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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38岁

路海江

1月1日 在《干部必读》第99期上发表《中央红军西征》一文，认为“中央红军的西征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第一，这是冲破五次围剿的有力行动；第二，中央红军的西征，可以使红四方面军，二、六两军团和中央苏区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发展前途就能将全国苏区打成一片，获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第三，“在西方创立新苏区非常重要”；第四，在军事策略上，对付敌人的碉堡封锁，应当采取向敌人封锁处迂击敌人的策略来瓦解敌人的整个围剿。号召“在这中央红军西征伟大行动之前，全军将士和川陕群众都应当更加百倍奋起努力，急速准备一切，动员大批群众到前线去。配合中央红军的西方军和红二、六两军团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粉碎五次围剿。” 　　1月3日 西北军区政治部印发《红色战士必读》内容有：红军须知，政治委员制度，红军中政治工作，什么是政治部，红军需要铁的纪律，红色战士要做宣传工作，红色战士要做白兵工作，苏区的各种群众组织。 　　1月4日 致电中央，提出：“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表明外线作战和发展新区的意图。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明确指示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月 会见由上海中央局派来的潘自力。潘带来了地下党组织搞到的孙蔚如、杨虎城、蒋介石通报的电报密码，陕南军用地图等。张国焘让他写了些陕南敌军情况，对敌宣传的标语口号、传单等，并让他捎给闫揆要一封劝降信。① 　　2月3日 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 　　2月下旬 制定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 　　3月28日 红四方面军开始强渡嘉陵江战役，至4月21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万余人。 　　4月下旬 在江油附近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今后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积极策应红一方面军过金沙江北上。 　　5月18日 在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同时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自任主席。 　　5月20日 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名义与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周纯全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布告》。②宣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为了彻底解放一切少数民族，号召西北少数民族起来共同反对屠杀压迫少数民族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政府，特设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来领导回番夷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公布了对少数民族的十二项主张。 　　5月30日 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苏维埃西北联邦是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五次“围剿”的有力武器。 　　同日，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第一号)》。提出联合一切反蒋反帝的力量，工农劳苦民众武装打倒蒋介石等一切卖国的国民党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救中国救西北血战到底；实行各种保护劳苦群众利益的政策；实行民族自决，各民族一律平等等主张。 　　6月2日 与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告知“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至懋功与你们联络，你之先头部队确联络后，请即指示以后行动总方针”。 　　6月12日 在茂县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请示今后战略方针及两军行动大计。 　　同日，致电徐向前，要徐向前以他、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致电中央，报告川西北敌我情况。 　　6月13日 与陈昌浩致电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告知“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 　　与陈昌浩致电李先念并飞转朱德、周恩来，称“知你我会合，异常兴奋。” 　　6月15日 与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祝贺愁功会师成功，表示“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同日，与毛泽东、项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向全国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的宣言》。③ 　　6月17日 与陈昌浩致电中央，同意中央关于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的方针。 　　6月19日 与徐向前致电中央，同意中央关于攻打松潘的部署。建议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 　　6月25日 由茂县经理番抵达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出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实力。④ 　　6月26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为贯彻红军占领绥靖、懋功的部署致电董振堂、曾传六、叶剑英。 　　同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后，张国焘、彭德怀、博古、毛泽东等13人依次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赞同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⑤  　　6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6月29日 中央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在懋功两河口发布《松潘战役的计划》。计划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左、中、右三路军分别以林彪、徐向前、陈昌浩为司令员。 　　7月1日 认为红一、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是总退却，革命处于低潮，不同意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反对北上战略决定。故在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理县后，致电中央，要求“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7月2日 与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关于攻打胡宗南的意见。 　　同日，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令各部队每人带15斤粮食和够吃一个月的食盐。 　　7月6日 向中央慰问团的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革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8日 致电朱德、周恩来，告知已派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九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到懋功分任军政指挥。 　　7月9日 策动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 　　7月上旬 中央派王稼祥、李富春、刘伯承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垴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会议决议。张对慰问团进行封锁，并背着慰问团召开川陕省委活动分子会议，片面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7月18日 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7月21日 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张国焘首先发言，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⑥决定由张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帮助。⑦ 　　8月初 出席中革军委在毛儿盖附近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采纳了张国焘关于分左、右两路军行动的意见。 　　8月3日 以红军总政委名义与总司令朱德发布《夏洮战役计划》。 　　8月6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寨子(今血洛)的会议。议程是(1)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案，(2)解决组织问题。 　　张国焘拒绝张闻天草拟的报告中对他在四方面军的工作所提出的批评，并多方辩解。他说：放弃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的作法都是正确的。四方面军是工农干部领导的，走上了布尔什维克道路。他否认自己有反党行为，强调由于自己的领导，四方面军英勇作战，开展了赤区，打了很多胜仗。他批评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以后，是打掩护战，纪律松弛，部队疲劳，减员太大，并有失败情绪。一方面军的领导应检查自己的错误。 　　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以四方面军人多和提拔工农干部为由，建议在中央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并提出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作政治局委员。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同意在组织上作适当的调整，增补在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为中央委员，决定陈昌浩、周纯全等三人为参加政治局，并对红军的指挥机构作了调整，恢复了一、四方面军番号。 　　调整后，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排在周恩来、王稼祥前，兼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⑧ 　　8月9日 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颁布，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对张国焘作了不指名的批评，阐述了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问题。 　　8月15日 中央就北上行动致电张国焘，为使部队行动迅速和有利，中央改变了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而“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 　　8月19日 复电陈昌浩、徐向前，以“财粮策源”、“多辟北进路”、“后方根据”为由，提出仍取阿坝，而不向右路军靠近。 　　同日，在大藏寺，对陈伯钧作抚边战斗及去红九军工作的详细指示。⑨ 　　8月24日 中央政治局将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电报说：“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墨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 　　8月26日 在查理寺召开的由红五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报告8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⑩ 　　8月30日 与朱德致电倪志亮、周纯全，指出：“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为目的”。 　　9月3日 致电中央，借口河不能过，“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阿坝，反对北进计划。 　　9月5日 致电倪志亮、周纯全并转王宏坤，命令部队回阿坝。 　　9月7日 率部驻军阿坝，当晚陈伯钧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一切纠纷的意见。张答应明天上午见面。⑾ 　　9月8日 与朱德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示“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 　　同日晚22时，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同日，约见陈伯钧，并给他以“部分圆满的答复”。 　　9月9日 中央致电张国焘，认为右路军南下电令“是完全不适宜的”。“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同日，致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⑿ 　　同日24时，致电中央认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南打为真正进攻”，“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9月11日 中央为贯彻既定方针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刻率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致电中央反称：“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 　　同日，致电一、三军团，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的高吉村(即俄界)开会，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造成他这种行为的原因，除了对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之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他这两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他离开党。 　　9月13日 同陈伯钧谈话，决定暂调陈“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⒀ 　　9月15日 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制订颁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了南进战略方针。 　　9月17日 致电余天云、王维舟，部署南下行动。 　　9月18日 再电余天云、王维舟，“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的战斗意志”。 　　同日，约陈伯钧谈话，约3个小时，陈声明，不愿当参谋长。当即决定留他去红军大学一个时期，待编制决定后，再调去他工作。下午，送陈一匹无鞍的瘦骡子⒁。 　　10月5日 在卓木碉作出另立“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 　　10月7日 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10月15日 与朱德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提出二、六军团行动意见。 　　10月19日 与朱德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认为“取守势是最失策”。 　　10月20日 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10月21日 致电红四方面军几十师等，令红军大学、供给部、兵工厂、医院、九十师、九十一师南开。 　　10月31日 致电陈昌浩、徐向前，准备在南下受阻时向西康发展，“西康为我惟一后路”。 　　11月6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查明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 　　11月7日 致电周纯全等，要求川康省改为川西省。必须改正过去革命群众、红军与地方关系不好的现象。 　　同日，在红军大学本部举行的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和红军大学典礼上训话。 　　11月12日 致电周纯全、董振堂等，部署占领芦山和五军行动。 　　同日，致电一、三军团及中央，称我军占领天全后，“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 　　11月25日 致电陈昌浩、徐向前，指示“应尽量固守原有阵地”。 　　12月5日 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同日晚，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倪志亮、熊厚发，指示“勿轻收阵地示弱”。 　　12月14日 发表《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一文。 　　12月20日 为抗日反蒋运动中策略问题致信红军大学的何畏、刘伯承，指出“我们不应看轻苏维埃和红军，来幻想全国人民救国大会和全国抗日救国军。相反的，应当大大发展苏维埃和红军，同时用后者来争取群众，经过这一过渡口号促蒋抗日，反帝、反蒋领导权争取到苏维埃手中来，这一策略是必要的”。此信发表于1935年12月24日出版的《干部必读》第2期。 　　注释： 　　① 潘自力回忆，1953年3月5日，见《丹心素裹》第1册。 　　② 见《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该书。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④《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⑤《中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⑦《中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 　　⑧《中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 　　⑨《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陈伯钧日记》。 　　⑾《陈伯钧日记》。 　　⑿1937年3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毛泽东的发言。转引自《周恩来年谱》第291页。 　　⒀《陈伯钧日记》。 　　⒁《陈伯钧日记》。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