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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革命历史——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

贾虹生①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75周年之际，召开这个座谈会，以纪念西北老一辈革命家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些个人的体会和看法。 　　(一) 　　刘景范同志是西北者一辈革命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奋斗，做出过巨大贡献，是我们熟悉的老前辈。我的父亲贾拓夫和他是老战友，我母亲在景范伯伯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是他的下级，也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解放后，父亲先后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做领导工作，因工作关系，和景范伯伯也还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从小就认识他，从小就知道他是西北的老同志，是刘志丹的亲弟弟，从小就尊敬他。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因为我父亲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虽是中央委员，但九中全会就没有资格参加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对“右倾”的问题“一风吹”。当时中央又通知父亲出席十中全会，然而没有想到，在预备会上，康生炮制的“小说反党案”出笼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毛主席语录就此传播开来，而尚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也被定性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纲领。父亲又一次被取消了参加全会的资格，接受专案审查。我当时刚刚考上哈军工，远在哈尔滨，对家里的具体情况一概不知，但我却知道，父亲的命运和景范伯伯的命运更深地联系在一起了。 　　我想说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已没必要去追索过去事件的细节和是非恩怨，研究历史事件是党史部门的事情，对于更多非专业的人们而言，追究那些已没有太多积极意义。但是关注那些被冤屈的当事人后来的表现，却是很有意义的事。习仲勋叔叔、刘景范伯伯和我的父亲都没有被这些强加于身的错名所压倒，也没有被文化大革命中更大的迫害所打倒，而是一直坚持着，一旦雨过天晴，他们又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并且总能做出新的成绩，新的贡献。比如习仲勋前辈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对于开辟经济特区以及开放所做的那些；比如刘景范前辈在民政部副部长位置上对于新时期民政事业所做的那些。我父亲不如他们幸运，没能躲过“文革”的浩劫，但他与两位前辈有着同样的品格和情操。仅举两例：在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1960年下放到抚顺电厂做代理厂长时，他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诗句：“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京中同志如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小说事件”后的1965年，他被安排到首钢做副经理，在一首诗中他又写到：“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这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老一辈革命家的人品、人格、情怀和操守。他们为什么能有如此表现，今天的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对他们而言，那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和必须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按斯大林的话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有着崇高而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民族解放，为国家富强，为人民过上好日子，为最终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献身。他们心中充满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全心全意的，而很少考虑自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这种在老一辈身上体现的信念和品质是共产党的灵魂所在。在纪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时候，弘扬和继承他们那种坚持崇高信念、一心为公的品质，应该是重要内容。同时，我们也为当下这种信念的滑坡而担忧，为共产党奋斗信念的勃兴而期盼! 　　(二) 　　包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关键作用。毛泽东主席在1945年4月《七大工作方针》中就明确指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她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她是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宝贵火种，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落脚点，而且成为俟后开展的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大本营和战略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由此再蔓延，终成燎原之势，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以及共和国的建立，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这一伟大贡献足以使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永远铭记，并永远引以为自豪。纵观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西北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斗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当不亚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基本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开始恢复毛泽东主席领导红军的军事指挥地位，开始扭转红军长征的被动局面，对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起到了转折的作用，其历史意义无疑是极为重大的。而西北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的落脚点，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得以安身立命，运筹帷幄，指挥全国，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心和圣地。并且得以在此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形成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以及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策略，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样重大而关键的基础性作用，难道不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和世世代代铭记吗? 　　我想说的是，解放后，我们这个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而在这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活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因素，曾经开展了多次“路线斗争”，这些斗争又多涉及到西北革命出身的一些领导同志，致使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她们的斗争历史、革命功绩、重要作用等都不大敢提及，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和有所遗忘了，这是不应该的和令人遗憾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该严肃、科学、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西北革命的历史地位，理直气壮地客观地宣传西北革命的功绩。 　　当然，在研究、评价、宣传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和作用时，应当看到，她的成功实践，既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及包括刘景范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根据当地实际，独立而又灵活运用党的斗争策略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结果，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现的。 　　不应忽略：1929年4—6月中共中央两次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并作出的《陕西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中央《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第二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对陕西等8省发出的指示；11月专门对陕西省委的指示；1932年4月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代表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和具体部署，以及他们与工农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关系。 　　(三) 　　作为西北老革命的后代，我们非常珍视前辈们艰苦卓绝斗争的史实，我们为老区党、红军和人民群众为全中国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自豪。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贡献尽管十分重要和关键，却也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斗争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局中的一个局部。过去，康生等人拿所谓“宣扬陕北救中央”为棍子，打击、压制西北的组织和干部，也正是这种情势，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及其贡献的肯定和宣传，这当然对西北的党组织、红军、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自身似乎也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不要被类似的伪命题所左右，不上那个当。既然是老区，老革命，就一定体现出她的胸怀，她的成熟，她的水平。这种形象才更为高大，更为光辉。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件事：有朋友对我说：你们西北内部不团结，争争扯扯几十年，外人看来不大理解。不得不承认，类似情况是有的。关于西北斗争历史中的一些问题，由中央开会作出决议，恐怕是最多和经历时间最久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在对西北的历史问题作决议。我觉得这未必是件值得骄傲的事。特别是，既然中央都多次作出决议，当事的老同志们都已聚到马克思那里去了，而他们在世时，多数人都是以事业的大局为重，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努力奋斗，不断地做出新贡献。我们后人们就更应着眼于西北革命斗争的整体进程和贡献。想一想1935年2月，谢子长伤病严重时，刘志丹等去赤源县看望，并在周家硷召开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对两个根据地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保证了反围剿的胜利，也促成了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而正是这个西北根据地成为了毛主席所说的“两个点”。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足以让后人们感动和铭记。 　　至于对待历史上的问题，我想提出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希望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们研究，1933年7月，陕西省委因书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叛变而遭到破坏，我父亲贾拓夫去党中央汇报，在他11月13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陕西工作区域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把汉南划归川陕省委，这在政治上与领导便利上都是必要的。把陕北从河北方面划到陕西这一工作区域，这在政治上与工作发展上也都是便当的。那末就是关中、陕北、甘肃、宁夏划为一个西北工作区域。假如绥远有可能也可列入，形成一个西北的工作区域，中心或者放到西安，或者放到陕北。”他为什么会向中央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我想这与他的实际工作有关系。他从1930年就开始在陕西团委和党委领导下工作，1932年开始担任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宣传和组织，先后与孟用潜、杜衡、袁岳栋三个省委书记一起工作。那一个时期，陕西省委是中央领导的，而陕北是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从武装斗争和开辟根据地角度看，陕甘边属陕西省委管，而陕北又在河北省领导下。但两个地区紧紧相连，人员和斗争相互交叉。河北省委领导下的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也到陕甘边开展过斗争并任职。陕西省委领导下的刘志丹等不少人也在陕北地区开展过斗争。这种情况是不是会造成一些磨擦和不便，以致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应该是可以想象的。正因为有这些情况，贾拓夫才向中央提出了工作区域的问题，并且在同一份报告后面还提到：“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派浩如(即谢子长)与鸿雁(即阎红彦)回去，鸿雁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这一问题是否值得重视和研究?它对于历史问题的形成是否有影响?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在当时严重敌强我弱，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而我们党的斗争又处于地下状态，联络与通讯条件又极为落后，再加上组织领导体系的不顺，情况就异常严峻和复杂，后人们就不必更多地追究细节和求全责备了。我们还是团结一致地为革命老去的奋斗历史摇旗呐喊，共同为革命老区的发展多做些实事吧!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贾红生：贾拓夫之子。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