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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事学生运动

路海江

1916年秋，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被编入一年级三班，住北河沿第三宿舍。1919年预科期满转入哲学门本科，至1922年毕业，在北京大学前后共7年时间。 　　张国焘在北京期间，正是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忧国忧民之士纷纷用不同的方法探索中国未来的出路，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碰撞、交锋。张国焘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赞同陈独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可以救中国的主张。后来，又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转而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他十分热心社交活动，关心民间疾苦，曾为水灾捐款12枚铜元。①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对社会主义学说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②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于1917年春写信坚决反对家里为他订的一门当户对的亲事，主张坚决解除婚约。 　　1918年l0月20日，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张国焘任首届总务股干事。③该社深得李大钊的指导，社员多是北大学生激进分子，后来许多人又成为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1919年3月23 日，张国焘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走上街头，深入工厂，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张国焘对此十分热心，先后在北京东便门蟠挑宫、东城宣讲所等处讲演了《蟠挑宫》、《衣食住》、《知识与快乐》、《欧洲和会与世界平和》、《自卫》和《解放》等。④他的讲演水平不断提高，练就了一张能言善辩的“铁嘴”。同时，他还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新潮社”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成了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许德珩于1919年5月2日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大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巴黎和会的办法。张国焘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月3日晚7时，北大全体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推定廖书仓为临时主席，黄日葵、孟寿椿记录，张国焘、丁肇青、谢绍敏、许德珩等登台发言。大会决定了四条办法：(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4)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⑤ 　　5月4日上午11时许，北大学生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进发时，校长蔡元培前来阻止。易克凝痛陈同学们内心积愤，已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张国焘则挤到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说罢便和几位同学将蔡校长拥走。张国焘和爱国学生的游行队伍蜂拥向天安门出发了。下午，由于“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发生，32名学生被捕。当晚，北京各校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学生大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5日，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联合会成立，张国焘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干事和北京学联第一任讲演部长。讲演部是北京各校学生积极分子荟集的地方、人数很多，仅北大参加的就有800人之多。张国焘把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若干个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街头巷尾、火车站以及集镇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张贴宣传品，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这—行动很快遭到了北京当局的禁止。为了冲破禁令，恢复讲演活动，6月2日，张国焘亲自率领十几名讲演部职员到天安门一带闹市并发表讲演，终于同警察发生冲突，当即和7名同学被捕入狱。6月3日和4日，各校学生分队出动，举行更大规模的讲演活动，以抗议当局暴行。结果，被事先早有布置的警察又抓走了近千名学生。全国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纷纷罢市、罢课、罢工。北京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于6月5日释放所有学生。 　　6月中旬，张国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任总务方面的工作，张国焘对此不甚满意，亦未正式就职。6月11日后，陈独秀和北京学联的1l位负责人先后被捕。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革命力量的行动，7月初即派张国焘回京主持学联工作，并组织营救。张国焘回京后，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这段时间，张国焘的工作十分积极，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教职员和学生间意见等等。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被捕学生和陈独秀陆续出狱。这期间，张国焘还担任了北大学生会总务部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席等职。 　　10月，北大开始照常上课，张国焘辞去了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联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张国焘预科期满，转入哲学系。并参加了邓中夏、罗章龙等组织的“曦园”。 　　后来，张国焘曾对自己此时的心情作了披露：“我这个‘学生要人’究竟还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过问。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在继续活动，……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与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⑥ 　　可是，张国焘早已上了北京当局的黑名单。1919年12月，他化装躲过了警察的逮捕，经与代校长蒋梦麟和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商量，张国焘和罗家伦以北京学生会代表的名义秘密前往上海活动，争取各界声援。他们到上海后，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上陈述北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起向北京政府抗争。在上海的半年里，1920年1月，张国焘与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等到莫里爱路29号拜访孙中山先生。2月，拜会外交部长王正廷，谈对日外交问题；与张东荪、梁启超等晤谈；同国民党人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频繁接触。与陈独秀、毛泽东等26人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⑦5月，张国焘由上海返回北京大学。半年的流浪生涯和与外界的广泛接触，使张国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回到北京，他就去看望李大钊，并向李大钊介绍了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⑧在不太宽敞的图书馆，“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门书刊往往借阅一空⑨”张国焘说，这时“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个学期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期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⑩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⑾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和指导下，“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以此为起点，张国焘逐渐转变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 　　注释： 　　①《北大日刊》1917年11月24日。 　　②《我的回忆》第1册，第40页。 　　③肖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95页。 　　④见《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5月14日，5月21日。 　　⑤ 许德珩；《五四运动60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l辑。 　　⑥《我的回忆》第l册，第67页。 　　⑦《时事新报》1920年2月29日，《申报》1920年3月5日。 　　⑧《我的回忆》第1册，第83页。 　　⑨《我的回忆》第1册，第83页。 　　⑩《我的回忆》第1册，第85页。 　　⑾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9月版。罗章龙《椿园载记》无张国焘。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