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李鼎铭 > 全文图书 >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

林伯渠与李鼎铭

雷云峰

林伯渠和李鼎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相处，传为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佳话。两人融洽、亲切的关系，体现在各个方面。如： 　　一、领导边区大生产，开展劳动竞赛 　　在1940年12月3日边区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顽固派的进攻与封锁，断绝了边区和外面的一切经济往来，使边区遭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急速实行“自给自足”政策，用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在贯彻以“农业为第一方针”的同时，狠抓了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边区政府商定了如下措施： 　　①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鼓励开荒，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取了一支劳动大军。 　　②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 　　③创办延安农业试验场——光华农场，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 　　李鼎铭到任后，非常赞同边府所提以上措施。 　　1943年2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作为和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做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大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老与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部队、机关、学校、群众中，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 　　1944年初，两位正副主席，以身作则，定出了生产节约计划。两位主席均属高龄，领导政府工作，政务忙碌，犹能如此，实为感人至深的举动。延属分区驻军闻讯后，即由王震同志领导，要求为林主席和李副主席及边区党政军首长代耕，各机关学校闻讯后，生产节约热忱更为高涨。李副主席说：关于生产节约，我同意林老的意见，虽然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准备采用变工的方法种些地，其次我到延安工作两年，公家发给我很多衣服被褥，因此，今年这些东西我不领，给公家节省一些。 　　为落实生产计划，他亲自在离延安2公里的白家坪、罗家坪开垦了两块荒地，在白家坪种7分大头菜，在罗家坪种3亩高梁，他说：“这是我的试验田。”耕地、锄草他亲自动手，他不会扶犁，工作人员何海旺、马存堂帮助他犁地。锄草他以前干过，虽说他技术不十分熟练，但他总是亲自去。他带着小锄，年老体弱站着不方便就蹲下锄。有时机关事务忙，他就和工作人员变工。机关日常服务性的工作，如扫地、打水、接待客人都由他完成。他的这两块地每年果实累累，年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那时还有临时生产任务随时下达。有一次割草任务下达后大家行动慢了点，他说：“李维汉秘书长带头割草，把手都割破，大家应快点行动才是。”大家把割下的草晒在地上，他有时间就去翻草，等晒干后交垦区政府。同志们说：“李副主席您年纪那么大了，政府的事情又多，以后这些生产任务我们代劳好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的心情我领了，大生产是党中央号召，我应该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二、促进中西医结合，提倡优良传统文化 　　林伯渠曾咏诗赞李鼎铭：“三祝华封非偶然，连绵福泽岭梅先，寿身仁木兼医国，道德胸藏字五千。”说明李老不仅懂得医学、能够治病救人，而且能为治国兴邦献计献策。林伯渠还在1944年二届二次参议会上赞扬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的精神，林老说：“公布简政实施纲要，纠正了政权制度上的各种旧型正规化偏向，从而确立了领导一元化的体制，反对了工作中官僚主义倾向，提高了工作效能。” 　　1943年夏，李老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他说：“要使中国马列主义化必须马列主义中国化。”他希望用中华民族形式来宣传马列主义，以使亿万人民普遍更深入地接受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这一最锐利的武器改造中国。为此，他提出必须组织专家很好地研究总结中华民族的传统，分清良莠，扬良制莠，并且把优良传统上升到哲学高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这也是解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症结所在，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解决中华民族和社会发展方向命题的大事。 　　他参政之后，不仅改变了他遁隐山林的闲适生活，而且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向林伯渠深切表示：“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我情愿以衰朽残躯为国家民族竭尽绵薄。”并坚信：“中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 　　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多么需要像李鼎铭副主席这样具有高度的爱党爱国热情，为国分忧，勇于创新，敢于直言的人啊。  　　三、政务活动中协商共事，生活上的亲切关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林老在由西安返回延安，全力领导边府工作中，首先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问题。他觉察到党外人士在有职有权方面存在问题时，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并把谈话情况向林老作了汇报。林老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林老认为，党外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在执行政务中，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必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不但不是容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林老首先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有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 　　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1943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法，你们要来撤我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对共产党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 　　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记者说：“我是有职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记者的来访。从此之后，李鼎铭先生与党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一次他给林老说：“余今年60，但已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切切实实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无疑。”这件事告诉人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是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而且是正确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重要法宝。 　　林老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如李鼎铭搬到边区政府后，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老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李鼎铭非常高兴。李鼎铭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不加干涉，他也很感谢。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意。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林老率领边区政府机关转战陕北，同年5月12日，他得知李鼎铭副主席在转战期间，住在米脂桃花峁家中养病，即致信曰：“李主席!别后得悉鼎老于转战中历受跋涉之苦，不胜系念，嗣闻安抵乡里，差慰哀怀。在敌犯之际，曾云电建议于情况紧张时东渡黄河，交转达安……”然后，向李鼎铭说了转战期间军事上的“三战三捷”情况。“边府工作遂逐渐转入与战争结合，所到之处，人民亦渐趋稳定并发动起来。” 　　李鼎铭先生自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以来，共任职7年。他在民主参政、合作抗日、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中，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1947年12月11日李老不幸病逝。边区政府隆重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边区党政各部门其他解放区都送了挽联、挽词，表示哀悼。中共中央的挽词是：“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永志不忘。”毛泽东主席挽词说：“李鼎铭先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老的挽词是：“藏往知来思律适合新民主，精兵简政，宏议久昭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挽词是：“抱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大声疾呼为救国，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睿思远虑建边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挽词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襄边区建设有成。”陕甘宁边区各界与绥德人民群众高度而又全面地评价了李鼎铭先生的功绩。 　　林伯渠还把李鼎铭先生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桃镇鼎铭学校，并在米脂县树碑纪念，碑上镌刻着林伯渠“爱国典范”的四个大字。 　　在新的世纪里，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坚持我们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更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要以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学习贯彻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建立浩浩荡荡的队伍，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为完成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作出贡献。以此，纪念林老与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为党和人民创造的辉煌业绩。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