的1946年10月就奔赴南满，担任南满分局(也称辽东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所以，东北局的五大书记当中，只有高岗坐镇哈尔滨，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东北解放战争经过1946年秋冬至1947年春季的艰苦作战，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战争局面大为改观，我军实施战略反攻的条件基本具备。
为了制定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7年5月初召开会议，并于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五五决议》)。
《五五决议》首先分析了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东北战场的形势，指出：
“东北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很大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则是东北全党的努力，把自己的方针放在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上，由此就找到了力量的源泉，生长与壮大了革命力量。”“东北已经进入敌人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进攻的新时期。”
《五五决议》接着提出党在东北的任务是：
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为了完成东北决战的任务，《五五决议》对东北全党和全军提出了三项具体任务：
第一，“前、后方一齐努力，加油加劲，一切为着前线，大量歼灭敌人。”
第二，“必须继续深入群众运动，发展生产，完成土地改革，肃清封建势力。”
第三，“必须大量培养干部，加强党内阶级教育。”
《五五决议》在东北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给东北党、政、军、民提出了实行战略进攻的任务，为紧接着就连续发动的夏、秋、冬三大攻势奠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
东北局五月会议后，又于5月下旬对东北党政军领导机构做了调整。东北局委员除原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外，增加6人，由26人组成东北局委员会。东北局领导核心明确分工：林彪任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任副书记，高岗兼任秘书长。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军分会，主席林彪，副主席罗荣桓，委员有高岗、谭政、刘亚楼、萧劲光、程子华；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会，书记陈云。
对于东北局的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是满意的。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说：
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市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市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灭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六月间可以十万人渡黄河向中原进攻。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部四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萧罗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缴枪一万五千以上，现需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纵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两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16)
5月30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高岗电，庆祝他们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各战线的胜利。
随着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特别是如何在革命胜利后搞好城市经济建设，这对于主要在农村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言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为了摸索城市经济建设的经验，高岗于1948年5月亲自担任团长，组成了“东北局巡视团”，开始对以城市经济为重点的东北解放区进行调查。巡视团阵容强大，除高岗挂帅外，由刚刚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张闻天任副团长，陆续参加的成员有马洪、李华生，李正亭、邓力群、于杰、于建亭等。
5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工作。
此时的东北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决战的前夜，根据地建社也已经步入最繁忙的时期。农村的土地改革要继续深入，城市的经济建设要恢复发展，战略决战的后勤保障必须到位，党的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工作确实是千头万绪。仅在1948年的6月和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召开了十多次常委会议，研究讨论各项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的号召，并委托中共中央东北局筹备召开第六次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即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4日在哈尔滨召开，高岗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据8月5日的《东北日报》报道：
高岗同志在每一部分的报告中，均以现实的具体实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今天革命的新形势，大大提高了与会代表继续努力争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不时引起全场大鼓掌。在巨大的欢呼与口号声中，高岗同志结束了四小时的报告。
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高岗于9月27日和29日、10月1日和4日连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东北局高干会议做准备。
10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高干会议。东北局、东北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干部80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东北1949年度的工农生产计划，研究了紧缩后方机关、充实前线主力的措施，总结了各地整党、建党、建政的经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东北解放做了全面的部署。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关键性胜利。当天，中共中央就电告东北局，准备接管沈阳，并任命陈云为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政委会、东北军区各直属机关千余干部，在哈尔滨市文化俱乐部集会庆祝锦州大捷。高岗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做了《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10月21日，被我军围困已达五个多月的长春守敌被迫投降，东北第二大城市长春宣告解放。
长春解放后，沈阳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10月26日晚间，高岗在他哈尔滨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收沈阳的方针、办法与注意事项。参加会议的有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汪金祥、张平化和李锐。鉴于解放军进驻长春时有些混乱，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接收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明确了需要注意的事项。会议宣布了陈云为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决定伍修权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陶铸为沈阳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
11月2日，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被我军攻克。当日，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人员便开进了沈阳。
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和东北全体同胞，祝贺沈阳和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国解放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迅速入关，为解放全中国而战。
从1945年11月高岗等人到达沈阳，到1948年11月东北大军挥师入关，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等东北局的核心领导，在这片黑土地上同甘共苦整整奋战了三年。这次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林彪和罗荣桓将率军前往，高岗和陈云则要坐镇东北，双方分离自是难免。11月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获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分析了东北全境解放后的形势，提出了全力建设新东北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通过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这次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即将分手的会议上，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等主要领导也在分别之前，相互鼓励，交换了意见。
不过，《决议》中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争论的一段论述，后来也引起了争议。
《决议》中写道：
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盲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的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的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认识，过分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背离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
林彪和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高岗担任了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
1948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提出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来中央开会，请高岗考虑可否来中央参加此会。
12月21日，高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会议安排布置了当前的各项工作，决定在高岗去中央开会期间，由陈云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会后，高岗即动身赴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途中还到平津战役指挥部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合影留念。
参加完毛泽东召集的这次会议后，高岗接着又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提出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高岗是1949年1月底回到沈阳的。1月31日，高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和东北野战军入关，高岗在东北的领导地位越来越重要，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9年2月14日至20日在沈阳召开了常委会议。这次会议讨论总结了东北党内的历史问题，研究确定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了东北局从现在起就应当把经济工作作为工作的重心。
高岗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做了会议总结。
应当说，这次会议在东北地区发展的新时期及时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指明了今后工作的前进方向，意义是重大的。但是，胸怀不够宽广的高岗在这次会议讨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时，仍然有突出自己正确、贬低别人错误的倾向。东北局常委林枫在会上讨论时承认自己当时“心中无数”，高岗就在后来时常抓住林枫这句话抨击其“心中无数”、“水平太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局内部的团结一致。
①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43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第1版，第472页。
③ 赵德尊致高岗的信现存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④ 高岗回复赵德尊的信现存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⑤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辽沈决战》下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79页。
⑥ 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东方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423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268、1271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26—127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26—127页。
⑩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94页。
(11) 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8页。
(12) 《东北日报》，1948年1月12日。
(13)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94页。
(14) 《东北日报》，1948年5月17日。
(1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战役》编审组编：《辽沈决战》上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4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页。
|
|
|
|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