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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主义作风

于吉楠编著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阻碍国共合作的实现，犯了“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宗派主义作风，不得人心，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当时，党内究竟有没有张国焘的小集团，虽未发现更多的佐证。但是，张国焘为了追求个人目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搞宗派主义，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张国焘到党中央工作之初，就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上海小组的书记，他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党的“一大”会上，讨论党纲和党员能否担任国会议员等问题时，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算不上是什么“主义”。张国焘竟搬出阶级斗争的大道理，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①本来商议“一大”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而担任大会主席的张国焘却一定要在李汉俊的家里连续开会。他对陈公博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②结果，大会开到第五天就出了问题，险些被法国密探、警察破获。同陈独秀有许多分歧的李汉俊，又受到张国焘的打击，便消极起来，以至后来被开除党籍，这固然有他自己的错误，但也不能说同张国焘的非同志式的错误做法没有关系。 　　李达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另一个发起人，继李汉俊之后担任过上海小组的书记。他主编《共产党》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颇有贡献。“一大”以后，主持党中央宣传工作，也有成绩。而张国焘却认为他是“研究派”，加以排斥。在党的“二大”会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据李达说： 　　我参加教育问题与妇女问题组，指定我为召集人，张国焘也在这一组。小组讨论时，张国焘也曾发表了意见，最后由我归纳为几条，提交大会讨论。但当大会讨论之时，张国焘首先发言，就前天我们所共同确定的几条，大肆批评。原来是根据他所带回的宣传品来批评的，他的主张当然是高超一些。我当面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高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他答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我听了这话，倒抽一口冷气，这阴谋狡诈的家伙，无非是踏倒别人，提高自己。这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痛切的感到“同志如敌国”，这样的作风，是很可痛恨的。③ 　　在这次大会之后，李达就离开党中央机关到湖南教书去了。不满意于张国焘的“阴谋诡诈”是李达后来脱党的一个原因。 　　了解这一段历史情况的包惠僧指出： 　　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间，张国焘作风不正，公私不分，是很显然的，我和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等对他都不满意。接着，张国焘即以北大同学为基础搞了一个党内的小组织，……。当时李汉俊、李达被开除党籍，我被排挤，多半是小组织的作用。张国焘当时是组织部长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又有北大同学的班底，他在党内专横跋扈是很露骨的。④ 　　对张国焘比较熟悉的刘仁静，也认为： 　　当时是有个张国焘的小组织，但只是昙花一现。党的“一大”以后，张国焘回到北京，把和他意见一致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会议是张国焘主持的……。当时大家听到我们单独开会的消息，大哗，说张国焘搞小组织。李大钊先生也很反对，好象党内有党似的。⑤ 　　张国焘排斥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是有其个人目的的。“一大”以后，陈独秀在广东没有回来，就发生一个谁主持中央工作的问题。张国焘自然不会同意让李达主持中央工作，而他想自己来主持又说不出口，于是就把周佛海抬出来作代理书记。周佛海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能代理中央书记呢?显然张国焘是另有打算的。周佛海是留日学生，要回日本完成学业，迟早要走，周佛海一走，实际还是张国焘掌权。由于国际代表马林一再催促，陈独秀于一九二一年八月返回上海，这个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张国焘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回到上海不久，就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了，罪名是“编辑新青年”，“有鼓吹过激行为”，“有扰乱治安之嫌”，⑥并不知道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错事。据与陈独秀同时被捕的包惠僧说：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指张国焘)曾用共产党的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⑦ 　　包惠僧认为“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⑧这个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张国焘的宗派主义作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上海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称为“消极分子”，把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称为“活动分子”，要把“活动分子”组织起来去对付“消极分子”。因此，一九二二年春，张国焘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到处乱作批评，引起很大冲突。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⑨张国焘甚至反对他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央组织发生关系，“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⑩ 　　“二大”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怎样实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张国焘只召集和他意见相同的“活动分子”到会，并且商议如何反对国际代表马林同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正在研究中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政策。这件事情被张太雷发现了，立即报告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中央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听了大为愤慨，因而向党中央提出辞职。张国焘也承认确有此事。他在讲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情况时说：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11) 　　在这里，张国焘只强调他们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提出反对意见这一点，却回避了问题的宗派主义实质。他还攻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批评他搞小组织活动是什么“借题发挥”，“压抑反对者”。其实，马林劝告他要注意改正“反陈独秀的倾向”，是十分中肯的。 　　因此，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同时，也批评张国焘犯了小组织倾向的错误。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施复亮)说：“张国焘在党内搞小组织，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后被张太雷揭发，在党内开展斗争，团内也发动反对张国焘运动。”(1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指名批评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13) 　　显然，对张国焘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评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说他在党内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则未免言过其实。有一次开会，陈独秀被张国焘包围，要陈表态，陈说：没有什么小组织，但张国焘有错误，以后不准再说什么小组织问题。(14)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届第三次执委会会议上，中央局在报告中指出： 　　党内小组织问题，C．P．及S．Y．两大会前后，很引起纠纷，近数月已渐安定，自二月底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发通告以后，此种纠纷现象更完全消灭了。中局现敢保证所谓小组织的结合，确已无此事实，今后同志间绝不可妄启猜疑，致碍党之进行。 　　经过党中央一再做工作之后，这场反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去。 　　①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仪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 　　② 陈公博：《寒风集》(一九四四年)。 　　③ 《李达自传》。 　　④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 　　⑤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 　　⑥ 上海《时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⑦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 　　⑧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九七九年五月)。 　　⑨⑩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2)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 　　(13)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14) 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