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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刘景范的革命精神，做人民满意的公仆

梁星亮①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纪念刘景范老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很有意义。刘老是咱陕西人，也是多少年来我们陕西的党史工作者研究的一个重要人物。多年来，我们编写了两套书，一套是《陕西近现代名人录》，共出版了六卷；一套是《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也出版了六卷，第六卷就收入刘老的传记。另外，我和西北大学杨洪教授编撰了《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收了106个老一辈革命家在陕甘宁边区的人物小传，其中也有刘老。应该说，陕西党史界多年来对西北根据地和根据地人物的研究是取得了许多成果，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人物，既有成果的数量，也有质量的上乘。前几年，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了刘志丹研究委员会，刘老自然也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了。我们编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论集》已经出版了，另外一本是《刘志丹西北根据地研究》，还准备编撰一本《刘志丹与他的战友们》。 　　李忠全老师刚才的发言主要讲刘老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重大贡献，讲得很好。我的发言没有稿子，即席发言。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我们党成立将近90年，刘老诞辰100年，都值得我们纪念。我们学习、研究、宣传党史，既要总结经验，更重要的还是汲取教训。我们党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都非常珍贵。但90年来给咱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哪些东西给我们的教训尤为深刻。再一个是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有不同层面的原生形态，如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等。这次延安革命纪念馆布展成功的一个亮点，就是讲延安精神原生形态。因为延安精神是“大项目”，还有“子项目”。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这一条，刘老在其中就是典范之一。共产党能从陕北走向成功，走向辉煌，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大批的有作为的干部。中央长征到陕北以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能力也好，干部队伍也好，领导体制也好，都有很大的提升。当然，这个问题过去有争议，是中央救陕北，还是陕北救中央。习仲勋老说：“当然是中央救陕北”。习老这是大局意识，党性意识。但有一条，陕北提供一个落脚点是不争的事实。毛主席说到家了，家在哪里，家在陕北，在延安。所以我说是力量的互补。根据地提供了基础，中央来了党的领导、政权建设的能力、军事作战的能力，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其中大批有作为而且德才兼备的干部，有中央的。西北的干部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国统区调来的一部分干部，有进步青年、进步人士到延安来。这三方面的干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在艰苦的环境下，使边区的建设一步一步走向辉煌，走向成功。 　　那么，具体说到刘老，我觉得有这几点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刘老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中央到陕北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基层干部，陕北地方、西部地方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刘老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的意见。陕北肃反纠正后，刘老作为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解决了因错误肃反遗留的问题，重建了几个县的苏区，扫清了几个县的匪军。后来担任了陕甘省苏维埃主席兼军事部部长，还担任过陕甘宁省委书记，为红军西征胜利和陕甘宁根据地巩固做出贡献，站住了脚，扩大了阵地。还有精兵简政是边区参议会提出来，是大方案，怎么实施。这时刘老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管的事太多了。精兵要淘汰老弱病残，自卫队要加强训练，简政怎么做，他在报告中写得非常详细。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第二点是刘老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刘老和他的大哥刘志丹一样，屡遭磨难，屡受委屈，但他们顾全大局。刘力贞经常跟我们说：我们这家人都能忍耐。《朱理治传》的作者宋霖也说：“刘家人太能忍耐了!”是说在大是大非面前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他们几次受到冤屈，蒙受冤案，但他们有党性原则和大局意识，这是很了不起的。党性、大局在关键的时候才考验人。当时确实错了，他们有怀疑、有抵制，最后受到伤害，但不计较，多少年来不把这些事情今天给张三说、后天给李四说。我接触过习老，也接触过刘老，他们从不说这些，而是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做的工作特别显著。三家塬缴枪受屈了，陕北肃反被逮捕了，后来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批了几十年啊。但他复出之后在这些问题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这是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     　　第三点勤于政务的工作作风。刘老担任职务很多，担任过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等。在建设厅工作期间，他有许多勤于政务的事例。建设厅和民政厅的工作范围不一样，建设厅是工业、农业的事情都要搞，是发展经济。民政厅是安排难民，社会改造，改造“二流子”等，这些事情是社会建设方面，还要管人事。另外，他是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管后勤保障的。这保障不容易啊，转战陕北要大量的支前、物资、军饷、粮食，谁来组织，可以说刘老尽职尽责。这里有个数据：一年中刘景范率领后勤司令部和边区政府后方委员会相互配合，先后调集粮食240多万石，军鞋12万双，调集参战民工3500多万人次，每个劳动力的平均服务两个月以上，有的甚至服务三个月以上。为了救助伤员把学校改为医院，并调集了2000多名干部随军服务做支前工作，保障了陕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取得胜利。还有为老百姓服务，像在1949年当时边区的自救工作，刘老有一段文字说得非常好，一看就体现出那种爱民的情结，他说：“为了调动群众生产激情，1948年春节前，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倾向，宣布鼓励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的各项政策。”“同时边区政府采取各种鼓励生产的方针，方法，发放贷款、组织变工队，鼓励副业生产等等。”所以说他还做了不少民众工作，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不好做啊，首先得给群众看得见的东西，他才会真正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下面我谈谈对西北根据地“左”的和反“左”的认识。我刚才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但是教训主要是党的历史上“左”的东西、 “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这点邓小平在文革后讲过一段话：“左”的东西可怕啊，可怕啊!一个好端端的党被搞掉了。我们要防“左”、要反右，尤其要防“左”。邓小平说得语重心长啊。 　　关于1935年秋季陕北肃反，中央党校的李东朗老师研究得很有见地，是专家。我觉得陕北肃反问题要从历史来看。从西北根据地建立以来，左的东西一直笼罩着西北根据地。当时的陕西省委、北方局、陕甘晋省委对西北根据地和刘志丹有看法，老是不放心，就采取措施要制约你，打击你，甚至伤害你。以陕西省委来说，有一个省委书记叫杜衡，佳县人，他担任多任省委书记，1933年被捕叛变。他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始终是打击、排挤、怀疑，对红26军也好，对根据地也好，始终不放心，由此就把许多“左”的东西传留下来。所以说三家塬缴枪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左”的产物，起码是采取了极端行为，对同志采取极端的手段自相残杀。第二个对当时兵运工作的认识是错误的，认为做的都是地痞流氓、土匪、二流子的工作。恰恰这是刘志丹搞武装斗争的一个成功之处。西北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下去。当然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成功，有“三色论”，就是红色论、灰色论、白色论，这是成功之处。因此对三家塬缴枪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说是“左”的东西，把人家给毙了，把人家枪缴了，还把人家给解散了，造成很大危害，军心涣散，好多人跑了，有的人逃到杨虎城部队去。好在刘志丹等人包括刘老没有怨言，放了就放了。刘志丹被放出来了，继续领导根据地，领导红军。 　　还有一点我有不同看法，三家塬缴枪是西北根据地左倾错误的开端之一。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根据地怎么发展，起码造成了严重的分歧。这样对中央、省委也好，陕甘晋省委或者北方局的汇报始终就采取一种偏激的方法，直到1934年有关方面给中央、北方局汇报，这些汇报材料实际就造成了后来陕北肃反扩大化的诱因。中央、北方局不了解西北，根据汇报的材料就派来一批人，特别是朱理治到这来。朱理治怎么样呢?他是个中央干部，知识分子，7月份来西北，10月份肃反，三个月能了解多少情况，因而听了偏信，造成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所以这多年来西北根据地的肃反之事，一直是大家的话题。这个材料(指被杀害人的名单)我看了很珍贵，给我们以后研究提供了材料。左的东西造成危害正如习老说过一句话，“要是党中央迟来几天，我们就被他们活埋了。他们已挖好了活埋人的坑。”左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出现?毛主席当年分析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是西北根据地在特殊的情况下，与其他根据地不同，他们缺乏正确的判断，什么稍山主义、土匪路线、富农路线、逃跑主义等等。第二是专断作风，几个人说了算，缺乏集体民主的作风，就来肃反。而且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很卑劣的，私下里进行，隐蔽、欺骗。像抓捕刘志丹的密信误送到刘志丹手里，他一看，原来是通知前线抓捕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跟他们对抗起来，但他去了，自动就捕。他们采取的是诱骗的手段，因而他们是不高明的，尤其是少数人的决策。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大问题要集体决策，民主决策。第三，我觉得还有一条，个别人恶劣的政治品德所为，现在一般不说这一点，“左”的东西有的人能看出来，能抵制，能怀疑，甚至在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说真话。但有些人在知情的情况下说假话，欺骗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恐怕不是一般的问题，我觉得是政治品德问题。像张秀山张老的回忆录里记述当时拷打他，把他吊起来，吊起来受不了，放下他坚决不承认，而且说：你们可怜可怜红26军吧，红26军都是好同志，你们就可怜可怜他们吧。有人给我说：你们西北根据地历史上有两个人我太佩服了，一个刘志丹的宽广胸怀，一个张秀山不屈的精神，不是国民党拷打他，而是共产党自己人拷打他，他敢说真话而且是坚贞不屈。但有些人包括我们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有的人宁愿自己受屈、受冤也不说假话，一是一，二是二。但有些人政治品质问题，写假证明，说假话，甚至落井下石。对“左”的东西，我觉得西北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刘志丹等敢于怀疑“左”的问题，抵制“左”的东西，但他们受到了伤害。对我们尤其是执政党如何防“左”、反“左”，教训尤深。 　　今天参加会是和大家交流一些看法，一个是陕西地区研究刘志丹、刘景范和西北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再一个是怀念咱们刘老的高尚品质。再者反思西北根据地“左”与反“左”的一点认识。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共同研究西北根据地的历史。李忠全老师是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研究会的会长，任学岭老师是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会长，还有李东朗老师和横山县史志办的雷建中主任，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做好。我的发言不成体系，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梁星亮：西北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