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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活动大事记—1937年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

1月上旬 随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24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西安事变后的工作问题，提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帮助张、杨的正确主张。 　　2月10日 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将苏区工农民主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政府工作由林伯渠负责，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至此，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开始由林伯渠主持。4月下旬公布林伯渠为西北办事处代主席，5月以西北办事处主席名义正式发布命令。 　　3月23日至31日 出席在凤凰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比较系统地谈了对当时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看法，认为和平是实现了，但实现民主的任务更重要。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重新教育干部、重提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不要同化于白区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4月4日 代表中共到中部县(现黄陵县)参加由国共双方组织的祭黄帝陵活动。 　　4月12日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第1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4月21日 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关于节约的通令，要求各机关单位在国共合作以后仍要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 　　4月26日 以西北办事处代主席名义发出《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对返乡的逃跑地主豪绅处理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当月，主持制定了《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的奋斗目标。 　　5月2日至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会上林伯渠作了两次发言并致闭幕词，提出创造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六条意见。15日，主持召开特区党代表会，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25日，发出关于在特区进行普选的训令。 　　5月30日 出席延安各机关、团体、武装部队举行的纪念五卅与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大会并讲话。 　　5月3l日 《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一文在延安《解放》杂志第1集第5期发表。他在文章中阐述了由陕甘宁苏区转变为国民政府特区、由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转变为普选的民主共和制度后，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工作以及方式方法的转变等重要问题。 　　7月4日 随同周恩来、博古到西安，7日到达上海，13日前往庐山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谈判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关问题。21日，中共中央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遂与周恩来、博古到达上海。27日，三人同返西安，28日回到延安。 　　8月初 随周恩来、洛甫、博古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与彭德怀、任弼时商定红军改编问题。4日，与周恩来、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 　　8月6日 从云阳到西安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共同筹集红军经费。16日，就部队军饷和红军改编后的遣散费等事向中共中央建议，请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商谈。 　　8月22白 南京政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伯渠与回到陕北的周恩来同去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就向中央建议“关于边区问题如人选、经费、武装等，须于本期会上讨论，明确规定与南京交涉妥当，免致部队行动后发生窒碍”。在这次决定红军作战方针和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会议上，他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培养干部和经费等问题作了发言。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博古、叶剑英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林伯渠担任中共中央驻陕党代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为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直至1940年10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后即去西安。 　　9月6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宣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当月，与徐特立等人发起成立陕北公学；从西安及时将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他起了重要作用；参与处理陈独秀问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问题与国民政府西安行营多次进行交涉谈判；向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10月 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并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1周年大会和游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发动民众抗战救国的强烈要求。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