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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高尚品德

王子宜

刘志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和志丹同志相识是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小学。学校设在当时县城所在地永宁山。校舍是一座早已断了香火的旧庙，老师是从西安请来的大学生，叫李子才，是个年轻人，他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挺合得来，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记得那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的一天，李老师领来一位少年，走进教室对我们说：“他叫刘景桂，本县楼子沟人，在家读过书，文章写得很好……。”刘景桂就是刘志丹，他听见老师表扬他，脸便红了，有些不安。他个头不高，长得清瘦，直直的鼻梁，宽宽的前额，大大的眼睛一闪一闪的，显得深沉、机灵。我一见就有些喜欢他，很想和他交个朋友。正好我身旁空着一个座位，我就主动站起来邀请他坐到我这里来，大家都笑了。从此，我们一起学习、玩耍；时间长了，脾气又对劲，相互之间无话不谈。一天他跑来对我说：“崇义(我的学名)，帮下忙吧!你的算术学得好，就当我的小先生吧!”我听了很吃惊：他比我大五岁，又很聪明，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他学习刻苦，功课在班上还不是落后的。更何况我们这些都是要强好胜的小家伙，谁肯当面承认自己不行呢?他看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就又说：“你光知道我的文章好，但单凭文章好是不成的。就这样吧，咱们互相帮助，国文我帮你，算术你帮我。”我被他感动了，于是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同学。他那种谦虚好学，从不因为自己强而看不起他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和志丹在榆林中学仍是同学。他比我先考入榆中，在己班读书，我在榆林高小补习了一期后考入了榆中，编在庚班。我俩虽不一个班，但来往很密切，后来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榆中，志丹给大家办事热心，功课好，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我们学生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同学们开展工作，办平民学校、组织剧社、创办杂志、宣传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领导学生罢课，闹得很活跃。志丹机智干练，手勤腿快，深得同学们拥护。一九二五年夏天，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受党组织指派，要去三原县参加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当时交通不便，从我们这地处塞北的榆林到位于渭泾平原的三原县，一千多里，翻山渡水，要走好些天。这笔路费大家一时怎么也凑不够。大家议论着要去当衣物来凑盘缠，志丹不答应，他把炕桌上凑的那点钱用手帕一包，兜起来，提到手中，笑道：“算了，再当也卖不了几个子。我再想办法吧。”说完转身出门，扬长而去。我们都很纳闷，那几元钱，若是在家坐炕头嘛，倒是够吃一阵子的，可这是出远门，走千里呀，来来回回，所费少不了十几块钱。谁料，志丹吆着一头白咀小灰毛驴回来了。他笑咪咪地对我们说：“这回全靠它了。”原来，志丹是打算当“赶脚”的，自己挣盘缠去三原。当时从关中来往于陕北之间的客商行路、驮货，全靠牲口驮运。不少穷百姓没有地种，便弄头毛驴替人家赶脚，长年在外奔波，挣几个血汗钱来养家度日。赶脚这营生，天未明就得起来，饲候好驴子，也就该起身了，风餐露宿，是很苦的。陕北的毛驴多，价钱便宜，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头。志丹用那几块钱买了一头毛驴，又和几个来往于榆林、西安之间的客商讲好，给人家赶脚，人家给脚钱，而且途中管饭。志丹就这样一路赶脚到了西安，结了脚钱，又把毛驴牵到集市上卖了。那儿的毛驴价钱贵，不但解决了去三原开会和回来的路费，而且还有盈余。他回来时又买了不少书刊杂志，这事在榆中传为佳话，大家都为志丹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 　　在志丹的革命历史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志丹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是在榆林中学时期，那时，魏野畴老师曾大量地给我们介绍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书刊。记得当时读过的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以及党的刊物《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杂志。魏野畴老师还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供我们传抄、学习。志丹平素学习就很刻苦，有夜读的习惯，他学习马列主义更是如饥似渴，我曾看到他的书上常是密密麻麻地加圈加点，还布满了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加的眉批注语。大家传阅的书刊上有些好文章，他干脆就抄下来，抄得非常认真。他除了早晚抽时间学习马列外，还在上课时听到无聊的地方，就把马列的书夹在课本里边去读。那时我们学生会有个读书小组，大家常在一起念自己的读书笔记，进行讨论。志丹的发言常是结合实际的，给人的印象很深。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总是分析客观条件，从具体情况出发，来决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志丹虽然当时远离中央，但他能从学习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精神，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的革命实际斗争中。一九二六年，志丹受党指派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经两次给我写信(当时我已回保安县负责当地我党的工作)，提出了可以考虑发展党、团员的具体对象，以及谈到他在黄埔学习的情况，对家乡党组织的发展十分关心。一九二八年，革命处在低潮，保安县党的工作也处于停顿状态。志丹和曹力如同志回到故乡，在永宁山县高小，我住的窑洞里，和我长谈了三天三夜。他详细地叙述了大革命的失败和教训，说：“没有革命的武装，将会一事无成，没有枪杆子，只靠嘴头子和笔杆子，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得滚蛋!”志丹是由上海党中央派回陕西搞兵运的。他和唐澍、谢子长等同志组织了震撼豫陕的“渭华暴动”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暴动失败后，又受陕西省委派遣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负责开展武装斗争工作，这次到永宁山是路过。他谈到渭华暴动失败的教训时说：“我们的任务是作军运工作，可是多次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牢固的群众基础，光凭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不会胜利的。”他了解到我们保安县党的情况后，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作了正确的分析：“这个地方(指保安县)在陕甘两省的边界上，地方偏僻，敌人统治力量也薄弱些，我们的社会关系好，地理又熟，这是开展工作的顺利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健全与发展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同时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夺取地方武装(指民团)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只要有火种在，何愁不能烧红半边天!”我们越谈越兴奋，不觉天大亮。就这样，志丹在我窑洞里住的这三夜，我们谈了许多。他给我们讲了他出去这几年的经历，也讲了“秋收起义”、“井岗山”的情况。我也向他提出了许多自己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些是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有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依靠城市暴动取得胜利等等。志丹根据自己的革命实践，结合马列主义原理，都给我作了解答，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在中央红军上来后，陕甘省委总结以前的工作时，我根据这些思想和看法，做了一个发言。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他说：“陕甘的工作法是朴素的马列主义、朴素的辩证法。你学习的不错嘛，懂得不少马列主义，还能结合到现实革命中去解释、不简单……。”我对李富春同志说，这主要是受刘志丹同志的影响。此外，在中央未上来之前，陕甘边特委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供我们学习。李富春同志笑道：“刘志丹同志是黄埔的学生，政治水平很高。” 　　志丹的政治水平高，表现为他特别注重党组织的建设、整顿和发展工作。一九二八年他由西安到陕北特委，途经家乡和我长谈之后，立即指导我们保安县党组织进行整顿，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改选了中共永宁山支部(即保安县党支部)，这次改选中，志丹同志被大家选为支部书记，曹力如同志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因志丹的主要工作是在特委，所以他走后保安县党的工作，仍由我和力如同志负责。改选后，紧接着就是整党建党，开除了蜕化变质分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使保安县党团组织恢复了生气。在四乡的农村里，在各区民团中都有了我们的党团组织在活动。我们还利用关系把一个党员以国民党的特殊身份安排在县教育局任局长，将我们自己的人，安插到全县的七所小学内工作，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工作，使保安县的革命工作打开了局面。这年冬天，志丹到榆林陕北特委后，又和特委其他同志一起对特委书记杨国栋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斗争，整顿了陕北党组织，制定了发动群众，逐步掌握武装，准备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扭转了当时陕北党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无所作为、不搞斗争，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 　　志丹的政治水平高，表现为他特别重视武装斗争。他亲身体会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所招致的血的教训，他深刻的知道，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特点。一九二九年秋，志丹由特委再次回到家乡，领导地方党组织，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团聚革命力量，利用民团枪支，在陕甘边境一带积极地进行军事活动。“九·一八”后，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来并创建了红二十六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坚持了山地游击战争，创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由于他正确地运用和总结了游击战争的战斗原则，才充分发挥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在杨家园子、老君殿、延长、高桥、靖边、安塞等战斗中，采用诱敌深入、乘敌虚弱各个击破的办法，曾一个月，攻克敌人六个城镇，使革命武装越战越强，迅速击破了敌人的数次“围剿”，扩大了陕甘苏区。 　　志丹的政治水平高，还表现为他能正确的运用马列主义策略，善于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志丹在保安时，不管是搞灾民斗争、还是搞民团，都是密切依靠群众斗争，但也丝毫不放松分化统治阶级，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凡能争取的都尽力争取，以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记得在一九二九年，陕西大旱灾，我们搞灾民斗争时，志丹领导我们一方面和县政府当局、地方绅士们谈判，搞“平粜”，反对囤积居奇；另一方面放手发动灾民去吃大户。把那些反对“平粜”的地主豪绅的粮食白吃了，迫使其他地主也不得不以平价出售粮食，获得了领导灾民运动的胜利。在搞保安县民团的斗争中，也是把下层群众工作和上层的合法斗争紧密的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将由延安调来的党员杨可箴(延安四中学生，杨琪同志的侄子)事先派进民团当兵，在民团中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小组。还组织学生们到处造声势，揭露民团团总路仰之的罪行。鼓动群众到县政府去告路的状。另一方面利用路仰之一贯横行乡里，不但百姓恨之入骨，而且连县长及地方士绅也对其不满的矛盾，争取县长、士绅们赞成改选团总，当县长同意改选之后，我们又组织学生争取参加投票，巧妙地掌握了多数票，选掉了路仰之，使刘志丹、曹力如二同志分别当选为正、付团总。接着我们在民团的人，又把路仰之安排的反对刘志丹上任的示威，搞成了拥护新团总就职的欢迎大会。这一胜利使我们未费一枪一弹就把一个反动的武装抓在了党的手中，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志丹的政治水平高，还表现为他对党的无比忠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志丹的组织观念很强，他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服从党的组织，在组织不接受自己的意见时，也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从不把自己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不仅对上级党委，就是对于支部也是一样。如保安支部领导反国民党县长斗争时，把县长搞垮了，新县长利用机会想从中捞一把，算了一大堆帐，扣住旧县长不放手。志丹提出：这样的斗争要适可而止，不要过多的纠缠。但当时支部里多数同志，坚持要斗争到底，让旧县长交出全部赃款，并批评志丹同志是“右倾观点”。志丹同志虽然不同意大家的看法，但还是服从多数同志的意见。结果交出的赃款，被县长侵吞了，人民并未得到实惠。此时志丹并没有借题发挥，只是诚恳地对我们说：“旧社会制度不变，你搞垮一个县长，再来一个县长，还是一样，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志丹对党支部的意见是很尊重的，记得一九三○年秋天，志丹收了太白民团的枪之后，把部队开到永宁山附近闹得很红火，我们支部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队伍在保安附近停留的时间久了，容易招致敌人的注意，这对保安我地下党的存在和发展不利，建议部队离开保安县城一带。志丹当即接受了支部的意见，将部队带走了。志丹在部队工作时，他有时搞主要领导工作，有时组织上又不让他搞，时上时下，志丹从无怨言。他曾一度被人诬陷，险遭杀害，但他还教导我们说：“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地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来鉴定每个党员。”这充分表明了志丹同志做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那种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革命品质。志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他每到一处，只要情况许可，总是跑去找老乡拉家常，老乡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以咱们的“老刘”称道他。他以自己那种坚强豪放的革命性格与和霭可亲的工作作风，在陕甘宁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刘志丹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个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战死在沙场。但他那光辉的品质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珏整理)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