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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苏灵扬

我是1933年5月在上海光华大学加入“左联”的。那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并非作家，仅仅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我在江苏松江女中学习，淞沪战场的硝烟，竟刮不进这个学校的围墙。当时这个学校的反动统治很严，我们三个同学：王作民、徐微和我，抱着要跳出这个牢笼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心愿，高中未毕业就出来分别投考了大学。我于1932年暑期考入光华大学，徐微进了复旦大学，王作民则进了杭州浙江大学。听徐微谈起复旦活跃的政治气氛，光华就显得沉闷多了。我这么一个十几岁单纯又不懂事的女孩子，只知对现实社会不满，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十分愤慨，可又不懂革命，更不懂如何去革命。我只想该打破一下光华的沉闷空气，于是也不同谁商量，在1933年春竟单枪匹马办起壁报来。白天上课没有时间就点起洋烛开夜车，用“分身法”一人化了好多笔名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诗词、小说等，张贴在女生宿舍林荫道旁的墙上。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所谓壁报出了大约2～3期，就有一位和我同年级不同系的男同学来找我，开始以借抄笔记为名，渐渐熟悉了。他介绍我看《毁灭》、《铁流》等作品，对我做革命的启蒙工作。同年5月就介绍我参加了“左联”。他对我说，“左联”是秘密组织，是左翼革命作家的团体，但在大学里，不一定都要作家才参加，爱好文学就可以。我同意加入，他做了我的介绍人。这人的学名叫欧阳弼，湖南人，后来写小说用的笔名是蒋弼。抗战时我在延安听说，欧阳弼在晋西北被日本人破腹杀害，光荣牺牲了。我永远怀念着这位把我引向革命道路的同志。1933年，光华有个“左联”小组，欧阳是负责人，成员有我和田间、马子华。 　　我参加这个小组期间，小组几乎没有文学活动，记得布置我去北四川路的上海戏院看苏联电影《生路》、《夏伯阳》，这多少和文艺有点关系。当时去看苏联电影是要冒风险的。去前，欧阳叮嘱我，看完电影不要直接回校，要多换几次电车，以免把“尾巴”带回学校。对于我独办的壁报，小组不仅没有帮助我办好，反而要我停了，大概是质量太差，我的注意力和兴趣又被转移了的缘故吧。在学校进行的“左联”小组活动，除用公开名义召开过一次读书会外，其它活动就是要我在校内散发传单，保管马列主义的书籍。那些书籍外面都用鸳鸯蝴蝶派的书皮伪装，里面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那时这些书籍对我都是既陌生又新奇，印象特别深，却又都不懂。女学生中就只有我一个盟员，这些书籍放在女生宿舍比放在男生宿舍当然安全得多，所以我成了这些书籍的“保管员”。有一次，男生在校内大规模地写过一次标语。在操场的围墙、亭子的柱子上，全用墨汁写了“拥护苏维埃”、“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字都写得很大，非常醒目。早晨，学生一出宿舍，满目都是大标语。学校当局自然很紧张，当即把标语粉刷掉了。谁知中午下课回宿舍经过操场一看，刷的白粉干了，标语象恶作剧似的，又清晰地显现出来。那几天，学校的大门口总停着红色的摩托警车。1933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好几所大学同时进行大逮捕，光华也有人被捕，其中有马子华。于是，我在1934年初便转学复旦。在复旦时，与我联系的是何谷天(周文)，我见过他一次。光华的上级是谁则不知道。总之，我在大学参加“左联”的活动，大都类似这些，并没有文学活动。 　　在光华大学时，因参加“左联”的女生仅我一人，和男生一起活动很不方便，到1933年初冬，在我转学复旦前不久，组织上决定把我编在街道小组。这个小组的开会地点是在叶紫家。那时叶紫全家就住在一间灶披间里，老婆孩子妈妈都挤在一起，他本人又有肺病。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就在同弄堂里租了一间亭子间，作为小组活动的地方，小组不活动时就归叶紫使用，这稍稍解决了他的窘境。这个小组的成员除了我和叶紫外，还有陈企霞。记得小组会上讨论过筹办《草叶》，专登青年习作，可惜不久就停刊了。我虽是“左联”盟员，但从未写过文学作品。叶紫主编《草叶》时，却布置我这个青年也要写习作，我就象在课堂上向老师交卷似的交过一篇习作，居然登载了。不久，我被调去“左联”做宣传干事，干事除我外还有魏猛克，宣传部长是任白戈。我这个干事不记得干了什么事，连这个职务都几乎在记忆中抹掉了。“文革”后重逢任白戈同志，他讲起这事，我才记起还曾当过他的部下，足见当时我是个多么不称职的干部。记得在由这三个人组成的宣传会议上，周起应(周扬)曾来做过一次报告：《反对法西斯蒂》。我虽然知道德、意、日是法西斯，但听人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仍感到非常新颖。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上的一堂正式的政治课，所以印象很深刻。 　　1934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也再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不过，在这三年内，有几件事还历历在目，好象值得记述一下。 　　一、田汉、阳翰笙等同志被捕后的情景 　　1935年春的一天下午，沈端先(夏衍)匆匆来到我家将田汉被捕的消息告诉周扬。夏衍平日总是带点绅士风度，潇洒沉着，那天却有点儿反常。他说，他是去田汉家时发现田汉被捕的。他正一脚踏上楼梯，房东家的保姆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会意了，马上跑出来，才脱了险。(“文革”期间我叙述这段情况时，审查者竟嗤之以鼻，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好象夏衍没有被捕使他们大失所望似的。)但是“文委”明晨就要在钱杏*(左屯右阝)(阿英)家开会，阿英家出了问题没有?其他人的情况如何?不知道。周、夏商量的结果，让我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去探明一下情况。(“文革”期间，硬给我加冕“国防文学”“联络员”，你看，我倒是当过“侦察员”，而且还不止这一次!)记得那是早春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马路上静悄悄地几乎没有路人，只有一家“老虎灶”刚开门，偶有买开水的。我撑着伞，在阿英住的弄堂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徘徊。弄堂口没有进出的人，显得那么寂静。足足两小时，我不敢再逗留了。下午，夏衍来通知，除田汉、阳翰笙外，朱镜我、许涤新等都已同时被捕，阿英虽未被捕，但把他的父亲抓走了。虽然所有这些被捕的人都不知道我家的住处，但既然这么多“文委”负责同志被捕，在家是不安全了。我和周扬当即离开了家，身上只有四角钱，因情况不明，也不敢找其他同志借钱。当时我们就宿在一家小旅馆里，在一间楼梯底下只嵌下一张单人床的斜顶的“房间”里度过了一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的笑谑声，至今犹在耳际，我看周扬倒无所谓，照样睡得着，可是对一个离开大学宿舍不满一年的我来说，真是感到又惊异又屈辱。这是1935年白色恐怖下上海左翼文化遭到大破坏后一个小小的侧面。 　　所谓“四条汉子”，“两条”被捕，“两条”幸免。在“文革”期间大批“国防文学”时，把“两条汉子”作为“四条汉子”来批，太不顾事实了!“国防文学”是1936年提出的，哪里来“四条”呢?早只剩下“两条”了。 　　二、与中央失去联系后继续开展工作 　　1935年春，“文委”遭到国民党破坏后，当时上海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就和上级失去了联系，下面的组织、成员也被打散了。当时，正是一个白色恐怖高潮，夏衍的社会关系多，为了避免再遭受损失，需要暂避。那天他来告诉周扬，说暂避一年。现在回忆，还不到一年，我又见到了他。夏离开后，“文委”就由周扬负责。那时抗日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象周瘦鹃这样的“礼拜六派”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行动起来，真正是形势大好。周扬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只好设法找共产国际的文件(当时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及其它国家的进步刊物，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名叫“时代精神”的书店出售，我们平日就称它“德国书店”。这家书店开设在南京路靠近外滩这一头，店面不大，售书的是一位外国女店员。自我和周扬结婚后，到公开场合去买书几乎都是我的任务，德国书店、内山书店和生活书店等经常有我的足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英文版就是我去买回来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如获至宝。我仅仅是买回了这期刊物，也十分高兴，好像立了功似的。后来周扬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也是德国书店出售的《巴黎救国时报》中文版，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在当时抗日的形势下，文化工作怎样开展才能和时代的步伐相合拍?这些文件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国防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后来，为了要联合更多更广泛的文学艺术家共同抗日，决定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周扬、夏衍、章汉夫、吴敏(杨放之)等同志是如何讨论这些问题的，我不清楚，因为为了安全，这种会议都不在这些人家中召开。当时“左联”该不该解散，直至现在似仍有不同意见，我是至今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既然为了抗日，红军可改成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不把文化军队“左联”，改成“文艺家协会”呢?况且协会内有党团组织，核心、骨干全是“左联”成员，并不存在放弃党的领导问题。现在每当回忆起那段时间的情景：凡来我家的同志们，他们紧张而又活跃的革命工作，打开局面后欢欣、振奋的情绪，仍不禁使我神往。沙汀、周立波、章汉夫、杨放之、夏衍、尤兢(于伶)等常来我家，尤其是章汉夫，常常谈论到吃午饭时还没有完，有时就在我家吃饭。那时在我眼中，章汉夫、夏衍、沙汀都是老前辈，虽然他们也才三十几岁，可是比周扬大，比我更大，我甚至觉得他们已经老了。 　　当时有了共产国际和党的文件作武器，被国民党破坏了的“文委”，又重新组织起来，而且力量比前更壮大了，几个最有影响的进步书店都在党的领导下，其中有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新知书店。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也大大增强。就我所知，有章汉夫、艾思奇、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胡乔木、杨潮(羊枣)、杨刚、杨放之、邓洁等。党外的人士如郑振铎、陈望道、傅东华等也团结进来。还有在日本的一支力量，也取得了联系。记得有一天周扬兴冲冲地回家来说，在日本留学的人中，派回一个叫“小林”的青年来和他接头，这人如何热情。他是何干之的学生，何干之还有一个学生叫“小李”。当时他们都在日本。抗战开始，我们和何、林、李等同志去延安，我才知“小李”叫李云阳，“小林”叫林为梁(后改名林基路，抗战中在新疆与毛泽民同时牺牲)。到延安后我才知道，小林、艾思奇、钱俊瑞、杨潮在上海时都由周扬陆续介绍入了党。1936年任白戈去日本，和郭沫若也有了联系。在日本的除上述同志外，还有何干之、林林、林焕平、欧阳凡海、宋之光、陈辛人等，是一股相当大的力量。这些人中，有些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们一般来过我家或周有事要我去找过他们)，有些则是我到延安后才认识的。 　　自阳翰笙、田汉等被捕后，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就不再直接负责“左联”工作。“文总”是“文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它包括“左联”、“社联”、“教联”、“剧联”、“苏友”等等。周有个时期还分工管“文总”，记得以后邓洁同志也管过。经过一年多努力，工作面铺得很大，聚集了那么多干部，真是兵强马壮，一派兴旺景象。那是1936年上半年。“文革”周被“监护”，放出来后，他告诉我，当时冯雪峰作为上级来上海时，周向他交出的党员名单上有130名党员。“文革”中，周扬的罪名之一是“招降纳叛”。的确，那时周“招”来的同志中，确有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如章汉夫、周立波、杨放之、邓洁等，现在经过十几年最详尽的审查，还没有听说有那一个是叛徒或是特务，而且都是好样的。 　　三、我做过一次周扬和鲁迅先生的“联络员”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定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但这中间我倒做过一次周扬和鲁迅先生的“联络员”。有一天，周对我说，现在文艺界要成立协会，他必须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住在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也在北四川路底；他独自去不方便，要我陪同他前往。三十年代革命者在北四川行走比较危险，叛徒、特务常常在这条马路上抓人，因为这里抓了革命者可以直接扭送国民党的公安局。我和周来到北四川路，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内等侯，我则去内山书店陪同鲁迅先生前来咖啡店。我现在仅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座位是最普通的四座车、厢式的，鲁迅穿着长袍，含着的烟斗里冒着袅袅烟雾。至于他们谈了些什么，我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也许那时我太年轻幼稚，也许我有点儿紧张，因为我必须把注意力放到警惕周围的动静上去。 　　四、我奉命为邓洁同志送衣服 　　1935年夏，我曾为邓洁同志送过一次衣服。邓洁同志来上海后，和周扬、夏衍接上了关系。周告我，有一个刚出狱的同志(邓洁这个名字我到延安后才知道)很困难，现在出大门连件衬衫都没有，必须很快给他送点衣服去。说他在狱中还画油画，但画好后就用饭(或是泥，记不清楚了)把它糊起来，谁也不知道他画了些什么。还说他又写诗，我至今还记得一句：“徐向前，徐向前，所向无前”。为一个刚出狱的同志送东西，周、夏等去当然不方便，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按地址找到邓的住处，是二楼的亭子间，推门进去确实使我十分惊异。房间里连张凳子都没有，只在屋角打了个地铺，小小的亭子间竟显得那么空旷。邓洁光着膀子坐在地铺上，他的唯一财产是靠在铺头的两个油画框，可惜上面仍糊着，看不见画面。我对这个人又尊敬又好奇，真想看看他画了些什么，但不好启齿。到延安再见他时，延安的新事物太多了，没有想到去问他这件事。现在他被“四人帮”迫害死了，这件失之交臂未问明究竟的事，竟成了我的终生憾事。(编者按：据王尧山同志回忆，那是邓洁在大连狱中画的一幅《怒吼的醒狮》。) 　　五、中央派来了“董博士” 　　1935年春，周扬、夏衍和上级失掉联系后，同年曾和中央接上过一次关系。记得是一个仲夏的日子，周对我说，和中央接上头了，来的人叫“董博士”，要马上租一间房子和他会面，要我陪同他去租房子。在三十年代，房东对单身男子租房总抱有戒心，以免招来麻烦，男女二人同去他们就比较放心。我俩东奔西跑，最后在原法租界西蒲石路找了一间，是个半地下室，陈设都是现成的。房东是白俄。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董博士”来了，穿一套笔挺的白西装，确有“博士”风度。他们谈工作，我就回家了。周回来后告诉我，这间房子要保留下来，我俩还要经常去走走，才不致引起房东的怀疑。第二次约会时间正是中秋节。那天我和周扬从早晨直等到傍晚，未见董来，料想这是出事了，随即离开了那里，和房东不告而别，弄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蒲石路附近行走。怕遇见房东。隔了几天，周告我，“董博士”果真被捕了。好容易接上的关系，又被国民党破坏了!董的真名是我在延安才知道的，在一本外地的刊物上有署名“董之学”的一篇文章，周说，这就是“董博士”。 　　六、尽管经济窘迫，工作、生活总是热气腾腾 　　按照党的原则(这是我在延安上党课后才明确的)，当一个党员失掉了关系，还应继续战斗。周扬、夏衍以及当时在上海的其他同志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我当时被这批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渐变得坚强些。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我当时不论对工作、对生活，碰到困难就着急，周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他们自己也很穷，有时把仅有的一块钱拿到烟纸店兑开，然后瓜分。后来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也知道了我们的困境，还支援过我们五十元。我要临产了，那天正是1936年元旦，跑遍同志们的家，也找不到这笔巨款——20块钱，结果还是在郑振铎处“借”了这笔费才进了医院生产。我们的女儿咪咪就是在元旦诞生的。这种困境一直继续到周扬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每月才有了比较固定的收入。虽然过的是这种“游击”生活，但同志们来到我家，谈笑风生，从无倦意，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热气腾腾。 　　七、中央苏区来人了 　　自从中秋节再次和上级失掉联系，一直到1936年夏，周扬又要用我这个“道具”了。他告诉我，中央苏区来了人，要租旅馆接头。我们就到北四川路“新亚”去开了房间。既然是高级旅馆，衣着要配得上，我还特意向王作民借了一件连衫裙陪周前去。在旅馆里安排妥当后，我正要离去，在房门口碰上了这个“苏区来的人”。他穿一件蓝布长袍，臂上挂一把洋伞。1937年我到延安，在桥儿沟中央党校与他重逢，才知他叫王学文。王学文同志当时是党校教务处长。 　　当时我为周扬、夏衍、章汉夫等同志庆幸。他们历尽沧桑，终于和中央接上了头。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周自外归来，十分兴奋地告我，原来在“新亚”接头的不是中央派来领导的人，而是来和他们联系的，现在真正领导他们的同志来了。我和周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从没见他那样激动过，他马上坐下来，裁了二指宽一张小纸条，伏在椅子扶手上就写。我看他用极小的字写上“亲爱的同志”，下文如何，我没有看，我激动得看不下去了，我俩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亲爱的同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崇敬、更亲切的称号吗?我看周匆匆写就后，拿大拇指搓成火柴棒粗细的一卷，饭也没有吃就又走了。此后几天，我们都沉浸在犹如迷途的孩子重又找到了母亲的那样喜悦中。谁知有一天，他神色紧张地回来，我吓了一跳，还以为在途中遇到时了什么惊险的事。他一开口却说，这个苏区来的人一定是冯雪峰。我问周，你没有见过他，怎么知道是他呢?周说：“我认识他的笔迹。”冯雪峰对我来说是个始终不认识却又熟悉的人物。白薇曾和我聊过他不少私事，但不管怎么，他是苏区来的同志，周扬为什么这样惊慌呢?周就给我讲了一段我们相识后他从来未向我说过的事。周和冯开始关系是好的，后来为了周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云生(原名丘九，1933年去苏区，后牺牲)骂胡秋原的诗，这也就是引起鲁迅先生写《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原由，冯对周不满。发生这一段公案时，我还未认识周，所以至今说不清详情。这次冯来后不久，就看到胡风针对“国防文学”，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当时怎么会想到这是鲁迅先生请胡风写的呢?于是就展开了论战。后来我才知道，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几乎都是党员，如夏衍、李初梨、周立波、沙汀、任白戈、荒煤、夏征农、梅雨、舒群等等同志。论战不久，周拿着一卷杂志《作家》回来，非常生气，把杂志向我一掷说，你看徐懋庸临回家乡还拆下这个烂污。我翻着杂志，上面登载着鲁迅答徐懋庸的信，一切明白了，胡风的文章、口号，是鲁迅先生请他写的。既然如此，两个口号之争从此停止。 　　这时，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在家时间多，就可以多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我可以到生活书店向张仲实同志处多领一点儿稿费。我们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生活反倒较前宽裕些。这段时间约有半年左右，当时我不太懂，后来知道当时周扬不担任“文委”书记了。 　　八、我们去了延安 　　我们从此就过了一段虽然冷冷清清，但比较安定的生活。生活虽然安定些，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愉快。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字典里查不到“安适”两个字，何况外界的生活是如此沸腾。“西安事变”时，我们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度过的。我们那时还理解不了中央和毛主席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我们为抓住了蒋介石而欢欣若狂，家中一扫沉闷的气氛，沙汀来到我家喝酒庆祝。后来蒋介石被释放，上海马路上国民党开着卡车放鞭炮，我们流下了痛苦的眼泪。直到后来在延安，听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才弄通思想。 　　就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孩子冲奶粉，周忽然提出，劝我带着孩子随同他去日本，他向我描述了东京如何好，旧书摊如何多等等。我很奇怪，抗日救亡工作正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怎么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来?同时，生活虽然比过去宽裕些，但也凑不出这笔“留洋”的经费呀。周告诉我，是冯雪峰要他去的，经费由组织供给。那时已是1937年春，抗日的形势已逐渐形成，留日的同志们都先后归国，最后连郭沫若同志也逃离了日本。因此，周去日本的事，也就作罢了。1937年“八·一三”以后，9月，我们抱着一岁多的女孩就和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十二人，从上海出发去了延安。 　　当时我还未入党，不是“局内人”，但也不是“局外人”，所以“四人帮”那根又粗又长又黑的绳子把我也捆了九年，是不足为奇的。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