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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范同志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重大贡献

李忠全①

刘景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是参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完整地经历了陕甘宁边区从成立到结束全过程的见证人。在边区政府，他历任过三届民选的政府委员，从兼任建设厅长到兼任民政厅长，从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到边府代主席。曾主管过政权、经济到人事，以及边府全盘领导工作，样样都做得很好，深受党和人民的好评。 　　在1985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全国学术会议。会前，8月26日上午我去三里河南沙沟刘老家做了采访。他个头不高，比较削瘦，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好似老熟人，那样平易近人。他给我讲述了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他说：中央没有到陕北前，这里的两个根据地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特委领导两个苏维埃政府。陕甘边省苏维埃政府是1934年11月成立的，当时包括县有；华池、庆北、合水、环县、新宁、宁县和赤水县，淳耀、铜宜耀(归关中工委)、定边、靖边、安寒、延安、甘泉、富县、红宜、保安等18县。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包括：赤源县(安塞、安定、靖边一部分，薛兰斌任县苏维政府主席)，延川、延长、安定、清涧、绥德、绥吴(绥德和吴堡各一部分)、佳米(佳县、米脂各一部分)、神府(神木、府谷各一部分)、横山县等。 　　1935年2月，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西北工委，惠子俊任书记，后来朱理治、郭洪涛组成陕甘晋省委，代替了西北工委。但陕甘晋省委下还是两个苏维埃政府。1935年10月中央到陕北后，11月成立了西北办事处，这时西北地区党的组织叫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洛甫为书记，即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实际上等于中央直接领导。 　　关于西北办事处下辖省份：西办初成立时，下辖陕甘省和陕北省及关中、神府两个特区，陕北省委书记是郭洪涛，地区还是原来的基础，当时把原来陕甘边的保安、安塞、红宜(延长、宜川各一部)县给了陕北省委领导。 　　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中央来后先叫王铁锁任省苏维埃主席，但他耍赌博被撤职(担任主席时间很短)，马锡五同志任主席，朱开铨任副主席。地址先设在富县的道德。朱理治不久调走后，李富春同志任书记。1936年6月，又新成立了陕甘宁省，因为红军西征到了宁夏，打开盐池、同心、固北、固源、镇原、曲子、西吉县等。此时，因陕甘省所辖地区大部分被丢失，暂时撤消省委，保留了一个陕甘省工委，由曹力如同志为书记，住在甘泉下寺湾。陕甘宁省委成立后，先在吴旗刘家渠，后到河连湾，书记李富春，省苏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部撤走，又回复了陕甘省委，收复原来地区，为搞好统战工作，在甘泉高家哨成立，李维汉同志任书记，刘景范任省苏主席兼军事部长，张邦英任组织部长，李华生任宣传部长，杨一木任统战部长。后迁到黄陵店头镇，关中特委归陕甘省领导，富县、甘泉、洛川、宜君、中部都归陕甘省领导，正宁、宁县、赤水、淳耀、同宜也归陕甘省领导。1937年4月撤消。后刘景范又调到陕甘宁省任书记，接替李富春，地址当时在曲子，1937年8月改成陇东地委，马文瑞同志为地委书记，刘景范调到边区政府。 　　通过刘景范同志这个简短的回忆，不仅使我们知道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小块根据地创建及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确了，在他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之后，成为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尽管时间不长，但反映出中央对他的重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刚一成立，他就被调任边府建设厅厅长。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长达12年之久的刘景范同志身兼数职，凡是开展一项重大活动，刘景范同志都会担任委员或主任。我就其中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几件事，谈谈他对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贡献。 　　一、刘景范同志对边区政权建设上的重视 　　刘老说：我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起到1949年10月的12年中，一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他后来撰写了《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一文，除陈述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权机构的设置外，重点讲述和回顾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前的三三制选举。他说：为了做好这届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成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张邦英、高朗山、白茜、高长久、吕振球、李景林、乔钟灵、马肖云、吴汉章、周长安、师储杰、莫文骅为委员，刘景范同志为主任。刘老详细回忆了这次三三制选举经历的全过程，原来我和宋金寿同志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时没有弄清楚这段历史。     　　刘老回忆说，这次选举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1年1月开始到同年9月县、乡两级参议员的选举，进行民主选举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此期间，2月3日刘老到延安市(西区)在裴庄成立乡选举委员会，到3月10日召开乡参议会，进行试点工作。第二阶段从9月县、乡两级参议员的选举到10月两级参议会的召开。第三阶段，从10月开始选举边区参议员到11月二届参议会的召开。这次从下到上实行的普选运动，为边区建立“三三制”的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家可想而知，刘景范同志在这次长达10个多月的“三三制”选举运动中付出了多少辛劳，才促成了这届参议会选举的成功。 　　二、刘景范同志对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关注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不论是党中央的或八路军系统的医疗卫生机关，凡住在延安的单位卫生防疫都统归边区政府主管。特别是在大搞卫生运动或预防疫病传染等方面，陕甘宁边区都有成功的一套经验。当时民政厅分管此项工作，在基层组织机构方面就采取了由当地政府、卫生机关和驻军三结合的防疫委员会，统一安排、检查当地区乡居民及市民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体制，直延续到2003年防止非典时也采用三级联防的办法。 　　在边区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时，1942年6月2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边区政府聘任委员1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5人为常委，刘景范同志为主任委员，另设委员兼秘书1人襄助综理会务。边区委员会下设防疫统计、环境卫生、宣传教育、医务治疗及总务等5股，均由各委员兼任股长工作；委员、秘书及股长均为兼职，另设脱离生产之助理秘书1人及总务副股长1人，办理日常事务。 　　我要说明的是，延安市周围40华里内之防疫工作。当时延安市分4个区，共设4个防疫分区委员会，每个分区按市政府规定3至5个乡的范围为界，分区下更与各机关及乡政府中设支会。各分区由党政军4个卫生行政机关主持会务，延安市各分区委员会，受市政府之监督，及边区防委会之指导进行本市党政军民之防疫工作。 　　刘景范同志对此有个总结报告，题目是《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5个月来的工作报告》，刊登在1942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上。他在报告中有一个对比数字，很能说明进行防疫后的效果。刘老说：去年治疗一伤寒病，据估计平均约需2000元(包括药物、给养、供给)。今年物价高涨至少3倍，则治疗一伤寒病人约需6000元。仅以去年及今年伤寒病人的差额(即133人减55人，应为78人)，以此数乘6000元，则为64万8千元，这是今年因病人减少，而节省出来的医药费。今年只以13万元完成防疫工作，这其中可看出医疗与防疫，在经济上的对比。这也是刘景范同志关注老百姓的一个举措。 　　在此期间，刘景范同志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他于1944年11月7日亲自主持召开过宗教界代表和延安附近20余位宗教人士座谈会。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重申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确定无疑的、长期稳定的政策，他提出宗教界只要团结抗战，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就会有前途。受到宗教界人士一致好评。 　　三、刘景范同志对劳模精神的界定和建树 　　刘景范同志主持过建设厅、民政厅的工作，在边区开展工业和农业展览会，以及开展劳动英雄运动中，他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时，他担任评判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作了《更加推广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运动》的总结报告。他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陕甘宁边区开展劳动英雄运动的经过、现状、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方针。更重要的是，刘景范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界定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区别。他说：劳动英雄是大生产运动的产物，而模范工作者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为此《解放日报》说劳动英雄是劳动好、学习好，又能公私兼顾，不自高、不夸大，永不脱离群众；而模范工作者是忠于革命，精于业务，勤于学习，善于创造，团结干部，联系群众。刘景范同志的报告中特别说明了“英动英雄的精神在于勇于创新，乐于奉献上；而模范工作者则以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埋头苦干的精神为特征。”我们搞中宣部1号工程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展时，对劳模精神内涵的定位就是按照刘景范同志的这个表述为依据的。即大公无私，勇于创新，乐于奉献；无限忠诚、埋头苦干的劳模精神。这是刘景范同志对劳模运动，以及劳模精神的最高概括，也是最完整的理论建树。 　　四、刘景范同志为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11月14日，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刘景范同志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如任副主任。下设5个部门：动员王子宜；粮草被服范子文；医药救护苏井观；后方服务方仲如；秘书处常黎夫。后还设立坚壁清野部，惠中权负责。自从边区政府发布参军命令后，到1947年春，边区有19．106万青壮年参加野战军或地方兵团，其中16．053万名地方兵团战士转入野战军，1万多名青年参加地方游击队，使地方游击队人员增加3倍以上。1947年3月20日，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成立，刘景范同志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以彭德怀为首5人的西北野战军前委，刘景范为前委委员。从动员委员会主任到后勤司令员，刘景范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动员工作，据统计：1947年3月算起，到1948年初，边区动员随军担架6633副，临时担架1．55万副；运输弹药、食品牲口达5440头，制作军鞋58．4万双。这就保障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李忠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