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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宪政

林伯渠

(1940年1月6日) 　　孙中山先生学说中最光辉的一部分，也就是国民党最高的政治理想——实施宪政，曾经一个时期引起热烈的讨论，并且规定了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与起草了五五宪法草案(234)，但因为国内外环境的变动而停顿下来。最近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要求政府实施宪政的提案(235)以后，宪政运动又重新展开，成为目前国内政治生活的中心，尤其是对于目前增加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有着重大的意义。 　　宪政运动是一种民主运动，就其应有的意义来说，是把管理政治的权利交付人民，经过宪法来确定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每个国家差不多都经历过为宪政而斗争的历史过程，欧美的许多国家已跨过了这个阶段，虽然他们采用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今天我们迫切要求解决宪政问题，是为了早日制定根本大法——宪法，完成国家的百年大计，也为了抗战建国的胜利。不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宪政斗争是人民向政府争取权利的内部斗争，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宪政是新型的全民族的宪政，无所谓争夺与施予，而只是把握着宪政作为打击外来侵略者的武器。很明显，自力更生依靠民众是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只有通过了宪政确实保障人民基本的利益与抗日救国的权利不受侵犯，才能够发挥这种力量。因此，宪政运动绝不是少数人包办的事情，也不是政争的工具，而是与全国广大人民与抗战建国事业息息相关的运动。宪政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召集国民大会与制定宪法，而应该开展成为广泛的民主运动，真正地做到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级民选有着群众基础的民意机关。只有这样，宪政才不会成为美丽空洞的诺言。 　　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已经公布了。这个大会的职责、代表与产生的方法，应该和抗战以前的不同。它是制宪的机关，有权起草、修正、通过宪章，但在最高立法机关之外，还有着解决抗战时期中重要问题的任务，同时应赋予运用民权主义中规定的四种政权监督政府的权利。这样的国民大会就是在制定宪法后，还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堡垒，及解决国家预算、宣战、对外政策等重要问题。在代表的成分上，由于今天实际情况的关系，各党派事实存在着，民众运动在抗战中也有飞跃的开展，大部分的代表应从抗日党派、民众团体、军队产生，而按区域产生的方法只能占比较次要的地位。自然代表应经过最民主的选举手续产生，过去那种指派圈定的方法不能再存在，因为没有经过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将失去民众代表的真正意义，不会反映民意与发挥民众的力量，也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与信仰。 　　我们现在需要的宪法，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宪法，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宪法，也不是民国25年颁布的宪法草案(236)那种宪法，而是根据抗日民族战争的具体情况与社会阶层力量的对比，基于三民主义最高原则的宪法。这个宪法应该确定和承认已经有了和获得的东西，适应抗战需要与符合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它虽指出财产私有制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但要保障人民生活职业的权利。它要载明人民居住、迁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人身、通信等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而且应有具体切实的保障。它保证社会进步，巩固统一团结，并准备能够促成它实现的环境。毫无问题，我们的宪法一定要规定我们的疆土，包括一切失陷的国土，远至鸭绿江边，同时也就要求抗战到收复宪法上所确定的疆土才算是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一个宪法，是民主的、进步的、符合民族与民众利益的，而又并不是过高不易实现的。 　　然而，如果人民没有民主的权利，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来提出对于宪政的意见，没有集会的自由来讨论宪政问题，没有权利来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国民大会上去，没有机会表示对宪法的条文、修正、通过所抱的态度，那么宪政运动就不能是民主运动，而且失去它的意义。而宪法内容纵然是冠冕堂皇，形式具备，也不过是与民众不关痛痒的一纸空文。因此，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实现宪政的先决条件。 　　西北的宪政运动显然是落在全国的后面，到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里宪政运动的开展，也没有充分的民主精神来滋养着这个新播的种子。但是如果没有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参加宪政运动，是不能够保证这个运动的胜利开展的。目前，在民众中进行深入的工作，引起他们关心宪政运动，讨论实施宪政的各种问题，组织促进完整的团体，并动员他们参加每一个与民主运动有关的运动，这些都是必要的。 　　根据1940年1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所载刊印。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