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一(1895—1968)，号贯之，河北省任丘市大苟各庄村人。出生于地主家庭，弟兄四人，他排行第四，人称“高四爷”。高士一年幼时只读过几年家塾，后随二哥步入社会闯荡。他性情开朗，好胜心强，喜言笑，好交往，后被推荐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省河务委员，常出入官场，在附近各县颇有名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是年10月，高士一与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共同组织起抗日武装“人民自卫军第五路”，高士一为总指挥，杨琪良为政治主任。
　　高土一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弟兄间的分歧。长兄高士坦积极赞成，并支持他的几个儿子、孙子参加了部队；二哥高土奎持旁观态度；三哥高士芬极力反对。一次，三哥竟让人把前来指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侯玉田软禁在高士一家外客厅，并对高士一施加压力说：“你明明知道杨琪良是共产党，跟他们掺和什么!万德这小子一心跟着共产党闹抗日，?高家场的家业非败坏在他手里不可!”威逼高士一脱离抗日队伍。高士一坚定地说：“我考虑再三，国难当头，只有抗日才有出路，我既然干上了，大家又拥护我，看得起我，我就决心干到底!我这一房的事(弟兄分家另过)，你也不必担心了，愿来就过来住几天，看不惯就别来。”高士芬气急败坏地走了，高士一便急忙到外客厅向侯玉田赔礼道歉。
　　此后，高士一更坚定了跟随共产党抗日的决心。他们组织的第五路发展很快，到1938年2月，已经扩展到三、四千人。由于经费开支没有来源，部队供给发生困难，又恰值春节，部队急需改善一下生活。为此，党组织动员高士一出面召开地主绅士座谈会筹款，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高士一带头捐款五千元大洋，参加会议的其他地主绅士，也都捐了一、二千元，度过了难关。
　　1938年6月，奉上级命令第五路改番号为八路军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高士一任支队司令员，杨琪良为政治部主任。九月，部队编成三个团，又奉命改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仍任司令员，杨琪良仍任政治部主任。七、八月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鸿基以联络员名义来到冀中军区司令部，，要求会见高士一(邵在任丘当县长时曾与高土一交往很好)。经军区领导同意，高土一会见了邵鸿基。邵以高官、枪炮、电台为诱饵，最后连委员长也抬出来了，拉拢高士一，高士一拒绝了他的拉拢，并将会见情况报告支队的党组织。
　　高士一率兵抗日引起了日军的仇视和恐慌。日军几次和第五路交战又均遭重创，于是将高士一领导的抗日武装视为心腹之患，极欲除之。1938年底，敌人纠集日伪军五百余人，对“高家场”进行突然袭击，火烧了一部分房子，同时把高士一的侄子高万玉、高万峰等人抓去做人质，并放回高万峰，让他带信给高士一进行诱降。高士一撕毁了诱降信，激昂地表示：“高家场烧了，这不足惜，鬼子的目的是让咱投降，咱绝不能干!”日军诱降计谋失败，杀了人质高万峰，这更坚定了高士一抗日的决心。
　　1939年1月，八路军一二O师挺进冀中，把一批久经考验的红军老干部分到各部队。2月，军区给支队派来了一批红军干部，为首的是幸世修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不久，经幸世修和杨琪良介绍，高士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28日，独立四支队的三个团和一二O师的七一五团(欠第三营)组成一二O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老红军干部王尚荣任副旅长，朱辉照任政委，幸世修任副政委，杨琪良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下旬，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指挥下，第一旅参加了历时三昼夜的河间齐会——南留路战斗。是役，歼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七百余人。
　　1940年1月中旬，独一旅开赴晋西北，与晋西北部队共同担负建设与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1942年又奉命调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县，接替三五九旅防务，担负起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使命。 1943年4月，高士一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校期间，因一些学员文化低学习困难，党校特设了一个秘书处(原已有一个秘书处)，专管生产工作，高土一任处长。
　　日寇投降后，高士一调离独一旅。先后任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接管西北交通系统的军代表等职。
　　1961年，高士一奉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国务院领导十分关心高士一的工作和生活，十年浩劫期间，高士一得到了保护。
　　1968年6月16日，高土一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