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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雪林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 　　今年六月份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决定公开出版发行我祖父李鼎铭老先生54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从而实现了他老人家的遗愿，也完成了我们父辈们想办而又没有办成的事情，作为李鼎铭老先生的后代，我们感到非常满意十分荣幸。 　　为公开发行出版这本书，又召开了这样高规格的座谈会，多位老前辈、老领导不顾年大体弱前来参加，还有政协、统战部、社科院的领导同志也在百忙之中出席，并先后在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我祖父爱国、爱民、爱党的精神，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此，我代表李鼎铭老先生的后代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对出席今天会议的其他同志以及为举办这次座谈会而操劳的政协机关和统战部机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文史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决心继承和发扬我祖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刚正不阿、自强不息的品质，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尽职尽责。     　　下面我想说三个问题，一是关于这本书，二是关于这个会，三是关于我祖父这个人。 　　关于这本书，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我看来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老人家是立足在最高层次上谈论治理国家的根本问题，正像他在文章中所说的“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来的。”他还说：“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我看他把问题提到了不能再高的程度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国家、民族的存亡更重要呢?至于文章中说到的历史方面，没有相当的历史知识是不大容易谈说懂的，但结论部分是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言简意明，越看越感到它的重要，越看越感到它的现实性。在我发言的开头提到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了却了他老人家的遗愿，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43年，大约十月份，老人家得了重病，自己感到不行了，于是将全家人召集一起交待后事，我当时虽只十三岁，也参加了。其中交待的头一件事就是他刚写就并在边区政府机关内部油印供大家学习研究的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后嘱咐家人他死后无论如何要争取公开发表，这说明这篇文章在他心目中占有多大的分量。事情真是碰巧，今天正是他老人家逝世50周年的日子，终于实现了他的遗愿，从而可以告慰他于九泉之下了。为什么说完成了我们父辈们想办而又没有办成的事情呢?大家看到书的第四页刊有我大伯李振三1957年9月写的代序，就是说我们的父辈们本想在他老人家逝世10周年的时候，出版这篇文章，可惜当时正逢反右派斗争，政治气候不宜而告吹。之后，他们兄弟四人先后辞世，此事就搁下来了。直到1990年，我得知堂弟李雪飞处保存有 1957年的打印稿，取来一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于是约了专稿哲学研究的远侄李长域一起找到哲学界的权威张岱年老先生请他看看。张老先生整整花了一礼拜的时间做了仔细校阅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观点正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我附了一封信，把文章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常委李瑞环同志。据说，李瑞环同志接到后批转给了当时的宣传部长王忍之同志，以后如何处理的就不得而知了。又过了七年，于今年三月份，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联名写信给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要求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得到了李瑞环主席和王兆国同志的批复，于是就有了这本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并为此而召开了这样隆重的座谈会，四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们父辈想办而又没有办成的事情。谈到这里有两点希望或叫建议，一是希望政协和统战部的有关部门，能够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如李瑞环同志、胡锦涛同志、王兆国同志等，请他们看一看，或许对更好的治党、治国有所启发和助益。二是希望搞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的同志，对这篇文章研究研究，正像他老人家在文章中期望的“掘发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能够勇敢担负以至出色完成这个历史责任，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古代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它是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它”。这是他老人家发自内心的对党的一片深情和无限信任。 　　下边我说这次会议。我认为，为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而召开这次座谈会是很必要的。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大任务：一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和平统一祖国，而要实现这两大任务是绝对离不开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我祖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我们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亲密合作，成为当时党的统一战线成功的典范，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通过这次座谈会说明我们党不忘老朋友，即使他已经去世五十年，还要追念他的功绩，还要出版他的遗作。 　　下边我说说我祖父这个人。从形象上看，消瘦、低矮，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很有思想深度，很有学识才能，又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就这篇文章来说，没有超人的政治目光，没有对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深入研究，没有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没有娴熟的文才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的。再拿精兵简政这个提案来说，同样也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洞察力和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没有大无畏的政治胆略是不可能也不敢提出这样的提案来的。大家知道，正当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正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抵抗日寇的疯狂进攻的时候，而他却提出要精兵简政，当时多数人不能理解，甚至有人说他是有意破坏抗日，但他顶住了压力，毅然决然决定将提案递了上去，后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并把它作为党的重要政策推行到各解放区。再说关于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问题，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就是“把国家救下来再说”。一句话八个字，一下就把问题说到底，抓住了根本和要害，没有相当的政治判断力和深刻的思想分析是不可能做到的。引伸一下，就象我党对台湾的政策，只要你李登辉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其他问题都好说。 　　再说他的民族观点。他1917年在榆林中学当教员时，写了一份蒙古史讲义，实际上是一个简明的中国民族发展史。在这篇教材中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能搞大汉族主义，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八十年前的观点和我们党执行的民族政策多么相似啊。这篇教材在内蒙哲学杂志上发表后得到内蒙领导和许多学者的一致赞扬，说老先生八十年前就有这样的高见真是难能可贵。从他的讲话和文章中诸如中西医结合、民主建设、教育卫生等方面，还可以搜寻到不少独到的见解，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李鼎铭不仅是一个精兵简政提案，他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是爱国、爱民、爱党、刚正不阿、自强不息的一代名人。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有人说，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认为李鼎铭是一个大地主，不过比其他地主开明一些，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出身贫寒，家庭生活只能达到一般维持的水平。1947土改时当地政府请示中央和毛主席，经研究定为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相当于中农(当时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住在离我们家乡10里地的杨家沟)。 　　(1997年12月11日) 　　附：李雪林给李瑞环主席的信 　　敬爱的李瑞环同志： 　　随着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资金和科学技术的引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好处，但随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对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忧虑。党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一倾向，并正在采取措施予以扼制，但如何治本而不仅是治表，则值得探讨。 　　最近，从我们家中发现我祖父李鼎铭老先生1943年的一篇没有发表过的遗著，名曰“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大力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说：“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并主张把这种优良传统与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他在文章中有一句非常深刻而精辟的话，即“要使中国马列主义化，必须首先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样才能使亿万人民更普遍更深入地接受马列主义，并用马列主义这一最锐利的武器改造中国。为此，文章还进一步提出必须组织专门力量很好地研究总结中华民族的传统，分清良莠，扬良制莠，并且把优良传统上升到哲学高度，与世界科学的结晶体——马列主义融合在一起。 　　瑞环同志，试想，我们党的领袖人物、各个时期的英雄模范，他们的成长和成就，除了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予以武装和革命实际锻炼外，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是说，他们的成长和成就无不打上民族优良传统的烙印。最近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轰动全国，剧中刘慧芳的形象，正是集我中华民族美德于一身。对人的成长是这样，对我们革命的胜利也是如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民族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结果，在革命的每一进程中也无不打上民族优良传统的烙印，也就是说，没有民族优良传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优良的民族传统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是通过家庭和社会代代承传下来，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把它抽象出来，与马列主义相结合来教育人民。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的前提和原则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早已定下来了，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无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谁也不能完整地说清楚。我们在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当今的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加速探求如何“过河”的问题。我认为大力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不但是当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冲击的根本所在，而且也是解决“中国式”这个问题的重要环节，就是说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民族传统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祖父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中说：“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来的”。他是站在最高层次上谈论这一问题的。对于文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因为我对中国古代史很无知，所以不敢妄加评说，在社会上也有争论。但文章的第三部分即结论部分，是相当深刻而精彩的，望您在百忙之中能抽空仔细阅判。同时，建议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的话，也可转交江泽民总书记一阅。 　　这篇文章，我的父辈们曾拟于1957年公开发表，但因正逢反右派斗争，政治气候不宜，所以搁置下来，以后他们相继去世，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故拖到现在。 　　最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鼎铭先生三儿子李达夫之子，1945年从延安中学调到军委二局(即现在的总参三部)工作，直到1985年7月离休，现住总参第二干休所。 　　上述议论不当之处望予指教。 　　此致敬礼 　　关心党的事业的一名普通党员 　　李雪林 　　1990年12月 　　 李鼎铭哲学思想研究/郭林 曹丕宏主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