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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工作者的楷模

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

王子宜 　　一九三六年冬，我第一次见到谢老。当时，红军东征回来了，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要向西挺进，开辟和扩大甘肃、宁夏红色区域，以便和二、四方面军汇合。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原陕甘省改为陕甘宁省，抽调大批干部去新区开展工作。我被任命为这个省的内务部长、国民经济部长和裁判部长(即人民法院院长)。对于党交给的这个重任，我感到就能力而言，要完成好是有困难的。我于是想到了我的直接领导人——中央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同志，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导。因为我在陕甘省工农政府工作的半年里，常常接到谢老写的亲笔信，向我交代任务，讲解政策，教给方法。我暗自估量，这次谢老也一定会热情地引导我。在他的窑洞里，我无拘束地向谢老诉说了工作中将会碰到的许多困难，还讲了自己怕干不好的心情。果然，谢老既没有责怪，也没有生气，而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服，要我去掉畏难情绪，坚强起来，勇挑重担。他说，一定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还要依靠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目前的民主选举；建立和健全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广泛开展优待红军家属和抚恤烈士家属的工作，进行战勤动员，扩大红军。 　　在这次谈话中，谢老还着重讲了裁判部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那时，谈不上制定什么成文的法律，也没有什么定型的法庭。但是，谢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按照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和我国的传统习惯，以及他自己的经验和见解，教导我特别要强调法治，强调执法和守法，并努力做到视党的政策为所依，以民众赞否为所急。 　　可惜，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贯彻得不够好。那时候，在这个地区有一股政治土匪四处活动。他们袭击我们的政府机关、红军伤员、掉队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这些同志一旦落入土匪手中，便被百般折磨，剖腹解体，惨不忍睹。在围剿土匪时，我们有的同志出于义愤，也以同样的手段处置过那些被俘的。谢老知道这件事后，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在已经建立了工农政权的地区，怎么能不按政策，不按法律而随便杀人呢?不能虐待俘虏，不能对犯人施用肉刑，这是我党一贯的政策和法制原则。他要求我们要宣传政策，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缩小打击面，以便分化瓦解和彻底消灭敌人。谢老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任何一个革命干部，都不能感情用事，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因为这种做法是损害党的利益，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的。我们随即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采取召开公审大会的形式，宣布土匪头子和杀人凶手的罪状，处以死刑，同时当场释放一些坦白交代、低头认罪的胁从分子。这样做体现了党和工农政府的政策，孤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用铁的事实戳穿了坏人造谣说共产党“挖人心，灭九族”的反动宣传，最后彻底消灭了这股敌人。 　　一九四一年以后，谢老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我是高等法院院长。这期间，谢老对于我国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他亲自主持并参加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为建立和健全民主与法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就是在谢老的亲自参与下进行的。他还在延安市南区特地召开了一次选民大会，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在总结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运动时写道：民主政治，选举第一……不论何种权利，必须先有政治民主才有保障，才能推进。而政治民主，最有实际意义的便是选举。因为一切事都是要人去做。他还说：有些人讲“民主政治”，而实际上又把民主和其他政务分开；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建设，抗战动员等工作，是建立在选举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时的高等法院是直接属参议会领导的，谢老对于司法与审判工作极为关心和重视。任何一个报审的案件，谢老都是非常认真负责地予以研究，力求不造成差错，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一九四三年八月，在一次审判委员会上，审查了十件死刑案件，而其中就有一半是应当平反或者再查的。谢老针对这个情况，讲了几点重要的意见。他说，审判重点要放在加强第一审和第二审。因为第一、二审接近诉讼当事人，易于明了案情内容。还要善于检讨与总结司法工作上的经验，而不以自己能判几个案子为能。高等法院对于分庭，分庭对于司法处，都应这样。他还说：“各级互不相通，不交换知识和技术，不相互批评，便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成绩。”在同年九月的检查司法工作座谈会上，谢老亲自整理出几个民事案卷的材料，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不注意调查诉讼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二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条文出发，三是缺乏真实替人民办事的心思，等等。谢老的这些教诲和实践，对于当时的司法工作者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重温它，倍感亲切，同时也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九七九年九月 　　 怀念谢觉哉同志/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