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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章莫斯科中山大学斗争的实况

杨子烈

「你看莫斯科变了吧?变得比两年前更进步吧?」一天有位同志到「留克斯」见面就问我。 　　「真是科学万能呀!」他神经似的用力一拍大腿：「一夜工夫莫斯科的街道，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条大街，就能变宽，哗!宽了两尺多呀!」 　　「是吗?我并未看出嘛!」我怀疑的摇一下头。 　　「是真的!你看啦，将来总有一天，人们都睡觉了，苏联政府派工人用机器一推，街道两旁的房子就自动搬家。」他两手用力向左右一伸，咧开嘴笑。 　　「噢!将来呀?」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不要笑!」他手一仰，「不讲别的，从前碎石磷磷的窄街小巷，现在都填平了，你该看见了吧?」 　　「你真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家!」 　　「现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在四年内就能完成，你总听说了吧?最重要的就是把叛徒托洛茨基驱逐出境，把反动派统统肃清，苏联党内，比任何时候更加团结、更加统一。」他滔滔不绝的讲。 　　「还有现在苏联全国正积极致力于建设的工作。要把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先进的工业国，要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真是伟大，哈哈!真是了不得!」他翘起大拇指。 　　他穿红军制服，担任军事翻译，来莫斯科已经多年。他是从法国来的。把皮箱丢在火车站，回头去寻找时，皮箱已不翼而飞的，据说就是他。之后同志们笑他荒唐，他说：「回到了共产党的祖国，还要箱子做甚么?一切衣食用品都有得发给，皮箱留着我用，现在别人拿去用，都是一样。你看我现在穿红军装，岂不比穿西装光荣?」他为人就是这样乐观。 　　「莫斯科变了吗?」他走后我静静地想。不错，是变了!变得较两年前更冷。这种冷，并不是雪落得大的冷，而是冷面冷心的冷!从前到处听到「把帝国主义的魔手从中国赶出去!」的吼叫声。现在这种声音没有了，代替它的是「打倒叛徒托洛茨基!消灭托派尾巴!斯大林同志万岁!」疯狂的吼声! 　　我感到一种兄弟相残、令人心寒的苦痛!但立刻记起共产党的教条：「对敌人慈悲，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托洛茨基离开了共产党，就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就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敌人!」因此，无论开会或游行，我也禁不住跟着大家喊，声音愈高愈表现自己的忠诚；愈显得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 　　「托洛茨基也是红十月革命的功臣呀!当年和列宁一样是了不得的人物嘛!听说很会演讲，有煽动的天才，比斯大林强，也更出风头，为甚么会糟到这样呢?」武止戈惋惜似的说。 　　刘仁静用惊奇的眼神看一下止戈， 　　阮仲昭绉绉眉头不做声。 　　「真的，当年若非托洛茨基领导红军在列宁格勒暴动，十月革命能成功吗?」 　　「小声点，止戈!」阮仲昭小二哥瞇着眼悄声说。 　　「这些事都清清楚楚写在联共党史上，从前我们都读过，现在却一笔勾消，斯大林同志要再写共产党史!」 　　「止戈!你真不怕充军西伯利亚?你有几只脑袋呀?」阮小二哥扯着武止戈的耳朵悄悄笑着说。 　　「这是事实!我并不同情托洛茨基，也不要做托派尾巴。我不过随便说说，你们可别对旁人讲呀，讲不得的哟!」武止戈摸摸自己的脑袋，扮一下鬼脸。 　　刘仁静一声不响! 　　阮仲昭熟读中外历史，深懂「成则王侯，败则流寇」以及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说：「历史上的例子太多了，像咱们中国汉高祖刘邦那个流氓，当年利用智勇双全的韩信，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他自己做了皇帝，大权独揽，他心胸狭窄，既妒忌、又害怕功高而骄的韩信。于是揑造个罪名就把韩信斩了。现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国家，赶走个把托洛茨基，有甚么稀奇!值得同情吗?真是傻瓜。」 　　刘仁静低着头叹一口长气， 　　武止戈也惊奇的看刘仁静一眼。 　　「仁静!你叹甚么气呀?当年在北京大学念书时，你不是有名的『小马克思』吗?共产党是老马克思的信徒，还会有错吗?第三国际总是『万能』!斯大林同志当然『万岁』!你叹甚么气哟?傻瓜!」阮小二似笑的轻轻说。 　　「告诉你，儍瓜!当年我们为了爱国，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为了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为了救中国而走上了苏联的道路，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就有人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狭隘的爱国主义者，现在的国家是腐化的官僚和军阀统制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要爱共产党的『祖国』苏联!现在我们既是共产党人，就得服从党纪，党说这块布是黑色的，你就应当跟着说：是的呀!是黑色的呀!简直黑得像墨一般黑啦!好!顶刮刮!你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阮小二哥神气十足的翘起大拇指。「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说，这块枱布本来是白色嘛!」 　　「你看陈独秀一生气脱离了共产党，同情托洛茨基，不但党骂他是叛徒，是反革命，要杀他的头，就是旁人也不会对他有好感啊!人家都说他做过共产党，身家不清白，决无前途。不信你们瞧着吧!别胡思乱想了，咬着牙，将你那股不平之气吞下肚里，让它埋葬在五脏深层腐烂吧!」 　　刘仁静始终一声不响。 　　不久刘仁静回国去了。他是从西欧走的，路经土耳其时，真的偷偷去看了托洛茨基，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 　　在莫斯科寒冷气压之下，这一羣生龙活虎似的青年革命者，渐渐地都变得沉默寡言。没有人敢像从前，心中有什么不满，嘴里就天真的叫出来，错了也不要紧，开批评会时，顶多给扣一顶怪新鲜名词的帽儿，什么「调和派」哟!「左倾机会主义者」呀!「右机会主义者」!这些名词虽然够令人头昏脑胀，然而离「反革命」这样可怕的名词，总还差那末一点儿。只要你工作努力，也可暂时无事。现在多可怕呀，谁若扣上托派嫌疑的帽子，谁就是「反革命」，沾污了自己的清白事小，轻则送往西伯利亚，重则就地正法。 　　人性中至可宝贵的一点天真、热情、友爱都渐渐地丢进莫斯科河里去了。代替它的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和失掉热气的心!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面孔!同中国官僚以及老八股先生们的面孔没有多大分别。 　　这阴影一时笼罩着最大多数同志的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及清党时表现得最激烈、最残酷，名之曰无情的斗争。 　　自从国共分裂后，孙逸仙大学就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大学——中国人仍然称之为中山大学——凡是国民党籍的学生都纷纷被送回中国。留下的不是共产党员，就是青年团员。校中男女学生原有千多人，最少时约三百余人，其中女学生不过三四十人，大多数结了婚。已婚的人就向学校登记，学校将原来可以住十数人的大寝室，隔成一个个小房间，里面可以排两张单人床，一只小桌，让结婚者住。每个大寝室可住六对小夫妻，就隔成六个小房间，多几间或者少两间，那是看该房面积大小而定。这种布置实别具风格，我为好奇心驱使，曾经去参观过。小房是用三块粗帆布，套在粗铁丝条上架成。一面临窗，这大房屋共有六个对开的钢窗，靠窗扎六个或四个小房，每间小房都隔着点距离。房内布置简单朴实，喜欢花的，就自己动手剪几枝红绿纸花，插在床头或布面，以作点缀。在这雪积如山的北国，何处去摘鲜花呢?女同志们都蓄长短发，梳两条小辫儿，年轻爱漂亮的，还在乌油油的青丝发辫上束一对粉红色或淡绿色的缎带蝴蝶节，迎风飘香，倍增妩媚。 　　「留克斯」旅馆是国际代表团住的地方，国焘和我住在三楼，瞿秋白和杨之华住二楼，邓中夏和李家小妹及余飞带着陈怡（原是李求实的爱人）住在「留克斯」的对面职工国际招待所。还有陆定一和邵子刚住在「留克斯」后面一栋小房子里，那是少年国际代表的招待所。 　　学校是分班上课的，班次很多，究竟有几班，当时未留意去看。我是在特别班上课，班里只有十数人，其中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方惟夏、何叔衡、董必武。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后一年董必武才到列宁学院），故同志们又混称该特别班为老头班。其它如叶剑英、李国宣、钱亦石、赵如芝（赵世炎的胞姐）、杨之华都在此班。此外还有两位由法国来的，年约三十余岁的同学，一位姓王，一位姓什么忘记了。特别班的课程，有唯物史观、妇女运动史、联共党史、俄文等；布哈林夫人教唯物史观，夫人温文俊美，寡言笑，课完后就静静离去，妇女运动史是由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德金的儿媳妇教，她圆圆的脸，皮肤微黑，讲话声音宏亮，除上课外，并不同学生交谈。共产党史是拉荻克教，但他很少来上课，多数请人代教。教俄文的是一位胖而高大的女教员，据说她并不是共产党员。老头们都不愿学俄文，第一因年岁关系，实在学不好；第二在此学习期限短，浪费时间学俄文，不如多读点革命理论的书好。因此特别班每星期只有两三小时俄文课，应景而已，实在少得可怜。其它各班差不多每天有俄文课。在莫斯科住了四五年以上的留学生如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等，俄文都学得好，能做大翻译、译书或课堂翻译。女同志中如李培之、张琴秋、李汉福等也可以作小翻译，如事务上的事等等。说老实话，每天每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读不完的书，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星期六或星期日学校有游艺晚会，各人自由参加或往各大戏院观剧。学校轮班派送各剧院戏票，谁愿去就去。在此期间，大家都默默地忙，倒也相安无事。 　　冬去春来，很快就到了暑假，同学们都纷纷到乡下休养所去，秋白和之华到黑海去了。国焘和我到一个乡村，那里是第三国际高级工作人员的休养所。据说该处原是沙皇时代一位贵族的别墅，革命后加工修建，辟为高级工作人员避暑地。此处有平整的草地，青翠优美的森林，芬芳的花卉，房屋高大富丽，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休养所侧边，有一个小湖，湖中有小舟数艇，是供休养人员游湖使浆划水用的。休养所日供四餐，营养丰富，每日午后可作小睡，所中医院有电疗、医药设备等等。每当夕阳西下，一对对情侣或三五知友，至湖中划船，或坐草地谈天，绵绵细语，或到林间散步，引吭高歌，融融穆穆，各乐其乐。 　　有时我们也到数哩外的小市镇游玩。那里有几户人家，有一个合作社，可以任意购买自己喜爱的物品。那里农民的住屋都是木头搭盖的小屋，样子有点似帐蓬。但离地数尺，下面埋集着木柴和零星杂物，近门处有木阶，约四五级。 　　「多别致的木屋!」我不禁停在一家门前，走上木阶，看见屋内地板上还铺着褪色的旧地毡。窗门很小。屋内有一位白发瘦削的老人和一个面色失血的中年妇人。他们木着脸，眼睛望着门外，不出声，既不同客人打招呼，也不喊「滚出去!」我讪讪地用俄语说：「同志，你们好呀?」他们像没听见似的，仍然是不出声。 　　「多奇怪呀!这是什么人?」我心想。看他们脸色苍白，似乎有病，而心情郁郁又似有重忧者。为什么呢?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呀……。 　　在归来的途中，一位黑眼珠大鼻头的高加索同志悄悄对我说：「你刚才在小木屋看见的那双男女，是未杀掉的地主呀!」他用手作势，向自己颈项克察一声，两眼向上一翻。 　　「噢!」我慢慢垂下头。 　　不久蔡和森同志也来到休养所，他孤单一人。 　　「李一纯同志怎末没来呀?」我问他。 　　「她在上海!」他笑笑说，再不说第二句话。他就是这样一个闷声不响，问一句答一声的人。他自从同警予离开后，在武汉时就同李一纯结婚，李一纯也是被立三一气而离异的。当时一个愁男，一个怨女，同病相怜，各得其所。后来蔡和森在广州被杀，一纯生有一女，抗战时送往延安。 　　在休养所，我们每天都玩得很高兴。有一次，天下着丝丝细雨，大家争着去小湖划船。谁知雨越下越大，淋得大家几乎变成了水鸭子，还要高声歌唱：「不怕风，不怕雨!冲锋陷阵打敌人。」 　　一天早晨，早餐后，俄国同志吹口哨，呼喊大家到场地集合，说是今天到村庄去游行宣传。请我同一位高加索女同志各擎一面大旗为前导。比一比，两人一样高，她不太肥，我也不瘦。可是两人不懂讲话，惟有相视而笑。 　　列队出发，行约两哩，远远见稀稀落落的几间旧屋。屋外堆着数堆小山似的干草，离屋不远的土丘上站着一羣农民，男女老幼都有。队伍散开，他们就一窝蜂似的围拢来。 　　俄国同志请我对农民演说。 　　「我的天!你要我讲点啥呢?我不会说俄国话呀?」我犹豫的望着国焘。 　　「你就随便上去说两句吧!」国焘推推我。 　　「你就说中国话吧!不要紧，有我翻译。」一位俄国同志说，其实他也不懂中国话。 　　我站上土丘，挺直胸膛，大声演说……说些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蔡和森望着我微笑。 　　那位俄国同志走上去了。他用翻译的姿态大演其说，也不懂他究竟说些什么。 　　那位高加索女同志也走上土丘，跟着有几位男同志走上去，他们一个个讲得兴高彩烈，听众不断的鼓掌。 　　回来的时候，蔡和森轻轻对国焘说：「刚才子烈的演说，名叫『对牛弹琴』，哈哈!哈哈!」 　　「…………………………………………………………」 　　X X X X X X 　　四十天的休养生活转眼就过完了，大家又回莫斯科，国焘决意进列宁学院听讲。在列宁学院有四位中国同志，都是国焘的老朋友，周达文、喩秀松、董亦湘、阮仲昭。周、喩、董到俄国已有数年，俄文都能看书和听讲；尤其是周达文能说会写，因为他原是北京俄文专修科的学生。阮仲昭英文好，未学俄文。列宁学院里各国学生都有，设有俄文班、英文班、法文班、德文班。你会哪国文字，就在哪一班上课听讲。院长是位女的名四特娜荷发。快五十岁的人，看样子只像三四十岁。体格健美，态度文雅，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眼角不显一点鱼尾，衣饰整洁大方，胸前常系一朵淡绿色牡丹似的丝绸花儿，大家都赞美老太婆漂亮。 　　国焘和我年青时身体都很健壮，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住在「留克斯」每月有二百五十卢布的生活费，吃饭零用总是用不完的。除了买书外，还送些给秋白，因为秋白的肺病需要营养。他的二百五十元大概是不够用的。可是自国焘进了列宁学院，就在列宁学院每月领一张饭票和二十元卢布零用，从此不再向第三国际领钱。我早在中国大学领饭票子和七元卢布零用，为了不方便，经常不在学校饭厅吃饭，饭票折钱大约是二十七元，共有三十四元。这点钱有时是不够伙食和零用的。国焘那时还抽香烟。同住在「留克斯」的维金斯基同志，他轻轻埋怨国焘不应该退掉二百五十元不领。他并提议应当去第三国际领回红色勋章。每月可到邮局领得四五十元的补助费，这枚勋章是共产国际颁发给领导中国革命最能干有功之人的。国焘是中共中唯一得到这枚勋章的人。国焘住在莫斯科两年半，勋章虽然领了回来，却很少佩带。国焘就是这样一个人，对金钱对权利毫不重视。 　　住在「留克斯」，杨之华和我经常结伴上学。两人有时乘坐马车，有时也坐电车。有一天闲谈间，她问我知不知道邓颖超和周恩来在上海闹的笑话? 　　「不知道，甚么事呀?」我说。 　　「张太雷同志，不是在东江阵亡吗?王一知自然非常伤心，我们都去安慰她，恩来夫妇也是常去的，过了些时，王一知请吃晚饭，秋白、我、恩来和颖超都去了，那时恐怕你还未到上海!」之华含笑看我一下。 　　「怎么样?快点讲呀?」 　　「那时天气很冷，大概周恩来买条漂亮围巾送颖超。颖超有点惊喜，心想自结婚以来，恩来从未买过东西送她，现在忽然买条围巾，当然高高兴兴围在颈项。他们同赴王一知家，进门看见王一知也有一条同自己一样的新围巾，而颜色比自己的更加娇艳美观。 　　「『好漂亮的围巾呀!在什么地方买的?』邓颖超好奇的问一知。 　　「『咳!你不知道吗?是恩来送给我的嘛，同你这一条不是一样吗?』王一知坦白无心的讲。 　　「『噢!比我这一条好看得多啊!』颖超瞪恩来一眼。 　　「恩来笑笑未敢出声。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喜笑谈天，邓颖超闷声地不讲话，我们也没注意。饭后，不知为点什么，她就同恩来吵嘴了，吵着吵着，颖超就跑去抓恩来的脸，恩来的脸被抓破一块皮，出了点血，恩来哭了，颖超也哭。急得我们大家极力解劝。之后，大家静下来，都不说什么。快十一点钟，我看看手表，对秋白说：『我们该走了，夜已深了!』 　　「『小超，我们也走好不好?』恩来站起来整整衣服。 　　「『我不走，你走!』颖超气呼呼地说。 　　「『你不走，我一回家，你妈又要骂我!』恩来哀声说。」 　　「哈哈，哈哈!……。」我听了大笑，之华也笑。 　　「真有趣!以后怎样?」我又问。 　　「以后还是恩来先走下楼，偷偷地站在街边，看见我们同着颖超下来，他就慢慢跟在后面一同回家去了。」 　　「哈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 　　讲讲笑笑就到了学校，进大门，静悄悄地看不见一个人。 　　「嗳哟!只顾讲得高兴，就忘了时候，今天准迟到!」我对之华说。 　　「不会的，还差一刻钟八点。」之华看看手表。 　　我们走上石阶，看见大礼堂门关着，从门缝里伸出一个人头，向我们招手，意思是要我们进去。 　　大礼堂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之华和我低着头弯着腰，小心翼翼的走入。找着坐位，抬头一看，只见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等都坐在主席台上。站在主席台讲话的是支部局书记柏尔金同志。他是校长米夫的重要助手，一个年轻的俄国人，瘦而长，昂着头，气冲冲的经过翻译说：「刚才XX同志说支部局办事有官僚架子，说我态度傲慢……这是一种侮辱，这完全是反对支部局，这也就是反党。」 　　「什么?反党?你就是党?……」坐在下面的人大哗。 　　「同志们!静一点!有话一个个站上来讲。」秦邦宪呼喊。 　　「主席，我有话讲!」李剑如，俄文名叫阿拉金!站起来举手。 　　「你讲!你讲!」     　　「同志们，刚才柏尔金同志把我们善意批评支部局的错误，批评他对中国同志的傲慢态度和一副冷峻的面孔以及办事官僚架子等等。他不但不虚心接受，承认错误，反侮辱我们反党。硬给我们扣上一顶反党的大帽子，真是岂有此理（拍……掌声）!这顶帽子，我们决不能戴（又是掌声）。同志们!我们把这顶帽子送还给柏尔金同志戴!」 　　「拍，拍，拍。」热烈的掌声。 　　柏尔金满面紫胀，异常尴尬，嘴里喃喃的说：「捣乱份子!简直是托派捣乱份子!」他轻轻对翻译咬耳朵。 　　「散会!」翻译大声宣布散会。 　　「哈哈!柏尔金理屈词穷!」几个工人同志大叫。 　　「笑话!批评他的错误，就是反党?」一羣同志愤愤的说。 　　「简直岂有此理!企图把反党的帽子压制我们?我们是全体一致的。」又一羣同志叫。 　　「我们是坦白的，我们什么都不怕!」李剑如歪着头，拍拍胸膛! 　　「……………………………………………………」 　　你一句，我一句，噏闹之声，不绝于耳。这时连张闻天等都未敢讲什么话。过了数日，渐渐起了分化，秦邦宪和他的妻子刘羣仙——出身女工人——在大多数同志中企图起宣传分化作用。他们说：「XX犯了反党错误，XX有托派嫌疑，XX受托派利用，我们要起来拥党。」分化的结果，他们那面只有二十八个人，是少数派。最大多数还是那些不满支部局书记柏尔金的。后来在斗争中多数人遭受失败，这少数的二十八个人就成为斯大林钦定的「布尔什维克」。 　　当时大多数同志都心里明白，我们不是托派，我们更不是反党，批评错误和反党，哪能相提并论?柏尔金太狂妄，太不虚心，反老羞成怒，这不是官僚是什么?因此大家理直气壮，屹立不动。天天开会争论对骂，双方僵持，问题绝无法解决。中国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各位代表都同情大多数同志。瞿秋白是代表团书记，中国共产党大学的学生都向他投诉，他当然站在多数同学方面，批评支部局书记柏尔金。因此后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支部局柏尔金支持与鼓励之下，箭镞就射向瞿秋白。杨之华在学校和秦邦宪争论得面红耳赤。学校办有墙报（那时还没有大字报），自然是秦邦宪他们搞的。有一天杨之华到校看见墙报，气得一把将墙报撕毁，当然那上面的文章一定是指责瞿秋白和代表团的。 　　这样相持月余，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虽然不开会的时候，教授们还是来上课，但是谁能安心听讲，像以前未闹风潮时一样呢?人人心中都有点乱。教授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对于学校争论之事，噤若寒蝉，谁也不敢问一声。星期六或礼拜日也有游艺晚会，挂出我的名字，请我去参加演剧，我总是婉辞不去，因为我不愿像杨之华样同任何人争吵。 　　列宁学院院长四特娜荷发了解了斗争实在情况之后，正义而勇敢的站在中国多数同学方面，严厉批评柏尔金不对，力主撤换柏尔金。但她做梦也不会料到柏尔金其所以敢如此大胆坚持自己正确，顽强的反对最大多数同学，他是有后台老板的。他的老板自然是中国大学校长米夫。而米夫背后的老板就是唯一的独裁者斯大林。否则为这点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几句不成章法的言语，天天开会，天天斗争，未免小题大做，太无意义。 　　原来斯大林早不满意中国老一辈的领导人如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认为他们个性倔强，不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中国革命失败，他不责怪自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错误，而责怪陈独秀等。现在老的干部都不行了，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干部，他所培养的便是以陈绍禹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半会俄文，同他们讲什么都方便。将来回中国，中共中央领导权落在他们手里，一切都好办了。这件事表现得很明显，大家心里有数，只觉得可耻可哀。只可惜这批娃娃太幼稚（陈绍禹等二十八人），又毫无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在大革命高潮时代，在心胸宽大的老干部领导下被送到苏联，学会了几句俄文，念了两本马克思和列宁理论的书，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革命要出生入死，要有魄力，也需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你们哪里行啊!有种的，回国去干!」在开大会时李剑如等一批上海产业工人同志，拍着胸膛，指着秦邦宪等说。 　　共产党是标榜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最注重出身和成份。中国大学斗争刚刚发生时，支部局极力想拉拢上海一羣产业工人如李剑如等等，结果只有王永成一个人跑向支部局方面去了。王永成在上海做西崽，刘羣仙（秦邦宪妻）是芜锡纱厂女工。每次开会，刘羣仙像泼妇般上台大骂一顿，其次他们就促使王永成上台讲话，两边比成份，互相讥讽。当王永成走上台，下面就喊：「喂!Boy!来一杯*(左口右架)啡，两片吐司!」王永成是个老实人，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听了这话，忍不住自己也唧唧笑，下面就大鼓掌。开始两天柏尔金还出台，坐在主席台上。现在他是坐山观虎斗，黄鹤楼上看翻船，他只在背后策划指挥，站得远远的，从此就未见他出台了。虽然天天晚饭后就开会（白天依然上课），因一方占绝大多数，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X X X X X X 　　大约有两星期之久，中国大学支部局未召开大会。大家像忘记这桩事似的，都静静地用功上课。同学们都似有些厌倦，见面时绝口不谈大会斗争的事。若果问题就此结束，岂不很好，或者柏尔金虚心改变一下态度，也就无事。问题本来很小，无奈共产党根本是个不安分的无情斗争的党，其中还渗着领导的权力威严和虚伪面子问题。共产党早已变质了，它决不是列宁时代的共产党。 　　况此时中国革命已经失败，好大胆呀!你们这一批流浪汉!敢在庄严的共产党「祖国」，莫斯科「圣地」，批评支部局。而中国代表团的委员们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等部大胆支持你们，这还了得!从此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扫地，之后将如何能领导你们呢?于是谣言四起：「XX是托派，这次的事件都是托派在背后捣乱，反党……。」但是没有证据；还是不能镇服这一羣占多数的天真纯洁的中国流浪汉。因为他们每人心中明白，我并不是托洛茨基派，我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我是自动不满支部局书记柏尔金的傲慢态度。这是每个人在大会上发言，或私人谈话时都表现得极端清楚的问题，难道柏尔金和苏联领导者不明白吗?可是强蛮而专横的斯大林要维持他的威望，绝不能承认自己错误。这是历来统治者一贯的作风，有了政权，可以任意作威作福，连整个人和心都变了。但苏联究竟标榜的是社会主义，这一羣闹风潮的人，都是中国人呀!将来还要利用他们回国去拼死，自然不能像对付俄国人样斩尽杀绝。总要找一点证据，使他们惧怕臣服。 　　于是最可怕可悲的惨剧来了。 　　天落着鹅毛似的雪片，入冬以来，莫斯科的天没有一天不是阴沉沉的，而那天特别显得阴沈黑暗。我清早起床，盥洗早餐毕，就急急赴校。走进校门，只见三三两两的同学立在走廊上、石阶旁，面色忧郁，交头接耳的切切私语 　　「甚么事呀?」我忙问。 　　「绰号名叫『妈妈也夫』的同志（忘记了他的中国姓名）昨夜吊死在宿舍呀!」一位同学轻轻说。 　　「甚么?为什么呢?」我大吃一惊。 　　「据说在他身上搜出遗书，承认是托派份子，故意兴风作浪，煽动反党。你看怎么办?我们都受了他的愚弄!不是吗?他在开会时发言最多最有力最激烈。」又一个同学低声说。 　　「唔!」我低头走回教室。 　　「唉!真他妈的没出息!错了，就公开承认好了，为啥要吊颈咧?该死的家伙!」李剑如歪着头咧着嘴。 　　「大概他感到惭愧，没脸见人吧?」一个女同志幽幽的说。 　　「我看不这末简单，小心点!不要尽站在这儿嚷……。」一位头脑清醒的同志悄声说。 　　当当……铃声响了，到大礼堂去开大会啊! 　　大家潮涌似的走进大礼堂。柏尔金和翻译秦邦宪神气十足的站立在主席台上。柏尔金手中拿着一封信大声说： 　　「看呀!这就是你们的好同志的遗书啊!他是托派，他在信中已清清楚楚承认他反支部局，反党，现在他羞愧自杀。你们都受了他的利用，犯了反党的严重错误。你们必须澈底向党认错，否则你们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秦邦宪接着就翻译念信，信中大意不过是痛骂自己误入托派、反党等等，并劝同志们觉悟，公开向党承认错误……。 　　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一个个垂着头，无精打彩的一个又一个走向主席台，迷迷糊糊地承认错误。没有一个人敢问死者是不是自杀?还是被人扼毙，然后将尸首吊上去呢?遗书是不是他亲笔写的呢?谁也不敢说把信给我看看。 　　这不是追悼会，没有人惋惜死者。秦邦宪等还大骂死者是死有余辜! 　　支部局书记柏尔金，脸上现出从未有过的胜利者的微笑!他的头昂得更高了。 　　斗争了数月的会议，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 　　学校宣布停课，接着而来的是大清党。首先是到列宁学校清算女校长四特娜荷发。谁叫她不带眼识人而去帮助大多数中国同学说话呀!由出身到同人恋爱的事都一一清到，使这位年高德劭态度温文的女校长面红耳赤，愠怒不已。大家每天晚饭后就赴列宁学院至十一时始散会，大约三天清完女校长，就转移到中国大学。负责清党的人物是主席一人，陪审一人，速记一人，翻译一人。中国大学的学生众多，要分班和分成若干组来清算。每清算到某人，先由他自己报告出身、年龄、籍贯、入党年龄以及工作等等。再由旁人（当然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提出许多问题，要他一一答复，然后由主席作结论。我是被分在特别班一组，清党的主席名字叫白克。肥肥矮矮的，厚而大的嘴唇，粗大的手掌，脸色红润类似买货商人。他专负责清洗特别班的学生，他对别人的批评结论如何，我丝毫不记得，老实讲当时并没有心情记它。只记得清党主席白克对我的结论是右倾调和派，但有煽动的天才，对党忠实和坚定与否?还要将来回中国去考验。这右倾调和派是一向对国焘指责的话，现在同样套在我的头上。 　　在这次斗争中闹得最厉害的是知识分子，清党后知识分子大多数被开除党籍。工人份子则多留党察看。其余按情节轻重分别送去劳动改造，进莫斯科工厂实习半年或三个月不等。 　　李剑如（阿拉金）和数十位在大会上发言最多最激烈的同志，从此无影无踪。是被送往西伯利亚去了呢?无人知道。在共产党严格统制之下，谁也不能过问谁的事。 　　我被送往莫斯科第七印刷厂工作劳改三个月。这是个小型工厂，就在莫斯科市内。厂内只有很少的俄国人，他们整天都木着脸，低头工作，不同任何人讲话。中国学生有时不懂做法时，就向俄国工人请教，他们也只用点头或摇头示意，并不开口说话，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这情景使我想起过去在中国大学斗争时，那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每天也是木着个脸，对着遇见的同志，不打招呼，不说一句话，那一副可怕的冷脸，真正使人寒心。大家不是共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同志吗?为什么现在竟仇人似的呢?唉! 　　「同志，当心!你的印刷纸张放歪了，你在思想什么呀?」一位共同工作的中国同志提醒我。 　　「哦!哦!」我如梦初醒。 　　在第七印刷厂学习印刷的中国同志，大约有十个或者八个人，不十分记得清楚。学习期间，大家都异常努力。开小组会时都积极发言，自我批评自己过去的错误，赞扬苏联党的路线正确，以表自己和忠贞。 　　当时在中国同志中有两位女同学，一个是汤仪贞，一个姓徒，名字忘记了。她俩都是湖北省女子师范的学生。汤仪贞生得唇红齿白，亭亭玉立，惟个性很倔强，一张嘴不肯让人。开斗争大会时，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骂得最凶。汤曾同陆定一结婚，有一个时期住在青年国际招待所。清党后，大概罚她到莫斯科玻璃厂做工。回国后她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仍同她要好的女友徒XX在一块，听说徒XX始终未婚；而汤仪贞以后也未和陆定一同住一块。是否因陆定一生得太黑太丑，两人不能情投意合，而早已离异……内情不明。数年后在延安有一位跟随中央军长征的女同志偷偷对我说：「汤仪贞和徒X X两人始终在一块，她俩都很倔强，以为有理可以不让人……当红军由江西瑞金狼狈逃窜时，不知为什么她俩竟被红军特务生生活埋了。」这真是吓人的听闻。 　　在莫斯科三个月劳改完毕，大家都纷纷被送回中国。 　　邓中夏和余飞早带着他们的妻儿回中国去了。 　　此时刘少奇早来到莫斯科，他高兴的对我说：「葆珍在上海最近生了一个女儿，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地扶育孩子。你晓得上次葆珍同我闹蹩扭，就是怪我在武汉撤退时，把个可爱的小女儿丢给娘姨带走，到上海后虽托同志们在汉口去寻访那个娘姨，始终无法找到她啊!葆珍难过，我也万分内疚。」 　　其实这一次何葆珍生的并不是个女孩。回国后我在上海遇见葆珍，怀里抱着个男孩，样子极像少奇。 　　「为什么少奇说你生了个女儿?」我奇怪地问。 　　「那是他追悔以前在武汉丢失的女儿啊!」葆珍微喟着。 　　后来葆珍在上海被捕，孩子也一同入狱，葆珍死后，大概可怜的孩子又失踪了吧! 　　「……………………………………………」 　　有一天中国大学又开会了，这是斗争瞿秋白的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张闻天、秦邦宪等长篇大论的责骂秋白。中国大学支部局书记柏尔金，当然也出来指责，会场内人并不多，秋白站在台上，脸色惨白，大概是在那儿答辩，听说结论是对秋白很不满意，我在会场内坐了一下，就急急忙忙上工厂去了。 　　不久瞿秋白和杨之华就动身回上海了。 　　我在第七印刷厂工作时，正是大热天，许多人都去了休养所，我不愿去，过了一个月国焘也去了，我一个人住在「留克斯」，天未亮就起身赴工厂，工作直到天黑才放工回来。那时年富力强，虽然两头不见天光，也不感觉辛苦，反觉精神奕奕，认为印刷工作新鲜别致。进玻璃厂工作的女同志说：稍不当心，就被玻璃碎屑擦伤手脚，若果沾染上烈性的药水，皮肤就会破烂，实在惊人。但较送往西伯利亚，总算最轻微的处罚。倘若被送往西伯利亚，那是很难想活着回来的呀!据说在列宁学校学习的阮仲昭、周达文、喩秀松、董亦湘始终未回到中国，这几位倔强的人，在莫斯科早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等所深恨。后来周、喩、董三位调往新疆被陈绍禹杀害，阮仲昭不知死在何处。 　　李立三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时来到莫斯科，不数日就和有名的浪漫女李汉福同居于招待所，安宁度日。 　　蔡和森、刘少奇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 　　当我住工厂工作最繁忙之时，一天接到家信，说父亲臀部生疮，红肿，痛热!乡下没有西医，被不学无术的中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未经清毒过的锈刀，割破疮口，流血不止，下体腿脚都肿，人陷昏迷，两日死去。我阅信后不禁失声痛哭!一人睡在床上辗转反侧，窃念父母养育劬劳之恩，毫未酬报，更将自己儿子送回，重累双亲。这多年未曾寄分文回家，以略慰老人，今不幸父亲竟为庸医害死，安能不令我痛心泣血! 　　又过数日国焘从休养所回到莫斯科，知道我的父亲死亡，也很难过!设法由第三国际汇欵二十元美金回家，但此欵我家中始终未收得，什么道理?那只有天晓得啊! 　　莫斯科中国大学的学生，差不多走光了，未走者不过数十人而已。国内有消息要求国焘回国工作，因此我们也积极准备离开莫斯科。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