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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李鼎铭

李忠全

延安时期党与民主人士合作共事，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政策，特别是“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在当时，毛泽东结合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不仅使李鼎铭先生能够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进入边区政权领导机关任职，而且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也被选入边区各级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与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发挥了进步的、积极的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毛泽东与李鼎铭的交往活动，总结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成功经验，对于指导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为李鼎铭先生进入边区政权创造了先决条件 　　关于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率先倡导的，它的提出和实施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刚刚实现了从工农民主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当时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几乎是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根本不可能广泛实行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性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1939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部著作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了科学的分析，从理论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阐明了抗日时期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接着，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使我们党有可能进一步认清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基本政治态度。因此，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便于1940年3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指示，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手段，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胜利。特别明确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原则是：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个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实际上是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斗争策略，敢于在政权中实施“三三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样的策略，特别是对中间势力的认识，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逐渐在深化，那时已看出在统一战线内部，以各阶级利益的不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究竟如何来正确对待他们，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在党内许多同志并不十分了解。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时，党内一度却出现了—种“左”的倾向，一部分同志错误地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或很快就要破裂，认为顽固派已经投降日寇，忽略团结中小地主，甚至把中间势力也同顽固派一样看待。他们主张在政治上仍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反对实行抗日民主专政。所以，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①他认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对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他强调：“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②基于这样的认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规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方针和政策，反复强调：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③。”从此，以“三三制”政权为特征的组织方式，真正实现了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理论。这也正如毛泽东1941年5月8日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所说的：“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二、毛泽东与李鼎铭先生的交往及情结 　　由于理论上的成熟，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得到实施。这主要通过1941年边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来进行的，这次选举称为“三三制”的选举。李鼎铭先生就是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同李鼎铭的首次接触就是在这次参议会上，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也就是著名的精兵简政案。当时参议员们所提议案较多，在百忙之中毛泽东仔细翻阅着每项议案，当他看到李鼎铭先生等人精兵简政案时，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在旁边加上一段批语，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④毛泽东的这一评语，不仅肯定了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提案的经济意义，而且高度地评价了这个提案对改造政府工作的重大意义。 　　由于精兵简政案引起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重视，他还亲自访问过李鼎铭先生，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共中央对“精兵简政”要进行研究，作为共产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随后，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1941年12月17发出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的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⑤此后，精兵简政作为共产党的十大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不仅在边区实行，而且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后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会上讲《为人民服务》时，又一次评价了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李鼎铭先生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由于公务繁忙，于1942年1月8日才乘车返米脂，同年3月20日携眷返任。他这次出行代表边区政府迎接建设厅霍子乐副厅长和教育厅贺连城副厅长来延。因李副主席原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并兼县府其他职务，二届边区参议会后，始终未返米脂清理县中工作，值此旧历年关已届，边区政务已有头绪，遂决意返里一行，将县中公私事务清理就绪即返回。李鼎铭先生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积极支援抗日斗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交给了当地政府。毛泽东得知后，赞扬说：“你把自己的全部家产交给国家，这完全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叫你开明绅士。”后来毛泽东与李鼎铭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泽东因受风寒，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肠胃病，发作时痛得很厉害。李鼎铭先生得知后，就拄着拐杖从边区政府到杨家岭给毛主席看病。起初一天来一次，后来隔一天来一次，主要是在阳光下进行按摩。据毛主席的勤务员王来音同志回忆，当时条件较差，把门板当床放在院子里让主席躺下，借用日光李鼎铭先生给主席按摩。在治病中，毛主席不时地向李鼎铭先生请教中医治病的道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主席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 　　关于毛泽东提倡中西医合作，提高疗效，李鼎铭大力推广和实施，在李鼎铭对边区建设的重大贡献一文中已有详说，这里不再赘述。 　　三、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评价 　　自从毛泽东与李鼎铭先生交往后，李鼎铭对毛主席非常敬重，除过谈工作之外，李鼎铭还向毛主席推荐过李健侯先生写的《永昌演义》。李健侯出身书香门第，出自对李自成的崇敬，他从正杂各史和地方志60多种古籍中搜集史料，广纳民间传闻，于1926年动笔写《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的年号。 　　1944年3月下旬，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指示把郭沫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印成册子，“人手一份”。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一个流血流汗18年打下来的政权，居然没有几天就土崩瓦解。这个错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犯不起!同志们要引为鉴戒……”⑥此时，李鼎铭先生把《永昌演义》推荐给毛泽东评阅。 　　毛泽东很重视《永昌演义》，不仅读了，“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1944年4月29日，他又给李鼎铭先生亲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的光荣。”毛泽东除指出该书应修改的意见后，并特别希望李鼎铭先生代问作者健康情况，转告健侯能来延安一游?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信任和关照。 　　李鼎铭先生向李健侯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不多久，李健侯去了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李鼎铭先生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曾转回老家桃镇。转战途中，毛泽东路过米脂时还问及李鼎铭先生的情况。当李鼎铭先生不幸病逝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高度评价了李鼎铭先生对边区建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亲自为李鼎铭先生写了挽词： 　　“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奉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综上所述，通过毛泽东与李鼎铭先生的密切交往，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再一次充分肯定地指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当然，李鼎铭先生也为这个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 　　注释 　　①②毛泽东：《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05页。 　　③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00页。 　　④《广开言路，精兵简政》，1979年4月7日《人民日报》。 　　⑤《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文献与研究》，1983年第2期。 　　⑥《党史信息报》，2001年9月5日第480期。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