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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从南昌到莫斯科

《林伯渠传》编写组

参加南昌起义 　　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后，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的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分析了张发奎的态度，认为他已日益右倾，与他合作回广东，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军包围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①。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瞿秋白也完全赞同李立三的主张，并于七月二十一日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来个人。② 　　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因此，当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江诸同志意见时，中央即表示赞成他们的主张。同时，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开组织暴动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等蝟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议恽代英等火迷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接应准备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③ 　　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④。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⑤。“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 　　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 　　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委员会均任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⑥。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军队。 　　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三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 　　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派采取没收和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进。 　　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没收征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规模没收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⑦，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自、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⑧ 　　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 　　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父亲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有限的时间里，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已是不能随便上街的。” 　　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失败后秘密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戚身份来联系的。”⑨ 　　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⑩ 　　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在苏联的日子里 　　林伯渠抵达莫斯科，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夏秋之交。在这里，他很快遇见了亲密战友吴玉章。吴是上年末与刘伯承等到莫斯科的。他们在列宁的故乡重逢，格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两人一同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吃同住，开始了难忘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的，苏联人叫孙逸仙大学，设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当林伯渠入校时，学校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米夫。学校有个中国问题研究院，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基本问题，总结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研究工作分两大部门，一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等，一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有关的最紧迫的问题。 　　当时，苏联的党和人民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盘集体化而斗争的同时，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胜利的问题，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围绕着谁对中国革命失败负责和中国的出路何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林伯渠在研究院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参考书籍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努力研究中国革命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和吴玉章合作写成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题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批判了卡尔·拉狄克关于中国社会的谬论。 　　卡尔·拉狄克是前中山大学校长，由于他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一九二七年底被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并撤销了校长职务。他曾写过一本《中国革命运动史》(11)，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因此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林伯渠与吴玉章不赞同这种观点，决定著文驳斥。于是，他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12)。 　　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不是封建诸侯时代的地主，而是货币经济时代豪绅、商人、官僚等财产资本的地主，是高利贷变相的地主。”由于“官僚地主愈富则需要奢侈品日多，商业也要繁盛起来，商业资本又要大大地积累”。但是，“商业资本受了封建势力的反动政治的压迫，行旅毫无保障，多财反觉危险，所谓‘怀壁其罪’，因此使积累的资本不能投到工商业。恰好因中国土地可以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于是资本就投到土地上面来，变成固定的自然的财产资本，使货币资本失去了很大的作用，回转到封建经济、自足经济。” 　　他们继续写道：“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保障了中国的封建的家族社会与地主阶级政治。而封建的家族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又转过来束缚了经济，因果相循，就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财产资本的土地经济制度，是阻碍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他们认为：“中国封建余孽不仅存在，而月还有非常顽固的势力。”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可。”“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林伯渠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特别班。同在该班学习的，还有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叶剑英、夏曦、江浩、李文宜等人。他们比一般学员的年纪为大，同志们混称他们为“老头班”。这些“老头”都是受过较多教育，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战士，因此学校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适当地减少俄语课时；配备水平更高、更老练的教师，又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导人，回国后还得继续肩负领导工作，因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 　　林伯渠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为了加深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学习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他还经常同李立三等去听工人运动专题课。在学习中，他认真听讲，作笔记，答好课堂提问，积极完成作业。为了能直接听取俄籍教师讲课和阅读原著，他起早睡晚，坚韧不拔地攻读俄文。他按照对普通班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用“快速学习法”，投身于紧张的阅读俄文报纸、散文和俄语语法的学习，因而较快地掌握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俄语词汇，大大方便了看书、听课和查阅图书资料。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时，林伯渠特别注意理论上的思考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他经常和“老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疑难问题。平时，他好安静，独自攻读，潜心钻研；在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讨论重要原则问题时，他积极发言，声若洪钟，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 　　他非常关心年轻的中国同志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经常去看望徐特立老师，同时也去拜访林伯渠。每次，林、徐都热情和她谈心，解释疑难问题，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当一些中国学生向林伯渠请教有关中国革命问题时，他不厌其烦地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模糊认识，鼓舞革命信心，并谆谆告诫他们：外国的事情复杂，最好不要插手；要多多联系国内问题，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一些同志回忆与林伯渠相处的这段生活时，都说“他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奋”；“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搭界。”(13) 　　一九三〇年春，林伯渠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参加工人、农民的会议，倾听他们对苏联经济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感受写在日记里。这一参观活动，进行了三个月。在总结参观收获时，他滔滔不绝，深感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更加生动地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 　　林伯渠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党性。十九二九年秋，苏联共产党开展了清党活动。共产主义大学也进行了清党，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林伯渠后来在追述自己的感受时说：“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党清党的时期，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14) 　　一九三〇年夏，林伯渠被派去海参崴工作。当时，在海参崴地区约有十万名中国人。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中国青年工人中加强培养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先后被派去工作。关于林伯渠在党校的工作情况，当时的教务主任兼列宁主义教员陈大刚(即张锡畴)，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写的《回忆林伯渠同志》(15)一文中，作了翔实的介绍，他说： 　　(林伯渠)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勇挑重担，既教书又教人，诲人不倦。他教的主要是中国语文。鉴于学生语文水平参差不齐，他分几个进度进行教学，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反复地不厌其烦地结合着课文的政洽内容去讲解，直到学生完全了解为止。他还抽空到班里去进行辅导。有时学生也直接到宿舍去找他质疑。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学生的成绩也比较好。…… 　　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室，宣传中国革命。当时，当地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但对中国的情况却知之不多。这种情况，在党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也同样存在。为了加强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在吴玉章、林伯渠、杨松等人的倡议和参加下，学校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那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图书和资料，还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地图和图表，定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会、座谈会等等。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便是我们经常的主讲人。这些活动加强了人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使中国问题研究室成为学校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 　　协助党委书记工作。苏联办这种类型的中国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按苏联的体制，学校的党、政是分开的。行政负责人不兼党委书记，但必须是党委成员。党校当时的党委书记，通常是从学生的骨干中挑选的。为了加强党委的工作，我们常固定一位教师协助党委书记。有段时间，林伯渠就担任了这一工作。他责任心强，党性强，坚持原则，常同脱离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倾向的人和事作斗争。他除协助党委书记安排日常工作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 　　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如去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参加某些大型的中国工人集会和娱乐活动。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的同志了解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扫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难时，深感扫盲工作的迫切性和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这时，苏联负责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进行扫盲。于是林伯渠和吴玉章便和一些苏联语言专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16)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并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方案加以改进。之后，便用拉丁化中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扫盲；对每个中国干部进行拉丁化中文考试。这些措施，对在中国工人中的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林伯渠在党校时与吴玉章同住一间房。他们议论时局，研讨问题，互相切磋，彼此照顾，了解至深。有一次，有人利用吴玉章在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中的某些提法，向远东边区党委告状，说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远东边区党委要党组织讨论给予他处分时，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给予警告。林伯渠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他在发言中说，党组织处分同志的目的，是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地改正，就不必给予处分了，只需作一个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行了。结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并嘉许吴玉章是党员的模范。 　　林伯渠在海参崴时，苏联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党校还没有自己的食堂，林伯渠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到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用膳，他只是在非常需要时，才到中国餐馆去吃一顿便饭，算是改善一下生活。 　　他也和其他置身异国的同志一样，惦记着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关怀儿女们的成长，在工作之暇的言谈中，多次地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准备把妻儿接去海参崴，但由于妻子办理护照找不到保人，加上中东铁路事件尚未了结，“九·一八”事变又已发生，中苏海运不通，愿望未能实现。伍复明在上海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秉益、秉琪)回到湖南乡下，二女儿带着妹妹秉佑去南京，求人谋了个小职员，姐妹俩相依为命。 　　林伯渠思念着他们，但为了革命，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着。在学习上，他除了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继续学习俄语。为了满足他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党校还从远东国立大学中文系物色了一名学生，来单独给他上课。这一学习，他一直坚持到离校时为止。 　　林伯渠在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工作期间，国内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工农红军连续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发展。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便急于回国参加斗争。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借去南俄养病的机会，专程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派他回国。批准后，他迅速返回海参崴，交代好工作，即离开苏联。 　　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回国有三条途径：一条是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这条路很安全；第二条是越过东北中苏两国边界，由于中国边防管理不太严，我们的同志可以在夜间潜入国内，这条路也算比较安全；第三条是从海参崴直接到上海，这比较危险，因为是坐苏联船，而且是从苏联来到上海。林伯渠“明知非常危险”(17)，但他急革命工作之所急，为了争取时间，毅然“从海参崴搭舰回沪”(18)。他“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19)。 　　他是扮成水手模样，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到上海的。上岸以后，忽然有几个人走来围住他，一个说他是从苏俄来的，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他有点吃惊，以为被发觉了。幸好，这些人并非特务，只不过是一群讹诈勒索的流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与纠缠，尽其所有给了那伙流氓，换了个安全脱身。 　　林伯渠到上海后，住在西摩路党中央一个招待所的亭子间里。这时，临时中央已迁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组织部长杨天生(黄玠然)，把决定他去中央苏区的意见告诉了他，要他不要随便出去，就在招待所里等船票，做好起程的准备。后来，中央局交通部主任刘作抚送来了船票，并护送他上船。他取道广东汕头，再经过大埔、茶阳和福建永定到了苏区的边境。在进入苏区时，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犹豫、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终于在十九三三年三月，抵达了渴望已久的中央苏区。 　　①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1981年版，第28页。 　　② 《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③ 章伯钧：《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研究》，第130页。 　　④ 姜治方：《集邮六十年》，《湘江文艺》，1979年第8期至1980年第6期。 　　⑤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⑥ 黄霖：《从武汉到汕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⑦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40页。 　　⑧ 《广东文史资料》第29集。 　　⑨ 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广州日报》，1993年10月31日。 　　⑩ 《林伯渠自传》。 　　(11) 上海新宙书店1929年出版。 　　(12) 《吴玉章回忆录》，第188页。 　　(13) 吴黎平：《深切怀念林伯渠同志》，《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 　　(14) 《林伯渠自传》(原稿)。 　　(15) 在接受访问后写的，系未刊稿。 　　(16) 瞿秋白是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首创者，主张中国的文字改革必须是革命，著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和《新中国文草案》。 　　(17)(18)(19) 《林伯渠自传》。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