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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五四运动 |
| 杨子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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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巴黎和谈，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怒打卖国贼章宗祥……焚毁曹汝霖的住宅。这一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全国各省的学生风起云涌的响应……武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也平地起了风波。
武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向来是安静的、守规的、古板的，甚么国家大事，社会现状……不懂，也不问；只会摇头幌脑的背诵古文，学师范……平常既不看报纸，又没有课本以外的书籍可读，老师除了按照课本教学生读死书外，不讲课本外的东西给学生听。恐怕老师自己根本也不懂，你叫他拿甚么讲与学生听呢?
一天，奇事出现了，上课的时候，在我的坐位抽屉内，有一张报纸。我心想一定是谁放错了；因为从来没有看过报纸，我觉得很新奇，下课后就顺手拿起看看，咦!白话报!「反对丧权辱国的廿一条件」、「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妇女应当剪发」、「反对女子缠足和束胸」……好新鲜的题目哟!「你们谁放在这儿的?」我大声地问，没有人理。同学都纷纷离开了课室。我坐下来细看，觉得日本鬼子真正是丧心病狂，欺我中国太甚!廿一条件简直是企图灭亡我中国的可耻条件。我们决不能承认……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式的婚姻，从古至今，不知害尽了多少青年男女；其它如女子应当剪短头发，不许缠足和束胸，都是天经地义的至理名言。真是好文章，好意见!我看得又悲愤又欢喜，便将这份报纸拿与同学们看，王文宣、刘玉贞、李兰英及一些热情的同学看了以后，都一样感到激动。这大概是民国八年四月间的事。
不久震惊全中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北京的爱国学生与热血志士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大声疾呼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打倒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但是，学生们被误国贪污的北京政府逮捕了……于是全国沸腾，各省的学校学生都举行游行示威回应，我们悲愤痛哭之余，大胆的走进了校长室。
「校长，我们要去游行示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亡国的二十一条件……。」
「不行!」校长似乎一怔，连连摇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校长亦中国人，何……」我激动的说。
「爱国何敢后人……。」王式玉校长似乎惊得向后退了一步，低头稍一思索，即仰首严肃说道：「诸生年幼，又是女生，不明白武昌省环境的险恶，我的责任重大……好，让我考虑，诸生退出，安心读书……。」
次日下午，我们在校长的允许和布置之下，十数个女生打着校旗，由两名校役前后引导，穿敝街走小巷，安安静静地走了一圈回来。这路线都是校长先生事先指定的。这一羣爱国年幼的女学生，平日像修道院的修女般，足不出校门一步，东西南北也分不清楚，现在为了爱国热情所驱使，执着旗子在小街陋巷走了一趟，幼稚的心坎上似乎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深知国难方殷，列强虎视耽耽，像蚕食桑叶般的要将中国瓜分。在小学念书时，国文教员出作文题「我的志愿」，我的志愿是愿效花木兰之从军，报国家于疆场。后来阅读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喜爱的尽是善良，正直慷慨悲歌的英雄人物。由于这一点思想出发，也由于后来学校当局王式玉校长的处置失当，使我们这些力求上进的少女终于走上了共产党的道路。
女子师范每学期举行一次演讲会和辩论会，记得初次是在课室里举行，国文老师突然出个题目：「狐假虎威」，提名要我上讲台去讲，我因事先毫无准备，所以心惊胆颤，不敢上台；同学们都鼓掌，老师也在催，还有校长站在旁边。没有法子，只好硬着头皮上去，乱讲数句。结果校长的批评是声音洪亮，态度镇静，讲得不错，只是满口枣阳土语，「啥子」、「咋法」不好听。今后要练习说武汉官话才好。自此以后每学期的演讲会、辩论会或朗诵古文，我都被校长或老师指定参加。
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学校更组织日曜日演讲会。王校长要校役请我到校长室说：「杨生很好，爱国就要劝同胞用国货，抵制日本货，用经济来抵制日本。本校预备邀请学生家长来校听讲，唤起妇女爱用国货的爱国思想。杨生可以担任日曜日演讲……要胆大心细，将来毕业后，现有庚子赔欵，保送优秀学生赴美深造，希望生百尺竿头更求进境。」
之后，每个星期日下午，我听校长的话就去小学部的大礼堂演说，演讲稿是自己写好，交国文老师看过的。每次听讲者只有十余位家庭妇女，她们大概都是被学校邀请来的学生们的祖母、母亲、姑母或姨妈嫂嫂们……连续四个星期日，都只有我一人讲。我那时年轻，也不明白为甚么别的同学都不来讲。
妇女放足，在当时风气闭塞的乡村，尚需要大力劝说，在文化先进的武汉三镇，以前曾经缠足的年轻女孩子，现在差不多都放大了。这种放大的脚，名叫：「改组派」。在女师学生中也有好几个「改组派」，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跑不快，在每年的运动会中，她们是不会参加赛跑的。
束胸在当时是一大问题，我十五岁入女师读书时，身体瘦弱；因为在小学念书时，常患疟疾，间日一次。当年卫生知识差，尤其是穷乡僻壤的乡间，医药奇缺，虽知应服食奎宁丸（又名金鸡纳霜），但不懂服食之法；因此疟疾时愈时发，半年后才渐渐痊愈。到十七岁时身体强健了；也许是在校勤劳，并时常运动之故，人长得较一班同学高，胸房健壮，因为不懂束胸，时为同学所窃笑。好心的李兰英四姐，送了一件白色紧背心给我说：「穿上吧!怪不好看……」我脸红红地穿在身上，觉得出气都感困难，难受至极，实在不愿意穿；但同学们都穿，每个人的胸脯缚得紧紧的平平的像男人样，似乎她们谁也不感到苦闷。自「五四」运动后，我经常阅读新书新报，深悟女子束胸之害，自动将紧背心撕掉。比南，文宣、袁卜之、刘玉贞……等首先响应，并向其它同学劝说，但大多数同学，都羞答答地低头不理……之后徐全直同学到晒衣场看见束胸的紧背心就撕，同学也无反应。
时代的车轮是向前进的，到如今这些问题早已迎刃而解不成为问题了。反之，现在的女同胞们，或因瘦损；或因先天发育不全，而胸房干萎者，还千方百计的求医求药；或戴着义乳奶罩，使自己胸房看来壮大，始觉得自己最健美。她们哪里知道在四十年前的中国，对这些言行都足可惊世骇俗，为街道的大人先生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呢?老实讲，在当时女师同学之间，实行放胸确实不易，确要勇气。女子剪发之议，在当时的女师更是无人敢于尝试。解放束胸，撕掉紧背心，这是个人之事，有人赞成更好，否则，只要你自己思想通了，「不怕人讪笑……。」你脱下紧背心，上体操课时，挺起胸脯，女老师们看见，只能偷偷地摇头；男老师们都假装没有看见，校长先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不致出面干涉。但女子剪发就不同了。长发容易藏垢，对身体有害，尤其是女学生，每天晨早费多少宝贵的时间，梳洗长辫或麻花似的盘龙髻，废时失事，可厌可憎。我们见报上力主女子应当剪发，心中自然欣喜。心想，为甚么男子可以剪发而女子不可以?满清王朝推翻后，男人们都把猪尾似的长发剪掉而女子不能?这些问题不断的在我脑中打转；我曾多次同刘玉贞、王文宣、袁卜之、陈比南、徐全直……商议，但谁都不敢，都推说这件事慢慢再说。本来嘛，数千年来，女子受旧礼教，封建思想压迫束缚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目前能够来校读书，已是了不得，剪发?这太胡闹、太妄想、太不成体统……。
时代是进步的，人的思想也是跟着不断向前进的，不记得又过了若干时日，只记得差一年我在女师就要毕业了。一天下了自修堂（每晚九时下自修课），陈比南、袁卜之、王文宣、刘玉贞、李兰英和我六人（不记得有没有徐全直），相偕走进盥洗室，室内是黑暗的，电灯在晚餐后就闗熄了，只有走廊上的一盏灰黄色的电灯，从窗棂的隙缝间透出丝丝的弱光。我们摸索着拉开盛梳子的小屉，取出早已预备好的剪刀，解开长发，一个跟一个的站立着，每人手中拿着一把剪刀，口喊一，二，三，柔细的长发碰在锋利的剪刀上，嗤，嗤，嗤……。
乌黑柔软而细长的所谓「三千烦恼丝」，清清楚楚地握在我们六位小姑娘的手中，大家的心房在卜卜地眺，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思虑了多日的剪发，今夜果然勇敢的把它剪掉了；惊的是明天校长先生知道了将对我们如何?老师和同学们又会说些甚么?但我们互相安慰的说：「不怕!不怕!」
当，当，当……寝室点名钟响了!
周学监点到我们六人的时候，看见我们短发蓬松，有类狂人，顿时沉下圆肥的胖脸，嘴角一撇，摇摇头，叹口气!
…………………………
早晨七时廿分早操(大约是这个时候，年代久了，记不清)，学生们都纷纷走到晴雨操场整队早操，这是每天必作的早会呀!今天操场上怎的排着整整齐齐的一条条的长矮木櫈呢?同学们都默默地坐下，她们的眼睛神秘似的朝着我们头上一瞥，迅急又溜向别处，是羡慕抑是鄙视……我们都不去管他。大家心中明白：「剪发事发了。」是奖励还是处罚，谁也无法猜测校长心中的事。我们只能像待罪的囚犯似的，沈着而镇静的坐下来等待裁判。
王式玉校长、教务长、周胖学监……都来了。值日生高呼「立正!」一阵衣角息索和矮櫈碰击之声……王校长向学生微微颔首：「坐下!」此时操场里静得连一根针落下地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王校长穿着灰黑色长袍，黑色马褂，双手向后，微昂起头，眼光向四处扫射，他好似欲寻觅一件东西——头发。好久，好久，他说话了，声音平和而缓慢的说道：「昨天夜晚，XXX诸生，不告诉我就将头发剪短了，这是要不得的，这实在危险，倘若给官厅知道了，对本校是不利的……同时诸生的家长也将责问……目前的环境不容许诸生剪发……诸生平素都是品学兼优，念此次乃属初犯，学校并不处罚。只要诸生立刻把剪发接上，仍然梳头……希望诸生听话……。」
上课的时候，我们六人的头上都乖乖地梳上个「牛屎巴巴」似的麻花髻。上面套个「蜘蛛网」般的丝线发网，无可奈何的垂下头听老师讲书。
…………………………
包办式的婚姻在当年也是一大问题，单就女子师范同学讲，大多数是在几岁时就订了婚的。我也不例外。大约在五六岁时父母就替我说了婆婆家（说婆婆家是枣阳土语，即订婚之意），记得订婚过礼的那天，我正在门口玩，看见有人抬着一大坛酒和许多东西，上面贴着大喜字，匆匆走进我家，我好奇的想跟着进去……唐妈慌忙扯着我的袖口，拉进内屋轻轻地说：「快躲起来，给你说婆婆家，还跑去瞧?不怕丑……。」我一楞，不懂为甚么是「丑」；更不懂为甚么要说「婆婆家」?心中很不快乐。
枣阳县只有那末大块地方，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数条小巷，城圈内外，数百户人家，差不多都是沾亲带戚。我现在所订的婆婆家，原是外祖父的一门甚么远房表亲。以前逢年过节或有喜庆宴会，我都跟随妈妈去她家，叫她邱表舅母。她的丈夫是留日学生，那时大约还在日本。自从订婚后，妈妈再不带我去邱家了。这还是小事，而外祖父家请客宴会及任何热闹场合，凡有邱表舅母在，我就不能去，还要躲起来，这使我幼稚的心灵受了伤害，常常为了不能跟随妈妈而痛哭。我小心灵里深深感到似乎有条绳在紧紧地缚着我，一点活动的自由都没有。每当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旁人突然笑说我有了婆婆家，我便立刻兴趣索然，黯然饮泣!无人处我曾埋怨妈妈为甚么要替我说婆婆家。
自考进武昌女子师范后，凡有人提起结婚的事，我便毅然的说：「独身主义，决不结婚!」当时一般同乡都说我在学校提倡独身主义。不错，当时女孩子对包办婚姻消极反对的办法就是提倡「独身主义」。女师未结婚而抱独身主义者如英文女教员刘先生、学监李先生、包事务员等等。那时男女社交尚未公开，男女知识分子接触的机会少，遇不着情投意合的结婚对象，与其盲婚嫁个无情无义的男人，不如不结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好。
女子师范是五年毕业，即预科一年，正科四年，现在已是正科三下了，只差一年，我们这班就毕业了。但这学期来，国文教员一直未来上课，每逢上国文课时，学生就自己温习，朗诵古文；有时随便找一位老师来，教一课「原毁」「原道」之类的古文。作文则半年也未作过。师范生对国文这门功课最感重要，若果国文不通，将来如何能教学生呢?因此每人心中都很不满意，也很焦虑。一天上晚自修课时，王校长照例要来巡视，我站起来恭恭敬敬问校长道：「半年来没有国文教师，生等损失不浅……。」
「对!很遗憾!国文教员钟先生有病，一直没好，半途又难于聘请先生……。」
「下学期生等希望有一位好的国文教师……。」
「好!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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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通先生是王校长为我们班新聘请的国文教员。看样子四十多岁，秃髪，满脸疙瘩，穿一件毛蓝布长衫，昂头，挺胸，直立在讲台上，左右两手互相插入左右两只袖管里，平放在胸前，讲书时，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学生们看见刘先生那种「怪丑相」都忍不住想笑，课室内一片嗡嗡之声。
刘先生讲书了，他声音响亮，旁证博引，天南地北的滔滔不绝的讲，这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也是三年来国文先生所教不出的。学生们心中似乎都开了花，你偷偷地看看我，我又悄悄地望望她，彼此低头微笑。
他发讲义给学生，让学生自己看，不懂的提出问题；然后他答，他讲，他作结论。从前国文先生所教的都是些古典的艰涩的学生不易了解的文言文，思想不能启发出来，作文也多词不达意。现在刘先生教学生白话文以及通俗的短篇小说，平易而有趣。学生们开始学写小说了，文题由自己拟，有时刘先生也写出很多题目，任学生自由选作，这是多末新鲜而令人兴奋啊。
「有思想，会说话就能写文章，你们用小说体裁试写一篇『她的一生』。」刘先生对全班的学生说。并不限定当堂交卷，写好了，下次上课时再交。
我糊胡涂涂地写了一篇，竟意外的获得好的评语。并将「她的一生」排列于为学生成绩展览特设立的玻璃框内。后来我又写了「母亲」「束胸之害」「剪髪」「放足」等文，有些题目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几篇作文，被蓝叔文同学要去登在甚么报纸上，事后她偷偷地送几角或几块钱来，说是稿费……之后就再未作文，因为快放暑假了。李兰英、王文宣、刘玉贞和我都搬出校外住。这学期校长先生不留远方同学住在校内了。过去无论寒暑假，凡是远道不能回家的学生都留在校内，饮食一切，全由学校供应。倘若因那学期放假，学校要清理校舍甚么的，校长就把这些学生安排在英文刘教员家住，对学生爱护之情，有如家长。当然学生们都对校长先生异常尊敬和感激，这是不待言的。王式玉校长是一位有道德和拘谨的学者，他也很想将女子师范办好。校园校舍经常修理得清洁整齐，宏伟壮观。女师在当时的武汉三镇，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好学校。在思想方面，他也很想向新的方向推进。「五四」运动时他允许学生偷偷出街示威游行一圈，又开日曜日爱国演讲会，此外例如演话剧（那时名白话剧又称文明戏），在当时是很时髦的，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王校长也曾请先生来校指导学生们演过一两次戏。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先生和美国的杜威先生来到武汉，都请来校演讲；甚至武昌男子高等师范学校请梁启超先生演讲，也让女生去听讲；此外又请李汉俊先生来校演说。其它的活动如演讲会、辩论会、游艺会、运动会，每半年或一年总举行一二次。半年来他又聘请来国文教员刘子通先生，英文教员陈潭秋先生，史地教员吴凤藻先生，并从上海体育专门学校请来两位女先生。因为这些先生们的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进步，所以大受学生的欢迎；而周胖学监因思想古板保守，已渐渐为学生所不满。徐全直等曾数次要求校长撤换周先生。王校长认为学生变了，竟干涉学校行政，颇为不喜。有一次武昌男子高等师范于星期六下午演话剧，该校学生张天阶送来了几张入场券（张天阶是枣阳人，论亲戚他还是我的表姨丈，他的妻子是我二舅母的亲胞妹），刘玉贞、王文宣、李兰英、陈比南、徐全直和我素来爱好话剧，现在有入场券，当然高兴。于是拿着入场券，喜孜孜地向周学监请假(请假一定要说明理由)。
「去看戏?女学生到男子学校去看戏?成何体统!没有家长的请假条子，不准出校……。」周学监扳着脸说。
这一瓢冷水浇下来，使我们的心凉了半截，真是又气又恨。
「为甚么女生不能到男校去看戏?上一次梁启超先生在男高师演讲，校长不是要我们去吗?」刘玉贞大声责问。
「你们去问校长!……」
「校长回德安家里去了，你叫我们到啥子地方去问他……。」王文宣也大声说。
「…………………………」
我们真是气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胆的去了。事后校长回来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学生变了，心中更加不喜……。
现在我们都搬出校外去住，组织暑假补习学校，上课听讲的女生有数十人，担任补习英文的教员是黄少谷先生，他是湖北人，在北京大学念书，暑假从北京回来，正好义务为学生补习英文。这一批青年女生求知欲很高，一天到晚孜孜不倦的学习，阅读各种新书和新闻报纸。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我便是在那时看的。
有一天我的父亲忽然从乡下来到武昌，这突如其来，使我大吃一惊。
爸爸说：「是王校长打电报请我来的，已经见过校长……他说你们变坏了，不守校规，出外看戏，剪髪……。」
「你妈吓得晕倒了，当接到电报时，以为女儿发生意外……。」爸爸喟叹着对我说。
我的心像针刺的痛!不明白王校长为甚么如此小题大做……。
爸爸搬来与我们同住，我们每天勤勤恳恳的读书、温习、上补习课，虽然大溽暑天气，也不稍息，一个个人品高尚，循规守礼，生气勃勃。爸爸看在眼里，感到自己的女儿并未变，若说变，那是变得比以前更努力了，更好了。
徐全直、陈比南、夏之栩……的家长都被请去谈过话，大家都认为王校长小题大做，校长碰了一鼻子的灰，学生们认为校长先生浅薄得可怜。
开学了，学生们都纷纷回校，功课表发下来，刘子通先生被校长辞退了，这简直如晴天劈雷!无异给醉心学习新文学的学生们迎头痛击，这打击实在太大了。
校长先生错了，他把学生自动的剪髪、看话剧、要求撤换头脑冬烘的职员……都归罪于刘子通先生。以为辞退了刘先生，从此学生就会安静了、听话了，从此天下就太平了。他看不清，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像波涛汹涌似的排山倒海而来，是谁也抵挡不住的。王校长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能因势利导转变学生的思想，他企图用箝制压抑的方法来拖住学生，使她们死守校规，以维持学校传统的尊严，校长显得心劳日拙了。
学生们痛哭流涕的要求校长收回成命，不要辞去刘先生。「我们对校长先生一直是尊敬的，对学校一直是爱护的，像自己生命一样的爱护。刘先生教国文教得好，生等这半年来，获得不少知识，请校长不要辞退他。况他仅教我们这一班学生，我们只有四个月的课上，就要考毕业了，那时任校长先生如何办理，我们不管……。」我代表同学向校长恳求。
王校长坚持不答应!
于是我们这一班全体罢课了，这损失是无可补偿的，我们非常痛心!
数日之后，教数学的孙先生（名字已忘记）突然约我一人到他家去吃晚饭。见面就对我说了些我过去如何用功，成绩如何优良等等赞美的话。劝我不要跟她们一起闹，最好去住武昌高等师范，据说该校招收五位女生（后来果然在报纸上注销招收五位女生的广告）。
我说…「家父年老，家中经济情况不好，无力升学……。」
「这个学校可以想办法，你无须躭心……。」
「目前我尚未毕业，怎能去呢?现在学校罢课是全班的事，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去了，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孙先生何以不劝劝校长，请回刘子通先生呢?」
「这个……你和徐全直、陈比南、夏之栩、庄有义五人一同去住高师好吗?」孙先生避开请刘先生回校的事。
「不知道她们怎样?我知道我恐怕考不取!」
「不用考试!不用考试!学校保送去，一定收。」
「…………………………」
我是很想升学的，女师毕业后，我打算赴北京升学。现在有此机会，当然心向往之。但这不是个人的事，事到如今，决不能为自己一个人打算。回到校内同比南等讲会见孙先生的事，全直究竟年长两岁，她说：「有这种好事?要我们把全体同学丢下，怎行呢?何况学校现在已讨厌我们，安知不是用计骗我们出去，然后给个不理不睬!那时我们又将如何呢?我看我们决不能答应，更不能单独行动。」
罢课僵持两星期之久，一天早晨，王式玉校长命令校役，在小学部大礼堂，挂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木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为不守校规而罢课事……开除学生杨子烈、陈比南、徐全直、夏之栩、荘有义等五人。
学生们震怒了，警钟鸣鸣的响，四十五个愤激的同学齐往操场集合，怒冲冲地整队往校长室，包围王校长寝室，请他收回成命……。
「到教育厅请愿去，开除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将来怎么做人呀?真是岂有此理。」有人大喊!
同学们在教育厅前席地而坐，从上午十点，一直坐到次日天亮，到十点钟教育厅才派一位也不知是甚么先生的出来对学生讲：「请大家现在回学校去，你们校长已引咎辞职，被除名的五位同学，由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陈时是当时较着名的新派）出面调停，搬往他家里去，聘请良师，继续上课……。」
此时有许多社会名流及青年学生，带着饼干、水果、油条、豆腐汁……来教育厅慰问我们这羣受难的女学生。如包惠僧、李书渠、陆沉、刘昌羣等等就是当时最热心的援助者。之后在陈时先生家内又有董必武先生、陈潭秋先生为我们讲课，可是刘子通先生并未来上课。我们依然像在女师一样，每天照常上课，很少出外。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小册子，对共产主义开始发生兴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宣布取消沙皇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最使爱国青年兴奋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我在女师时即稍阅读过，颇表同情，觉得像现在这样贪污无能丧权辱国的政府，有何用处?无政府主义很有道理。现在又觉得无产阶级专政，比无政府主义还合乎实际些。
其实刘子通先生是一个最谨慎小心的人，根本不是共产党人。自从王式玉校长辞退他，学生为挽留他而罢课，双方弄得两败俱伤后，他颇为懊丧。他勉励我们今后好好做人，要加倍努力读书，以免贻人口实。在陈时先生处读了半年书，算是毕了业，后来，全直、比南、之栩和我都先后到了北京，只荘有义一人留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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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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