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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代，他总在思考探索

骆文

周扬同志在我们国家文学艺术界，及至社会科学界，都是个有争议的人。有同志喜欢他。有同志对他不那么喜欢。有同志甚至对之气恼。也有些同志一提到周扬就踌躇不言。有的人几乎慑慑了然。一位朋友读过我写的一篇文章，这文章涉及到周扬个人，其中有几句称赞这位朋友的话，他随即告诉编稿人“一定请作者删去”，好像不这样就会被周扬所“辖制”损害自己。 　　人啊，佛家讲的，为什么不能“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探知自己所做的，而后审视周围的人与事，再来端祥“受造之物”，这不很好吗?可是难，就像在蒺藜丛去摘珍果那样难。 　　结识周扬已经50多年了。我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简称鲁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周扬是我的老师。和其他许多老师一样，哪怕只给我讲过一次课，我总不能忘怀。诚如一则谚语说的：“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为什么忘却侍弄自己这株小苗的园圃主人? 　　鲁艺校址在桥儿沟，周扬住在东山坡上的窑洞里。所谓山，高程至多百把米，不过小丘而已。山上没有树，没有草丛。然而天总是蓝蓝的，阳光经常高倚晴空。 　　他则常常跑下山来。在鲁艺各个系转悠。后沟是美术系。前院是音乐系。中间偏东是文学系。戏剧系(包括实验剧团)设在后院。文学研究室就在东山，离他住家不远。 　　他在转悠中间，总喜欢同人聊天，老师也好，学生也好，若是谈兴浓，自会讲上蛮长时间。 　　有一次，我在后院西边山坡放羊。爱人身体不好，为了给孩子挤点奶，用卖棉纱的钱买了头羊。它能吃到点坡坡上青草就很不错了。周扬笑着说：“苏武又在牧羊。”我知道他已听到同志们开的玩笑了。我也笑着跟他说：“这是说我的玩笑话，这里不是北海，我又不是被贬的人。”他听了好像在思索什么，然后问：“弄不到什么奶吧?”“不多。”“不如到大伙房搞点小米汤，很稠。”感谢他关心一个人的生活琐事。学院秘书长宋侃夫也一样关心我们在边区的生活是否过得来。 　　那时延安，除掉《解放日报》副刊，就没什么文学杂志。因而，文研室的同志办起了墙报。报头是青砖刻印的，像出土的汉代文物。稿纸是版画家古元等刻制的“八行书”式样，而后用微黄的马蓝纸印出。撰稿人毛笔字抄得工工整整。栏目有诗文、散文、短篇小说和短论。至多一星期到十天张贴一期，端端正正贴了音乐系入口处的一面墙上。墙报周边是绿色框子，中间有插图，或是美术系华君武等同志提供的漫画。自然吸引了许多读者、观者。 　　我虽是戏剧系的人，但总向他们写稿或帮他们一起贴报。一天，我们问周扬：“墙报办的怎样?”他说：“你们用了很多心思。”他看了些墙报作品又说：“先进的思想性，深刻的进步性，但是要有艺术，用艺术联系起来使它们有种血缘关系。”他希望“多出”、“多写”。似乎又思索了一下，“也不必勉强地去写，服从于一种势不得已的东西——感到压力而成为负担。”这句话暗示何种含义?我琢磨了很久。 　　山陡岩峭的日子来了，整风运动中加进一支插曲。我和很多鲁艺人一样被隔离、被审查。不同的是，由于爱人住院，我留在自己的小屋带孩子，没有给弄到别的地方去。1942年一个冬夜，周扬电话通知有关方面要我到山上去谈话。我用小被裹着一岁的孩子去了。到了他的窑洞，他要我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他看看我，问：“紧张吗?”“运动开始有点紧张，现在好些了。”“你们到延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可是为什么在外面，在你们中间混进那么多坏人特务?”我很惊诧，说“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请让我讲点情况。”“可以讲讲，可以不要顾虑。”“我们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张颖交往很久了，重庆曾家岩周副主席哪里我们也去过几次。临了，是周恩来副主席要张颖通知我们立即到红岩村，准备去陕北。到了红岩村，龙飞虎帮我们搞了作为八路军家属的假身份，为防此重庆青木关、内江、成都、绵阳、剑门关、汉中、褒城直到宝鸡的各个关口国民党和叛徒的检查，不得不用一套假身份来对付。”“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如果我是，我就不来边区了。”我情不自禁的望了望床上的小儿，他说：“不会冻着的。”边说边用被角把小家伙搭上。“那么，你没有什么事要坦白交代?”“我已说了多次实情。”我大着胆子讲：“周扬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呆过，也接触过进步青年，您也一定了解他们……”我本想说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剧联和金山一起搞工人蓝衫剧团，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那样，被认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罪名可就更不得了。所以我只说了上边那几句，他听了“嗯”了一声。而后，沉默片刻，他是不是在思考往事?那次我在放羊，跟他说过“我又不是被贬的人”，他会不会在一起思考各种事情呢?我请示：“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他点点头，嘱咐“反正正确对待运动。抱着孩子好好下山”。 　　这时，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好像还有姚时晓，几位作家接受任务，集体赶写了话剧《抢救失足者》，水华导演。要我演主角，朱平康演配角。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入延安进行破坏活动。我演的当然是特务，平康则演被领导者。我请求水华解释：“我是学戏剧文学的，演不了戏。”他则说：“亲自演，体会会更深刻。”不言而喻，领导、作家、艺术家已经把我定性了。顺便说一句，他们中也有挨整的人，话说得言不由衷。 　　戏，只排了两场，忽然停顿下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戏剧系审查我的人，夜晚又把我叫去了。后来听说这叫“车轮战”，又叫“夜审”。 　　在一个石窑洞。审查者在炭火盆上墩着一瓦罐红枣，散发出西北土产的香味。但炭火的二氧化碳和他们喷出的烟气交杂，极其熏人。我抱着孩子，他们喝令我把孩子放隔壁。我说：“那边是冷屋子，小家伙会冻病的。”“等着他冻成肺炎吧，活该。”我忍着无可奈何的痛苦把孩子送到冰窑的炕上。他们说：“你们这些特务混在青年中，我们看几几乎乎没有进步青年了。”我说：“谁是特务?”“你，你就是许许多多中的一个。想赖?”我没有吭声。“不吭声也算数。”“你们不要再冤屈好人了，冤屈得够多了。”他们大言不惭：“就把特务打个比方吧：站着看地上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看满地都是蚂蚁。”“这看法很不对。”“这是康生说的，他说的话你敢说不对!”“不对就是不对嘛。”“中央领导指示：特务之多势所必然，你也敢反抗?”他们狂怒，巴掌掴到我脸上，“滚!滚!”我从冷屋抱起孩子，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回到自己小房。我洗掉流在我唇边的鼻血，但我没有流一滴眼泪。 　　周扬在东山和我谈话，对我的事固然没有圆满的句号，但他的态度是很好的。他决没有胡乱的整人。而且，明显看得出他对青年，他对运动在思索。 　　没有几天，周扬发话了：“话剧停排了没有?告诉水华不要再排了。骆文他们也不要背台词了。”这出话剧就在这当口废掉了。后来知道，周恩来副主席自重庆回延安，根据他的分析建议党中央讨论，认为整风是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但抢救运动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戏剧系负责人张庚对我说：“你们的事不再提了。”我想，“抢救失足者”也就不了了之了吧，我们虽经受一段极大痛苦，彼时，像对过眼烟云也没怎么介意。 　　快过大年了。我还是俱乐部负责人之一，筹务举办春节联欢会，我告诉周扬，准备得差不多了。他担心礼堂冷，我说烧成红炭的炭火盆一隔间摆一盆。看来，他很高兴。联欢会开始，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都来参加，淋漓酣畅一直欢唱歌舞到凌晨两点。延河岸边数十里平川鞭炮响了一夜。 　　不久，新秧歌兴起。记得一年多以前周扬曾请外国朋友爱途生来鲁艺讲演，讲到戏剧艺术时涉及到广场艺术，周扬与之交谈得很有兴味，他竭力支持广场艺术的新秧歌不是偶然的，他还认为新秧歌“表现了新的群众时代”。十分热情地在《解放日报》推荐延安群众的反映，如有的群众说：“你们能根据实在的事情演，老百姓能看懂，又是新的，老百姓喜欢看，旧的秧歌是老一套，都不要看。”“旧的秧歌脏死了，我看都不看，你们的秧歌，我直站着看，不想走。”多少年后，1977年，延安桥儿沟老乡，还念着周扬，再三问他的情况怎么样，老乡总是把周扬同“鲁艺家”的新秧歌联系在一起。 　　一年以前(1942年)，周扬对鲁艺关门提高作了检讨，他认为“小鲁艺要走向大鲁艺”即向群众学习、同群众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新秧歌正是缘于此开始了大步走。这样，他在实践基础上对文艺的普及工作更进一步思考探索。其结果正如他在论述郭沫若《龙神》中引述的“别了，纤巧的花针。”让鲁艺同志纷纷下乡、下厂、去前线锻炼生活。 　　他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劈头就说：“在延安你们委屈了，这全由我负责。”我告诉他“我们有时顶，态度也不够好。不过事情过去很久了。” 　　他说：“十年浩劫中被关着，我思考过去运动中我的偏差，我的错误。”他关在什么地方，没有说。露菲告诉我，起先，周扬被关在北京蒋宅口一个什么地方拘留审查，条件恶劣，很不正规，直到1975年6月才转到秦城监狱。 　　他被关着的时候，也在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吗? 　　后来他说过：在北京，我错误地批判过人家。在延安，对有的同志我也错误地批判过。(他没有指明在北京批判了谁，我想可能是胡风。在延安可能是对王实味的批判。) 　　说及文艺与政治关系，他在谈鲁艺文研室墙报时曾讲：希望“多出”“多写”，“当然也不必勉强服从于势不得已的东西——感到压力而成为负担。”是否就是指文艺与政治两者的关系问题? 　　1942年7月周扬说过：“文艺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的。它有它特殊的一套：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这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方法，组织经验的一定过程。而形象是最基本的东西，艺术家观察和描写生活，组织自己的经验，都依靠形象。因为这个形象的特点，所以，第一，艺术的语言不能同于政治的语言，因为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第二，艺术也不是单纯地把政治原则形象化就行了；它必须直接描写生活，写自己的经验；政治倾向性必须从作品中所描写的活生生的事实本身中表现出来。文艺服从政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他的思考不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所自理的一些问题，都是由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重要命题派生出来的。 　　当然，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做的《祝词》讲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一定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于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一思想战线问题的历史性的论述，必然对周扬有深刻的启迪。 　　1966年2月江青、林彪等搞了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说到：文艺界自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它说：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还说：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后来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有的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有的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烂掉了，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他们设置的这些精神枷锁何其狠毒! 　　周扬被判为“文艺黑线”主将，且在全国还牵着个黑线的“网”。 　　我读《马克思主义文艺斗争史》，里面虽有《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极“左”的事实记载，可是，像江青、林彪他们全否定中国自“五四”以来，由我们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肆意丑化诬蔑我国新老文艺工作者，为其纂党夺权而制造反革命舆论，实在是史无前例。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还有人叫嚷：“四人帮说‘文艺黑线专政’不对，但黑线还是有的。”拨乱反正之际，大发如此谬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惑乱人心，居心何在? 　　第四次文代会中，我曾向周扬建议：“可不可以成立鲁艺校友会?”“那不是‘拉山头’了?”他随即大笑不止。他当然知道，江青、林彪强加给他“文艺黑线”诬蔑之词，可是，他竟没什么怨艾。从他拒绝成立校友会这件小事来看，他决不可能搞条“文艺黑线”而又加上“黑线之网”。借用马克思说的：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是愚昧无知，是悲剧的灾星……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 　　他晚年还发表过一些文章。随后在病床上完全没有可能依照他的基本思想对现实生活的例证作进一步的探究、阐述，当然是遗憾的事。 　　长期来，他在思考探索。特别在文革中，更深化了一步。没有深闭固拒，没有推诿，首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出来以后，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对他批判过的人，对他得罪过的人，还说“由于自己错误殃及的所有同志、朋友”，都要向他们作自我批评，可以说：他决不甘心于检讨自己的过失。很多同志相信他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说了实话。我以为这是从他纯洁内心生出来的对他人的敬重之情。年深日久更会感受他重要的一点是总以真理为念。 　　周扬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家和翻译家。自三十年代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是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之一，为革命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留下三百多万字作品(译著除外)，这些文章思想丰富而深刻，有独创见解。是一宗重要的精神财富。 　　他病了很久，悄然离去。不久，他的伴侣苏灵扬同志也走了。他没有悲伤过。(不，有过一次，在撤出张家口路上，皮轱辘大车翻下山崖，男孩子苏苏压毙，斯时，他流了泪。)病中那么痛苦，但还是挺着直到谢世。我为他的去世深深难过，什么时候带上素花去看看他的墓。他的思想道德是高尚的。品格非常纯正，恰如一枝素花。五次作代会后，管桦为我们夫妇画了一幅梅竹：几朵梅花，像潇洒的大星。疏竹两枝，其节风钢一般坚。允许我借用他的题句“竹目碧空，梅照大地”，愿周扬——一位远行人，兴许他是在距河岳日星不远的地方吧，犹能生息得好。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