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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延安时期林伯渠处理人际关系的领导艺术

杨丽娟

林伯渠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延安时期，他是中共西北局常委、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和政府主席。由于在高层领导岗位工作，接触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加之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考验，领导经验十分丰富，因而他在沟通协调党内外、政内外和处理党政军民及海内外诸多人际关系方面的领导艺术堪称典范，值得人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 　　融情入理重教育 　　理性和情感是革命家处理人际关系时难以把握的一对矛盾。只讲理性不讲情感，或者把某些本来正确的道理和原则推向极端，难免会把它们变成生硬的教条，这容易使革命队伍缺少一种亲切和活力；反过来，如果以丧失理性原则为代价，一味讲求情感的融洽，或者用情绪化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同样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林伯渠十分重视革命队伍内部的和谐融通。他曾多次讲过：在革命队伍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岗位，职务不同，都是战友关系，要水乳交融，互不脱节”。他也常用“对人要有慈祥剀切之心”来自勉。因为革命队伍内部的这种战友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之上的，对于革命事业是否有利是林伯渠衡量和处理革命队伍内部人际关系的根本标尺。当然，高度的原则性并未冲淡林老对革命同志的“情”。长期的军旅生活，使林伯渠深深懂得情感在融合革命队伍内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对每一位革命同志，他都用自己一颗热忱的心去关心他们，教育他们，体现出革命队伍里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出现了如何对待犯错误同志的问题。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政治，只有政治立场坚定，方向正确，才能克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番融情入理的谈话，使原来紧张的会议气氛一下子缓和了，犯错误同志也深深感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信赖。毛泽东在会上称赞林伯渠的讲话是顾大局的。 　　林老每次同国民党谈判回来，都要将自己带回的书籍和文具，分送一些给同志们，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和工作。他还经常节约自己微薄的生活费购买一些生活用品送给有困难的同志，尤其是有孩子的父母。 　　1945年2月初，边区政府办公厅为机关食堂宋泽宽、左士木、禅怀新等三位60岁以上的老炊事员祝寿，林伯渠亲自致祝寿词，对三位寿翁在大灶所起的带头作用，在节约、卫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对炊事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大加赞扬。三位老同志激动不已，更加感受到了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还有一次，林伯渠在理发时，从言谈中发现这个理发员对工作不够安心，他就用机器和螺丝钉的关系作比喻，说明每一项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个人搞好本职工作，都是对革命的贡献。经过林伯渠几次耐心的谈话，终于使这位同志认识到自己错了，振作精神，以轻松愉快的心情投入理发工作。 　　毫无疑义，理性和情感是一对矛盾。但在林伯渠看来它并非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对同志的深情厚谊，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很自然而熟练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融情入理的教育。以情动人，理在其中，从而化解了不少矛盾，有效地协调了革命队伍内部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上下和谐、干群相互理解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融情入理的教育方式，正是林伯渠处理革命队伍内部同志关系的魅力所在，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具体体现， 　　党政协调讲团结 　　延安时期，林伯渠经常教育广大干部说：一个领导者应具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只有党政军民相亲如手足，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才能坚决而有效地打击当前的敌人”。因此，正确处理党、政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工作协调，配合默契，团结一致，就成为林伯渠协调党、政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实现这一目标中，林伯渠处理党政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领导才能与领导艺术堪为模范。 　　首先，尊重上级，以理行事。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中十分重视党的领导。他常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的边区。”共产党员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何处工作，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政府机关设立共产党党团，受同级党委员会的领导”，他要求在边区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西北局的领导。 　　在延安，林伯渠虽为革命元老，但他从不以在党内德高望重而自矜，对西北局及主持西北局工作的年轻同志都非常尊重，模范地处理了与西北局的关系。西北局每次开会，他都拄着拐杖按时参加，西北局作出决定，他都坚决执行。对边区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哪些应事先经过西北局讨论后再提交政府讨论通过，哪些文件应经过西北局领导审阅后发布，他都掌握得十分妥当，一再强调要按原则办，不许拖延，不得背离。 　　其次，党纪协调，抵制分裂。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纪的约束与协调功能，坚决反对分裂与帮派主义。1942年9月，李维汉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但康生蛮横无理，不让李维汉阅读中央电报。林伯渠严格遵守党纪党规，抵制了这个荒谬决定。每当收发电报，他总要问一句：“罗迈(李维汉的化名)秘书长看了没有?”在他的坚持下，康生的阴谋没有得逞。 　　再次，政纪协调，磋商互助。对于政府内部出现的一些矛盾，他总是采用磋商协调的办法解决，而不武断专行。1942年2至6月间，林伯渠为解决保安处过分强调工作特殊和法院工作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先后和有关负责同志个别谈话不下二十次，直至当事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为了更好地协调政府内部的同志关系，林伯渠主持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作为政府内部沟通的基本准则。他强调，革命同志要劝善规过，切磋琢磨，互相帮助，善与人同，不存成见，不意气用事，不一意孤行，不一味迁就，不互相包庇，不同流合污。从此我们不难看出，林伯渠用以处理党政关系的“理”，就是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他在协调党政各方面关系中，坚持按党的原则、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办事。在他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党政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互相尊重的优良作风。 　　拥军爱民善交往 　　林伯渠在延安时期，十分重视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社区关系。他以自己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行动和善于交往的领导艺术，使群众与政府之间，人民与军队之间，建立起了血肉和鱼水关系。在这方面，林伯渠从四个层面开展了工作。 　　第一，塑造为群众服务的形象，深入联系。形象是本质的展开，在许多场合中，形象是协调人际关系，取得满意人际效果的重要因素。延安时期，林伯渠从不以自己的身份而自居，总是视自己为人民中的一员。他经常束根布条，拄着拐杖赴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百姓的疾苦。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林伯渠正是以他为党为民工作的坚实行动，塑造了他所要求的“名实相符的人民勤务员”的公仆形象。“白胡子老头林主席”成为边区百姓的爱称，也成为团结人、凝聚人一道前进的象征。 　　第二，拓宽沟通渠道，取得多方联系。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政府领导人只有确立“便民，利民，为民”观念，才能实现政府与边区民众间的有机沟通和迅速准确的信息反馈。延安时期，林伯渠对这种沟通非常重视，他总是不辞辛苦，利用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等机会，宣讲政策、嘘寒问暖，及时沟通政府和军民间的关系。 　　第三，举办公开、高效的政府礼仪活动，密切军民关系。1943年春节，在林伯渠亲自推动下开展了较有声势的拥军优抗与拥政爱民运动。春节前，边区政府就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拨款62000多元，由林伯渠等率团慰问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2月17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南泥湾、金盆湾，对连队、部队工厂、家庭合作社进行慰问。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20日又举办了隆重的检阅军队和拥政爱民大会。从此，“双拥”活动即成了根据地各级政府与军民的光荣传统。不仅平日强调拥政爱民、优军优抗，每逢节日，彼此还要举行热烈的慰问活动，有效地协调军民关系和边区内部整体的人际关系。 　　第四，利用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先进，创造和谐气氛。林伯渠经常为《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新中华报》撰文，歌颂边区新人新事。他在安塞农村调查时发现，移民肯吃大苦，二区宝家湾有个好镢头手吴寿德，靠一把镢头挖了一百亩熟地和十亩生荒，他便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吴寿德的“镢头精神”。 　　林伯渠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边区广大军民中塑造了政府的良好形象，建立了政府依靠人民，人民支持政府，军爱民，民拥军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每年新春佳节，各地的群众都要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去给他拜年。1945年春节，延安市代表和300多人的大型秧歌队，热火朝天地前去拜年，并献上写着“人民政府”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红旗，这正是对林伯渠拥军爱民工作成绩的最高赞誉。 　　开诚尚谊求共识 　　共识，是沟通人际关系的重要桥梁。一旦拥有共识，便能够稳固持久地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林伯渠在处理同民主人士关系中突出地体现出这一特点。他认为，要想求得与党外人士的共识，需要有“三心”。 　　一要有诚心。忠诚无私，是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本色。无论是革命同志还是革命的同盟者，林伯渠都以诚相待，肝胆相照。1942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对政权机构的职权、税收负担、基层干部的作风等问题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其中有些观点不全面甚至不对头。为了统一认识，求得共识，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林伯渠反复同他们谈心，全面介绍情况，说明党的政策。李鼎铭身体不好，林伯渠就经常到他家里看望，促膝谈心，直到他正确理解。正是林伯渠的一片诚心，使党外人士在与边区政府合作共事中，逐渐协调了步伐，求得了革命共识，并深深感受到了边区政府的温暖。正如李鼎铭所说：“我身为党外人士，在边区政府工作，并未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信任和尊重”的。由此可见，林伯渠所倡导的以诚相待是处理与党外人士关系的关键所在。 　　二要细心。林伯渠指出，与中间人士合作中出现争论时，“务必要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在会议上争论问题。共产党员在同党外人士共事中，必须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交会议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这样不但不易解决分歧，而且往往还会形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正是由于林伯渠坚持细心工作的原则，边区政府在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都能在良好的气氛中议事商讨，从而加深了党外人士同边区政府的友好关系，促进了边区政府各项工作的有效展开。 　　三要同心。同心同德、堪称人际交往中的佳境。林伯渠和著名教育家杜斌丞的交往，就是典型的范例。林、杜二人交谊颇久，他对杜斌丞在政治上十分关心，多方帮助。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以后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他俩由于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自然有不同的侧重点。林伯渠作为一名革命领导者，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使其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作为教育家的杜斌丞则对社会知识有着透彻的认识。他们正是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得以共同提高，达到了同心同德，互相尊重的佳境。杜斌丞曾感慨地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伯渠是他的“良师益友”和知音。 　　正因为林伯渠非常重视上述“三心”的作用，才取得了同民主人士的革命共识，加深了民主人士同边区政府的关系，同时，也赢得了民主人士对他的尊敬。“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为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愿意找他谈谈”。有许多人还与他成了莫逆之交。 　　灵活多样重方式 　　林伯渠强调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同时也很注重交往方式。他常说，要把工作做好，有赖于好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归纳起来，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灵活性。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林伯渠总是因人而异地采取灵活多样的交际方式。诚实，使人们乐与他交往。如他在早晚散步之际，常用一口流利的陕北话和老乡攀谈，把群众的一些想法、意见很快就摸到手。在重庆谈判期间，林伯渠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监视，利用出席宴会、参加集会、接受采访、拜会好友等各种机会，广交朋友。他和黄炎培、沈钧儒等爱国人士，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名流来往甚密；与青年党的左舜生、国民党的张君励等时有来往；还与爱泼斯坦、邱玛丽、斯坦因等外国记者广泛接触。同时利用在重庆的机会，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他招待和拜访英美驻华使节和著名人士，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等等。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交际方式，为我党团结了一大批友好人士，加强了革命统一战线。 　　其二，多样性。在日常生活中，林伯渠十分注意利用纪念会、祝寿会、追悼会、检阅军队、劳模大会、书信往来等多种形式，与各方面人士交往、联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9月，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人筹建的“怀安诗社”，以诗会友，酬唱赠答，互相勉励，蔚然成风。诗社历时8年，收集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篇章，同时也团结了许多党外人士。在政府工作中，林伯渠提倡边区政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采取个别谈心，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总结经验教训，并形成制度，坚持下来。连李鼎铭、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都称赞政府这种民主协商作风。 　　其三，方法上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林伯渠在灵活多样地处理人际关系时，牢记着革命的原则性。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尤为突出的是“关于土地使用权”之争。1945年3月5日，李鼎铭主持一次政务会，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对“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这一条，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认为如不这样就不会吸引大家来投资；贺连城主张“有限制地使用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不妥，因为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林伯渠知道这件事后，不是只顾保持和民主人士的融洽关系而放弃革命原则。他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后，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事后，经过林伯渠多次做思想工作，得到了李鼎铭等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因为林伯渠能把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统一，才使我党既未丢掉革命原则，又未损害和民主人士的友好关系。 　　总之，延安时期，林伯渠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从深层次上讲，革命队伍内部的人际关系，体现了革命的阶级关系，林伯渠也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把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内涵。正是因为他发挥了融情入理、协调共处，拥军爱民、开诚尚谊、灵活多样的领导艺术，进一步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威望，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吸引了许多积极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民主人士，巩固了革命政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回顾总结林伯渠在延安时期的领导艺术，对于现阶段我党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