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光(1901—1993)，福建长汀人。出身自由职业者，台湾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以教书为生。1927年参加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2年中央苏区肃反中，黄亚光和县委书记等三人被诬为“社会民主党”，当其他两个同志被枪决、轮到黄亚光时，有人骑马急促赶来，高喊“刀下留人”，黄亚光得救了。原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听说黄亚光擅长绘画，苏区需要这样的人才，冒着自己也被诬陷的危险派人搭救了他。从此，黄亚光与革命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出版处处长起，就受毛泽东委托开始设计钞票，后正式调任国家银行调查处处长。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黄亚光曾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和财政厅副厅长等职，但他设计绘制钞票的工作却从未间断。从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起至1941年，黄亚光先后设计了九种钞票和23个公债券别，70种图案，称得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计绘制钞票的泰斗了。他是第一个提出在钞票上设计领袖人物头像的人，毛泽东不同意，改为列宁头像和镰刀、锤子、五角星。这一图案从江西一直沿用到延安，也体现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连续性。
　　1942年6月，黄亚光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当时面临的情况是，1941年边币发行后，边区出现了金融物价大波动。边币贬值，法币盛行，黑市猖狂。有人还要坚持发行，认为要“减少财政拖累”，结果被扣上“金融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的帽子，免除了职务，边区银行也被划归财政厅领导了。因此，摆脱困境，稳定金融，成了黄亚光上任后的当务之急。
　　黄亚光以他严谨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整理资料，亲自起草文件撰写报告。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1941、1942两年边币发行的经验。他认为，一是要善于掌握边币发行的季节性；二是要善于利用牌价政策；三是货币发行量与速度的把握、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必须符合边区财政、经济和金融的客观实际。并且提请边区参议会通过，增强了银行准备金，提高了边币币值，有效地扭转了被动局面。
　　1943年，黄亚光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配合大生产运动，把支援农业生产作为当年的首要任务。农业贷款由延属分区扩大到全边区，农贷种类也有所增加，贷款总额由1942年的500万元增至1945年的3459万元，增长了近6倍，使边区金融与农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打击了高利贷，扩大了边币的流通范围。
　　黄亚光为了掌握边币和法币斗争的主动权，有力的打击法币黑市，他经常活跃在延安市区的一些大的商号、客栈，了解市场行情，随时调整比价。1944年8月中旬，黄亚光积劳成疾，发高烧至41℃，还在坚持工作，经中央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督促，才住院治疗。9月中旬刚刚出院，就和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一起赴子长等四县调查研究，摸清了边币和法币流通的范围和规律，进而提出了扩大边币流通的办法。
　　1944年，由于边区严厉紧缩边币，虽有利物价稳定，但等于将市场让给了法币。边区银行采纳陈云的意见，发行了“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一元等于边币20元、法币二元。这是一次重大的币制改革，既没有提高边币牌价，也没有增发边币。名义上是贸易公司，实际还是银行发行，陈云称其为“偷梁换柱”。在黄亚光的主持下进行的很顺利，没有引起任何波动。直到抗战胜利，流通券与法币的比价一直保持在8.5：1左右。1945年，黄亚光根据几年来的工作实践，撰写了《金融小史》提纲，针对有人说银行按经济规律发行货币是金融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问题。他认为，“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使他站在财经部门之下，附属于其它部门，抹煞其应有的稳定比价的任务都不好。”这一经验的获得，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金融事业的发展，曾经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犯陕甘宁边区，形势异常紧张。边区银行及时制定了备战中金融物价的方针和措施。1947年3月，保卫延安的战争打响后，边区银行有条不紊地由部分人员组成金融工作队，随军开展金融服务工作。其余人员由黄亚光带领踏上了转战的征程，转战中还发出指示信，要求各分行利用战争间隙开展金融工作，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黄亚光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
　　黄亚光到延安后，远离家乡，多次接到家信，母亲脚烂不能行走，女儿生活困难要求接济。这些都曾使他心酸难受，但为了革命工作，他都以书信安慰，拿自己节约的津贴给以接济，有时还向别人借钱寄回去，但从不向组织伸手。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却十分关心，三边分行行长张维培生活困难，他主动安排给予补助。调研处处长苏子仁病了，他不仅安排住院治疗，派人送药送食品，在苏病重时，又亲自到医院与院领导商量，减轻在医院工作的苏子仁的爱人曾明霞的工作，以便腾出精力护理苏子仁。1946年7月，边区政府给黄亚光分配了两包香烟，他还要分给副行长张定繁等几个同志同吸。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黄亚光任西北区行行长。1952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后来，黄亚光受到错误的批判，职务也由总行副行长降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但他坚信党的政策，毫无怨言，继续勤奋工作，得到党的信任。1978年后予以平反，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等职。1993年4月15日，黄亚光在福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