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李鼎铭 > 全文图书 > 李鼎铭研究文集

“爱国典范”李鼎铭①

马文瑞

今年12月11日，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忌辰。李鼎铭先生是陕北米脂县人，生前和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三三制”事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鼎铭先生，原名丰功，1881年(清光绪七年)9月28日出生米脂县桃花峁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4岁时就读于舅父杜良奎家中，8年钻研，孜孜不倦，遍览经史子集，兼及医学经典著作，尤精于地理、数学、天文、气象，曾自造地理仪、天文盘，计算日月蚀，分秒不差。因学有专长，乡里闻名。后考取廪生，回乡兴学教书。 　　1910年至1922年期间，正是辛亥革命前后，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鼎铭先生倡导以教育富国。他身体力行，于1913年、1918年先后创建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和区立桃花峁初高级小学校，担任校长，并曾任教绥德中学与榆林中学，讲授国文、史地、数学等课程。其治学严谨，主张改良教学方法；学生要学习科学知识，课余参加劳动，自建校园，自种蔬菜，以期成为经世致用之才。由于办学成绩卓著，群众颇多称誉。而先生于教学之余，尤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提倡放足、禁赌，乐于扶贫济困，为群众排难解忧，声誉益著。 　　鼎铭先生从中年起，潜心钻研祖国医学，精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以及《伤寒论》等名著，深究医理，并用于临床验证。1923年，曾一度受委于榆林道尹公署，任科长等职，但不久即厌弃官场，认为于民无益，借病辞职，返里专心从医。从此，一面行医以维持生活，一面深究医道；由于医术益精，临床诊治，多有奇效。自1930年起，在米脂县城内开业，成为城乡知名的医生。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从医，十分注重医德，对于贫苦群众求医，从不推辞，而且不避风雨，随叫随到，有的少收费，有的不收费；对于富贵豪绅，必须轿马相接，重金相酬。 　　鼎铭先生在从医的同时，更加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当地土豪勾结官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他拒理力争，支持群众，以减轻负担，而且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部下，借口当地群众打死一名剧团的坏头目，想敲诈老百姓。鼎铭先生挺身而出，奔赴榆林找井岳秀交涉，终于使事态平息。他还曾代表群众与豪绅贪官清算账目，抵抗包税；协助群众，在桃镇开办集市，使城乡物资交流，并且竭力破除迷信、禁止赌博，使群众安心务农，勤耕作，多打粮，生活有所改善。因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声望日高，1925年群众送给他一块蓝底金字的牌匾，上书“造福桑梓”四个大字，并镌刻了长达250个字的赞词，称颂他一不贪财，二不要官，乐于当“布衣”，为民造福；实施“商”、“教”为乡里扩市场、招商贾，经济得以繁荣；兴学校，造人才，风俗因而大变。还赞美他行医济世，排难解忧，为人公正，刚直不阿，堪称识时务的英雄俊杰。这块金字大匾，经过浩劫之后，现在又悬挂在他在桃镇故里的窑垴上。 　　1925年以后，陕北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党的组织不断壮大。鼎铭先生的不少学生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二儿子李力果1926年参加了北伐革命军，1927年参加了共产党；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群众经过多次武装斗争，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促使鼎铭先生思想剧烈斗争，由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向关注和同情新民主主义革命。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北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日益巩固，特别是党提出的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团结抗日的主张，深为具有爱国思想的鼎铭先生所赞赏。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提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和策略，鼎铭先生从切身感受中逐步认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政党，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而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对内挑起内战、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的政策是违背民心的。这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因而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关于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他常说：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将来一定胜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将来必然失败。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到米脂，建立了米脂县的民主政权以后，鼎铭先生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担任了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 　　1941年，根据党的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鼎铭先生作为开明士绅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1941年的冬天，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鼎铭先生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这次参议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演说，阐述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对毛主席的话，鼎铭先生深表敬佩，并即走上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说：中国今日强敌逼境，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共产党的领导人大公无私，精诚团结，其政策、纲领与三三制即为明证。共产党居三分之一，其他居三分之二，大家果能开诚相见，团结自然可得。第二是经济问题。抗战建国赖经济支持，陕甘宁边区处于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连年灾荒，因而经济困难至极，但无论如何困难，抗战建国的事业不能不做。因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人人都应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鼎铭先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于爱国的热诚，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正确道路，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今日自然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鼎铭先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而抱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是敢于负责、勇于负责，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对于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战建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1941年正是抗日根据地处在艰难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加上边区地广人稀，民力、物力、财力有限，而军政人员众多，财政经济困难。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成为党和政府而前的重要课题。鼎铭先生出于爱国的真诚，本着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精神，以其真知灼见，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向大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在阐述提案理由时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其所提的具体办法主要的有：“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经济计划，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鼎铭先生这一提案为大多数参议员所支持，得到165票的多数通过，决议“交政府速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此特别重视，毛泽东同志亲自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深入贯彻，普遍实行。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增强经济实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关工作的效率，巩固根据地，渡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政策的重大贡献，将载入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历史史册。今日重温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不仅钦佩鼎铭先生的远见卓识，而且深感他提出的财政经济量力而行，要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实行精兵简政，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时至今日，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鼎铭先生致力于边区政务，工作素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称著。他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三制，认为是共产党和其他阶层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派人士也不应采取旁观态度，他要求大家都要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共同的敌人。在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中，他真诚拥护，积极合作，并且直言不讳的提出批评意见，表示出与党肝胆相照。有一次他主持边区政府会议，工作人员事先没有很好地同他商量，也没有事先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说：你们把我当摆设，这样我还不如辞职回家行医的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虚心接受，开诚布公地做了自我批评，并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鼎铭先生于称赞了党的整风运动之后，提出：国共两党是大党，但无党派人士总占多数。如只守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彻底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经过整风运动，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获得进一步改善，出现了推心置腹交换意见、合作共事团结无间的新局面。 　　鼎铭先生在边区政府分管文教卫生，他除了努力于加强文教建设之外，对于普遍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十分重视。在忙碌操劳之余，他还随时经常给中央和边区的一些领导和干部看病。他到杨家岭给毛泽东同志看病探脉，开了几服中药，再加上按摩，就治好了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所患的关节痛。毛泽东同志称赞他的医术高明，并根据他提的意见，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鼎铭先生兼任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长，举办训练班，培养中医人才，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过去的成见，与西医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为开创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实行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严重关头。鼎铭先生本着爱国的赤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一边，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的政策。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三届一次会议上连选连任，他继续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7年3月，党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军对边区的重点进攻，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鼎铭先生已是66岁高龄，但他仍以衰老身躯，随边区政府转移，跋山涉水，辗转工作，以致积劳成疾。8月间因咳嗽震动两耳出血，他自己开方制药治疗，稍获功效，就又返工作岗位，带病尽力工作。至12月9日病势加重，患脑溢血，经张介夫等名医诊治无效，于12月11日上午9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不幸逝世。鼎铭先生于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念念不忘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坚信革命必然成功。当时，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鼎铭先生于遗言中还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鼎铭先生的远见已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他的宏愿也已实现了。 　　为了深切悼念李鼎铭先生的逝世，陕甘宁边区各界，于1948年2月25日，于绥德城内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主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部门以及各解放区的领导均送了挽联挽词，表示哀悼。中共中央的挽词说：“……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同志的挽词说：他“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谢觉哉同志的挽联赞扬他：“茹旧含新自来俊杰识时务，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 　　李鼎铭先生家乡的群众为了表彰和纪念这位受人崇敬的爱国民主人士，报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把他生前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学校。这里至今桃李芬芳，弦歌不辍。在米脂县城的无定河畔树起高大的纪念石碑，镌刻着林伯渠同志题写的“爱国典范”。先生的故居和陵园，建国后经人民政府一再整修，纪念室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以供瞻仰。鼎铭先生，党和人民将永远纪念您! 　　①原载《陕西日报》，1987年12月20日第2版。作者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分别当选为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