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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先生一贯崇尚科学、破除迷信

王雷生

1948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在追悼李鼎铭先生的诔文中写到： 　　幼而好学，孜孜不停。博览经史，旨奥义精。 　　钻研历数，步月测星。学有专长，乡里闻名。 　　壮而有为，兴办义学。提倡放足，禁止赌博。 　　破除迷信，宣讲科学。地方事业，得益良多。 　　…… 　　这段诔文是记述李鼎铭先生前半生的事迹。事实上，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造福乡里贯穿了李鼎铭先生的一生。 　　一 　　据说，李鼎铭五岁时，有一位相命的黄老先生为他测八字，说他“相貌清贵，八字入贡禄格，将来定成大事”。年幼的李鼎铭信以为真，便成天嚷着要上学。由于父母的溺爱，八岁时才被送进地方私塾。李鼎铭读书勤奋，聪明过人，很受启蒙老师高老的器重。十岁时，李鼎铭被送到杨家沟一位姓马的老师家上私塾。杨家沟是个名宦士绅之乡，①李鼎铭本以为在此名宦之乡可以学到攀龙登科的本领，不料这位马老先生专横执拗，凡跟他读书的学生，不管好坏都要挨他的板子。李鼎铭挨了两次打，想起黄老先生算的卦，自以为富贵在天，何必挨打受气，便赌气不上学了。李鼎铭在家闲逛了三年，目睹父亲和乡邻为了养家餬口，备受煎熬，始悟黄先生的算卦是骗人的：命运只是机遇，人生不能等待上天安排，只能靠自己。他悔恨地想：“黄先生一句话耽误了我四年，就此下去，将会终生遗憾。”于是决定继续上学。因家境贫寒，就读于吕家硷外祖父杜伟高家。  　　识破黄先生算卦骗人的伎俩，只是李鼎铭人生破除迷信的起点，而他对科学的崇敬当首先归功于他的二舅杜良奎先生。 　　杜良奎是位奇人。他曾中过举，却不屑于仕途。他偏爱武术，好打抱不平，在乡里颇有一点豪侠的名气。他还是一位新派人物，托人从北京、上海等地买回不少天文、历算等新书。这对李鼎铭影响很大。当时杜良奎只收了常驾武、马佩学和李鼎铭三位学生。由于李鼎铭聪颖好学，备受二舅器重，许他进入外祖父藏书房阅读。这个藏书房不仅藏有大批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地志历算等书，还有二舅父新买的数学、实用科学类书。置身其间，李鼎铭好似置身于科学的海洋。他不仅读诸子百家，还钻研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及天文、气象等新的科学知识，其中对天文气象造诣颇深，写了不少专门文章，还自制了体积、三角、开方、天文盘等模型仪器。据说，他的天文盘夜间可定时辰，有一次测量日蚀，竟分秒不差。 　　李鼎铭崇尚科学，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达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次，他正在钻研弧的问题，舅父看到后说：“这个问题博大深奥，非你所能学通的。”李鼎铭很不服气，一连三个月苦读苦思，不停地写写画画，纸张画完了，就用树枝在地上画，常常忘了吃饭，终于弄懂了弧的问题。又有一次，他见二舅买回一本天文新书，便爱不释手。放假回家时，他要借这本书好在假期钻研。舅父说：“你年纪尚小，读这本书太吃力，怕你看不懂。”李鼎铭说：“这本书虽深奥，不读怎能懂得。”磨着非借走不可。舅父磨不过他，只好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还书时，必须回答舅舅提出的问题。李鼎铭慨然允诺。他把书拿回家，通宵达旦地阅读。有时妻子张氏把饭端来，他还不知觉，直到收拾碗筷时，张氏提醒他，才扒上两口。有一次吃包子，他把磨好的墨当蒜汁蘸着吃了，弄了一嘴墨，惹得一家人哄堂大笑。他一个假期熬了25公斤灯油，才把问题弄清。又有一次，那是他考取禀生以后，他回舅父家拜谢，临走时又把舅父的一本数学新书装进褡裢里带回去自学，他一两遍看不懂，就三四遍看，直到弄懂为止。 　　李鼎铭不仅攻读各类现代科学知识，还精研传统的国医。原来他的舅父也偏爱中医。当时，吕家硷有个中医吕学智，在城里开了个中药铺，每逢回家都要与杜良奎一起交谈中医治病方法、心得，经常攀谈到深夜。受其影响，李鼎铭也喜爱上了中医。1926年，他看不惯民国以来官场腐败，辞官返乡，在米脂县东街开了个“常春医馆”。他一面行医，一面刻苦钻研药物原理、针灸技术。他博览历代名家医案，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以及《伤寒杂病论》等名著反复阅读，并把理论用于临床实践，经常向有经验的老中医请教，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米脂县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问题上李鼎铭先生很少门户之见，他医术高明，但并不固步自封。有一次，他给毛泽东主席治病，毛主席问他，“现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医学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进步。”毛主席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个故事后来传为佳话。有人说李老的脑瓜灵，但在我看了李老写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后，发现不是李老脑瓜灵，而是他比别的医生“开明”。他在书中说：“中国只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必须把外国数千年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他不仅用外国的原子、电子理论解释《易经》中的阴阳之道，而且还用细胞学解释结核病原理。他说：“就现代学说讲之，如圭哇里氏说：‘细胞是有知识的。’医学家也承认细胞的知识，譬如说肺患结核病，细胞怕他发展，就在结核周围组成一组钙质肉核阻挡他。”②像这些从外国传进来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假若不是李鼎铭虚心向西医请教，并研究过一些西医治病原理是写不出来的。也正是由于他精通国医又无门户之见，所以知道国医的长处和短处；也正由于虚心向西医请教，研究过一些西医治病原理，所以才知西医比国医科学，才能提出中西医结合这一开创中国医学新世纪的重大命题。 　　李鼎铭先生不仅刻苦钻研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亦情有所钟。1917年，他应著名教育家杜斌丞聘请，在榆林中举担任国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教员。榆林地区北邻内蒙古，汉蒙两族交往频繁。为了社会和教学需要，李鼎铭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名《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③在这本书里，他摒弃了传统封建的华夷之限思想，用翔实的材料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且慧眼独具。如对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改革鲜卑旧俗，传统的封建史学家大都赞美之，而李鼎铭独持否定态度，认为北魏的衰亡“实始于此矣”。相反，对“复女真之旧俗”、“建女真大学”的金世宗却大加赞赏，称他为“金室中兴英主”。他赞扬被汉人正儒视为凶顽难化的辽国萧太后，“明达治道，赏罚信明，将士用命”。耶律休哥“智略宏达，料敌如神”，“镇燕十七年，劝农桑，省赋役，恤孤寡、军民怀之，边疆大治”。对蒙古族作为统治者的元朝所实现的空前统一，对忽必烈不论种族起贤用能的人才观以及元朝发达的交通建设更是赞扬备至。在当时，像李鼎铭这样的历史观还是不多见的。 　　李鼎铭晚年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左耕在《边区参议员介绍》一文中写到：“战争与革命把黑暗的陕北改造为民主的新地，而李老先生的思想也就随着时代向前发展。他是这样年老了，但是他读《资本论》《列宁选集》等著作，他想就达尔文的种源论做一番深入的研究。”④作为地主士绅代表，他原本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他在就职演说中就说道：“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⑤李鼎铭先生就是这样勇于打破世俗偏见(特别是阶级偏见)，执着地追求科学真理，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党相同的语言，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与党合作的道路，并为维护社会主义理念而斗争。1941到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猖狂叫嚣什么“马列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的不同。”针对这些反动论调，李鼎铭奋笔写下《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犀利地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与民族传统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组成的，“一个是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唯物体系”，“另一个是从精神出发的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唯心体系”。“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因此，今日的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继承这个遗产。”他写到：“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与探讨唯物论的马列主义，深信这种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⑥从严格意义上说，李鼎铭所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他主张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哲学和民族传统结合起来是符合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对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鼎铭还喜谈易经象数之理。他有许多独到的创见，但并不固步自封。有一次，他与吴老玉章谈“仁”。他说：“《说文》解释‘仁字从人二’应该颠过来‘从二人’。二人者，父母也。人由父母而生，故儒家即以从孝父母为仁人之本。”吴老听了后说：“你这个解释很新颖，但我还要从此有更深的了解。二人指父母是对的，而父母二人要看作是阴阳之代表，因为由辩证唯物论看来，一切物质是原子再小至电子的结合与分化而成。”接着吴老用阴电阳电结合才有电深入浅出地说明《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并意味深长地说：“这个辩证的真理，中外古代哲学家都有所发现，因为这真理在自然界存在着。但是一切过去的古代哲学家理论不完全合乎科学，有一定片面性，不完整性，而且多是唯心论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方法，集古今之大成，完成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我们必须抛弃唯心论观点，了解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能有正确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李鼎铭听了吴老的解释，很高兴，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能发扬和发展中国古代的优良文化。反动派总是说共产党人轻视中国古书，不懂中国学术，这完全是一种诬蔑。⑦后来，他就把吴老对易的解释，写进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 　　二 　　科学出真知，知识铸灵魂。由于李鼎铭先生从青少年时代起，抱着对知识的渴望，努力追求科学真知，这就为他日后破除封建迷信、造福乡里打下了基础。 　　20世纪初，年轻的李鼎铭目睹清政府软弱无能，认识到中国人之所以受欺侮，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在家乡创办了桃花峁义学。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李鼎铭感到欢欣鼓舞，他说：“我们必须团结国人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并身体力行，提倡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其弟李丰勋有赌博毛病，他严加管教，村中李加彦、李子升等赌徒闻说也主动戒了赌。李鼎铭还坚决提倡剪发放足。他从自身做起，让女儿瑞兰、嗣兰、夫人张氏带头放足，他和弟兄们带头剪掉了长辫子。他的行动影响了全村、全区乃至全县，推动了剪发放足运动的开展。 　　李鼎铭一生不信神鬼，常以无神论思想教育人们破除迷信。他常说，世界上如果有鬼神，从开天辟地以来不知死了多少人，整个世界都被鬼占完了，人怎么生存?他还以亲身体会教育群众，说：“有一年冬天下雪，我由米脂县回桃镇，走到刘家峁山上，天已黑了，忽然看见不远处有条狼，耳朵、尾巴都看得真。于是我拿起铁棍用尽全力打下去，原来却是一团雪。鬼神也是这样，不过是人的幻觉而已。”桃花峁附近庙会很多，游手好闲之徒趁机在庙会上推牌九，扣明宝，诈骗钱财，致使有的人家土地荒废，家庭分裂，并有寻死上吊者。李鼎铭决心禁止迷信、赌博，他亲自到庙会上宣传无神论思想，讲赌博的危害，从此庙会冷落，赌博绝迹。 　　李鼎铭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并非一帆风顺。1913年，32岁的李鼎铭担任了米东区区长，利用印斗乡陈岔村临水寺210亩庙产和庙宇建筑，创办了米脂县农村第一所国民小学，这就激怒了一些土豪劣绅，他们纠集一批落后村民，利用封建迷信，散布庙产是供奉神灵的，不能办学。由于这所学校实行“启发引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方针，受到社会的好评，这又引起城里士绅的嫉妒，和乡下土豪劣绅联合起来反对李鼎铭：在派和尚给学生下毒被揭穿后，又煽动10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哄抢学校资产，进校抢饭吃。这样，一所好端端的学校就在封建势力的摧残下被迫关门停学了。李鼎铭为之大病一场。在痛定思痛后，他得出两条教训：“一是自己拿得起的事则做，拿不起只靠别人则宁肯不做。二是凡做事应因地制宜，农村文化落后，一片迷信，而把庙产拿来办学校，一定会遭到反对。”⑧ 　　李鼎铭病愈后，应榆林中学聘请担任该校国文教员。当时，榆林中学是陕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担任榆中校长的是著名教育学家、“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杜斌丞先生，他采用“革命元老文化泰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方针，在陕北“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在榆中一年多，李鼎铭深受杜斌丞教育思想的影响，认识到要想改变家乡封建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从旧教育的樊篱中走出来，“尽快实现新文化教育”。1918年秋，他辞别杜斌丞，毅然回到老家，继续担任米东区区长。为了兴办新式学校，他将自己家十二垧地捐献了出来。就在这一年，从外地来了一伙蛮婆，专搞迷信活动，明目张胆地敲诈乡民的财物，甚至偷盗抢劫，为所欲为。李鼎铭组织全区乡民，抓获了参与盗窃的蛮婆，处300两罚金，李鼎铭就用这笔钱在桃花峁建起米脂县第一所新式学校——区立桃花峁高等小学。学校废除尊孔读经的旧习，开设国文、拼音、算术、英语、历史、地理以及实用的珠算、刺绣等新课程。废除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同时废除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同校。为了鼓励女子上学，李鼎铭在学校专设女生班，并让自己的女儿李嗣兰和儿媳张蕴珍带头上女生班。由于实行新的文化教育，教学质量高，慕名前来求学的学生骤增。李鼎铭用事实教育了那些包括过去反对过他办学校的群众，称他为“米脂一卧龙”、“银州一圣人”。 　　1927年，李鼎铭目睹官场腐败，弃官不做，回乡行医，破除迷信，济世救民。有一位中年妇女，曾多次怀胎流产，父母丈夫到处求神拜佛，还经常买些偏方给她吃，有一次差点送了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闻听李先生之名，不顾路遥前来求医。李鼎铭给她诊脉后说，只需服三服药，保她明年生个胖娃娃。第二年果然生了个胖娃娃。还有一位高某人，住在米脂城郊，三代单传。到他这一代，其妻连生三子都夭折了。年近50，其妻又生下第四个男孩，一家人宝贝得了不得，顶在头上怕歪着，含在口里怕化了。长到九岁时，骤然吐泻，多方医治无效。眼看小孩四肢发凉，气息奄奄，命在旦夕，一家人急得团团转，门口聚集了不少人。李鼎铭闻讯赶来，先抓住小孩手腕诊脉，无脉；然后在脚上诊脉，略有跳动，遂在小孩脚心扎了一针，又给服了一丸药，不一会儿小孩就苏醒了过来。又开了药方，服后，小孩脱险，数日康复。由于李鼎铭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远近求医者络绎不绝，客观上起到了破除封建迷信的作用，打击了横行乡里的巫神势力。 　　李鼎铭所在的米脂县在当时的陕北还算是文化教育比较好的县份。40年代，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其政治无疑是全国最进步的，但文教卫生的落后却令人触目惊心。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全边区90％以上的人不识字，成人死亡率达3％，儿童死亡率更是惊人，达60％(安塞县五个区竟高达80％)。全边区仅有好坏中医1047个，平均1000人当中才有一个，西医更少得可怜，仅200余人，且都集中在机关、军队的医院里。这种情况导致了巫神称霸，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多。据延安县统计，全县一年消耗于巫神的费用即达3361元，59个巫神在一年内就治死了278人。⑨ 　　边区文教卫生落后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⑩他号召边区人民要“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就必须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对于毛主席的号召，李鼎铭先生衷心拥护并切实执行之。早在7月间，他在接见解放日报社记者谈到中西医结合问题时，就已有了将散布在农村中的国医组织起来的设想，并且指出，“组织农村国医时，我们应详加甄别。凡属不学无术、害人撞骗、近乎二流子的庸医必严加取缔，而一切真正能治病救人的偏医、市医，甚至走方的野大夫均应加以吸收和组织，以发挥其最大的力量。”(11)在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他强调指出：“当前群众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卫生。”他在大会上算了一笔账：按目前人口死亡率，再过150年，边区就会自趋灭亡，因此他号召大家都来参加这个“救命”工作。(12)后来，在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再次号召人们参加这个“救命”工作。为了坚决消灭严重的人畜死亡现象，他提出在政策上必须实行广泛的统战政策。在实际工作方面实行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特别要把提高妇女的卫生常识作为中心环节来抓。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同时他还号召继续开展崔岳瑞运动，(13)以确凿的事实揭露巫神骗人的伎俩，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改造巫神和破除迷信。同时，他还指出，在教育方面，文盲占人口90％以上。在农村文艺方面封建的东西还占着优势，妨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今后一切任务在于：“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普及新民主文化，消灭封建迷信在群众文化中的优势。”(14)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由于李鼎铭先生的倡导和推动，边区文教卫生落后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1945年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药保健社等群众组织，有的县区还建立了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人民卫生工作开始引起注意，反巫神斗争开始抬头。各类学校也雨后春笋般地办了起来，除了原有的8所中学、师范，444所初完小学外，各县还创办了民办公助的57所村学，150多所私立小学，3300多个读报组和230多所夜校和半日学校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禁赌》等也相继搬上了舞台，封建迷信文化开始被遏制，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李鼎铭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知识、追求科学的一生，他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向着一切愚昧落后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开战，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他的这种精神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学习的。 　　注释 　　①有一份资料显示，20世纪初，杨家沟就有数十名青年赴海外留学。 　　②③⑥《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05、116—119页。 　　④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9日第4版。 　　⑤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第4版。 　　⑦吴玉章：《追悼李鼎铭先生》，《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第132、133页。 　　⑧李鼎铭：《我的身世》，铅印本。 　　⑨引自《陕甘宁边区史》(中下编)，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1页。 　　⑩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1)《解放日报》1944年14日第1版。 　　(12)《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7日第1版。 　　(13)指中医崔岳瑞深入群众，调查了解，以确凿的事实揭露巫神的伎俩，成为边区卫生运动中的模范，被誉为崔岳瑞运动。 　　(14)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转引自《李鼎铭研究资料选》。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