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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林伯渠同志

吴黎平

敬爱的伯渠同志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伯渠同志一八八六年诞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他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革命派的先进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五月八月，林伯渠同志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各个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少次的挫折和失败，使伯渠同志逐渐认识到必须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得到了新的启示，知道了人民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走社会主义的新路。伯渠同志一九一三年第二次到日本，和李大钊同志成为要好的朋友。大钊同志经常寄给他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读物，使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九二一年一月经大钊同志介绍，林伯渠同志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同时也认识了邓中夏、李达等人，经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极少数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从此，伯渠同志就百折不回地英勇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 　　一九二七年，林伯渠同志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伯渠同志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只知道他和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老同志在“老年班”，与他们还不熟悉，但在我们心目中，这些老同志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勤奋学习的精神，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当时年青的学生，他们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夷，不屑与之搭界。总之，大家对这些老同志非常敬佩。回国以后，我和伯渠同志相处密切，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伯渠同志是十九三三年进入苏区的，这以前他曾在苏联海参崴一个党校担任教学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但是他不喜欢这种生活。他时时刻刻关心国内的革命斗争。这时蒋介石正在对革命势力发动疯狂的“围剿”，伯渠同志毅然决然回国参加了艰险的革命斗争。经中央分配，伯渠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在进入苏区的途中，遇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手被打伤了，但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克服危险，到达了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瑞金。伯渠同志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写道：“从苏联秘密回国时，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林老正是以这种忘我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在苏区挑起了经济工作的重担。在红军长征前，他先是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以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出发前，林老在梅坑写了一首诗答谢何叔衡同志：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欣然沙坝搞财经”，就是写林老在苏区的这一段经历。在革命根据地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在紧张的战斗的环境中搞经济建设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伯渠同志并没有畏惧任何困难，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功地在苏区开展了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欣然沙坝搞财经”这句诗，抒发了伯渠同志勇挑革命重担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经济封锁，红军吃、穿、用都遇到了极大困难，特别是缺乏盐、布和物，就是粮食也不够。大家知道，人不吃盐走路就没有劲，红军经常行军打仗，不吃盐怎么能成?红军的衣服，没有布做，受了伤没有药用，其他的日用品就不用说了。当时苏区没有什么工业，工业品都得从外面进来，蒋介石那时严行封锁苏区，发现谁向苏区偷卖盐、布、药等物，就杀无赦。至于苏区广大人民群众供应的艰难，更可想而知。形势的发展逼得我们必须想一切办法搞经济建设，否则就不能支持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提出了苏区的经济问题，提醒全党同志认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他说：“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一九三三年春，中央决定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志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号，训令说：“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发布第十九号命令，在中央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省县两级增设国民经济部，要各级政府转变过去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制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林伯渠在这时担任了国民经济部部长，林老知道我学过经济，经他推荐、毛泽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局同意，调我去当副部长，协助他工作。以后林老又调到财政部，我就代理国民经济部长，到一九三四年初被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正式任命了。以后一个时期，我和林老虽然不在一个部，但是工作还是经常就教于林老；如果那时的经济工作有一些成绩的话，那么这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之下、伯渠同志的具体帮助之下获得的。 　　林老很注意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那时没有盐吃，我有一次和林老一起出去开会，回来时遇雨到一个农民家里躲雨，进屋闻到香味，问农民炖什么那样香，老百姓说炖鸡，并且舀了一碗汤请他喝。林老只尝了一口，发现没有咸味。农民告诉他没有盐。林老回来后，在开人民委员会议时谈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是啊，没有盐水好吃饭，即使有鸡也不好吃。”为了红军作战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搞盐是战斗任务。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熬盐运动。当时在区乡建立了很多手工业的熬硝厂。利用旧的墙土、盐仓的土以及厕所的旧土熬硝盐，这样用来增加一点带苦的咸味。所熬出来的硝还用来制造火药。当时搞一点经济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困难情景。 　　为了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南部十七县大会，在中央政府召开；一个是北部十一县大会，在博生县(宁都)召开。毛泽东和林伯渠同志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南部十七县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县、区三级的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以及三级工农兵政府的副主席。还有省、县、区选出的代表，共有三百多人。旁听的一百多人。八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大会在中央政府大厅开幕。须发斑白的林伯渠同志主持开会，并致开幕辞，说明了国民党正加紧准备五次“围剿”的形势、我们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任务和这次经济建设大会的重要性，然后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深入浅出、生动具体，虽然一共报告了三个小时之久，但听众始终聚精会神，毫无倦容。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四次“围剿”的粉碎与新的五次“围剿”，第二部分是，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部分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建设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对于革命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要努力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八月十三日上午，林伯渠同志作《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会议对毛泽东同志和林伯渠同志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就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培养干部以及粮食等问题作出了一致的结论。大会还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最高度的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大会最后由林伯渠同志致闭幕辞。这次大会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造成了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开展，支持了艰苦紧张的革命战争。林伯渠同志坚决地维护和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苏区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路线。毛泽东同志和林伯渠同志都十分注意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特别强调指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在开展经济建设工作中，又出现了命令主义的现象，违反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和林伯渠同志的指示，又坚决反对了命令主义。这样就便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措施能够符合于当时的客观实际，为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拥护。 　　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批判了认为在战争环境中不能搞经济建设和脱离战争中心搞经济建设的两种错误倾向，使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开展。当时为了开展对外贸易，成立了外贸局。委任有经验的干练的钱之光同志为局长，并且办起了中华钨矿。因为那时广东商火要钨砂，江西有钨矿资源，于是我们就建立钨矿，在没有机器的困难条件下，用手工进行不小规模的开采，以应对外贸易的迫切需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了钨矿生产的组织动员工作。当时到苏区不久、任苏区工会主席的少奇同志，非常重视革命政权下的经济建设工作，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有关问题。他亲自到钨矿去，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细致的组织动员工作。苏区钨矿生产的迅速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同少奇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沙州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为大会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一月三十一日为大会作了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就是这次会议工作报告中的一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是结论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为苏区的经济建设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结论中特别强调提出：“要得到群众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林伯渠同志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他总结了苏区在战争环境中，两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指出：工业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工业生产一般恢复到了武装起义前的数量，农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建立了对外贸易机构，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打破敌人封锁的工作，改善了苏区内部的市场供应，粮食调剂工作，有了很好的成绩，发展粮食合作社，动员群众收集了粮食。伯渠同志的报告历时四个小时，内容丰富精彩，博得了全场的称赞。 　　伯渠同志执行了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经济建设工作，保证了革命战争所最急需的物资的供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给革命根据地以至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央军事指挥之外。伯渠同志同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时代就很熟悉，他衷心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私下向我经常称颂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和正确路线。他不但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努力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而且对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常常提出正确的中肯的意见。他从实践中逐渐察觉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始终保持着距离，而对被王明路线打击、处罚和撤换的干部则始终抱着同情、支持的态度。他总是维护党的利益，不去伤害和打击好同志。在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之后，伯渠同志无论是在长征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工作中，在长期担任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中，总是一贯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方面，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是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坚持共产党员高度原则性的一个模范。 　　林伯渠同志是人民的伟大公仆。他年老身体不好，但总是忘我地工作。在江西苏区，生活是很艰苦的。用蒲草袋装上点米(几两粗米，还夹有不少砂子)蒸出包子饭，每人一包，菜是芋艿梗(这本是老百姓用来喂猪的)，没有油盐，稀汤寡水，林老以至毛主席跟普通人员生活都一样。林老在生活上艰苦朴素，没有一点特殊化，他这样大的年纪还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住在农村里帮助老百姓干活，挖茅坑、送粪、掏井，什么活都干。在陕甘宁边区担任政府主席的工作中，他继续发扬了苏区的革命传统，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一九四四年边区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伯渠同志带头制订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这计划分四项：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两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当年的棉花、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完全不要公家供给。边区的老百姓都说：“自林主席都订了计划，咱更要好好生产了。”伯渠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艰苦奋斗，勇往直前，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     　　林老对干部是非常关心爱护的。他待人诚恳，表现了和蔼的长者之风。一九五二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林老知道了马上写信给我，叫我到他那里去畅叙。他在信中说：“多年未见，天各一方，往年友情，时萦于怀。”我在他那里长谈到了深夜。”林老对干部一方面是严格要求，同时是循循善诱，亲切关怀。他不仅是我敬爱的长辈，而且是良师益友。     　　林伯渠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他的一生，全心全意地从事于民族的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他从辛亥革命起就总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从不落伍。他是不断革命、革命到底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甚至对林老这样的纯正的伟大的人，也倾注了不少污泥浊水来横施污蔑，真是荒唐透顶，无耻透顶。但是真金不怕火炼，造谣污蔑决不能损害伯渠同志光辉形象的毫末。伯渠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的业绩，永远铭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伯渠同志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粉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斗争的那些艰苦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是，那种始终如一的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将激励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长征中不断奋勇前进!     　　(原载一九八○年第四期《人文杂志》)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