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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

李鼎铭

世界上各个民族，或胜或败或存或亡，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天演论家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果如此，则人类和鸟兽昆虫一般，只有听其自生自存自亡自灭而已。我想人类既然是高于一切的动物，当然要有思想，有组织，有斗争，才能生存下去。 　　大概任何一个民族，一定有其从古至今的真正历史传统，保持着这种传统，方能接受外部空间的东西。譬如织布，必须先把经线整理好，然后才能接受纬线，才能织成经纬井然的布匹。假若经线断了，就无法接受纬线，纵然勉强接受，也不过接受一堆不相连贯的乱线，不能成为一个东西。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占世界上四分之一。这种国家一定有其光荣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才能有这种伟大的遗产。但是历史悠久，中间经过很多变化，以致真正的传统，不能保存下来，尤其是清朝以来，被异族征服，思想逐渐趋于自卑和堕落，奋斗意志亦日渐薄弱。所以帝国主义者乘机侵略，主权丧失，几乎不能成国。爱国志士不忍听其灭亡，乃起来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但是三十余年来，内哄外患，没有一日的安宁。其主要原因，就是曲说纷纭。传统既不能确立，空间的接受也无法确定，有说接受英国者，有说接受美国者，亦有说接受德、日等国者，于是中国固有的伟大思想任其否定，民族优良传统任其歪曲和凌辱，而没有中国自己的一定体系了。 　　有些人说：中国之所以腐败，是由于英美等国不平等条约所致。试问英美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又由于什么所致?怎么会施行于中国?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国果能自强不息，没有那些民族败类和国贼，则不平等条约就一点也不会成立，其特权也不可能在中国使用。我今天大胆地说一句话：“中国之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 　　外围科学的结晶究竟是什么?外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神权主义盛行，听有的学说多半是唯心论的传统。十八世纪以来，虽然有些唯物论，但又是机械的固定的，承认必然而不承认偶然的。因此神权主义乘间横行，有时焚毁唯物论书籍，有时囚杀唯物论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唯物论家也有缺点，因为他们不认识物质存在的真理，不知道雷与电子的哲理，他们所讲的只是眼里能看到，手里能捉住的；眼不能看见，手不能捉住的东西他们就不能解释，因此他们仍不能挣脱唯心论的束缚。至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倡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讲明雷与电子的哲理，唯物论才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结晶。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但是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的不同。”中国国情暂且不讲，我先把中国的传统讲一讲。 　　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我先讲第一个传统： 　　(一)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 　　人人都知道，黄帝是中国的祖先。在黄帝时代，汉族和苗黎等族杂处在黄河流域一带，当时苗黎等族常常侵犯汉族。在神农末年，苗黎等族的共主就是蚩尤。相传蚩尤是九黎之君，他纠合各族，大举进攻汉族。当时黄帝为自卫计，乃和蚩尤作战，在史书上看到，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雾，黄帝作指南车以破之。就史书上看来，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事实上并不简单，这是一场民族战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牺牲了多少人物，然后才有涿鹿的一场最后决战。从此以后，汉族在中原才能安居乐业，享受民族自由的幸福。但当时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恐怕不能同汉族一视同仁，所以过去了数百年，中原洪水为灾，苗人又趁机而起侵略汉族。当时民族政策还没有发明，尧甚忧之，派禹率领大兵往征，苗人不服，尧才翻然变计，完全不使用武力。据《尚书》说：“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苗格”。①请大家想一想，这种“文德”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文德能有这样迅速的效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放勋②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抚之，翼之，使自得之。”这就是我们四千年来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竭力帮助，竭力爱护，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他们如果没有力量建立国家，我们还设法辅助，叫他们继承他们的先业，使其能生存自强和繁荣。人情都是一样，我爱他，他不能不爱我。放勋的民族政策是这样，放勋的一切政治都是从“爱”字出发。但是要使全国人都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指没有形成敌对阶级时代或阶级消灭以后)，谈何容易。放勋的根本哲学就是“允执厥中”。中就是元，元就是仁(解在后)，元与仁都是二人合成的，就是说男女二人生育子女，子女与父母是一体所分，当然是互相亲爱的。尧既发明此理，苦于难得继承的人，乃在四岳群臣和全国民众中，设法搜寻，得到一个舜。舜原来是一个农民，他并且做陶业渔业，他所到之处住上一个时期就成了都市。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人人都亲爱他呢?因为他也明白“中”的道理，他亲爱他的父母和弟弟，就把他们都感化过来。所以他推广这种心理，普遍地亲爱民众。尧既使他继承大位，他更有权力普遍地亲爱国人。他传位于禹，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③禹承受这种哲理，一心爱护人民，要为人民除患，所以在治水的时候，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究平了水患，人民才得安居。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尧之所谓爱，能不能说就是不分阶级不分敌我的爱呢?不能这样做出武断的结论。因为尧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原始公社制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社会，甚至还不可能意识到阶级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要求尧在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具有阶级性的爱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他当时提出的爱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若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人，他不但不爱，而且还要惩罚。所以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这三个人，尤其是鲧，都是治水不力，损害人民利益，若再爱他们，就是不爱人民了。他在氏族间公社间和人民中间强调爱也正是强调团结合作和前进。至于以后进入奴隶的封建的乃至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时代，也不是说不要讲爱的传统，而是要把爱限制在革命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内部。我是反对没有阶级性的和不分敌我以至认贼作父的那种“博爱”的，那种出卖人民利益，投降敌人的“爱”，与尧之所谓爱，是毫无相同之处，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 　　尧之提倡孝道，还有另一个意义。他为了要使民族繁衍，必须先使人人都乐于生育子女。但生育子女是一件很痛很累赘的事情，譬如今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人民多半不欲生育子女，甚且有提倡独身主义者，有设法坠胎者，他们的国家虽严令禁止，这种现象终不能免。法国自大革命以后即有四千万人，到现在还是四千万人，这就是由于子女自顾子女的生活，不管父母的生活，父母虽冻饿至死，子女也不在意。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必然把对父母的孝一反而为忤逆；把对人民的爱一反而为仇恨；把人类社会的自然人情都渐渐冷落下去，因此父母对于子女非惟没有亲爱之情，反而视生育子女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尧把人情看得很澈底，所以他提倡孝道，使子女亲爱父母，父母也自然要亲爱子女。数千年来这种传统深入人心，无论怎样穷苦，怎样困难，对于子女总是尽力保养。自以为有了子女则终身有托，甚至死后也有托了。其中间或有不能生育者，则焦急万状；虽螟蛉之子，也要尽心抚养成人。 　　中国数千年来，对公共卫生虽不甚讲究，而自自然然有五六亿人口，就是这种传统的果实。 　　不幸自禹以后成了家天下，废弃了选贤与能的遗风，所以开国之初还知道普爱国人，数世之后，就渐渐荒淫无道，暴疟人民。夏启世袭帝位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奴隶制度社会开端，夏朝四百年后出了一个夏桀，他任性残暴不仁，人民的疾苦达于极点。成汤是当时的诸侯，他不忍坐视人民涂炭，举起义兵，吊民伐罪，把夏桀流放到南巢。他革命成功以后，总结经验发明了一种哲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人类处在这中间，必须要日日进步，与时俱新，才能逐渐发展和生存下去，假若保守成法，不知变动，一定要落后，一定要灭亡。成汤传六百年后，殷纣无道，人民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文王、周公不忍坐视，意欲革命，乃集我国历代之大成，阐明了新的哲理。他就历代传下来的六十四卦，加以说明，名为《周易》，后来孔子又在“周易”上做了“十翼”。从此，我们历代的哲学思想传统才彰明较著，我国古老朴素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也就在此。 　　《周易》开宗明义的第一卦就讲：“乾，元、亨、利、贞。”就是说乾有元亨利贞四德，分言之有四德，若合言之则元中就包括四德。这个乾元是乾卦的中爻，也就是尧舜传下来的道心之“中”，《易传》解为“仁”字。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是人的种子，他从父母二人生来的，他与父母是一体所分，所以亲爱父母是人道的开始，普爱民众是人道的发展。仁字的解释，至秦以后二千余年不甚明瞭。我们现在把草木果实的种子，名为仁子。试把桃仁杏仁剖开一看，都有奇妙的两瓣，它虽然是很细小的东西，但是发展开来，就是桃杏等树的全体。人的种子也是如此，现在生理学家名为细胞，但是盈天地间都是细胞，它们组成的动物，如禽兽虫鱼等各有其性质，各有其形态。人也是细胞组成的，怎么和各种动物不同呢?因为各种细胞部是阴阳两种电子组成的，电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细胞，细胞中的成分各个不同，惟人的细胞是细胞中最优秀的，它是一片纯阳之气。《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所以人的细胞就是乾元，这种细胞系纯阳之气，它有刚健之德。“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又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因为乾元中就含有仁与智的德性，所以说仁也可，说智也可。仁的德性已经说过不再讲了。智的德性，在我国古代的哲学，阐明之处很多，今且就现代的学说讲之：如圭哇里氏说：“细胞是有知识的”，医学家也承认细胞的知识，譬如说肺患结核病，细胞怕它发展，就在结核周围组成一种钙质肉棱阻挡它。由上说来，乾元是有智、仁、勇三种德性，但这三种德性被各个人心中的死生祸福利害得失之种种私情发展成为主观主义，把它掩蔽起来不能发扬。所以舜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蹶中”。《易传》说：“太极生两仪”，又说：“圣人以此洗心”。这就是恐怕人心的危机发展开来，难免在物质以外假借神鬼上帝等名词，以遂它的私心。所以说未有两仪以前就是太极，太极等于无，空空洞洞，无神无鬼，也无上帝，圣人明白这种道理，把心中的一切私情，洗刷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一切从客观出发，乾元的德性就可以发展起来。《易传》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由此看来，德性并不是空洞无物，也不是什么天命和上帝的赐予，它就是乾元的细胞，是人身之所异于其他生物细胞之最主要的东西。 　　但是发展了这种刚健之德，往往不知不觉就走到亢龙有悔的地位，那就会脱离了广大群众成为英雄主义，所以在乾卦的六爻以后，又总结说：“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就是说用乾卦时，看到纯阳的德性是深入群众和群众站在一起，不要露出头角来，那就呈被群众拥护而能得到吉祥。 　　从易的这种最高德性发展为四象，《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使国家经济建设日益繁荣，广大人民物质财产日益丰富，经济生活日益优裕，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易的宇宙观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譬如“山地剥”，就是山在地上，有高有低，有阶级，那就一定要日日剥落，一直剥落到平了为止。反过来就是“地山谦”，就是山藏地下，地在山上，一片平坦景象。所以“谦卦”六爻俱吉。“谦卦”的象词中又指出：“地中有山谦，君子以众多益寡，称物平施”。就是说人类都是平等的，不能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再举一个例子，譬如天地否，是天在上，地在下，天气不下降，地气不上升，那就气候不和，成了风电亢旱的景象，人民的灾难是不堪言状。但到了否卦的五爻，那就否运将要停止，可以准备迎接泰运，但是还没有到了休否的对候，必须要虚心和群众结合，才能得到否极泰来。所以九五爻词说明，“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就是说要休止否运，必须要有大人刚健之德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但有此刚健之德，最怕脱离群众成为英雄主义。所以常常要戒慎恐惧，接受群众的言论，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巩固起来。休否而得到泰运，泰就是“地天泰了”，地气上升到天上，天气下降到地下，那就云行雨施，得到太平景象。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 　　所以献身于革命运动的人，必须与群众站存一起，紧紧依靠群众，使群众的言论能够随时上达，这就是易的宇宙观。 　　文王、周公发明了这种哲学，所以周初的文武成康的政治号称修明，人民还能安居乐业。不幸到了周朝的中叶，中国又大乱。孔子生在此时，他有两种伟大的主张：一为反对内战，他在《易传》上所讲的仁道，对于春秋时代的人物，他不轻易以仁道称许的，只有管仲一人，他才说是一个仁字。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④。因为当时诸侯都是要以兵力征服内地的诸侯，桓公聚会了九次诸侯，完全不用兵力，诸侯们都心悦诚服。管仲的这种辅相之功，不用内战使国内和平统一，孔子甚为满意，称许他是仁者。二为保卫民族，因春秋时北有山戎，西有犬戎，他们都虎视眈眈，心想侵略汉族，犬戎竟然把西周侵略得不能存在迁都到洛阳。楚子问鼎，竟然有主持中国的野心。当时人说，楚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山戎也屡次进犯。幸而出了一个管仲，南征楚国，北伐山戎，汉族才能生存。所以孔子称许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⑤。孔子本想见用于世，行使他的主义。但是当时诸侯都是些功利主义者，不肯用他。所以他到了晚年，又打定主意，发扬民族的传统，他希望汉族能接受这种传统，并能发扬光大，不至被异族消灭。他的主要宗旨如下： 　　一、祖述尧舜：常常神往选贤与能的社会，反对夏以后的家天下。我们现在于《礼运》中还能看到他的一段议论，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⑥这种世事，他名为“大同”之世。至于文武成康，人人称为盛世，他说这不过是一种小康之世。他对小康很不满意，他说小康局面，是家天下以后形成的。“天下为家”是“大道既隐”的结果。他批评小康社会说：“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从他这些话语上看，他的不满意于封建，已经显然流露出来。 　　二、学说以物质为主：他的学说是从物质开始。《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此种学说看来，他认为物质可以决定一切，他是以研究物质为其学说的出发点。但是《大学》一篇，他的弟子们都作传解释，只是格物的传自唐宋以来，就找不到了，所以程子补了一篇传，从他的主观主义出发，就成了佛学上的一种老憎入定的光景。 　　三、讲明仁道：他在《易经》上以仁道解释乾元，他的仁道是道德的根本。但是他对于弟子们解释仁道各个不同，因为各个人的知识程度不能一律，所以他讲得深浅也就没有一定。只有对他最高的弟子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⑦己就是自己的主观主义，必须要把主观主义克服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能发现出客观的真面目，这就是复礼，也就是仁道，人能一切从客观出发，自然能和世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所以他又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 　　四、讲明孝道：他生于春秋时，看到周围异族环而伺之，乘隙而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认为要求得到民族自由和独立，首先要使民族强壮起来。要达到此目的，就应当提倡孝道。现在生理学家说：“人的细胞快乐就会膨胀，愁闷就会缩小。”一个家庭中子女能孝敬父母，父母自然能慈爱子女，上慈下孝，一片和乐景象，细胞就自然会膨胀起来；细胞膨胀，传种自然强壮。他孝道时又说道：“慎终追远”，所以人人觉得有了子孙，不惟本身有靠，祖先也有靠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够实际，但此种说法深入人心，形成全民族的一种风气，自然人人乐意生育，民族也就繁荣了。而且他的讲孝道，并非局限于守着父母，朝夕奉侍，如同后世所讲的那种愚孝。他把天下国家的大事都讲到孝道上，他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临财不廉，非孝也；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我们看他的孝字含义，是如何广泛!假使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个孝字，国家大事哪有办不好的道理。曾子是他门下第一个诚实弟子，他在《孝经》上引述孔子的话说：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奠善于礼。治国者不侮鳏寡，故能得百姓之欢心。这些话都是治国理民的大道理。《孝经》的大意综括来说，就是人生对天下囝家的大事做好了，就是大孝；做不好，就是大不孝。这是孔子曾子师弟传授的真正孝道。 　　孔予的学说我不过大略地写出来一点，他的精微处还希望国人多加研究。 　　到了战国时候，七雄争强，战争之祸日甚一日，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孟子生于此时，他承受孔子的学说，讲明仁义之道，意欲使世主实行仁政，为人民治田立宅，以免战争之祸。当时世主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和弟子们讲明性善之说。但他所讲的性善空空洞洞，言之无物，没有讲到物质上，所以后世多疑惑他的学说，有的说性恶，有的说性有善有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此种学说只有《易经》的乾元，才能得到明确的解释。 　　至于老庄学说，后世儒者说他们是异端，不是圣人的真传。据我看来老庄的学说，虽不十分具体，但他们对于古代的哲学，有许多发明。老子与孔子同时，孔子曾向他学礼。孔子称老子犹龙，可见老子是有刚健之德的，他的《道德经》主要是发明群龙元首的意义。他说：“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他就是常常不为人先，不肯在群众中露出头角来。他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就是教人遇事要以群众的意见为意见。事业成功，不要夸张，不要犯英雄主义，也就是《易经》“谦卦”所说：“劳谦君子万民服也”的道理。他热爱和平，厌恶战争，所以他说：“佳兵者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以道佐入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战争是对国家人民一种极残酷的行为，所以他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他的哲学还是很正确的，只是他生于春秋末年，看到战争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是不会挽回的，他就拿了一个潜龙勿用的主意，隐而不出。他的这种悲观厌世的态度，对国家人民未免太冷淡了。 　　庄子是战国时人，他的《南华经》开宗明义第一篇《逍遥游》，就说明无功无名无己的道理，以后各篇都是阐明这种道理。在《齐物篇》中他说明大小是非，世人纷纷议论一件东西，或者认为大的，或者认为小的，或者认为是的，或者认为非的，这都是各站在各的立场上，从他的主观主义出发，所以大小是非就没有真正的认识了。如果要认识真正的大小是非，他说：“莫若以明”，“以明”是《易经》随卦所讲的哲理，就是彻底克除主观主义，完全从客观出发，这才是真正的灵明。在《秋水篇》内他假河伯和海若的谈话，讲明人在世上不能自多自满，因为人要天天求进步，必须要自己虚心，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倘若自多自满，那就和一个器皿已经装满一样，任何东西再不能装进一点了，并且自多自尊自满，那就是一种功名主义，一定要走到“亢龙有悔”的地位，那就是《易传》所说“贵而无信，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庄子的学说大概如此。 　　从此看来两千年前，我们祖先的传统，包含有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 　　(二)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 　　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六国，统一了全国。当时版图之大，为从古所未有。但是他想把中国变成他的私产，传给他的子孙帝王，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万万世。他又恐怕儒者执往古来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来议论他们，所以他焚书坑儒，根绝乱源，只是医、卜、星相的书，因为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未列入禁忌焚毁。《易经》被视为卜筮之书，故得以存在下来，并且当时风尚卜筮，卜筮的书籍，散布民间较广，人们心中还能记忆，世世代代还能相传，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古代的真正传统，幸而还有这个线索。 　　后来秦至二世。农民揭竿而起，秦就灭亡。秦亡以后，楚汉战争了一个时期，汉高祖消灭项羽，统一中国。经过惠帝、文帝、景帝，还能偃武修文与民休息。到了武帝的时候，他好大喜功，要以武力征服异族，他晚年还妄想长生不老，征求全国方士，到海上求长生不老的药。他又封泰山禅梁父，一时国内骚然，人民的痛苦达于极点。他的思想和秦始皇一样，他觉得始皇纵然焚书，尚不能流传下来一种东西为他们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仅仅秦始皇的焚书，虽然毁灭了有形体的中国真正民族传统，但流传在人心中的无形体的真正民族传统，还是存在着，还足以障碍他们的专制淫威统治。因此他就想出比秦始皇更为毒辣的办法，他一面汇集全国经学典集，一面招聘全国学者诸生实行表彰六经。请大家想一想，当时汉武帝的专制淫威，诸生表彰六经，谁敢违背他的意旨!因此有谓孔壁掘发者，有谓老屋掘发者，亦有谓家传珍藏经典者，一时纷纷献书，以迎合武帝之欢心。彼辈献书之借口，虽各不同，但其出卖真理以争宠于议武帝者则一；且编辑删改伪造曲解之权，又操于汉武帝之手，从此中国真正的民族传统就被埋没了。继之者则是汉武帝表彰六经后的一种为封建统治所服务的唯心哲学和伪造民族传统，汉唐以后二千年来历代帝王无不御用这种学说，以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因此与其说汉武帝是表彰六经，不如说汉武帝是创造了一种独裁统治的哲学。我们今天看的六经，有讲专制的地方，有讲神鬼的地方，也有讲大汉族主义的地方，这就成了一个伪造民族传统，专制独裁和大汉族主义就从这时的表彰六经流传下来的。这种反动学说和今天世界上法西斯独裁者的学说如出一辙。因此今日的中国法西斯野心家仍醉心于这种学说。他们之所谓复古，也就是要回复到汉武帝之表彰六经。现在还有人说：我们祖先的道德文化自汉及唐讲究得更明白了。我不知道这话是指什么说呢?汉唐的书我没有多读过，是指汉武帝的表彰六经呢?或者指马融的《忠经》说呢?我不敢武断。至于唐朝开国的时候，太宗就提倡佛教，到了后来韩愈“原道”，辟老，辟佛，但是他们讲的仁义道德，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没有深刻地研究，也看不出来他的经义何在，他只是要把崇拜老佛的“人其人，灭其书”，当时皇帝假若听信他的话，那就要大大的开一个杀场。但韩愈的学说虽然有些偏见，韩愈的为人却是一个正直之人。我今天向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请教两句话，我们处在今日民主的呼声下，还是接受我们二千年前自由平等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汉唐以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呢? 　　(三)结论 　　从以上的简单论点来看，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有其根本不同的两个体系。一个是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和群众观点的唯物体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真正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与遗产；另一个是从精神出发的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唯心体系，这乃是一种腐败堕落极其反动的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历史上的一种最大危害与创痕。总结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两种不同哲理与传统的相互残酷斗争的一部历史。 　　可惜历代的统治者、野心家及其学者，他们从一己之私利出发，故意制造邪说，歪曲真理，曲解真正传统而代之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逆潮。为了稳固其统治权威，不惜假借真正传统作为其统治人民之工具者有之；甚至凭借其虎威，武力摧残，焚书坑儒，以彻底毁灭中国民族数千年来固有之真正传统者有之。经过这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歪曲摧毁与破坏，因此自汉唐以后，我们民族的精深哲理与高尚传统，就几乎湮没无闻了，失传者不知凡几。历代虽有一些正派学者，亦曾企图掘发古往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本来面目，但为时代环境所限，亦鲜有成就者，以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多未能再见古哲之真面目。若再拖延下去，后人识古者愈稀，愈不能识别与整理古哲之真髓，则中国民族之真正传统，恐有永绝于世的危险。果如是将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最大遗憾。 　　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而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固有源泉，是使中国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因此今日的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继承这个遗产。掘发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能够勇敢担负以至出色完成这个历史责任的，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古代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它是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它。另外中国汉唐以后之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是集中国专制独裁封建社会的大成，是一切落后、倒退、反动、灭亡的传统，它的方向是今日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它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窝巢。因此今日之中国法西斯野心家就竭力赞扬这个传统，他们企图用这个传统把中国拖向后退，使中国倒退到专制独裁封建社会的陷坑，这是为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容许的方向。如果我们善于区别这两个传统，善于以第一个传统来团结全国民和各民族的思想意志和力量，则第二个传统的后代们是徒劳无益的，正如全国人民必然战胜少数法西斯独裁者一样，第一个传统也必然会彻底战胜第二个传统。但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长期斗争过程，需要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和社会主义者担负起这个历史上的也是今日思想战线上的光荣斗争任务来。 　　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以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我不是提倡复古，不是要把中国古老的东西不分良莠都搬出来使用，因为这是一种毒害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的罪恶行为，深为我所鄙弃。我的认识是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经过数千年来野心家的伪造，其中良莠相杂不分久矣，我们必须善于分辨良莠。尚论古哲必须抱客观态度与批判精神，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真伪。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代者。经过这种客观研究和辨证，得出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真正传统的最后结论，然后发展之、充实之，则中国民族非但可以团结一致，在思想上行动中统一起来，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其伟大的创造力。这并不是复古，而是创造与建设将来新社会的必经之途。 　　但是发现与整理中国古代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区别中国古代唯心体系与唯物体系中两种不同学说，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今天我仅仅提出一个简单的哲学线索(还不是完全体系)，是非常不够的，不过于此可以看到中国唯物哲学与民族传统的一点光芒。要整理中国精深哲学与高尚传统，绝非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可得其全貌。愿古哲饱学之士及很多青年学者搜罗中国数千年的各家学说及民族英勇斗争史实，抱持客观虚心的态度，用唯物主义的批判观点，加以集体地广泛地细心地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唯物论就是中国哲学的中朴素面目，因为唯物论就是中国哲学的正统思想。 　　我提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来的，尤其今日处在国际高唱民主政治及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现阶段上，这一命题更有其重要性。一切思想上的分歧，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家的建设，国际地位的提高等问题，都必须在这一问题解决后，才能够更好、更顺利地解决。今天有人企图攫取中国古往哲学与民族传统，作为法西斯反动独裁统治的御用品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这当然是极其无耻的尝试，必然要遭受全国人民的唾弃。另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及古老的民族传统都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于是无条件地搬运外国教条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极端不妥当的态度和作法。我常说：“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蓝图”。 　　我认为西欧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是马列主义，而中国哲学的最高结晶亦是唯物论体系，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我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与探讨唯物论的马列主义，深信这种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抛开中国民族传统，而言实行马列主义，就将会适得其反。我以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因此我深信，如果以中国古代精深哲学的唯物体系来解释与介绍马列主义，则马列主义就更能深入中国人心，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与信任，更能大大促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学者们迅速统一思想和提高觉悟。那时任何人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对中国民族传统的行为，将为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武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一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思想，正是掌握了这种规律的一个具体证明。因此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就是为了以中国的哲学体系来更好地介绍马列主义及其进步学说，以达正确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我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我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识很浅薄，尤其对于唯物论的马列主义进步学说更缺乏研究，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提出这一问题，一定有许多谬讹的地方，希望全国明哲及进步青年学者多加批评和指导，更愿与国人互相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研究，期能得出最后结论，则对我国家民族亦不为无益也。 　　1943年撰于延安 　　①《尚书·大禹谟》。 　　②尧名。 　　③《尚书·大禹谟》。 　　④《论语·宪问》。 　　⑤《论语·宪问》。 　　⑥《礼记·礼运》。 　　⑦《论语·颜渊》。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