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1905—1975)，江西永丰人。幼时只读了三年小学，就到一家染坊当学徒。1925年参加了当地进步青年的思江学会的活动。同年夏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长征期间，周兴先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军委干部团特派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同时也成立了西北政治保卫局，王首道任局长，周兴任侦察部部长。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王首道调往前线，周兴即接任局长。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西北政治保卫局与边区保安司令部合并，改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12月又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担任处长，直至1949年2月。
　　1937年春，延安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城内居民虽只有1500多人，但汉奸、特务、土匪、流氓，鱼龙混杂，延安不安。1937年4月，周恩来在劳山遭土匪袭击事件，震惊了延安。周恩来脱险后，边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剿匪工作。会后，周兴亲自布置，派侦察人员化装成货郎到延安周边的临镇、麻洞川、金盆湾一带侦察，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抓捕了土匪头子李清伍、韩老二、侯振国，民团头子姬延寿，土匪坐探冯长斗等。边区政府分别在临镇、甘谷驿、二十里铺召开公判大会，将他们镇压。这一时期，保卫局还抓捕了欺行霸市，滋扰地方的商人高老八，地痞流氓毕端仁，贩卖毒品的磨刀人等等。
　　1939年夏的一天，周兴的部下布鲁向周兴汇报说，由富县检查站送来伪装成《中央日报》记者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靳中明，经审讯供出他来延安的任务，是向国民党县党部传达蒋介石在五届五中全会上作的反共秘密指示，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时进行里应外合。那时，边区还是“双重政权”，国民党在延安设有肤施县政府和县党部。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是个中统特务，保安处对他在延安的活动情况还未完全搞清楚。布鲁建议乘此机会，来个“狸猫换太子”，派人化装成“靳特派员”，到县党部去弄清敌特活动情况和获取证据。周兴同意这个计划，决定派布鲁亲自深入县党部进行侦察。经过乔装打扮的布鲁，使高仲谦深信不疑。布鲁的肤施县党部之行，把国民党中统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据点及其活动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还获取了县党部要送往西安的书面报告和情报材料。
　　同年10月，边区保安处在绵土沟保安处小礼堂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周兴请毛泽东到会讲话。会前，毛泽东在周兴的窑洞里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询问了保安处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之间关系的报告，他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要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周兴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他不仅要文书科长邹瑜把这份重要讲话记录存档，还要求与会人员要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创造性地做好边区的保卫工作。
　　在边区的保卫工作中，周兴和他的同事们把孙子兵法中的“反问计”，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作为反用敌特的策略，称之为“化敌为我服务”。延安整风运动前夕，边区保安处破获的“汉训班特务案”，就是运用“化敌为我服务”这一策略，取得显著成绩的例证。
　　1939年至1941年间，国民党军统特务设在汉中的训练班，先后派出一大批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对边区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汉训班特务案的侦破，是由陇东吴南山自首开始的。吴南山是甘肃庆阳人，1940年春从汉训班受训后回到庆阳。10月，向当地政府自首。经过教育、考察后，保安机关决定反用吴南山。他仍与敌特机关保持联系，实际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师，后提拔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1941年10月下旬，吴南山在延安开完教育科长联席会后返回庆阳途中，在富县遇见汉训班同学祁三益。祁三益是甘肃镇原人，受训后留班当教员，后调军统西安特侦站任延安组副组长兼联络员。吴南山将祁三益诱回庆阳后向陇东保安科作了汇报。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周兴指示在关中分区巡视的保卫部部长布鲁赶往庆阳。经过审讯，祁三益交代了来延安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系起来搞行动。在“化敌为我服务”政策的教育下，祁三益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并在庆阳指认出两个汉训班的潜伏特务。就这样，边区保安处经过紧张的侦察，巧妙地利用一些反用的“特务”作内线，成功地侦破了延安第一反特大案的汉训班特务案。
　　在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之前，边区保安处对汉训班特务案实施收网结案。这一案共抓捕汉训班特务50多名。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周兴和他的同事们大胆地反用了一批投诚人员，在破案中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些反用人员，除个别叛逃外，大多数经受住了考验，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周兴的顶头上司、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发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1943年4月1日，一夜之间在延安就抓捕了260多人。作为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周兴执行了康生的指示，但他头脑并没有太热，始终没有忘记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一天，毛泽东找李克农、周兴、师哲谈话，指出一定不要搞逼、供、信，不要搞假材料。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句话；一段话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段话；全篇如果是假的，那就全篇推翻!”周兴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采取纠偏措施，改善被关押人员的待遇，积极开展甄别工作。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周兴被调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75年10月3日，周兴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