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1909～1967)又名侯雁。陕西安定(今子长)人。九岁在米粮山私塾读书半年，11岁给地主牧羊、放牛、看小孩，后出走神(木)府(谷)，靠打短工度日。1924年陕北大旱，阎家生活陷入绝境。适李象九在安定为陕北地方部队石谦营招兵，阎应招入伍，先当号兵，不久给连长李象九当勤务兵。1925年4月，经李象九介绍，16岁的阎红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中共领导的清涧起义爆发，阎奉命带领一队人马捉拿了清涧县县长张友之。起义失败后，阎出走山西。1929年春返回陕北，被中共组织派往九殿山做兵运工作，后又潜回瓦窑堡。
　　1931年初，负责中共北方工作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从陕北抽调干部参加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陕北特委派阎与白锡林前往。阎于2月到太原，被中共山西特委派往吕梁山区争取“土客”武装未遂。山西特委改变部署，决定从驻军和工厂抽调一批共产党员组建游击队，成立了中共游击队临时支部，阎为支部干事；还在汾阳建立联络站，阎负责联络。4月下旬在孝义县娄底村(今西泉村)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阎被特委任命为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等县活动，初步在晋西一带建立起游击根据地。夏末，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调集百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开赴晋西“围剿”。游击队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被围困在老鸦掌一片狭小的山林中。危急时刻，队委会按照刘天章的指示和阎的意见，决定突出重围，西渡黄河。9月上旬，只留下30名共产党员的晋西游击队，乘夜坐羊皮筏子渡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在绥德西南的南沟岔(属安定今子长县)改换领导，阎被公推为大队长。9月8日，游击队在安定境内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根据特委指示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阎任支队长，活动于安定、安塞、保安和靖边等一带。在阎的指挥下，游击队先在的安条岭打败了保安民团300余人的进攻，接着又取得了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遵照中共陕北特委指示，10月上旬游击队与杨琪、师储杰等领导的“保运”武装联合行动，向陕甘边转移。这300多人的武装首战安定玉家湾，歼敌一个排；又乘胜进攻瓦窑堡，一部曾攻入城内，迫使守敌退守米粮山，游击支队威震陕北。10月下旬，部队边打边走到达陕甘边的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南梁，成立了新的队委会，谢为书记，刘、阎等为委员，并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阎任第一支队支队长。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奉省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阎任第一大队大队长。3、4月间，陕甘游击队接连在旬邑职田、阳坡头和正宁山河镇取得胜利，并攻克旬邑县城。此时，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部队巡视工作，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把游击队编成第三、第五两个支队，阎为第五支队支队长，开赴三原新字区、武字区活动。5月，奉中共陕西省委令进军陕北。阎率五支队首战马栏镇，歼敌两个连，两天后又在凤凰山歼敌两个连，并乘胜攻入焦家坪、五里镇。6月上旬，阎奉命率少先队深入黄龙山区筹款扩红，游击队主力开向韩城、宜川。主力在韩城遭强敌袭击，转移中又被敌追堵拦截，损失严重，待撤至甘肃正宁时只剩下200余人了。在讨论行动方向时，游击队领导人意见严重分歧，直至要“南北分家”。正在这时，阎赶回部队，说服双方不要分家，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刘志丹也反对“分家”。在他们的坚持下，陕甘游击队没有造成分裂的严重后果。6月底，在队委扩大会议上阎被推举为总指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游击队迅速发展到700余人。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艮到游击队担任政委，指责阎等的游击战是“逃跑主义”，并以“反革命嫌疑”对阎等进行打击迫害，使游击队三战皆败，8月20日在牵马原被敌冲散。为扭转危局，谢子长被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派回部队担任总指挥。形势刚有好转，中共中央任命的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于12月到部队，在将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的同时，撤销了谢、刘、阎的领导职务，并强令谢、阎去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阎到上海经过学习和组织审查，于1933年春被派往张家口，在中共河北省委为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而成立的前线委员会任委员，具体任务是在孙殿英部搞兵运。经过努力，他成功地发动了包头兵暴，拉出一个团开赴武川。不久，同盟军在日、伪、蒋围攻下处境艰难，前委在张北二泉井开会讨论部队去向，阎提出“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遭到陈伯达的反对，二人发生激烈争吵，阎为此被撤销职务。
　　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阎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共产国际“七大”。阎10月抵莫斯科，入苏联红军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军事科学。翌年4月共产国际“七大”尚未召开，国际执委会便派他和刘长胜回国，任务是将密电码交给中共中央，因中共中央自1934年10月长征起，便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密电码以英文字母编成。为了在途中躲过国民党军警的盘查，阎以惊人的毅力，背熟了密电码，然后与刘长胜启程回国。他们经新疆辗转到达北平时，得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已到陕北，又急忙赶往陕北，于12月到瓦窑堡，将记忆中的密电码抄出来，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前，阎受命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师长，协助周恩来解决红军渡河的船只问题。毛泽东在回忆东征时曾说：“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阎红彦。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使红军“顺利地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不久，黄河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阎任军长。“五五”通电后红军回师陕北，三十军担任后卫，阎改任三十军政委；返回陕北后，复任三十军军长，先率部在宋家川阻击欲进犯陕甘的国民党中央军，又指挥部队回师瓦窑堡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西安事变时，曾一度奉命在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事变和平解决后仍回陕北任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任团长。1939年警备第三、第四团和炮兵团合编为警备第一旅，阎任旅政委，部队驻甘泉、富县，担负边区南大门的警戒。1940年带职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整风运动中，阎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坚决抵制了康生的“左”的肃反方针。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阎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几条意见”，内容主要是说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为此事，他长期被人误解。直到后来高、饶反党阴谋活动被揭露后，中共中央调阅了他的“几条意见”才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一次，毛泽东见到他时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阎红彦传略》第113页)
　　1945年9月，阎被调往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定陶、鲁西南和千里挺进大别山等战役。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后，阎仍在三纵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协助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指挥了不少战斗。其中，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就是被三纵七旅在双堆集战斗中活捉的。1949年2月，阎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11月进军川黔，解放重庆，阎任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12月成立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阎任区委副书记、行署主任。1952年7月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秋，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把“实事求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经常深入农村调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并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他根据边疆地区实际，公开提出“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随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认为“边疆必须搞”，但有“许多政策，以及形式上、方法上、内容上，都应该和内地有所不同”，“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强调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建议省委作出坚决缩小人民公社社队规模、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等规定，促进了云南各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阎在许多场合表示：“不能这么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然而不久，他就受到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打击迫害，于1967年1月8日含愤辞世。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为阎平反昭雪。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阎红彦传略》第220页)1978年1月在北京举行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出席，深切悼念这位“百战不殆身未丧，饮恨死于‘四人帮’”(任白戈：《悼阎红彦诗》)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