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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

凯 丰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凯 丰 　　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因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遭受失败。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封建军阀残余，残酷的压迫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坚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继续打倒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在当时不得不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即实行土地革命，以苏维埃为民主革命的政权形式，并建立起工农的武装——红军。中共在九年来坚持这个方针，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团结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成为中国革命中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新的革命高潮中主要的发动力和主要的条件。 　　从日本侵略东北四省后，尤其是进攻河北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在激烈的变动，阶级力量在重新的结合，党的政策也依据这种客观的情势而有了根本的变动，即一切新的政策的出发，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以解救目前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为中心，今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成绩，只有过去九年坚持不动摇的奋斗才可达到。 　　党过去九年奋斗的成功，最初是在一方面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一方面反对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中所获得的。最后又在反对苏维埃运动中各种倾向而使党更加巩固，使革命力量更加团结，党坚持自己的方针的奋斗，是今天在民族危机的前面能够给全国人民以自信力，能够挽救中国空前民族危机的坚固的基础。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正是全国民族危机深入，国民党南京政府尚无改变自己的政策的表示。党仍是坚持自己的方针，依据那时的情势，一方面仍坚持巩固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己的队伍，但同时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挽救中国民族的危机的方针，当时中央极力主张红军北上，以便领导全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以便促成全国统一战线更快的进行。中央在这时的方针仍以巩固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己的队伍作为实现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巩固，自己的队伍不团结，就没有方法在狂风暴雨似的政治舞台上争取胜利。为着这个目的，中央用一切力量首先使党内和红军内团结一致，在一致的方针行动之下，当时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国焘同志，虽然在委曲求全，屡次的会议之下算是在口头上决议上同意了这个方针，在实行时又动摇这个方针，结果造成党内和红军内的分裂。 　　国焘同志在最近写的《从现在来看过去》一篇文章内，虽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将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深刻去检查。这样不能不使许多不明真象的同志不能了解，而有些过去犯过同他一样错误的同志不能改正，而许多了解他的错误的同志又不满意，在这里不得不将过去的争论加以叙述，给国焘同志错误的实质加以分析。 　　先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争论说起。 　　一 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曾经这样估计那时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势，在分析了当时日本进攻华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发展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了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沙窝会议决议)。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那时正是日本进攻华北，组织《华北国》，在国际上法苏协定正在谈判中，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举行关于战略问题的会议后，接着又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对日本进攻华北的问题发表过宣言。 　　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定，是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当前的敌情而规定的。党对当时的战略问题曾这样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两河口会议决议)。 　　在当时，党中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对于军事战略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包括国焘本人也在内。他那时在会议上在口头上是同意中央的这种估计和决定的。可是在事实上在行动上他是不同意的，虽然当时他不敢发表公开的反对的意见，然而在他自己的行动中有与中央相反的估计。 　　在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他就把他的整个反对中央的意见发表了。国焘同志认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 　　“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这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虽然中央与国焘同志间有基本的原则的分歧，中央估计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退出中央苏区，这是革命部分的挫折，但同时着重指出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国焘同志认为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 　　国焘同志继续在他同一报告中说：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做这种过分的估计” (同上)。 　　依照张国焘同志的分析，民族革命的高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才“来临”，这已经是倒退了五年，因为“九一八”后中国的民族革命大高潮已来临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暂时挫折的停止；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继续的发展。那么这种会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作这种估计，那么已经不是“冷静的考察”，而是“冷血的考察”。 　　国焘同志在自己的同一报告中继续的说： 　　“……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当指出当时我们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是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 　　在国焘同志看来，当时不但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而且是总退却!根据他对于当时政治形势这种黑暗的估计，所以不得不有他自己的退却的军事战略。 　　这就是当时对于政治形势估计的原则分歧。虽然国焘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在会议上，在口头上没有公开的说，但是他并不是衷心同意当时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的决定。所以在他的行动中总是推延当时中央决议的执行，而将他衷心所要说的，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后，他在道孚会议上就已公开说出来了。 　　很明显的，当时争论的基本点，是对于当时整个形势的估计出发的，就是国焘同志也曾公开承认： 　　“我们与陕北同志基本分歧就在于对五次‘围剿’的估计，五次‘围剿’后的整个形势与当时的战略方针”(同上)。 　　国焘同志在他最近写的一篇《从现在来看过去》文章内，却把这个原则问题一句不提，他认为当时的分歧只是由于： 　　“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估计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现在想来，这是我的错误观点得着发展的开始发动”。 　　国焘同志只认为他在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的损失以及一方面军在长征中减员和疲劳现状。当然他确是过分估计了这些，下面将论及，但这不是我们分歧的基本点。我们分歧的基本点是在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国焘自己也曾公开承认：“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既是进攻与逃跑路线，何能缩小到“减员和疲劳的程度”?很明显的他这里是想躲避中心问题。国焘曾公开宣言反对逃跑路线，而自己则以进攻路线自居。可是他又说，“我们都是在退却”，这是他退却中的“进攻”路线。 　　因为有了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分歧，在决定军事战略时，也不能不发生基本分歧。 　　二 军事战略问题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和敌情，一贯的主张北进，在上面我们曾引了两河口会议所通过的党中央的战略计划。在国焘动摇此计划时，党中央坚决领导一、三军团(陕甘支队)实现此计划，因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敌情的估计，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国焘同志在会议上在口头上虽承认这一计划，但是在行动上却不愿意执行这一计划。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另一个战略计划。他认为当时“我们都是在退却”，所以他的战略计划是继续的退却，他的战略计划就是退到西康去，他的计划就是川康计划。 　　在两河口会议上，已经一致决定了北进的计划。但是国焘回到理番、杂谷脑后，却不公开反对这一计划，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的调动，中央不顾一方面军的疲劳，继续向毛儿盖开动，以便求得先机占领松潘。在芦花会议又与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经几次的曲折才到毛儿盖。到毛儿盖后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完满解决，于是又延宕占领松潘的计划。在这种怠工执行决议之下，敌人已先机巩固松潘。于是又有沙窝决议，“完满解决组织问题”。在这时不能出松潘，但北进还有可能。国焘又提出出阿坝的计划。如是他又单独率领一部出阿坝，以延宕北进之实现。中央在当时委曲求全，总想一、四方面军同时北进。中央为达此目的，不得不督促右路军(一、三军团，三十军、四军)先向班佑、阿西、包坐开进，以待左路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五军、三十三军等)之到达。但右路军达到阿西、包坐后，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伦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同时密令徐、陈准备南下，以破坏中央的北进计划而达到他的川康计划。 　　国焘同志的川康计划是根据他对于“我们都是在退却”的估计来的，在他认为，我们还应继续退却，退到西康去! 　　国焘同志不主张北进，除了根据他的政治估计出发外，他确是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尤其是对于骑兵的恐惧，形容得是不可战胜的妖精，国焘同志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曾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发表，如下的意见： 　　“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上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政治局”会议国焘报告——黄超记)。 　　在他看来，北进只是一团黑糟!幸而马克思有灵，一、三军团没有被骑兵活捉去。 　　阿坝会议的决议，就是国焘同志同一的观念之下写的，阿坝会议决议这样估计北上的问题： 　　“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天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也是靠列宁在天之灵，一、三军团还没有冻死饿死。 　　国焘同志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从对政治形势的右的估计与对敌人恐怯的观点出发，可是在他《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内，并没有从这里去揭发他的错误，他反认为： 　　“……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 　　这种假定当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的事实是从政治的分歧出发的。而且国焘曾经屡次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明南下是进攻路线，北上是逃跑路线，何能在这种不存在的假定之下，忽然一变而为“军事策略的争论”?这显然是想把当时争论的原则问题掩盖起来! 　　国焘同志虽没有公开承认他当时的川康计划，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已吞吞吐吐说了： 　　“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役的意见”(《从现在来看过去》)。 　　当然比较川西更西北的地区只有西藏、西康。如果还想再西，那就只好到西天去! 　　国焘同志的战略计划，就是在他的“我们都是在退却”的观念之下，退到更“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对于土司确是安全，对于革命者一点安全都没有，也不会有。 　　他曾屡次的主张在川康建立根据地，虽然在两河口干部会议上有人反对他的这种意见，他故意把反对他的意见加以曲解，把“瓮中捉鳖”一个比喻，曾认为这是悲观失望。后来从没有放弃在西康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后来他更发挥他的理论： 　　“外蒙已经可以得到了胜利，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地区能否建立革命政权了，再拿这地方的民族做例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他的建筑、经书、军队、骑兵等，那么我们怎样可以说他是最落后的地区?” 　　“如果认为这里是最落后的地区的话，那么这是取消主义，对中国革命悲观的哀号”(均见《干部必读》)。 　　国焘同志的川康计划，当然他不得不留恋这些地区。他虽然援引外蒙为例可以建立根据地，但实际上却没有建立他的根据地。 　　当然党中央与国焘在战略上的分歧主要是从两个问题出发：第一、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的分歧；第二、对于建立根据地选择上的分歧。 　　中央认为在川康番民区域，事实上不可能建立根据地，即使能建立根据地也要使党与红军脱离全国革命的领导。 　　这是战略分歧的基本点。 　　三 南下北上的问题 　　本来南下北上就是战略里的问题，因国焘特别发挥他的南下北上的理论，他认为南下是进攻路线，北上是逃跑路线，他认为南下是胜利，北上则为失败；他认为南下和北上是争论的中心，后来他又认为争论的不是南下或北上，而且他现在还坚持；“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因此不能不说一说这一问题。 　　所谓北上就是党中央所决定的北进战略计划，国焘同志认为北上是退却逃跑路线。他说：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红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见四月一日报告)。 　　如果北进真象国焘同志所描写的又有骑兵，又有堡垒，又有飞机，又有敌人雄厚的兵力，天气又冷，人口又少，回民又不好对付，那么我想一个真正的退却逃跑主义者，决不会往这样的地方去逃，我想国焘同志所指的是说北上是：“一直想到苏联去”(见记录)。 　　虽然国焘屡次想把他的南进描写成为是进攻路线，可是他的南下只是为着有大米吃，所以他在南下动员的口号就是：打到天全，芦山去吃大米! 　　实际上他的南下只是为着实现他的川康计划，或者就是他的所谓“耍回马枪”，在他自己的报告中说： 　　“……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闯，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河终是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样只有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的坚决反抗……”(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如果照他自己的说法，南下是“耍回马枪”，他的进攻路线却是与“耍回马枪”相等，如果照中国戏子的“耍回马枪”，那么总是在自己准备退却时，给追击者以回击，或者是在退却中给追击者以回击。不知道他的回马枪是否是这样一种耍法了? 　　一、四方面军在阿西分开后，一方面军坚持自己的北进方针，经过俄界，腊子口，哈达铺，那时还希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反省，随一方面军后跟进，一方面军为什么要单独北进，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坚持中央既定的方针；第二，想用一方面军的先锋作用，证明给国焘同志看，北进是可能的，而且为四方面军开辟道路，以便他们在一方面军后跟进。 　　中央九月十四日给朱、张的第七电中，明确的说：“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在到哈达铺后，又有数天之停留，等候国焘并劝国焘率部北上。 　　当二、三军团开始北进时，国焘预料一定不能北出，因此屡次表示他的“诚意”。要一、三军团“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一、三军团出哈达铺后，他又预料一定会被消灭。因此他也曾表示“猫儿哭老鼠”的哀悼! 　　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经详述南下的不利(详见给国焘第四电)，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在第五电中中央指出：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见给徐、陈指令与给国焘第六电)。 　　国焘这时仍是一意孤行，向南开进，在达到天全后，国焘来电证实他的南下进攻路线的胜利。在退出天全、芦山后，又对南下胜利作了许多莫明其妙的估计： 　　“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地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南下，钳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够顺利的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顺利地发展运动战……”(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不知他的“相当意义”有何解说。如果他的胜利，仅在他的“预定目的”是为了作为一、三军团的钳制队，那他的预定目的确是达到了，那么红军全部推进，作为一、三军团的突击队，其帮助不更大吗?如果当时全部北进，我想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更要急转直下，而我们的统一战线的成绩将比今天更大。 　　我想南下不但完全失败，而且是南下路线破产崩溃的开始!南下的失败完全证实中央当时的估计，“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见《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可是国焘在最近的文章中还不承认这种错误。他还认为“南下也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如果要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何不把红军带到黄河里吃水呢?他仍认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如果南下不是失败，为何又倒向北上呢? 　　国焘同志想用一种外交的言词把过去中央对于“南下是绝路”的估计的正确，来抵消他对于北上估计的污蔑。他这样说： 　　“……当南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南下是死路，来掩盖他的继续逃跑。在这些的估计下，当然他们要求组织上的结论，但是真象并不如他们的估计，我们南下以来得到极大的胜利，建立了苏区，并开始形成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不知在何处?不知是否是指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凯)，自回师西北以来，使我们部队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进步……毛泽东同志的话，当然没有说对，现在当然是要收回去的。也许这里会有人说，毛泽东输了吧!当然，当然，倘若他说对了，他只能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不会有丝毫好处的。他的没有说对是非常之好的。” 　　“其次，当毛泽东同志向陕北去的时候，也许有人估计在这样机会主义的路线之下，必定会葬送一、三军团(国焘当时就这样想，而且预先表示过猫儿哭老鼠的哀悼——凯)，其实这句话由于新策略的执行，这句话也没有说对，倘若这些人的估计是对的，那也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见六月六日报告)。 　　中央对于南下是绝路的估计，是依据客观环境情况的分析，并不是预祷四方面军要消灭，而是在警告南下的同志，可是事实上完全证明了这种估计，国焘对于北上的哀悼，都是从对当时形势的悲观失望，对一方面军力量不相信出发，党中央不是江湖的预言家，而是根据政治的分析和实际情形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在南下失败后，仍不得不倒回北上，因此国焘又发表他的高论，认为过去的争论，不是南下北上的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这样才把他的北上路线转了一个弯，中央的北上则为逃跑，而他的北上则为进攻。 　　“……在今天来说纵使南下得到更伟大的胜利，始终也还要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的……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预定的目的地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同上)。 　　当然他预定达到了他的川康计划，但做土司的目的则没有达到。 　　这是一个何等的无原则性的人! 　　这是一个何等糊涂的人! 　　不顾革命的利益，不顾客观的环境，一意孤行，拿红军开玩笑，一定要把红军达到他的“预定目的”后，才再北上，如果他是这种“主动向北发展”出发，那可就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罪过。国焘怕红军不能“艰苦卓绝的奋斗”，因此把红军南下“去发扬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也是他的预定目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奋斗只是被迫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如果环境允许中央红军不退出中央苏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把中央红军拿去作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奋斗的“预定目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当四方面军在通南巴胜利时，而退出了通南巴这是错误，也许国焘想把四方面军拿去向西发展，作“艰苦奋斗”，以完成“预定目的”，这是何等的儿戏? 　　四 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 　　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一直到两河口会议时，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干部士兵间都是互相亲爱。但是自两河口会议后，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回杂谷脑后召集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当时会议的精神，并不是促进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而是挑动两方的对立。从此以后，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歧。而他又不把问题提到中央，而私自在四方面军中间鼓动，以造成当时不正常的现象，怂恿四方面军的某些坏分子向一方面军挑衅，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等无耻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当时一、四方面军不正常的现象，主要的由于国焘的挑拨，这只是他与中央政治分歧中所采取反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这里的根源还是由于他对一方面军长征中的错误估计出发。他认为：“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而这种退却“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才终止”。同时他又过低估计一方面军的作用，夸大一方面军的减员和疲劳，想找着这些事实来作为反中央的资本。 　　中央在八月的决议中，曾经着重的指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并具体指出团结的任务和工作，很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了一方面军的弱点。中央关于兄弟团结曾这样指出：“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倾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中央八月决议)。但是国焘同志还不以此为满足，想在一、四方面军不团结的借口之下，改变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而想把一方面军拿在他的手下，中央坚决拒绝这种方针，因为一方面军是久经锻炼的红军，有党的立场，有政治立场的队伍，他从来是在中央意志之下行动的。 　　后来一、三军团离开后，留在国焘那里的一方面军还有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国焘仍旧采取他过去对三十三军和十五军的办法去解决五军团和三十二军，结果许多久经锻炼的干部，忠实中央的干部，遭受残害虐待。这种军阀的手段，竟在共产党领导者发生，何能不使一方面军的干部义愤填胸!这是与党中央兄弟团结的口号简直相距数百万里，而且相距数千万里!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对于这种罪恶行为一字不提，这还能使一方面军受冤屈的干部心悦诚服吗?! 　　五 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 　　党中央对于红军建设的问题上，一贯是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即是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中央在一方面军中的工作，就是这样。因为要有战斗力的铁的红军，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又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因为国焘对红军的建设却并未执行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因此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在自己的决议中特别提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问题。“为了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八月九日决议)。 　　党中央在当时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问题这样郑重的、尖锐的提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中在红军建设上，确是没有执行党四中全会对红军建设上的指示。红军中党的观念和教育不可容忍的薄弱，政治部没有成为党在红军中的工作机关；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是不正常的现象，军队内党的生活不健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没有，培植个人的威信高于党的利益，红军的纪律不是建立在阶级自觉上。因为在红军的建设没有实行上述这些原则，加以客观原因，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和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不能不使军阀主义在红军中得着发展。 　　国焘同志自己对于党与红军的关系就根本不了解。在中央争论的问题没解决以前，可以私自召集红军的干部会议，进行反对中央的工作，自己身为总政治委员可以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和指令。因为总政治委员的职权，只是中央在红军中的代表，他的权限并不能超过中央政治局，他的责任一定要服从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如果不懂这一点常识，不但不配做一个总政委，就连普通党员的资格也还缺少。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国焘同志自己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反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阿坝会议决议)。中央指挥一、三军团北上。为着贯彻自己的方针，一、三军团的干部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这都是正确的。虽然当时中央也有命令给国焘……要他们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但他们没有执行，这是不对的，中央在哪里破坏指挥系统? 　　国焘的军阀主义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第一、红军中的肉刑制度发展到顶点。因为没有阶级的自觉的纪律，不得不依靠打骂枪杀以维持命令的执行。随意可以打人，随意可以枪毙人，这在过去四方面军中到处可以看到的。 　　第二、对居民的纪律不是建立在与居民的亲密联系上，因为红军是工农的人民的军队，他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 　　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红军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只要他们服从，盲从。 　　第四、培植传令兵系统，这多少是从冯玉祥军队中学来的。 　　当一、四方面军会台时，中央曾批评打骂制度，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还觉不应批评他们，他们还认为不打人还行得通?你看一方面军不打人，多无纪律，多散漫，多自由行动!他们用这种根据作为反对的理由，他们似乎觉得中国的俗话：“铁不打不成钉。人不打不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虽承认：“军阀主义倾向得着发展”，但他没有指出军阀主义的实质和表现在哪里。 　　在苏维埃的建设上，因为国焘同志在红军的建设上没有党的立场，而在地方工作的人又多由红军抽派，因此他的军阀主义不能不在苏维埃工作中反映出来，这主要的是军队干涉政权，在通南巴退出时，在“坚壁清野”的口号之下，烧毁房屋，不能不引起群众的反感，“摸夜螺蛳”成为合法的行为，打土豪不归公。虽然有苏维埃的名义，但无苏维埃的工作——群众的工作，对红军家属没有执行优待的条例；一个有工作能力的政权机关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通南巴退出后，不能保存必要的游击区域。 　　六 根据地问题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那时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而川西北地区，依据政治、军事、经济、居民等条件，都不适宜于造成根据地，于是选择根据地的问题，又成为当时争论的一个问题。 　　党中央当时的北上方针，也就是与创造新根据地相联系，党中央以川陕甘作为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党中央对于创造新根据地的选择依据下面的几个条件： 　　第一，“……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 　　第二，“……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足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工农劳苦群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 　　第三，这一个根据地是：“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见中央八月决议)。 　　当时的情形，川西北是没有足够具备这些条件，中央认为川西北不能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于是选择川陕甘作为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国焘同志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央不要根据地，说中央大规模运动战是逃跑。确实中央与国焘对于根据地的问题有分歧，国焘要在川康建立根据地，中央反对这种意见。国焘坚持自己的最落后的区域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他认为反对他这种理论的都是逃跑主义。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也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他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也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 　　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在“取得陕、甘两省广大地区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有力的根据地”，“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均见给国焘第一电)。中央在与国焘争论最厉害时，为了顾全党内和红军的团结，曾经允许迁就国焘向西宁的计划，但他一刻也不放过向东发展的计划，在给国焘第五电中说：“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在这电中为着求得当时的团结，中央认为：在东出不利的条件下，可以向西宁、青海发展，但并没有放弃再行向东发展的计划。 　　国焘所提出的根据地计划，主要的是由他对当时政治形势悲观失望的出发点，他的根据地计划是为着躲避革命，找寻“安全的地区’。西康、西宁虽可能较安全一些，但与中国政治生活隔离，在这些地区里面，不但苏维埃运动要变色，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会要变色。因为中共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如果与中国政治生活隔离，怎样能去领导全国的革命?而且那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区域，要与自然条件作斗争。 　　这就是在根据地问题上与国焘的分歧。 　　七 肃反政策问题 　　苏维埃政权之下设置保卫局工作，原为保卫部队和政权机关，以肃清反革命的破坏工作。保卫局是一个权力的机关，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保证保卫局去正确地施行它的权力，如果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就会发生滥用权威。 　　肃反工作是为着巩固党和政府，因此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肃反是为着团集群众到党和政权的周围来。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绝对的党的领导才能做到的。 　　国焘同志的肃反政策就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因此滥施权力。在鄂豫皖时，因当时中央分局的正确领导，尤以泽民同志的坚持正确的党的立场，曾经是起了不少的作用。但到后来，国焘总想把肃反工作成为个人的工具，因此滥用权力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凡是与国焘个人意见有不同的，他就利用这个权力的机关去加以压制，结果使党内生活成为不可容忍的现象，许多好的干部，曾经与国焘有意见分歧的干部，都遭他的这种滥用权力的压制。在这种情形之下，党何能有进步，何能有党的生活，何能有党内的思想斗争?! 　　当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国焘又采取这种办法对付留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一方面军的干部。随意可以加干部一个罪名，名之为“日本侦探”或“蒋介石的侦探”或“准备投敌”，而遭摧残。五、九军中许多英勇的干部在小组织的名义之下，或在动摇的名义之下而遭压迫，这种反党反革命的罪恶是每一个忠实于革命的同志所不能容忍的。 　　国焘的肃反政策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干部，以及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忠于革命的干部，谈及国焘的肃反政策无不泪下! 　　虽然在我手中有许多这种材料，我想这是每个同志很明白的，用不着在这里来多说。 　　可是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一字不提，这能使过去受冤屈的干部心悦诚服?这能够去教育那些过去与国焘犯同样错误的同志? 　　国焘想用他的“肃反政策”去达到党内团结，这是绝不可能，只能对于无知识的、无党的立场的分子，暂时拉拢，但终必崩散。党的团结只有在思想上的一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才能达到。他的“肃反政策”只能暂时维持实力，但终必崩散，这是历史上一切旧政权的教训。中国一句古话说得最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焘的肃反政策，不能不是从他的军阀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多说，而主要的靠国焘自己去深刻的反省，国焘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错误当然是罪恶的行为! 　　八 党的建设问题 　　这里所说的党的建设，并不来叙说党的建设的一般的问题，因为这是党校的事，而国焘同志是中共的一个老党员。我这里要说的只是国焘在这问题的错误。因为这个问题内包含许多问题，因此，为易于明了起见，分别的叙述： 　　1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问题——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基础之上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即是无产阶级的农民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的失败和以前历史上一切的农民运动的失败是一样，因为他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不能单独的胜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但太平天国终究支持了十五年，因为他是一个群众的运动。 　　如果中国农民运动不获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或这种领导薄弱的地方，就会表示他的农民的坏的方面出来，这已为近年来中国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运动所证明。 　　国焘同志在苏区党的建设上就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深刻的了解，国焘在苏区党的建设中表示对农民落后意识的投降，而且他利用这种落后意识以达到巩固个人的威信，没有党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去教育苏区的党、红军、广大群众。结果造成党内一些干部盲目的服从，反对理论的学习，专以“打”为能事。理论与实践的分开，结果造成盲目的蛮干，而失去指导的方针，采取“愚民”的政策。结果国焘同志一个人反对中央时，可以一手笼络下面，这具体表现了没有党的生活，无产阶级领导的薄弱。 　　也许有人会反问，何以解释四方面军会打胜仗呢?这种回答是很容易的，因为四方面军是从群众运动尤其是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他的干部和士兵全体都是抱着满腔革命的热血。太平天国那时还不是所向无敌吗?如果照国焘路线继续下来，他是不能胜利的。 　　只靠满腔热血和满腔热情，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严厉的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疯狂的革命性，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性、纪律，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2 组织原则问题——国焘同志最近在自己的文章内批评了自己对于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组织路线的错误”。但没有揭发自己与中央对立所采取的手段，没有说明组织路线的错误与政治路线有何关系。 　　国焘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代表，在红军中他是中央指派的总政治委员。无论他在哪方面他不能超过这种权限，他应当服从中央的决议。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内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但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集中。只有这种有组织有纪律有民主集中制的党，才能领导革命。国焘同志完全不遵守这种原则，他一个人可以破坏中央全体的决议，他可以私自召集反对中央的军官会议。他是总政委可以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反而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如果大家看过政治工作条例，懂得红军中党的原则，那么大家应知道当红军中的指挥员不执行党的路线时，红军中一切党员都应听党的命令，这是每一个党员的责任。 　　国焘用这种理由来反对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倘遇到革命的紧急关头，能否希望每人都是老实人呢?倘若都是老实家伙，这些人要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列宁指出：党的纪律要建筑在党内路线的正确，倘若多数的中央继续执行不正确的路线，结果有可能使革命受到大损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起而反对。是以党的一致，是基于党的正确路线上……”(六月六日报告)。 　　国焘在“正确路线”掩盖之下，反对党的组织原则。如果中央有错误当然可以反对，但需得国际的同意和党内大多数人的赞同才能改组中央，如果不是这样，中央依然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因为他是受全党和国际的委托的。国焘自称中央，既无全党的赞同，也无国际的同意。他有何根据行使中央的职权，这只能是“自封”中央，岂不可笑! 　　3 党内思想斗争——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就是健全党内生活的。党内没有思想斗争，就要使党走向腐败，党内思想斗争不走上正确轨道，就要造成党内不健全的生活。国焘在领导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就是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他把思想斗争与肃反相同一，这就不能不造成党内生活的不健全，使党的干部不敢发表意见，使党内发生恐怯的现象，使党不能进步。 　　4 党对知识分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不允许其他阶级出身的成分加入，经过挑选，那些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而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事业，忠实于无产阶级的事业的分子，可以吸收入党。 　　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在提拔工农分子的名义之下，采取“吃知识分子”的政策，把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党员排斥。在国焘看来，似乎我们的党是“工农的党”，因此知识分子在党内无立足之地。我们的党不是工农的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党对于优秀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并不关门，只要他们服从党纲党章，参加工作，坚决为党的任务而斗争。国焘的所谓提拔工农干部，并不是从真正提拔工农干部出发，而是从他的愚民政策出发。 　　6 自我批评——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工作是中央的代表，有权力指挥一切工作，但中央代表并不是家长制度，可是国焘把中央代表的职权发展成为家长制度。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工作，从来不发展自我批评，也不愿意有自我批评，因为他觉得有人批评他，就是破坏他的威信，凡是与他有不同的意见，他都认为于他不利，不能不加以压制。甚至于他的家长制度发展到每一个干部讲话都要学他“江西老表”的声气。他不但不允许下面的批评，就是中央对他的批评也是抵制的。  　　他曾屡次的公开的用这种理由反对自我批评，他说： 　　“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红军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要受到相当限制的”。 　　当他说这话时，正是南下失败，重回北上的时候，四方面军的党，尤其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不得不在实际经验中，领悟到党中央的正确与国焘同志的错误。因为南下证实了中央预先的估计，即“南下是绝路”，“战略上没有出路”，“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只能到西康去”。下面议论纷纷，觉悟中央正确的同志，不得不发表意见和批评，国焘为压制这种批评，不得不创造一个理论。我想中国的党恰恰相反，在有政权与军队的条件下的自我批评，更应比秘密条件下的可能和限度都要大些。因为在秘密条件下即使想发展自我批评，也是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的。因为没有可能来召集大的会议，也没有公开的刊物囗囗。国焘用同一的理由也反对党内民主：“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我想也是同样的原因，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民主更能发展。因为在秘密条件下的党，既不能召集大的公开的会议，又无公开刊物。这种党内民主是有限的，因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都被统治阶级剥夺，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党，他的党内民主也一样受到限制。既然在自己的政权下，党内民主更可发展，因为可以召集公开的大的会议，有公开的刊物，每个同志对党有意见都可在适当的会议上、刊物上发表，而且可以在适当的会议上讨论。 　　国焘反对自我批评，反对党内民主，不但用这种理论，而且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压制自我批评： 　　“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讨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到铁锤的打击”。 　　国焘又用“暗中”，“三五成群”，“铁锤打击”，当然不止“铁锤”，还有肃反的保卫局，想用这种办法来团结党的队伍是不可能的。 　　上面是国焘从南下倒回北上时压制自我批评和反对者的意见。在南下时国焘则采取如下的办法压制批评。 　　阿坝会议决议更用所谓“纪律制裁”，来压制自我批评和不同的意见，决议中这样写着，“在斗争不愿意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象一个人一样”。象这样的“纪律制裁”，永世也不会使党团结。 　　在卓木碉的会议上，国焘用这样的办法压制批评：“现在红军中顶危险是保留北进意见，如果南进困难，就表示高兴”(黄超记录)。 　　国焘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压制批评和反对者的意见，但也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6 对中央的态度——国焘认定中央一定会被消灭。至多也不过是“剩得几个中央委员”，因此他以为成立新的中央的时候到了。 　　后来中央安全到了陕北，他又觉得怎样办呢?!于是又来一道的挑拨，听信敌人的造谣，说毛、彭与刘志丹、徐海东分裂，责备中央是“自杀”政策。 　　给张浩同志一个这样挑拨的电报： 　　“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以为党中央也是和他一样，可以随意强奸人意。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对中央也造过不少的谣言，说中央“退却逃跑”，说中央“腐化”，说中央“怕飞机”，后来分开后，更公开的在会议上说中央是“牛皮家”，说中央是“火炮客”，说中央是“书生”，说中央“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才来革命”(均见“干部必读”)。 　　这种造谣、挑拨、离间、污蔑，只有在“社会新闻”上看得到，在共产党内是一文不值，反足以表现国焘的无聊! 　　7 关于，“鄂豫皖”与“通南巴”的争论——当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后，中央也移到中央苏区去了，后来上海中央给国焘的指示信，说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是过早”，国焘就利用这一点对中央大不满，中央与国焘会合时曾讨论他的工作，适当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当国焘要离开鄂豫皖时，泽民与国焘间是有争论的，国焘不经过中央分局的决定，私自把红军带走，没有把保卫苏区着重地提出。 　　退出通南巴时，恰好是四方面军战胜刘湘以后，中央曾根据这种情形，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不应当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国焘想把退出通南巴的责任放在中央身上，说中央有命令要他退出，这完全是凭空造谣，中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指示。当中央决定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时，曾经要他们向西南发展，配合一方面军，并没有要他退出通南巴。 　　九 民族问题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正是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区域，所以民族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开始，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的问题。 　　党中央反对当时空虚的“联邦政府”，而主张民族自决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的必要一项。党中央认为在当时提出“联邦政府”是空虚的，而且根本就要混乱我们党在当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 　　党认为在争取中国内部各非汉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解放中，有提出解决他们自己的独立问题之必要。中国共产党应当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之自由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权，即是说他们有完全的自由脱离中国和帝国主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则他们的解放运动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对于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依据辩证的了解。认为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同时也不是一个东西。这完全是依据列宁的指示：“承认民族自决并不是说将一个大国分成许多复杂的小国，他只是顺次表示反对各种民族压迫的斗争”，同时他又说：“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是等于承认联邦主义，或绝对的反对联邦主义”。 　　联邦制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各民族劳动者完全统一之过渡形式”。我们不但主张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而且我们主张各民族间劳动者之接近与融洽。列宁曾经指出要达到这种联邦，不是用武力，而依据于各民族间互相信任，所以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政党企图在可能范围内建设最巨大的国家，因为这样对于劳动群众更为有利，他企图实现各民族间的亲善和进步的融洽，但他之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用武力，而仅仅是用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之间的自由和友爱的联合”。 　　当时国焘提出“联邦政府”就是没有懂得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因为“没有民族自决权，自由的联盟将是成为一句骗人的话。”(列宁)。 　　当时曾把西北联邦政府取消，改为川康革命委员会，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则组织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 　　后来我们走后，国焘还觉金字招牌老，又把他抬出来，并继续发挥他的联邦政府的理论： 　　“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汉人与红军必须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西北联邦政府建立的原因也就在此。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反对这一政府的形式，我起来声明说，这一政府的性质，一如当初苏联远东共和国一样，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国焘同志的自愿原则不知建立在何处?建立在枪杆上，还是建立在任何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处?很明显的当时红军与番人间还没有互相的谅解，也没有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还在武装的敌对。因为过去大汉族主义的悠久历史，不能不使番民对一切的汉人仇视。我们共产党的主张，过去对他们毫无影响。如果在那时就由上而下的强制联邦政府，是不能取得番民的信任的，番民觉得过去是刘文辉、邓锡侯来管我们，现在又是你来管我们。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只有主张无条件的番民自决，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觉得过去是别人管我们的事，现在是自己管我们的事，这样才能取得互相的信任和融洽，这是将来联邦的先决条件。 　　如果在当时提出联邦政府只能促进民族的反感，实际上只能是大汉族主义的掩盖。 　　国焘对于民族问题上的分裂与联合完全是机械的了解，他说： 　　“……分裂与联合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绝不是如书呆子所理解，以为少数民族应先行分离，然后联合，因此必须先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这里，第一，他对分裂与联合的了解是机械论。分裂与联合不但是没有矛盾，而且也是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只了解它没有矛盾，而不了解它不相同，这不是辩证法。第二，国焘以为只有联合，才是表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分裂则是主张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理论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主张民族自决与联邦制都是要有无产阶级领导才可以的，而且民族自决与联邦制的关系，并不象国焘所了解的就是等于分裂和联合的关系。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分裂，民族有权自己决定他们这一民族的分裂独立，或者与别一民族联合更为有利。这何能把民族自决权了解为单纯的分裂，更何能了解分裂就无须乎无产阶级的领导?! 　　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国焘也是采取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我们说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解放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分离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少数民族运动没有独立的意义，这只是说明少数民族解放与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 　　国焘怎样去了解这一问题呢?他说：“少数民族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得到解放，就是说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 　　这就是把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完全依附于中国革命，而抹煞他的独立作用，外蒙就是在中国革命未胜利以前而求得解放的，恐怕将来也还有个别的少数民族先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独立也不一定。我们对少数民族解放与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的了解是辩证法的，而他的了解则是大汉族主义的。 　　以上是民族问题上一些争论。 　　十 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当中央到达陕北后，使他的工作环境更加固定，有更大的可能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日本进攻华北，全国反日运动猛烈的发展，尤其是全国学生反日运动的发展。自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非常高涨，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酝酿与发展。党中央根据当时的环境的分析出发，于是有十二月决议。并将此决议电告国焘，当他接到这一决议时，还惊奇地说：“这一决议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后来经过朱德同志劝解，他才又重新考虑，认为“陕北同志是不敢也无能来决定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大概是国际的指示”，于是就把这一决议当作国际的指示而接受。有这样无原则的人，不去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与重新结合，而把中央与国际对立。 　　在讨论了十二月决议后，又来一长电责备中央没有事先与他商量，责备中央隐瞒国际指示不寄给他。其实当时中央并没有接到国际的指示。国焘又责备中央不应提出“国防政府”，因为这是法国革命时的反动政府，而且也是中国反革命派所提出的，因此自作聪明提出了“抗日救国政府”。 　　虽然当时他把十二月决议当作国际指示而勉强接受了，但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因此他也不能了解当时党中央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这在他关于民族统一战线许多报告和论文中可以看到。 　　1 民族统一战线——十二月决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把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错误的观念和机械的了解，用辩证法的方法给予解决，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不是同一的，也不是对立的，它是辩证的统一。 　　国焘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存老的观点，在那“阿弥陀佛”的念着，上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而更增加一个中层统一战线。 　　国焘同志了解民族统一战线是把上层统一战线除外，他至多只承认有中层统一战线的可能。他说：“只有广泛的下层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 　　国焘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只有下层的统一战线，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同意十二月决议，并不是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他以为十二月决议只是抄袭国际指示，如果国际指示不表示同意，岂不失去反党的资本。因此，他曾再三责备中央隐瞒国际指示不给他。 　　正因为他对当时政治形势没有具体的分析。所以他不得不仍旧抄袭过去老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公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原为下层统一战线，因此他不得不把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对立，而反对上层统一战线。他说：“只注重抗日反蒋的上层联合，看不见联合战线的策略，主要是争取群众的下层联合，都必然会断送民族革命战争领导的机会主义的重复。” 　　因为国焘同志同意十二月决议并不是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所以他看不到当时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因此他认为十二月决议估计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这是一种幻想，他认为争取南京政府内部一部分参加抗日也是幻想。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参加一些反对日货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热忱”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民族革命倾向”。他认为，“有些同志在民族革命的高潮面前发生过分的幻想，以为现在著名的军阀也可以来抗日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有害的幻想。”他们“更不能有什么民族革命的作用”。 　　国焘除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原为下层统一战线，把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对立，而反对上层统一战线外，他又发明所谓中层统一战线。他说，“除了革命与反革命外，还有所谓中间势力，包含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等等。”“但是否可能与民族革命中的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呢?是可以的。” 　　国焘当时虽然口头同意十二月决议，因为他只是单纯的当作国际指示而同意的，他并不是具体的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同意，虽然他口头上同意十二月决议。但他对于十二月决议的了解却完全与中央不同，他过低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看不到当时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原为下层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至多加上中层统一战线；他机械的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反对上层统一战线。他没有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是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统一体。 　　2 对党新政策的了解——党从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后，基本的新政策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焘同志又怎样来了解这一新政策呢?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紧急关头，积极组织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发展苏维埃和红军，发动广大农民和士兵的暴动，组织抗日救国军，大大发展基本群众抗日反帝的积极性……”。 　　这里很明显地看到国焘对于党的新政策是没有了解的。第一，如果照他的意见，党没有采取任何新政策，还是停留在六次大会的政策上面。国焘根本看不到党的基本的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国焘把以抗日为中心的政策，散布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他说：“……彻底地进行抗日反蒋战争，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即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认为抗日战争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抗日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完全不懂得。 　　斯大林同志在战略指导的原则中确定第一个原则是“必须在紧要关头集中主要的革命势力打击敌人最脆弱的一点”。他又在策略指导的原则中确定第二个原则：“必须从过程的锁链中找出特别的一环，务使拿住这一环，就可擎起全串锁链，并可准备到达战略上成功的条件。” 　　3 对日本的恐怯——中国前进的言论界，在“九一八”后，就坚持反对“中国无力抗日”，反对“唯武器论”的观点。可是国焘却比中国前进的舆论界还落后，他说：“……但是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是简单的，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胜利，就是十倍于我们现在的力量，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他这种恐日病，当一方面军过山西时，他来几个电反对过山西，“劝”即回陕北，否则就会被消灭。当中央提出“全中国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的口号时，他说：“这简直把红军拿去开玩笑，是冒险主义，作孤注一掷!”后来因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东进，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当时中央曾宣言为“保存国力，停战议和”。国焘又说：“自己站不住脚，还说什么保存国力”。这很明显表明国焘丝毫不了解中央曾一贯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如果照国焘这种恐日病，既不能抗日，而我们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只是一种宣传作用。国焘全没有了解列宁所说的：“党的策略是政党的政治行为的方向和方法”。 　　当着在沙窝会议时，泽东同志曾提出我们先夺西北，然后向东南打，曾经也受到国焘反对，这不能不是从他的恐日病中出发。后来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他仍然坚持把红军退到西宁去，他认为三个方面军集中是会吸引大量敌人进攻的，这也不能不是从他的恐日病出发。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上说到“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后，我执行十二月决议”“但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事实并不如此!国焘虽口头上同意十二月决议，但在实际的了解上就在当时与中央还是分歧的。 　　十一 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 　　“中国革命的内容是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汇合”(国际决议)。但这并不是说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是同一的，也不是说它是对立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的主导矛盾，并不是死的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内阶级力量结合的变动而变动的。现在民族革命占据着主导地位。 　　国焘同志怎样去了解“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关系的?他说：“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大任务是互相联系着的，不可分离的(这当然是对的)。只有彻底进行土地革命才能组织广大工农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的出卖。也只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土地革命才有保障，才算得真正的胜利，如果土地革命离开了反帝国主义，就会是较长期的停留在乡村的革命战争，如果反帝国主义没有土地革命做内容，就根本不会是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见国焘论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 　　国焘对于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关系的了解，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形式逻辑的，这只得出“土地革命不忘反帝革命”，“反帝革命不忘土地革命”的公式。从这种公式出发得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出来。 　　我们应当把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有机的联系，辩证法的联系，活的联系，即在它的发展中运动中来联系，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机械的，平衡的，相等重要的提出，而要看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的环境，国内阶级力量的结合，而应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哪一个是中心的一环，推动中心的一环就可使他们活的联系起来，解决中心的一环，“就可使其他的任务势如破竹的解决下去”(斯大林)。中心的一环，也如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动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目前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应当是反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一环，这样才有党的新政策。 　　公式主义的机械的把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系，一方面是得不出今天党的行动方针，另一方面必然走到或者土地革命，或者是民族革命。因此他不能不认为土地革命是乡村的，而反帝革命则是城市的，也不能不一方面对党捉出新政策时表示惊愕，另一方面没有前提之下“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 　　十二 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以后各国的革命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就是苏联的存在。斯大林曾在他许多的著作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国际意义。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是随着苏联的发展而变动的。斯大林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就是与苏联毗连。 　　国焘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是不了解苏联胜利对于世界革命的国际意义的。党中央在选择川陕甘作为新根据地时，就指出与苏联的更接近，是其中优越条件之一。当中央执行北上计划时，国焘污蔑中央是要“一直逃到苏联去”，甚至那时有人诬骂中央是要当“苏联走狗”。国焘说中央失去了自信心，想依靠苏联的飞机、大炮。他说：“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援助，虽然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主要的依靠我们自己，而与机会主义者之专门依靠苏联之飞机，大炮完全不同。” 　　当中央提出与苏联靠近，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时，国焘说这是给日本带国主义进攻苏联以口实，并援引察哈尔事件为例证。这是国焘完全不了解今天的苏联，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国防力量的巩固，国际地位的提高，可以防御任何外来的侵略者。 　　十三 党的统一问题 　　国焘同志在最近的文章内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提到，“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完全没有丝毫分歧……”。这当然是很好的，全体同志都是很高兴的。可是国焘并没有彻底揭发自己过去的错误。今天既已一致，那么过去的错误就应当毫无保留的揭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真正统一。如果还保留过去的错误。今天的一致是没有基础的。国焘认为他今天检查他过去的错误时，只是为着去掉“因过去有过分歧，不能不留下一些余波和痕迹”。这当然不能使国焘自己去深刻检查过去的错误。 　　同时他说，“……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这与事实不完全相符。这里不来重复对十二月决议了解的分歧，因上面已经说过。在十二月决议后，党中央为着暂时求得党内的一致，以便对外，当时朱德同志也有同样的提议，如是决定他们取消自称“中央”，改用西南局名义，中央用西北局名义。在那时并不是党内真正统一，而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在那时国焘并没有放弃反对中央，西南局并没有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只是承认横的关系，而直属国际代表团。国焘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曾说到：“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使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 　　当时国焘认为中央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路线，所以能够统一，他说：“共产党的行动是站在原则上的，我们斗争的是错误路线，倘这条错误路线不存在时，我们就可以趋于一致了。” 　　当时国焘是认为中央回到国际路线之下，所以能够统一，他说：“陕北同志已经坚决为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我们反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回到国际路线之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 　　当时国焘是保留他反对党中央的意见留交国际或党七次大会解决的，他说：“以后这争论可以用党七次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形式去解决，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的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 　　当时国焘并不是承认中央，而是采取让步，以求得党的一致，他说：“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让步，也是为着原则上的。” 　　总括的来说，当时国焘认为中央“承认”了错误，放弃了“逃跑路线”，回到国际路线下来，所以能够一致。当时国焘并没有承认中央，而是双方取消中央，所以国焘说：“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证明国焘到今天还没有放弃反对中央的武器，还保留他过去的错误。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承认他过去的错误“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这当然是比较十二月决议时进了一步，但这还是不能使同志们满意的，因为政治与组织不是对立的，组织路线的错误不能不是从政治路线上发展下来的。国焘屡次声言他与中央的争论是政治路线上的争论，而且他曾反对中央的“右倾逃跑路线”，后来又反过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再后又反对过中央的由“‘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发展到右倾逃跑路线”。在今天声言只是“政治原则性的错误”，这或者是没了解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还保留反对中央的武器。 　　当时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时，也曾声言他与中央有路线的分歧，所以他不得不成立“中央”。虽然国焘由电报中向“陕北同志”声明：“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但是他在成立新中央的那天却宣布开除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的中央委员。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提，他当作中央不知。国焘现在声明与中央在政治上与组织上与中央完全一致，这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如果不彻底揭发过去的错误，这种一致是与十二月决议后的一致相同的，是对于党没有利益的。 　　十四 我们的结论 　　上面只是把党中央与国焘同志分歧的主要问题提出，至于许多次要的枝节的问题，我不能一一详述。 　　总结起来，过去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争论。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当时党的任务出发。国焘在当时要采取继续的退却，向西继续的退却，在红军苏维埃建设上，在党的建设上，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都与中央分裂。 　　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国焘同志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彻底肃清他的错误，他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国焘在鄂豫皖工作时，基本上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因为那时有下列三个条件：1.鄂豫皖是老苏区，有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基础；2.有中央分局的集体领导，尤其是有沈泽民同志的帮助；3.那时与中央有直接的关系，获得中央及时的指示。但在最后一个时期已发生了严重的错误：(1)在肃反问题上开始采取脱离群众的办法；(2)在反对四次“围剿”的问题上，没有积极的准备与群众的动员，而是“左”的空谈；(3)在退出苏区的问题上，没有慎重的态度，而轻易的放弃苏区。 　　因为这些错误没有及时的纠正，因此在西征中及到达通南巴后，这些错误都更加发展起来，在通南巴从打败田颂尧后，就形成了一种路线的错误，到与一方面军会合时就发展到顶点。 　　国焘路线的社会基础是：1.农民狭隘意识与流氓的破坏性的反映；2.中国军阀土匪主义的反映。 　　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是：1.与国焘过去一贯的错误相联系；2.与他的思想方法论相联系，即他的狭隘经验论机械唯物论相联系；3.与他的高慢的宗派主义与派别成见相联系。 　　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 　　二月二十七日写完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冶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80年出版)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