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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在北伐和反对蒋汪的斗争中 |
| 《林伯渠传》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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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军 出 征
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方国民军在奉军和直、鲁联军的进攻下，撤离北京，退守南口。冯王祥赴苏，段祺瑞下野，北京政权重新落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中。在南方，湖南唐生智被直系军阀叶开鑫等赶出岳州和长沙，退至衡阳。稍后，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划下，直系、奉系等军阀又在天津、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扫除所谓“南北二赤”：在北方联合阎锡山消灭国民军；在南方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湘，围攻广东、广西。
面对着这种形势，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遂决定北伐。五月间，首先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及李宗仁第七军入湘，援助唐生智。六月，又决定将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稍后，蒋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同时，邓演达还邀请林伯渠等各军党代表和周恩来、恽代英、陈公博等人参加，主持召开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邓演达根据周恩来的推荐，并吸收了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朱代杰、章伯钧、李合林、李一氓等到总政治部工作。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和出征动员令，国民革命军总部和一、二、三、六各军即大举入湘。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林伯渠随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参加北伐。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因六军一直作为预备队，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整顿各师的政治部。在行军途中，他还多次召开军民联欢会或各界谈话会，发表演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监督部队财务开支，过问部队经理处的工作，处理违反军纪的士兵，反对师、团长侵吞军饷。这些，对进一步提高六军的政治素质，改善军民关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部分军官和程潜本人的不满，以至后来竟出现了迫使林伯渠一度离开六军的插曲。
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底定全湘，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进至武昌城下。就在北伐军开始围攻武汉，六军奉命重返通城警戒江西之敌的途中，六军经理处党代表贺澍，将李某寄公款给程潜在上海的家属的事，报告了林伯渠。九月一日，程潜在林伯渠处发现贺的报告，大为嗔怒，当即要将贺澍撤职，“并谓唆使人毁坏其的名誉”，遂与林伯渠发生了“语言冲突”。因与程潜“意见相左”，第二天，林伯渠给程潜留一便简，便去了长沙。
九月七日，林伯渠抵达长沙，将此事报告了李维汉、颜昌颐、夏曦等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并同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顾全大局，暂以请病假为名，等候程潜态度的变化，如程潜诚恳地请林伯渠回去，则再回六军。当日，中共湖南区委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林伯渠也以“染疾到长沙医治”为由，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了请假电报。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湖南区委的意见，并嘱一方面应就此事向程潜提出警告，同时也不要对程“操之过急”。邓演达亦回电准假，邀林伯渠“到武昌一叙”。
林伯渠逗留长沙期间，看到湖南革命运动在北伐后有了蓬勃发展，非常高兴。他曾同各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遵循孙中山的遗嘱，“拥护革命的民权”，“巩固联合阵线”，“注意党务”，“拥护工农利益，统一工农运动”，“训练培植健全分子”，“肃清反革命派”，争取尽快使青天白日的旗帜插遍大江流域。①在这期间，林伯渠还致电广东革命政府，索要现行的各种法规，以资借鉴和研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内容：“1．应在汉口速设中央银行；2．财厅向商会借款五十万，有转向中国银行担借之说；3．此间商务系以汉口、上海为办货地，若在该二地无汇划所，以中央纸(币)及桂票皆不免低折”②。这说明他此时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政权和财政金融问题。
在林伯渠赴长沙的途中，北伐军相继占领了汉阳、汉口。九月六日蒋介石命令一、二、三、六、七各军开始进攻江西。由于战局变化及六军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林伯渠回去，中共军委王一飞等也通过其他关系做了程潜的工作，九月十四日，程潜便要六军政治部秘书李世璋、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隆建、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张振武等，联名致电林伯渠：
我军出发江西，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现向南昌进击。奉军座手谕，请兄即日命驾，取道浏阳、铜鼓，赶上前方，回军襄助一切，是为至盼。李隆建、张振武、李世璋同叩，寒。③
十七日，林收到这封电报后，当即回电：
寒电奉悉。我军进攻赣境节节胜利，逖听之下，不胜鼓舞。弟病渐痊，本拟克日前来襄助一切，适奉总政治部电召赴汉，本亦有此必要，准事竣即赶赴前线，并希转呈军座，藉纾厪念，至为感荷。弟林祖涵叩，筱。④
林伯渠与程潜的这场冲突，就这样算是得到了解决。林伯渠回电中所称赴汉一事，后来并未实现。因蒋介石入赣督师，路经长沙，邀林伯渠同行，他在九月二十日即由长沙径自入赣。
当时，蒋介石因他的嫡系第一军自出师以来，一直未能打好，两湖的地盘大部落到唐生智之手，很想在江西战场上大干一场，以显示一下他的声威。程潜亦不甘老是作预备队，处处随人之后，也很想在江西战场上显示一下他的拳脚。他们不顾苏联顾问的劝阻，贸然命令第六军和第一军王柏龄第一师，于九月十九日攻入南昌。但事却与愿违，这次战役中，不但第一师损失过半，第六军亦有将近半数覆没。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后，十月中旬，蒋介石又组织第二、三、六军再次进攻南昌，但仍未得手，而且使第二军也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蒋介石对于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北伐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特别是一师在南昌的失败，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林伯渠随蒋介石入赣后，就亲自听到他在给一师讲话时说道：“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⑤。
林伯渠在同总部行动期间，一方面设法同六军尽快取得联系，同时也经常借与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副官长张治中、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部的机要秘书蒋心荣、翻译王一飞的接触的机会，了解了不少情况，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当他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白崇禧对加伦有些不满时，就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加伦，从而引起加伦的注意，使加伦同白的关系得到改善。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林伯渠行至江西奉新时回到六军。当时六军才从南昌退下来，部队伤亡较大，思想混乱，湖南派不满意广东派，广东派也不满意湖南派，而湖南派中的醴陵派(程潜的同乡)与浏阳派(参谋长唐蟒的同乡)之间的暗斗也相当厉害。十七师代师长、广东派的邓彦华，在战斗中表现不好，程潜想撤掉他，任命醴陵派的杨杰为师长，浏阳派则加以反对，想让唐蟒兼任第十七师师长。林伯渠回军后，首先在调整组织、任命干部、整顿财政、重新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巩固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北伐军最后总攻南昌前，他还为六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拟定了既通俗又能鼓舞士气的具体政治口号，如“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必须雪前次退出南昌的奇耻大辱”，“不收复南昌，不算革命军人”等⑥。他还领导六军政治部动员奉新百余民众，组成前敌工作团，准备随军出征，担负输送子弹，抬送伤兵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六军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根据苏联顾问加伦拟订的作战计划，再次下达了进攻南昌，夺取江西的命令。这一次进攻南昌，由于总结了九、十两个月两次进攻南昌的失败经验，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把攻击的重点首先放在夺取南浔路；中共党员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在各军之间作了许多协调的工作，从湖北又调来第四军的两个师和贺耀祖的独立师，在长江以北的第八军，亦同时向安徽方向出动，以威胁敌军的退路，结果和前两次也就大不相同。十一月一日总攻开始，很快占领了德安、马迴岭、乐化、芦坑、涂家埠、九江，八日便攻占南昌，几乎全部消灭了江西敌军。
第六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进攻对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⑦的乐化车站和涂家埠。林伯渠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火线上开展了有力的政治工作。二日下午，六军第十七师由蛟桥越过铁路，与十九师夹铁路向南进攻，于四日占领芦坑车站。五日拂晓，当部队继续向乐化进攻时，遇到敌人两个旅约六千余人的顽强抵抗，六军官兵阵亡四百余人，阵势顿形松懈。这时，林伯渠命令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前线督战，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第六军应该为南昌被屠杀人民报仇”等口号，六军的士气才又大振，奋起冲锋，将敌人的防线冲破，乘胜占领乐化车站，并于次日消灭了涂家埠的守敌。总计蛟桥、芦坑、乐化、涂家埠四役，六军共伤亡官兵千余人。四十九、五十五两团的连排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每团士兵仅余二百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在这次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亦有五人阵亡，三人重伤。五十六团二营营长、中共党员周保中，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该团代理团长的。
在六军参加江西作战的过程中，林伯渠非常重视民众对战争的支援，对地方的民众运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有关民众欢迎北伐军和热烈参战的事例。
九月二十日：“入赣境后，山川明媚，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于湘境。
九月二十四日：“当南军刚进袁州城时，而北兵又未退尽，居民以渴望南军之心理，家家阖户燃爆欢迎，并备茶水于门前。不谓北兵之尚未退出者，大触其怒，于是以枪柄乱打，并开枪向人佇立之门户射击，闻是役共死人二十余人云。
“新喻之战，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
九月二十八日：“早四时四十五分由新喻行……至钱墟宿营。召集该地民众谈话，到者甚热心亲切。会毕后，该乡民等并且送来母鸡四只、大鱼五尾(初从塘中网起者)，蛋二十枚。⑧
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处都要领导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帮助民众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十一月八日，六军政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记述了在奉新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报告写道：
奉新在革命军未到以前，国民党人仅两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天，组织临时县党部，加入党者约一百四十余人，学生分子最多。现在领导该党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组织较强，现正设法令其组织农民。此次南浔路作战，奉新县党都组织一前敌工作团约百余人，担任输送前线子弹，抬送伤兵，很有功效……他们不怕炮火，不怕苦，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同时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
林伯渠在奉新还以政治部名义，扣押并亲自审理了奉新前县长贪官熊坤，委任王昌政为安义县知事，钟资能(六军的一个副团长)为靖安县知事。当时靖安前县长文倬(江西萍乡人)，在北伐军进至奉新时卷款潜逃，其县长职务由张某代理。张凭借其子张国焘的名声，抗不交职。林闻讯后，派政治部秘书、中共党员李世璋率一营武装前往查处，扣押了张某，帮助靖安县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发动群众审判了前县长和兵站催征官董纪宦。最后，林伯渠批准将董纪宦枪决。
再如，六军攻占涂家埠以后，林伯渠经过调查，了解到涂家埠所在的永修县有组织的农民约千余人，妇女协会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怀心(中共党员)为永修县县长，周凤池为永修县警佐，王容为涂家埠警察所长，文若海为涂家埠统税局长。
六军政治部的民众工作，在入赣北伐军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民国日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第六军首先入江西后，各县民众在该军政治部指导下，均自动组织县党部、农民协会、工会等，且无不积极工作，一时革命空气，大见发扬”⑨。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随六军进驻南昌后，还参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权的工作。当时，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以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为委员，随后又成立了省的政务和财务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作为省的临时政权机关。由于临时政治委员会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听命于蒋介石，这三个委员会在许多重大政治和财务问题上，常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主体组成的国民党省党部发生冲突。例如在财政问题上，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林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总是利用他们与各军长以及其他委员的私人关系，多方做工作，争取那些人支持省党部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还争取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支持毛泽东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了江西省农运经费问题。北伐前，林伯渠就曾与毛泽东计议过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是年九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去武汉途中，到南昌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积极赞同这一主张，亲自陪同毛泽东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党代表字富春，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汉农讲所学习，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也是林伯渠与李富春等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相继发生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群众的“一三”、“一六”惨案，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中，武汉国民政府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第六军被调往九江，林伯渠又参加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善后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坚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由于六军担任租界的警备，林伯渠达到英租界视察，出席九江卫戍会议，会晤武汉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界委员会的委员，到市民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租界秩序，报告政府的态度与谈判进展情况，筹商有关调查惨案经过，救济罢工工人等各项问题。当时，九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各部的部长及主任秘书，均为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还曾主持召开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党、政组织开展工作问题，决定将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
六军在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兵源虽陆续得到补充，但部队急需整顿。在九江期间，林伯渠还协助程潜对六军进行了整训，主持召开六军国民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六军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了培养和补充各师、团的政工干部，他还假儒励中学校址，开设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此外，他还经常到部队训话。后来六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表现得很英勇，就是同这一段的整训工作分不开的。
林伯渠在北伐过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当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党组织甘当“在野党”，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县县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指名批评林伯渠委任的王怀心等当县长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要中共江西党组织“急速纠正”，“立刻限期命令他们辞职”；并说“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⑩。对于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等虽然没有命令他们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们明白向国民党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任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须换人”。还提出要江西党的组织“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11)。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理论和行径，不但使中共丧失了参加地方政权的许多机会，限制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
再次到国民党中央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不久，便开始同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勾结，以“在宣传上抹杀蒋的功劳，且对一军有攻击之处”(12)为借口，撤了随总部一起行动的总政治部秘书长朱代杰(中共党员)的职务，要邓演达将总政治部由武汉移至南昌。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程天放等右派分子建立“东湖社”和“AB团”等反动组织，控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用“圈定委员”的办法(即由省党部和中央各提二十四名候选人名单，交代表大会选举，最后由张静江、陈果夫等根据选举的结果，圈定正式执行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将原来主持省党部工作的方志敏等七名共产党人，全部排除在省党部之外，而段锡朋、程天放、王礼锡、洪轨等等九名右派分子却进入了省党部。此后，他们还勾结土豪劣绅，控制十几个县党部，排挤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等共产党人，撤消了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提请在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烈钧、熊式辉为首的十一人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并以李烈钧为省政府主席。
为了研究对付蒋介石的方针办法、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入赣作战和江西省的情况，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林伯渠专程到武汉，会晤了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张国焘、董必武、刘伯垂、李国煊、叶挺与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贺龙等，同他们商量，将北伐军总政治部留驻武昌，而另以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赴南昌，主持入赣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这一决定，对后来武汉的反蒋斗争与江西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北伐军初到武汉时，为抑制唐生智，防止汪精卫回国控制党权和政权，蒋介石曾力主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当一九二六年底第一批北迁人员，孙科、徐谦、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六十余人到达武汉，与在武汉的邓演达、吴玉章、董必武等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联席会议”，暂时“执行最商职权”时，他却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十二月三十一日，当第二批北迁人员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等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又在南昌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反对武汉联席会议，作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并宣布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
对于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公然推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东作出的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武汉方面自然不能同意。二月间，武汉“联席会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地中央委员，务必于三月一日前来武汉，准备开三中全会。蒋介石挑起的这场关于迁都及召开三中全会的时间及地点的争论，其实质就是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完全纳入他的控制之下。
林伯渠在这场斗争中，开始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他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和唐发生纠纷，曾一度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早十时抵汉口，当晤张、张、鲍、徐、孙诸同志(13)，谈次决定各件：
1．三月一日以前开一政治会议，如顺利，应决定各件如次(否则俟三月一日)(须畏公(14)速来为原则)：
A、政府及党部速移武汉(附政会改组)。
B、另组军委会，以一人主席，并以三人副之；关于军事，须三人署名。
C、在此会中，须决定与商务生密切关系(如农工政策)。
D、巩固党与政会基础。
E、财政公开，对各军须平囗维持。
F、军校须在党及军委管辖下。(15)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林伯渠不但完全赞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至武汉，赞成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林这次到武汉，为争取唐生智等人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还去长沙同唐谈了三次，并会见夏曦与李维汉等人。
国民党二大后的九名中央常委，因汪精卫、谭平山在国外，胡汉民去香港、甘乃光、杨匏安留在广东，谭延闽闿、蒋介石在南昌，在武汉的常委只有陈公博一人。林伯渠这次到武汉后，参加“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和鲍罗廷等人，还同林伯渠商量决定，请他速回国民党中央工作。因此，二月十四日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第二天便回九江交待工作，准备来武汉。
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这时已从上海来到九江，他的二女儿秉衡与侄女哲明也从长沙抵浔。林回九江，在向程潜报告武汉诸人的决定并对六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交待和安排之后，二月二十日即冒着雨雪，踏着泥泞的道路，携秉衡、哲明登上日本客轮凤阳丸，将家迁至武汉。这天，妻子伍复明亦离开九江，前往上海接其他子女。
林伯渠到达汉口的次日，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邀集吴玉章、邓演达、彭泽民、孙科、顾孟余、徐谦、王法勤、于树德、董用威(必武)、恽代英、江浩、许甦魂与谢晋等二十多名执、此委员开会，否定了南昌方面于二月八日提出的“中央全体会议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的决议；采纳了武汉联席会议于本月二十一日提出的“三月一日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建议，决定“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二十三日，武汉方面宣布结束“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是日正式开始办公。当时武汉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和邓演达等，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不高，有关三中全会的许多准备工作，实际上都落到了资深望重的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人身上。
经过斗争，最后蒋介石终于准许第二批北迁人员到武汉，同意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于三月七日开会时，他却又节外生枝进行破坏。三月六日谭延闿、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李烈钧等和到南昌“劝驾”的陈公博、谢晋离开南昌时，他特意要谭延闿、陈公博带口信，要会议延至十二日再开，并说：“他们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16)。后来，当武汉方面为照顾他的面子，将七日会议改为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改为十日举行时，他与张静江仍然拒绝到会。
国民党中央不顾蒋介石的阻挠，于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林伯渠在会上作了《江右军前方战况》的报告，并被推举为“设立特别党部”问题的审查委员。这次会议由于左派力量占压倒的优势，通过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和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并通过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党、国委员在汉临时联席会议继续有效案》，以及其他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会议还选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为中执委常委。除这九人为当然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外，又选出了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和林祖涵六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也都进行了改选。此外，会议还撤消了中央军人部，决定将总政治部改为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均设主席团，国民政府委员中设常委。因为有了上述一系列的决定，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主席和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这就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势力。
这次会议，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虽然还没有摆脱“整理党务案”的羁绊，改变中共党员不能担任中央部长的决定，但在这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指定谭平山、吴玉章兼任中央常委秘书(另一名秘书是陈公博)，决定在汪精卫到职之前，以吴玉章代理中央组织部长，会后不久军事委员会又推举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国民政府任命苏兆征、谭平山分别为劳工和农政部长等。这些都与过去蒋介石一味限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领导职务，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来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阴谋，使一些共产党员又重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这不仅是武汉地区反蒋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对陈独秀要中共甘当“在野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有力冲击。
在三中全会前后，北伐军在长江下游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南昌军事会议之后，北伐军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的《消灭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敌军的作战计划》，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二月十八日，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三月上旬，程潜指挥的江右军和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相继入皖，安庆、宣城的敌军陈调元、王普率部起义。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旋即解放上海。二十四日，江右军攻占南京。至此，几乎整个长江流域都被北伐军所占领。林伯渠作为第六军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同前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除处理有关军委的日常工作外，还直接参与了北伐军新占领的一些省份有关党务和建立政权的工作。
还在江右军向安徽推进时，林伯渠就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的中共党员柯庆施，商量有关加强皖省党务和建立省政权的问题。柯庆施一九二四年由林介绍参加国民党，派至安徽工作，这时为做皖省的敌军工作，同辛亥革命时曾任皖省都督的柏文蔚来到武汉。林伯渠邀请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柯一起商量，决定由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选派二人，随六军政治部行动，六军入皖后，首先由六军政治部与省党部派人共同组织审判反革命(土豪劣绅)机关。林伯渠并将这一意见，电告了在徽州和秋浦的李富春与李世璋(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三月二十三日，林伯渠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安徽省应有一政治中心的机关”，要指定数人商量组织省政府的办法。这一意见为会议所采纳。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根据林伯渠、吴玉章、徐谦共同商定的方案，通过了由李宗仁、光升、常恒芸、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等组成安徽省临时省政府，并指定李宗仁为省主席。
江苏省的政务委员会，也是根据林伯渠和吴玉章的提议而委任的。三月二十三日，即二、六军攻入南京的当天，林伯渠与吴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提出，应组织江苏政务委员会。会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当即指定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十一人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又指定程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支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六军政治部进入南京后，还查封了蒋介石授意组织的南京市党部，和由青红帮、流氓组成的所谓“劳工会”，并在经济上给予省党部很大支持。
但是，随着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发展，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愈来愈猖獗。三中全会三月七日开预备会议，九日蒋介石就指使其爪牙惨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二日，蒋在江西省党部与AB团联合举行的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又公开提出我们“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应打倒”。十五、十六两日，他又指使段锡朋等封闭了南昌《贯彻日报》，解散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南昌市党部。因自武汉跑回的李烈钧向蒋报告了三中全会的情况，请他“速作移节之计”，十七日，蒋从南昌到了九江，又命令其爪牙，纠集流氓地痞，捣毁了九江的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查封了《国民新闻》，打死打伤多人，逮捕数十人。二十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当时安徽省会)，二十三日，又指使流氓地痞捣毁设在安庆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及江右军政治部，打伤六人。
蒋介石这些反革命活动，大得帝国主义的喝采。为了促使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队和居民工千多人。蒋介石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不但不予揭露，反而卑躬屈膝地向它们表示歉意，污蔑“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欲使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故意煽动少数士兵及暴徒肆行抢劫造成的。
对于蒋介石这些摧残革命运动、反对中共、侮辱国民党中央，勾结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林伯渠非常愤慨。在武汉政治委员会讨论蒋介石在南昌、九江的反革命活动时，他坚决主张改组江西省党部，惩办凶手，开除段锡朋党籍，恢复南昌、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其他群众团体。当时，吴玉章也坚决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加以制裁。由于林、吴等人的努力，三月二十六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否认段锡朋、程天放、周利生、王锡礼等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资格。决定改组江西省党部，派刘一峰、方志敏、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黄实、傅惠忠、李尚庸八人(一半以上是中共党员)为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并决定在正式党部成立之前，由改组委员代行省党部职权，筹设正式省党部。三月二十八日，林伯渠赴南京途经九江时，通过朱培德、唐蟒(原六军参谋长，时任九江卫戍司令)等人，进一步了解了江西情况之后，二十九日又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改组江西省政府。根据林伯渠的来电，三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改组江西省政府的决议，免掉李烈钧江西省主席职务，任命朱培德为主席，黄实、王钧，刘棻、张国焘、刘一峰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
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对江西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是个很大的支持。免除李烈钧职务的决议四月二日到达南昌后，朱德、郭沫若、傅惠忠等，当日就发动南昌学生、工人占领了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逮捕段锡朋、程天放、洪轨等十余人，迫使李烈钧等逃往上饶。因有了“四·二运动”和朱培德任江西省长，朱德才得以出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此事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发动八一起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在反对蒋介石阴谋叛变的斗争中，林伯渠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亟欲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代之。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便制定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关于此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17)
三月二十五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二十六日早六时，林伯渠便带密令赶往南京。因为事关重大，行前他还“访各友谈事”，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至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许甦魂、唐生明及随员多人。郭沫若本来也是慰问代表之一，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就义愤填膺，这次肩此重任赴宁，其兴奋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密令了。
第一，“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交给程潜的。(18)但是，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当天，谭延闿却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表示一定要追随蒋，同蒋进行暗中勾结。后来，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中即说到此事。他说：
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于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于，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19)
陈果夫在文中没有讲是什么时间把这一口信告知蒋介石的。但他离汉时，蒋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告诉了蒋介石，因而更加引起了蒋的警觉。
第二，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经去上海。
第三，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两千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已经了解到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还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主张，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汉劝合”(20)。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不论从客观上或主观上来说，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有了以上种种变化，林伯渠虽然满怀希望赶往南京，但结果却碰了壁。三月三十日薄暮林抵南京时，正逢程潜、白崇禧、何应钦从沪归来，当晚他将“密令”转交程潜，出乎他预料的是，程却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理由，拒绝执行，“主张商谋妥协”(21)，并要林伯渠同他即刻回武汉去“劝合”。由于逮捕蒋介石的事已不可为，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起返汉。许甦魂、唐生明等则继续留下慰劳各军。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程潜四月四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22)。因汪精卫回国后，四月五日在上海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23)。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待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但客观事实很快就揭明了这种企图“劝合”与等待的思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愚蠢。没有几天，就传来了上海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共和武汉国民党的通电，接到二、六军的电报，说蒋要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去打张宗昌。只是到了这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工、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亦感到蒋介石将要进入南京，危害二、六军，才决定派第四军、第十一军支援二、六军，防备蒋介石进入南京。
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程潜离开南京后，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被蒋介石收买，二、六军在蒋介石连续三道电令与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四月七、八两日离开南京。蒋介石不但已进入南京，并且指使流氓捣毁了国民党省、市党部，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在南京得手之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公开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接着、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何应钦等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也开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第一次大革命即遭到严重挫折。从一九二六年底开始的，包括林伯渠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因为缺乏经验，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加上一些同盟者的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最后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从此，林伯渠的生活和斗争，也就走上更加险峻的道路。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出现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广大群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讨平蒋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接连发出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开始时，国共两党中央(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想继续执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东进计划，协同第二、六两军和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乘蒋介石在南京立足未稳，重新占领南京，先除掉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然后再继续进行北伐。
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反对。罗易认为“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都必须首先“巩固基地”(24)。他既反对东征，也反对立即继续北伐，主张应先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把武汉政府的影响扩大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加伦则从军事方面考虑，他认为：汉口到南京之间的距离，等于上海到南京的四倍，而且上海与南京之间又有铁路，蒋介石运兵至南京要比武汉快的多，东征并不会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顺利；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奉系军阀，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因此，武汉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继续北伐。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提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提出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冯玉祥建立紧密而有效的合作”，首先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立即占领河南南部地区，调已撤出浦口的二、六军“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以巩固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革命基地”(25)。
四月十八日，由于张学良率十余万奉军越过郑州，沿京汉铁路南进，二、六军在鲁军张宗昌进攻下，已撤离浦口，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放弃东征计划，举行“第二次北伐”，即首先协同冯玉样、阎锡山把奉系张作霖赶回东北，占领京津，然后再解决蒋介石所谓东南的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都赞成这个计划。随后，中共中央也撒消了十六日决议，转而赞成举行“第二次北伐”。
林伯渠本来是积极主张东征的，现在既然国共两党中央都已决定停止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他当然也只好服从。那时人们都对冯玉祥寄予比较大的希望。林伯渠当时也想先举行北伐，打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联系，或许可以更加壮大反蒋的力量，有利于将来的反蒋斗争。所以，一当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北伐的胜利。
四月十九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由张发奎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独立师和唐生智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等部队组成新的北伐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开赴河南前线。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从此以后，也就特别繁忙起来。他经常为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和军委日常工作而忙到深夜。这时，邓演达已去河南，后方的政治工作委托郭沫若代理，他还要协助郭沫若接待从上海及东南各省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四一二”政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封锁与破坏，武汉在经济、外交方面越来越困难。长江航运锐减，资金外流，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财政极度困难。不少工厂停产歇业，失业工人增至三十多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稳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上层分子与军事将领，四月二十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了“战略退却”的主张。他说：
所谓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是于工人自身也有相当的好处。(26)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的具体办法是：
(一)政府与工会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中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反革命纪律的工人；
(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且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
(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
(四)政府应尽可能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的价格；
(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27)
汪精卫、陈独秀完全赞同鲍罗廷的主张。汪精卫还提出一项包括"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外人的商业”、“由外交部接洽太古，怡和公司”、“由交通部接洽招商、三北公司”和“集中现金”等为主要内容的四条十款的退却计划，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
由于前些时候湖南收回了长沙和岳州的海关，没收美孚公司煤油实行公卖，江西的金融也很混乱，就在讨论采纳鲍罗廷提出的“退却策略”的过程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林伯渠、陈其瑷为中央特派员，分别赴湖南和江西“说明中央外交策略”。
林伯渠受命之后，经与在武汉的夏曦、谭平山和陈独秀商谈，于四月二十七日抵达长沙。他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即向国民党省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第二天，他又在省党部连续开了两次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方针，了解湖南民众运动的情况。林伯渠这次到湘，虽然只停留两天，却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支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心。
林伯渠回到武汉，除口头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以外，还专门就外交策略和农民土地问题写了两个书面报告，极力为湖南民众的革命行动辩护。他说：有许多事，确实是须立刻解决，“他们等不及中央的命令就自己处理了。例如，英、美、日各国侨民奉到他们领事的命令，全体离湘，所遗下的公司、行栈、教堂、学校等，只好暂由湖南交涉员设法保护。再如外商退出之后，美孚、亚细亚等洋行一律封闭，而湖南当地又深有使用煤油之需要，所以各团体就发起组织煤油公卖委员会，预备自行处置”(28)。对未离湘之外国商人并未加干涉，如现在湘之德人“仍经商如故”；即使对已退出之英、美、日籍商人的财产物件等，“亦保存无损”(29)。他还明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湖南自“五四”以后，民气勃发，素称激昂，中央在允许外商复业时，不要对民情“抑之过甚”(30)。
林伯渠在报告中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必须迅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他说：
土地成为问题，不是今日始，其在历史上，久已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如自汉以还，荀悦、董仲舒、陆蛰、苏恂、黄宗羲之流，或主张均田，或主张恢复井田，或主张限田，意见虽各不同，要皆对于当日封建势力，所赖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满则一。
土地问题时至今日，遂成为政治之中心问题。非复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已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盖自鼎革以还，湖南农民几无日不在帝国主义及其直接间接所雇佣之恶势力下，保延残喘。军阀暴敛横征，土豪重利苛刻、竞相掠夺，层出不穷。一面生产减少，一面负累增加，是农民之困苦日深，则作求解放之心理当然益切。自我革命收复湖南后，一般农运同志，尚遵照联会决议，皆在减租减息上宣传，以为土地问题，或须稍待，殊不知理想洽与事实相反，而土地问题，竟由各地农民热烈的，自动提出，其比较普通之处置办法，可分次之五类：
(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长沙附近之霞凝镇农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迨县农民协会派人前往说明，始停止继续分配。此外，湘潭醴陵县，亦类有此事发生。
(二)曰平均佃权。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例不胜举。(原编者按：平均佃仅系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
(三)曰清丈田亩。
(四)曰插标占田。如在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皆有此项举动。
(五)曰分谷。此举亦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
以上是农民直接提出之问题，若夫一般间接举动，有关土地问题者，则随时发现，殆更仆难数。(31)
在五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林伯渠在口头汇报中，还列举了宝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例子，说：“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32)。林伯渠在汇报时还指出，“湖南的土地问题，是一切困难事件的根本原因”(33)，如果不解决，不但农民的个人生计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亦将无法维持，财政困难也没有办法克服。湖南民众已镇压的四、五十个土豪劣绅，“办得不冤”(34)。
当时论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论证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势不可挡的却不多见。这不仅表明了林伯渠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立场，而且生动地记述了湖南农民在推倒绅权之后，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历程。
如果把林伯渠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和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以及鲍罗廷、陈独秀作一比较，那么就更显出它之可贵了。在林伯渠此次去湖南前后，武汉土地委员会正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曾连续开了十几次会议，国共两党的大部分负责人，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一些军队的将领都参加了讨论。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后，也出席过土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对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解决，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土地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毛泽东、邓演达及出席会议的夏曦、彭泽湘、林伯渠等，都坚决主张应从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例如，顾孟余说：“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将扰乱，耕种停顿，发生饥馑”；“在河南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北伐士兵粮食的供给，恐要断绝”(35)。徐谦也说：“这个草案(指毛泽东等提出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引者注)所提出的问题……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36)唐生智所属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则说：“土地没收后，归到政府或党部，必起纠纷，如归到农民协会，则纠纷更大。”他还说“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若没收他们的土地，必将“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37)。汪精卫虽然没有象这几个人说的露骨，表面上似乎还是赞成“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上他也是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如说：“必先问是否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是的，就应该根据客观事实，看是否已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则再定其他办法”(38)。他还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以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39)。
作为共产党人的鲍罗廷与陈独秀，与上述这些人的说法有所不同，而实际上也都反对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鲍罗廷说：“目前的困难，不在于讨论没收大地主及保护小地主这一点，困难却在于避免因此问题所发生的不好影响……故目前首先要实现以前所议决的地方自治”，只有成立了“农村自治机关”，“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40)。陈独秀基本上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他说：“现在在革命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各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行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他还说：“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原则，但“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当前首先还是促进“农村自治之实现”，“订立土地改良法案”(41)。这就是说，农民土地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方案也可以制订，但不是马上解决和实行。
因为有许多人反对，同时又考虑到全国的政治环境和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状况，后来，毛泽东、邓演达等人，又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最关键的一条，改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42)。但是，将这一草案及《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公布时，仍遭到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例如，谭延闿就说：“没收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一概归公，政府还可以有笔收入”(43)。他不但反对通过和公布《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甚至连《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也不同意公布。他说：“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慰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44)。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说：“土地问题的影响面大而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词可借。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决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45)。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汪精卫曾一度主张通过但不公布；有的地方如可以实行，则秘密通知该省党部试办。但听了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意见之后，他也改变了主意而反对通过。
因邓演达等人仍坚持应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会议只好付表决，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共十一人，即汪精卫、谭延闿、王法勤、孙科、林祖涵、徐谦、宋庆龄、吴玉章、陈公博、陈友仁和邓演达，表决的结果，赞成通过的只有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三人。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开了十几次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讨论而制定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就被否决了。而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也竟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对林伯渠的思想冲击很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他对陈独秀、鲍罗廷所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也产生了更大的疑虑。
汪精卫、谭延闿等借口稳定局势，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使局势有任何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五月初，首先是张联升在鄂北自称襄樊镇守使，驱逐共产党，捣毁党部，扣留送给冯玉祥的军火及其押送人员。接着，四川杨森同驻鄂西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暗中勾结，通电拥蒋，率兵东下，相继占领宜昌、沙市，进至新堤、仙桃镇一线。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公开叛变，率部突然出现在咸宁纸坊，配合杨森部袭击武汉。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留守在长沙的许克祥部，又举行了“马日事变”，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在江西亦借口军中不稳，将在第三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并禁止群众集会。在这些反动军官相继叛变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加猖獗，各县连续发生了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与革命群众的事件。后来，夏斗寅的叛乱，虽然被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由武汉军校与农讲所学生所组成的独立师所打败，杨森的进攻，也被新从皖西调回的第二军和重新组建的第六军击退，但总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林伯渠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军官叛乱的斗争，当时许多有关军情的电报，都是经他报告给国民党中央的。他还参与了有关军队调动和组织武汉工人准备抵抗夏斗寅的工作。
夏斗寅等的叛乱，使林伯渠进一步“感到军队很重要”(46)，这时他还参加了第六军的重建工作，六军原有三个师，第十八师，北伐开始时留在广东，早已脱离建制；第十七师，因蒋介石收买了杨杰，还在“四一二”前就已名存实亡；第十九师，四一二政变后，因程潜秘密潜往采石矶，打算把它调回武汉，事不机密，被蒋介石发觉，也于四月二十九日被蒋全部缴械。这样，第六军除了在九江还保留部分部队以外，就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拆散或者消灭了。为此，程潜从采石矶逃至湖口时，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纠正蒋介石的反叛，反被蒋把部队拆散，“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47)后因国民党中央去电慰留，他才回到武汉，重新组建第六军。为了协助程潜重组第六军，林伯渠曾多次接见从南京方面逃回来的原六军干部，调配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
据李世璋回忆，在重组六军时，林伯渠与程潜在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处，曾和陈独秀进行过一次密谈，商量如何把六军培养成工农革命武装，选派中下级指挥人员送往苏联海参崴进行培训等问题。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曾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48)。林伯渠想组织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同稍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是一致的。
“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或者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49)；“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50)；“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51)，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批驳他们。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52)。
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但是，北伐军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蒋介石一方。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自河南回到武汉后日益反动，汪精卫集团开始酝酿“分共”，邓演达秘密出走，中共中央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又作出东征讨蒋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将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调至九江及南浔路一带，但是这时的东征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林伯渠再也不愿为这些军阀政客互相争夺卖力，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东征的第四天(六月三十日)，他便以“脑病触发”，向国民党军委主席团提出“请假休养”，决心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道扬镳。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据吴玉章回忆，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这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53)。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① 参见长沙《大公报》，1926年9月10日；《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此书简称党校版)，第14—24页。
②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18页。
③④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22页。
⑤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36年版，第809—810页。
⑥ 《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
⑦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笫48页。
⑧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24、27、28、29页。
⑨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日。
⑩(11)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1926年12月2日。
(12) 《江西政治报告》，1926年12月。
(13) 指张国焘、张太雷、鲍罗廷、徐谦、孙科诸人。
(14) 指谭延闿。
(15)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71—72页。
(16) 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81版，第93页。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92页。
(18)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19) 《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94页。
(20)(21) 《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第33、17页。
(22) 《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6日。
(23) 《汪陈联合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第71页。
(24)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25) 《罗易赴华使命》，第176页。
(2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0日。
(2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
(28)(2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日。
(3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日。
(31) 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32)(33)(3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
(35)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22日。
(36)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23日。
(37)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38)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39)(42)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40)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午4月26日。
(41)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43)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9日。
(44)(4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
(46) 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45年4月23日。
(4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48)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页。
(4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27午5月18日。
(5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5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
(52) 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53) 《林伯渠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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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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