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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路海江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9月中旬，陈独秀对张申府说李大钊应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后把上述情况告诉李大钊，他们—致认为必须尽快成立组织，发展党员。①由于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②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③11月，张申府应聘到法国里昂大学教书。为了发展党员，李大钊做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枝、王竟林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吸收他们加入小组。张国焘则发展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小组。小组内的工作由各人自认分担。李大钊主持小组工作并担任组内外的联络工作，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创办《劳动者》周刊，罗章龙和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④刘仁静则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在小组中没有担任实际领导职务，小组开会一般由张国焘主持”。⑤不久，张国焘主张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把他们赶出了组织。⑥1921年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和联络，罗章龙负责宣传。支部建立后，继续发展党员，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人。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工人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等项活动。 　　1920年9月，北京党组织派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⑦因为长辛店仅距北京三十里路，又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工人3000人。北京小组就以长辛店为重要据点，开展工作。张国焘等找到工人武君、李实，协商筹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办工人补习班。为了给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募集资金，张国焘还于11月21日在《劳动音》第15册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赞扬这里的“工人们是很热心很有见解的”。宣传“这地方从所组织的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会，都是工人做中心，”“他们屡次赞助学生运动，每次为公益的事情捐款，总在百元以上。”⑧这所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⑨张国焘的文章发出后，引起了—些反响，北京大学的李辛白和俄文教员柏烈伟都曾捐了款。 　　1921年1月]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教员大都由北京大学师生担任，驻校教员是吴汝明。一时间，这所学校成了工人们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⑩北京党组织成员都曾去学校视察或讲课。罗章龙回忆说，学校开办初期，“北京党组织决定由我和特立(即张国焘)、墨耕、邓康(中夏)等几个党员轮流前往当教员，朝去暮返，我每周驻校一、二天，随时换班。”⑾通过劳动补习学校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于是，在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一天，长辛店工人举行了群众大会，参加者达1000余人，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⑿ 　　除了开展工人运动外，张国焘还积极参与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40人左右，张国焘致开幕词，公推高君宇为书记。1921年3月30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上，张国焘作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实行委员制，选举张国焘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高君宇、宋价、刘仁静分别任组织、宣传、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任出版委员。⒀这样，张国焘当了两个月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后因青年团成份不纯，1921年5月，北京党组织宣布解散青年团组织，直到半年后才重新组建。 　　1921年6月3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上海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致函各地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时，张国焘正和邓中夏、刘仁静等利用暑假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北京党组织接到开会通知后，就在这所补习学校开会研究，“大家一致选举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而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刘仁静当代表。⒁张国焘回忆说：“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因为正值北京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⒂ 　　1921年7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张国焘出席并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作会议秘书。⒃因为“张国焘是很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所以“到上海开会他更积极，主持会议，研究议程，样样少不了他”。并且在最后一天，“他掌握会议确实很机敏，包打听来窥测会场时，他当即立断，布置大家退场”，⒄而转移到嘉兴的南湖去了。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的纲领，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他们分别任书记、宣传和组织工作。 　　注释： 　　①《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1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1页。据刘清扬回忆，北京小组先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就正因为已有张国焘，她才不参加。 　　③张国焘回忆中，说他是北京小组发起人之一，并经常和上海联系，是他和李大钊以及研究罗索哲学也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张申府一道当发起人的。《我的回忆》第1册第104—105页。 　　④《我的回忆》第1册第106页，《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17页。 　　⑤《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23页，第217——218页。 　　⑥《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23页。 　　⑦ 一说1920年冬，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1页；一说1920年12月，《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22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亦主此说。此处按《我的回忆》第1册第110页。 　　⑧《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75页，第276页。 　　⑨《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75页，第276页。 　　⑩ 《我的回忆》第1册第114页。 　　⑾《北京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16页。 　　⑿北京《晨报》1921年5月2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均见《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92页、第307页。 　　⒀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形报告》，1921年4月2日，《李大钊史事综录》第507页。 　　⒁刘仁静：《一大琐忆》，《一大回忆录》第47页。 　　⒂《我的回忆》第1册第131页。有人认为张国焘当代表有许多偶然性，不应该夸大。笔者认为，无论谁(不管他以后的结局如何)当代表，都不应贬低，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年幼的党，而对党则是不可非议的。 　　⒃ 包惠僧回忆，《一大回忆录》第36页，陈潭秋回忆，《—大回忆录》第8页。 　　⒄ 刘仁静回忆，《一大回忆录》第49页。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