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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典范李鼎铭》序①

艾丕善

李鼎铭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他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1941年后，他先后出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和边区政府副主席，成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爱国民主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李鼎铭先生是我的同乡，距我老家仅五里之地。从我懂事起，先生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命运，致力于振兴中华的精神和爱国忧民的思想，就在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丰碑。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先生的精神和思想又成为我学习的典范。 　　李鼎铭先生于1881年9月28日出生在米脂县桃花峁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因家贫无力延师，14岁寄读于外祖父杜伟高家，受二舅杜良奎(字斗垣，清朝举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杜聿明之父)的八年严教，其间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他的刻苦精神和聪颖天资，博得杜老先生的钟爱。李鼎铭学有专长，精于天文、地理、数学、气象，酷爱中医。1903年考取廪生。 　　先生一生公正无私，疾恶如仇 　　1920年，国民党政府向米脂县征收杂税2700元大洋，县政府实行个人承包，加重了群众负担。先生挺身而出，发动乡民抵制，结果废除了承包，实行区乡自治，减轻了群众负担。1921年，群众反映县财政官员中有巨额贪污，先生提议各区抽调人员，组成清查组，对县财政实行清查，结果查出县财政官员4年贪污大洋7000余元。井岳秀统治陕北时，放种大烟，实行田亩登记征税制，一些贪官借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百姓忍无可忍。先生走村串户，明察暗访，掌握税官王公甫贪污受贿400余元大洋的事实，直奔政府请求处理，结果王如数退出赃款。 　　先生一生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民 　　为发展城乡贸易事业，先生发动群众集资，在桃花峁村建通济桥等五座大桥，创办集市贸易，繁荣地方经济。引导群众解放思想，提倡女人放脚，破除迷信，禁止赌博，严惩盗窃。当时陕北土匪横行，他组织民团保卫家乡。先生目睹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的现实，深知中国人吃了没有知识的亏，于是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04年先生回到家乡桃花峁村办了义学教私塾。1910年，受聘到绥德中学堂任教，生活十分清苦。1913年，先生任米东区区长时，致力教育，造福家乡。他要求中心区下设7个分区，每区必须办一所小学。他亲自创办了临水寺觉民小学，推行新法教学。1917年，应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杜斌丞先生聘请，赴榆林中学任教。1918年底，辞去中学教师职务，毅然回乡，兴办地方教育，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创办区立初高级小学校，自任校长兼教师。 　　先生在乡间造福人民，德高望重，颇受民众爱戴。1925年，五区公民联名送他“造福桑梓”巨匾，以示敬誉。 　　1925年，陕北党组织不断壮大，先生的不少学生加入共产党，二儿子李力果参加了北伐军。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群众经过多次武装斗争，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一历史性巨变，也使李鼎铭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由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向关注和同情新民主主义革命。 　　1935年，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李鼎铭先生拥护共产党提出的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团结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先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政党，而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对内挑起内战，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的政策是违背民心的。”这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他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米脂建立民主政权后，李鼎铭先生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 　　1941年，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李鼎铭先生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同年11月15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政府委员。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强敌压境，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是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地步，我们从他宣布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居三分之一，其他居三分之二，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李鼎铭先生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于爱国热诚，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道路。 　　李鼎铭先生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后，处处以主人翁的态度，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奉献，勇于负责，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日救国。 　　1941年，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军政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面对这一情况，李鼎铭先生本着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精神，以其真知灼见，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他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他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主席将这一建议一字一句地抄在他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毛泽东主席还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述了它的重大意义。这样边区政府从1941年至1944年，先后三次精减冗员，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精兵简政作了高度评价，其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中西医结合是我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针。在民主革命时期，人们对中西医孰是孰非很有争议。一种是立西医，废中医；另一种是鄙夷西医，而独崇中医。两种观点水火不容。如何正确对待中西医，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被颂为“医教巨擘”的李鼎铭先生，虽为中医，并有丰富的医疗理论和实践经验，但在新文化浪潮中，能客观地对待西医的长处，不持狭隘的门户之见，较好地摆正了中西医的关系，他主张中西医结合。一次毛泽东主席问李鼎铭先生：“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他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求得进步。”1944年11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李鼎铭先生作了中西医结合的发言。他说：“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触，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的办法。”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并提出中西医医务工作者要打破成见，亲密团结，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努力。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早年编著《蒙古历史教科书》，晚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数千年历史，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提出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前者应该继承，后者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他说：“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这种“科学的结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自然会经济发畏，民族繁荣”，马列主义与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是完全统一的，“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他认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充分体现了李鼎铭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耿耿忠心。 　　李鼎铭先生爱国忧民的思想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1948年2月25日，在他逝世后，边区政府举行的“李鼎铭副主席追悼大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李鼎铭先生的丰功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主席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今天出版的《爱国典范李鼎铭》一书，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作者旨在纪念李鼎铭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民主爱国精神，学习他公正无私、刚直不阿、淡泊名利、忧国忧民、造福桑梓的高尚品德，从而启迪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形势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继续贯彻执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勤政务实，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1998年12月12日于西安 　　①原载《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作者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