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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刘志丹》冤案

《习仲勋传》编委会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仲勋在北戴河仅休息了两天，便赶回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紧张忙碌后的短暂放松，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他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期，重点讨论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并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所谓的“单干风”。接着，会议又讨论国际形势和《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组讨论转入批判彭德怀“翻案风”。八日，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在西南组会议上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康生的发言刊登在全会“总七十二号简报”上，引起爆炸性轰动。习仲勋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另一个活靶子。 　　从九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他们的反党纲领，进而诬陷习仲勋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①在这场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刚直的习仲勋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后。当时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工人出版社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抓得很紧，并派责任编辑具体帮助指导。李建彤热情很高，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三百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习仲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于是李建彤找到习仲勋，向他讲述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情况。习仲勋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②，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赞同写成大部头的小说。李建彤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于一九五八年用纪实的手法以真人真事写出了《刘志丹》上、下卷初稿，接着又改写出第二稿，第三稿改成小说体裁，成稿后送习仲勋征求意见。 　　习仲勋见到书稿后，当面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③李建彤还是没有听从习仲勋的意见，坚持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还向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说，最好能劝劝李建彤不要写小说《刘志丹》，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的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难以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习仲勋还对刘景范强调，对此我很忧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④ 　　刘景范表示愿意劝说李建彤，但又向习仲勋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一九五九年冬，习仲勋接到小说《刘志丹》第三稿的清样。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政务繁忙，因而只是粗略翻阅了清样。习仲勋感到，小说没有把刘志丹写好，特别是涉及的一些史实和对功过是非的评价，西北老同志中本来就有不同意见，弄得不好，会引起新的矛盾。习仲勋再次表示不同意写小说《刘志丹》。但是，李建彤仍然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并说她已收集了大量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赞同，也已与工人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李建彤还要习仲勋支持她脱产写作，习仲勋没有理会。 　　之后，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多次劝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也要习仲勋予以支持并转达李建彤的话说：西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不得已，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 　　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李建彤又送来小说《刘志丹》第四稿清样，习仲勋因为没有时间，便委托秘书田方仔细阅读并提出意见。三十多年后，田方回忆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的历史事实。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为刘志丹送鸡蛋、抚摸刘志丹双手的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还有刘志丹见到党内“左”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后，以大局为重，为避免分裂，主动找组织接受“审查”，而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情节，非常感人。所以我读完书稿以后，只对文字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⑤ 　　由于李建彤一再催促，习仲勋在听取秘书田方对书稿的意见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以及李建彤一起座谈小说《刘志丹》。马锡五是评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马专员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比较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老同志中有较高威望。习仲勋请马锡五参加座谈，除了希望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评判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他一起说服李建彤。在座谈中，习仲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写西北大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⑥ 　　习仲勋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在书中不要写他。马锡五也赞同习仲勋的意见。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又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访问了众多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按照座谈会的意见，李建彤于一九六二年改写出小说《刘志丹》第五稿，分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习仲勋等人审阅。同时，《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刊发部分章节。李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习仲勋一再告诉李建彤说，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审阅，让他们在出版前把意见讲出来，有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出版后引出乱子。 　　但是，李建彤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仍然急着出版，并说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指导。一次，习仲勋到北京长安剧院看戏，见到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周扬，周扬对习仲勋说，看了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样稿，觉得还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把周扬的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 　　这时，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看到小说样本和报刊刊发的部分章节。他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谈话，结果话不投机，发生争吵，不欢而散。阎红彦从北京饭店打电话给习仲勋，很不高兴地问道，写小说《刘志丹》你是否知道?习仲勋说，一九六〇年以前我不赞成写这部小说，后来同意了，并要作者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习仲勋还建议阎红彦再找李建彤谈谈。 　　康生得知此事后如获至宝，虽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却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有组织地进行反党的“政治纲领”，立即要求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继续刊发，进而穷追不舍，立案审查。 　　①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197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②《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5页。 　　③《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98页。 　　④《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98页。 　　⑤《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06页。 　　⑥《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06—407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