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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视阈下刘景范研究

谭虎娃①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秀山的回忆录《我的85年：从西北到东北》，这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注入新血液、提供了新史料、拓展了新视角，也为陕西省党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今天学界关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又一重要历史见证者——刘景范，必将为这一良性发展态势增加新的动力。 　　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视阈下刘景范研究的现状 　　对于陕甘中革命根据地视阈下刘景范研究的现状，笔者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从当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相关著作来看。从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学界尚未有一部专门研究刘景范的著作。当然，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上的重要的人物，在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但也大多是一带而过。研究陕甘宁根据地的专著宋金寿等著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雷云峰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王晋林等著《新民主主义模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等也是很少提及。 　　二是从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参会文章来分析，2007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联合主办了“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题的学术研究会。参会论文近百篇，人物研究五篇，但没有一篇以刘景范为研究对象②。2009年，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延安市委等联合举办的“纪念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60周年大会”在西安召开，参会论文60余篇，也没有以刘景范为研究对象的文章③。当然，在2010年9月4日，刘景范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但从相关报道来看，更多的对这位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创始人之一的刘景范的深切怀念，用其女儿刘米拉的话说“这是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缅怀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缅怀这一代人打下的江山，缅怀这一代人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精神④”，所以，这种情感的寄托，史实的再现，还难以达到理论分析、探究的程度，尚不能说是研究。 　　三是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字库”查询理论文章。结果是，以刘景范为题目进行研究的学术文章完全没有，为主题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数篇。分别是《关于公开报道典型材料问题的批语》(《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这只是1953年3月5日毛泽东就婚姻法宣传问题致刘景范的批语而已，准确地说是一则史料的公布。《小书<刘志丹>引发的文字狱》(《共产党员》2010年第5期)，简单介绍了小书《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书后的情况，刘景范仅在“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和“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反党集团”两处提到，并无其他相关论述。《忆随周恩来总理视察三峡》(《国土资源》2004年第8期)，提到了刘景范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三峡，以及考察后讨论会上作了发言，发言内容则没有展开说明。纪实文学《刘索拉：把声音抛出去，有时会搭上命》(《南方人物周刊》第28期)，在介绍刘索拉时讲到她的父亲母亲，以及小书《刘志丹》案。《航空电脑很神奇》(《国防科技工业》2004年第8期)，对刘景范也是仅仅一笔带过，即提到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中航，刘景范等负责接待。此外，《<刘志丹>引起的政治风波》(《福建党史月刊》1993年4月)，《陕甘宁边区的一次重大转折——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简介》(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也基本类似。     　　通过上述专著、文章以及研讨会情况来分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视阈下刘景范研究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刘景范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很多政策制定、执行者，目前尚未作为主体进行研究，即使被涉及，也是要么作为陕甘宁边区群英谱中的一员，要么是作为小书《刘志丹》的密切相关者，要么作为刘索拉的父亲而被介绍。总而言之，目前对刘景范的研究属于空白，关注刘景范，必将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提供新视野，丰富新史料，促进新发展。 　　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视阈下刘景范研究意义前瞻 　　刘景范在其胞兄刘志丹的影响下，1928年年仅18岁就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之后，长期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离开陕西到北京工作。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较为完整的亲历者，刘景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1、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者、建设者、保卫者留下的文字资料 　　关于这个方面的资料，笔者收集整理的有如下部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大会上刘景范致开幕词，内容见《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1941年6月22日刘景范给高岗、林伯渠等汇报陇东情况的信，以及7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食盐督运委员会关于运盐问题给刘景范同志的复信》；1942年6月至10月刘景范所作的《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五个月来的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9日)；1943年4月19日在陕甘宁边区各公营工厂联席会议总结报告《对几个基本问题应有的认识》，其中部分以《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认识问题》为名刊登在1943年6月9日《解放日报》上；9月29日在陕甘宁边区民众自卫动员会上作总结(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29日)；1945年1月13日，刘景范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1947年1月12日，刘景范给贾拓夫写信提出关于建立边区审计制度的意见；1948年9月8日刘景范在西北野战军纵旅供给部长联席会议上作讲话》(见《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1949年2月9日，刘景范副主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可参考《边区政报》1949年第1期)；2月17日，刘景范副主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7月21日，刘景范代主席在边区政府召开的新区专员会议上作了《加强政策观点贯彻征粮法令》；9月24日，刘景范作了《庆祝人民政协开幕做好西北支援战争和各项建设工作》的报告(《群众日报》1949年9月24日)；10月2日，《为实现共同纲领奋斗——刘景范代主席在西安市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土的讲话》(《群众日报》1949年10月3日)；10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集各厅处院行长、各专业负责人、工程师、教授座谈会，座谈人民政协三大历史文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代主席刘景范讲话，内容刊登在《群众日报》1949年10月11日；1949年11月10日《边区政报》第一卷第六期刊登了刘景范所作的《关中新区支前工作初步总结》。 　　2、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群英谱中的一员为其同志、战友撰写的史料。 　　刘景范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曾与自己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并肩战斗的战友、同志的回忆文章，给我们研究这些人物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刘景范回忆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文章：《刘志丹太白收枪》，《刘志丹的兵运活动》，以及根据刘景范1959年4月25日谈话整理而成的《谈刘志丹的革命事迹》。还有回忆、纪念其他老同志的，如1979年6月与罗玉川、马文瑞等合写的《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回忆革命事业的实干家惠中权》(《人民日报》1979年6月16日)，1979年7月与宋任穷、薄一波、习仲勋等共同撰写了《回忆谢觉哉同志革命的一生》，同月又独自撰写了《宣传无懈说民权》，1981年6月撰写了《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光明日报》1981年6月26日)，1988年与张达志、张秀山联合撰写了《为国为民英勇献身——记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杨琪同志》，同年8月与马文瑞、张方海共同撰写了回忆陕北老干部的《怀念唐洪澄同志》(《人民日报》1988年8月11日)。此外，在杨明轩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撰写了《高尚的品德》一文，在纪念曹力如逝世35周年撰写了《耿耿丹心彪炳千秋》。 　　3、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亲历者，见证者回忆的重要资料 　　刘景范作为陕甘、陕北、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他的回忆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如据其谈话整理而成的《对陕甘边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忆》，据延安、铜川、咸阳等地党史研究室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据1984年5月采访刘景范录音整理而成《从南梁到洛河川》，据1984年10月刘景范回忆整理而成的1936年其在志丹县的工作《平息赤安事变》，据1985年4月28日谈话整理而成的《郭宝珊起义》，据1987年3月17日谈话整理而成的《陕甘省的组织情况》，据1987年3月11日谈话整理而成《刘景范回忆陕甘宁根据地有关历史》，以及刘景范亲自撰写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忆解放大西北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第l册)。 　　上述史料的梳理，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但是我们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刘景范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建设者、保卫者，战斗工作的时间长，从1928年到1950年；革命斗争生涯丰富，有从事兵运，也有打游击，有剿匪，有保卫、解放边区等等；工作岗位多变，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有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保健委员会委员，也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及代主席。因此，这些资料不管是用来研究刘景范，抑或是研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人物，都必将有所作为。 　　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视阈下刘景范研究的困境及突围 　　当然，上述史料并不能成为深入研究刘景范的充要条件，因为，当前研究陕甘宁革命根据史视阈下的刘景范依然存在实质性的而非技术层面的困境。 　　困境之一：作为起步阶段，研究主体尚未独立存在。当前，刘景范更多是在兄长刘志丹的光环下，或者是小书《刘志丹》引发的浩劫中，或是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群英谱的一员而被提及，他个人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的地位、作用及独特的贡献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是，其作为独立的研究主体不具备理论吸引和理论魅力。 　　困境之二：上述研究刘景范的史料，更多反映的是其漫长革命生涯的一个个点，而要把这些多的点连成一条线，甚至扩展为面，发展成为体，则需要更多的点，更多的线，更多的面，即需要有大量的史料去揭示其革命、建设生涯，从而素描出完整的历程，进而构建出一个丰满的形象。这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需要长时间来完成的基础性课题。 　　困境之三：在目前的史料中，刘景范更多是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制定者的角色出现，而对于其在制定、执行过程中具有创新的、独立的思考则缺乏辨析，没有生动、鲜明的再现，这将成为人物研究的一个无法逾越的缺陷。 　　要突围这些困境，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工作需要展开：一是在于史料的丰富、细化、具体，尤其是同事、战友、家人、朋友的回忆、口述，将是弥补这一缺陷的迅速、有效的途径。二是对刘景范的思想进行剥离，没有思想研究的党史人物研究只能是肤浅的、没有内在灵魂的、缺乏主观能动性的人的行为的简单堆积，结果是研究中无形的夸大，把属于同志战友的荣誉挂在了自己的头上，把集体的智慧放在个人的思想中；或者是研究中无形的缩小，把个人思想的独创、领先，变成了领袖人物的智慧。三是要营造一种理论研究的氛围。当然理论的研究在于研究者的自觉与自主，但是，外界对研究者关注问题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谭虎娃(1976— )，男，陕西安塞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社会主义与当代研究。 　　②参考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七十周年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③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纪念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60周年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④http：／／w w w．x i b a i p o．c o m／n e w s 2 0 0 7／N e w s／j r y w／10951324585006038H643635E2G05F．html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