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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

林伯渠

(1938年7月7日) 　　陕甘宁边区(157)政府及其所统辖之县、区、乡各级政府，在中国算是首先试行真正普选的民主制度的政府，也可以说是首先依照孙中山先生手定的宪政政制建立地方自治的模范区。今天边区政府之一切行政措施及建设事业，所以被全国人民目为抗日的模范区域之一，显然不是偶然的。兹分述之。 　　一、沿革 　　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1930年即已在中共领导之下，开始建立苏维埃和红军。1935年秋会合了由鄂豫皖经陕南而达陕北之红二十五军(158)，是年冬，复有由江西北上抗日之红军主力——第一方面军(159)汇合于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83)。至西安事变(160)前夜，有辖地18个县(旧县界)，125个区，人口约95万。境界则东起黄河，西止固原。南达淳化、枸邑，北迄横山以至神府，面积约30万方里有奇。 　　中共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161)发生后，目击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我民族国家的灭种亡国的危机，即提出了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呼吁“停战”“抗日”的号召。1935年又发出有名的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畛域、不分宗教信仰结成一致的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16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时，中共曾电陈五项建议和四项保证(163)，以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国共两党之重新合作。“七七事变”(153)的前夜，中共负责代表在庐山谒蒋委员长(59)共商救国大计时，蒋委员长当时曾指明三点，即：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改为普选的民主制度的边区政府，并由中共方面推举边区政府负责人员名单，由中央政府加委；三、中共发表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宣言(164)后，蒋委员长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从这个历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今天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所以由苏维埃制度改为民主制度及一切政策设施，更合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又复早得到蒋委员长的允准，同时也是本着中共历来的“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无疑属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政府，这是很明白的事，也是无容争辩的问题。 　　二、边区政府做了什么 　　第一，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权利。 　　边区自去年6月间召集了边区人民代表成立议会，选举了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后，即从事由下而上的经过普选的民主，由选民投票选举了各级政府的负责人(乡长、区长、县长)。一年来，对少数不称职的行政人员，也实行了选民的罢免权，由选民提出弹劾，予以撤换。其余一切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如民众抗敌后援会、西北青年救国会、职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和合作社之类的组织，均一律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赋予人民以选任和罢免之权。 　　在边区内，国民党派有特派员，共产党尽一切可能帮助建立边区各县国民党的县区各级党部。由此可见，边区不但实行了普选的民主制度，同时也成为抗日的各党各派精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验区。 　　在行政系统内及一切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中，均以“廉洁”“尽职”的原则为选任和鉴别干部的标准。边区一切行政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从最高负责人至下层工作人员，都是领着等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薪水，克己奉公为民众倡导。对公众财政的出纳，设有由民主选出的审核委员会的组织，担任经理财政的机关和负责人须按时向自己所属的群众公布报销，同时审核委员会也有随时调阅财政机关账目之权。经过这种完全民主的办法，的确营私舞弊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即使偶然有个别的贪污的事情发现，群众很快就可以发觉，毫不客气地和他斗争，追回贪污的钱，罢免贪污分子的工作，立即重新选任更好的人员来管理。 　　第二，热烈的抗战动员。 　　因为边区近百万的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改变了他们以往对政治问题冷淡、对国家政权仇视的态度。在全面抗战的今天，他们用最关心的态度来注意每一政治事件的发展和各级政府对于他们利益的维护。换句话说，边区人民已经认识了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当政府每一政治动员和号召发出之后，他们总是以极大的热忱来回答的。如去年“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全边区人民经过各种动员的方式很快就了解并接受了政府抗战救国的一切解释和动员令，在很短时间内，各界各职业的救国团体——职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商会、妇女协会、自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全用突击的精神加以整理，并健强其工作。特别是当太原失守时，沿河人民热烈地帮助守军完成河防工事，动员壮丁上前方补充八路军，以及踊跃地加入地方的武装组织——自卫军、少先队，参加地方戒严，肃清汉奸敌探……等工作，处处都表示他们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动和配合全国的抗战工作，以实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光荣任务的。 　　第三，相当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在经济动员方面，也因为边区人民政治认识的提高，而且已经照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政纲，使劳动农民都获得了土地，因此，改变了他们过去对劳动的态度。他们认识了今天的劳动不是像从前一样，只是替剥削者造幸福，而自己却劳而无获。正是如此，他们更认识了要保障已得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只有首先打倒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因此，他们在政府领导之下，更积极地加紧后方的动员工作，以配合前方将士的英勇抗战。 　　这种高度的抗战情绪，更表现于边区各种生产事业中。边区的生产，当然是以农业为主，在地瘠粮缺的地区，增加粮食生产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事。一年来，边区政府在禁种罂粟的运动中，即已增加种植稻麦的耕地面积约占“川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至由于农民获得土地而改变了劳动态度，提高了劳动热忱，因而加量的施放肥料，勤奋的耕耘、刈草与灌溉的结果；同时政府方面又实行代购耕牛、农具、种子，帮助贫苦农民和抗日军人家属广泛地开荒种树，奖励努力生产的政策，也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1936年比1930年的秋收量，约增加20%到50%。这对于边区因日渐增加人口所增加的食粮供给，是有重大意义的。 　　边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规模较大的而且于国防上非常重要的延长煤油矿，有四五百个工人，除依靠原有那点已锈坏不堪的抽油机和熬油锅外，全系用人力在工作着，曾经有一个时期，日出四五百斤糙油，然而因资金缺乏亦无法扩大生产。这在抗战的今日，是一件值得国人注意的事。 　　盐池的池盐，无定河流域的晒盐，遍于陕北的煤矿及牛羊皮革，定边、盐池的枸杞、甘草……等，年来也在边区政府积极发展和奖励生产之下，提高了产量，如不是因交通过分梗塞，这些生产品将足以供西北以至全国许多地方之用。 　　边区政府为了有计划的改善人民的生活，除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之外，还努力发展着合作社运动，如农村贷款合作社，已有基金20万元(上述代购耕牛、农具、种子的费用即出于此)。由人民自愿集股组织的消费合作社，也有突飞猛进之势。至最近为止，全边区已有消费合作社大小共155个，股金总数已达79470元，包括社员8万人之多，生产合作社虽然较少，然而由于边区政府积极帮助扶植，也在日益发展中。现在延安市已有缝被服、制鞋、木料、瓷器、制糖等各种生产合作社，最初出品虽然粗劣，然而进步之快却出乎意外。如有一木料工厂，开始仅由3个木匠工人发起，向合作社借去基金120元，经过4个月后，基金即已扩充到934元，超过原有基金4倍。由此可见，边区人民从自己提高了对劳动的热忱和努力从事于合作社运动中，不但有效地抵制了奸商的垄断居奇，同时也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生活。 　　建设厅为了建设国防公路，或发展边区交通事业，虽然处在财政拮据的条件下，也动员边区人力物力完成了咸榆公路之延(延安)绥(绥德)段的开筑。 　　第四，实施抗战教育。 　　在教育方面，边区可说是我国实施抗战教育最早的地区。年来因边区政府在教育方面，能以抗战教育为中心，且力求适合战争的环境，提出“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配合”，以及选择课材时“少而精”的教育方针，一方面提高了学员们“求知”的浓烈兴趣，另方面也就收到了“速学易成”的效果。抗日军政大学(165)、陕北公学(166)、鲁迅艺术学院(167)……等学校，年来培养了成千成万的有用的抗战干部，以供各地抗战救国工作的需要。 　　教育厅为了有计划的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文化事业，差不多已在全边区的每一个乡建立了一所小学，或者一所俱乐部。为了提供全边区的小学教师，并举办了一所鲁迅师范，现在鲁迅师范经常能招收400学生，分为8个班。去年边区教育厅利用农暇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冬学运动，结果由于鲁迅师范学员的积极努力，与边区人民自觉求知的情绪，冬学运动收到很好的成绩。如原来计划只成立冬学400所，结果成立了600所。鲁迅师范为了足够的供给冬学运动的教员，还添办了一次冬学教员训练班。冬学运动，一时普遍地出现于每一穷乡僻壤的村庄。 　　因为冬学运动采取了教育与行政打成一片的方针，不但各区乡政府大力帮助与扶植了冬学运动的发展，而政府的各种动员工作也因为冬学教师的深入乡村，取得了工作上的配合，而使政府的每一动员都收到应有的成效。 　　新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在边区虽然不是发明的地方，而且推行也较上海、北平等地为迟，然而一开始便获得政府方面赞助的，却首推边区了。正因如此，边区的许多小学生，大多能以新文字来写信记事了，在边区的文化运动中新文字之于方块汉字，却有了“后来居上”之势。当然，边区青年和人民除学容易学会的新文字，以迅速提高文化程度和供实际应用外，同时也学习中国的旧文字。 　　此外，边区的教育从去年冬学运动以后，已建立普遍的平等教育制度，凡不识字之成年男女，或已及龄的幼童，均须入乡村小学和补习小学，期于短期内消灭文盲。因为教师全是义务工作，且有政府资助，故一般的都办到了免收学费。前之“不得校门而入”的穷苦人民，现在也一样的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了。 　　第五，人民有了自卫力量。 　　边区人民的武装自卫工作，可说有了很久的基础，现在他们更知道国家到了这样危险的地步，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所以他们都懂得必须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担荷抗战卫国的责任。 　　边区自卫军的成员，是规定凡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青年壮丁，不分男女，除了在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群众团体的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学校教员和缠脚妇女，残废患疾者外，一律经过政治动员相当了解必须武装自卫的意义后，并取得本人的自愿才加入的。按照正规军的三三制编制，利用农暇或雨天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的课目，注重实战教练(如装退子弹、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物，测量距离、赛跑、爬山、田径赛之类的动作)，教员多由各级政府的军事部人员担任，并在平时归其指挥(全边区则统归边区保安司令指挥)。对其中受训较久，体力较强的自卫队员，则另组织自卫队的模范营连，施以定期的(一星期或一月)集中训练，予以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打野营等的实习训练。凡经过了这种训练的，补充到八路军(168)和其他军队去，便可当成熟练战士调用，在地方上也可随时调度以应紧急事件，战争发生时即可成为游击队。在这种模范自卫队内还有一部分较好武器，如步枪、驳壳枪、手榴弹之类。 　　地方戒严、路口盘查和缉捕汉奸敌探的工作，自卫军是负了极大的责任。 　　第六，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边区人民过去即有优待红军家属的制度，在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战的今天，为了动员一切壮丁自愿地抛妻别子，上前线去与敌人拼命，使前线战士安心杀敌，在边区民政厅的领导之下，开展了极广泛的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本身的工作，便规定每星期六的下半天为义务劳动日。在这天，凡边区的政府人员，学校师生，一切未上前线的壮丁，及愿意参加的男女小孩，按照各人的劳动技能，编为各种义务劳动队，如耕田队，帮助“抗属”进行耕种的劳作，杂役队，帮助“抗属”扫地喂牲畜或挑水煮饭洗衣……等，妇女生产学习小组，则是教授“抗属”妇女学习耕田、缝纫……等生产技能，甚至砍柴、捡粪，无论大小时期都不怕没有人帮忙。 　　“抗属”如有困难，或缺粮少盐生病婚丧等事，区乡政府还可临时动员民众或举行捐募以解决之。消费合作社出卖物品给“抗属”时，一律照价九折，并与股员同等享受购买的优先权。 　　区乡政府除了经常派人向“抗属”慰问外，有时还单独召集“抗属”举行晚会及聚餐。在晚会上，报告前线的胜利消息及战士们的生活情形，并帮助写家信，由公家付邮票钱。在平时的集会或演戏剧时，多让“抗属”坐前排等。 　　第七，组训青年和妇女积极参加抗战工作。 　　边区内的一切工作中都证明发动青年积极性的重要，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件工作不是依靠青年积极向上和勇于任事的精神而能获得成效的。因此，边区政府经过西北青年救国的各种组织进行了适合青年要求的政治训练，提高青年的民族觉悟，养成青年的集团生活，给青年以军事知识的教育和军事技能的训练。一年来，边区一切为抗战救国的动员工作，充分的反映着青年的积极作用。 　　至于妇女工作，边区政府根据妇女的特殊环境与要求，把全边区妇女组织在妇女协会之下，使她们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和参政的权利。特别是“抗属”妇女，在整个妇女运动中起着模范的作用，她们不但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英勇上前线杀敌，自己也往往就是后方增加生产的模范。 　　边区政府为了给“抗属”妇女中的进步分子以更高的教育，形成为妇运工作的中心骨干，还开办了抗战军人家属学校一所，现已有学生200余人。 　　的确，经过了这种政治的社会动员工作后，不但改变人民“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还引起了一般人羡慕“抗属”光荣的心理，大大地巩固了前方抗战将士的情绪，提高了抗战部队的战斗力，逃亡现象更因之大为减少。 　　这些不过是荦荦大者，至于其他发展文化事业，建立民众医院……等问题，亦均次第举办。 　　三、对误解和造谣者的答复 　　现在有极少数顽固分子，有意歪曲事实，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谰言，以挑拨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察其用心，不外是想给这个坚决抗日的模范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以污蔑和破坏，达到其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效忠于倭寇的目的。这些少数顽固分子所借以为口舌的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污蔑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 　　这种污蔑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的谰言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边区的形成，不但是本着中共“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不但符合于孙中山先生手定的宪政政制，而且是经过蒋委员长指示和批准的。至于它实现了在中国最进步的普选民主制度，使全边区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而大大的提高了参加抗战的热忱，这正证明边区政制进步的模范作用。我们希望在全国都能实行这种真正民主的制度，这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169)的最好的保证。 　　第二，以中央政府尚未加委，谓边区政府的不合法。 　　在边区内人民大多数的意志，皆以边区政府是经过自下而上的人民普选产生的，自然为全边区95万人民所拥护爱戴，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中央政府加委一节，原则上中央政府最高负责者曾经再三核准，只以物色主席人选问题(170)等，致牵延了时日，这也不过是中国政府行政所常见的事情。当然我们足希望中央政府能从速解决，而且是可以从速解决的。 　　第三，所谓“两个县长”。 　　在西安事变前，本来有好些县全为苏维埃统治区，有些县仅剩一个县城，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这些县已划为八路军的防区，因此，原有的县长既未调走，而苏维埃政府又已改制为县政府，且多已迁城内办公，致发生所谓“一县两长”的事情。其实这是少数县份的临时枝节现象。我们过去因每日等候中央政府对边区问题明令的发表，所以未便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只要中央政府对边区问题明令一发表，便可立即合理解决。 　　第四，所谓“苛捐杂税”。 　　事实上，边区政府恰是取消了苛捐杂税，当然并不是取消了“一切捐税”。因此，有少数破坏分子专门以“边区还有苛捐杂税”的话，来挑拨边区人民与政府的感情，这完全是无耻的谰言。边区政府为了解穷苦人民的负担，豁免了不少种数加于贫苦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而代之以“有钱出钱”的合理的累进税则，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至于人民因为得到了政治的经济的利益而自愿的缴纳救国公粮，这正是证明边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决不是苛捐杂税可比。 　　第五，谁鼓动“阶级斗争”。 　　自边区政府依普选的民主制度改选以后，边区政府已允许以前土地革命时逃走的地主富农回原籍居住，边区政府并公布了回籍的地主富农一律照平分土地的比例由政府按人口给以劳动份地的法令。这种办法，当然是最公平的。然而有少数的破坏分子，却以为这是继续“阶级斗争”，挑拨回籍的地主要索回原有土地，恢复封建剥削。这些分子的方法，恰倒是有意在鼓动“阶级斗争”，破坏抗日后方的秩序。 　　四、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呼吁的几点意见 　　第一，事实证明，只要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就是像边区这样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区域，也能发挥这样广大的抗战力量。因此，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及全国人民对边区政府应给以鼓励，并希望能以边区现行政制为榜样，次第推行全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竭诚欢迎各地政府和人民团体派代表来边区参观，并愿接受各方善意的批评，和交换在抗战动员方面的许多宝贵经验。 　　第二，建议中央政府从速解决主席人选的问题，并依法加委。 　　第三，边区有丰富的物产，尤富于军事工业原料的宝藏，在抗战建国的今天，我们竭诚欢迎海外侨胞国内巨富投资开采。 　　第四，边区地广人稀，耕地广阔，希望中央政府及各救济团体，资助难民同胞到边区进行开垦事业。 　　第五，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对边区的文化事业、经济建设事业多方予以人力、物力的援助，俾边区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担负起西北国防的一部分重任。 　　根据1938年7月7日汉口《新华日报》所载刊印。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