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传（下）

立案审查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正在进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突然公布了高岗妻子李力群写的一份材料。材料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迫写出的，长达万言，其中有涉及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的不实之词。当时送给中央没有得到理会，但时隔三年之后，把这样的材料公布出来，其用意就是要加重习仲勋的“罪责”，同时也表明要对习仲勋下手了。 　　习仲勋当即给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这封信第二天就被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他写信的本意是要说明事情原委，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①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参加中央全会的人也不得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看待问题，会议的气氛处于一种异常紧张和扭曲的状态，习仲勋的解释发言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这时他心情极为复杂，对强加的“莫须有”罪名难以接受，违心地承认又怕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习仲勋只好找周恩来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② 　　习仲勋的请求，得到中央同意。但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习仲勋的告假而停止对他的批判。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发表讲话时，康生向毛泽东递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后来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③毛泽东的这些话，不但对全会起到了误导作用，而且在以后的数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奉为批判“文艺黑线”、扼杀文艺作品、制造现代文字冤狱的“最高指示”，严重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并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 　　同日，康生又建议，提出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要再参加会议，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此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还将彭德怀、邓子恢和习仲勋三人的案子，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专案委员会成立后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康生在会上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机做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发表意见的人不多”。④专案审查采取秘密的“背靠背”的方法，整个过程不与被审查者见面。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初步给习仲勋罗列的主要罪状是，小说《刘志丹》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书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被停职检查后，专案组指定专人对习仲勋办公室的文书档案进行了清理，习仲勋也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缴。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始料不及的政治打击，使习仲勋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待在家里，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首先宽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恩来亲切地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周恩来、陈毅这一番饱含深情的话，使他感动不已，顿时流下了两行热泪。习仲勋对周恩来说：“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其实，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以及他们创建和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给予高度评价。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毛泽东在长征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⑤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时指出：“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⑥每当习仲勋想起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激动不已，他相信党中央，坚信毛泽东一定会正确对待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处理他的问题，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又一次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高度评价，他说：“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怎么以后还能发展到华北、华东、华中，抗日时期怎么还能搞那么多根据地!哪里还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⑦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再一次印证了习仲勋的判断是正确的。 　　许多年以后，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身处逆境时受周恩来特别呵护的情景：“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⑧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没有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他听到全会精神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习仲勋)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责成中宣部、中国作协党组搜集一批“反党”小说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犹如第二次反右斗争又开始了。中国作协党组立即搜集了一批所谓的“毒草小说”报给全会。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一九六二年《红旗飘飘》第十七期王超北的《古城斗胡骑》革命回忆录。康生恶毒地说，这个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又把这件事说成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严重事件。 　　王超北，陕西澄城县人，早年在上海大学上学，受瞿秋白、任弼时等共产党人的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从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九年五月，王超北在西安坚持隐蔽战线斗争。一九四五年，王超北受命组建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担任处长。西安情报处先后建立了八个秘密电台，还巧妙地将电台放置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办公处附近的地下室。十年中他们通过电台为中共中央和有关军事机关发送情报二千余份，其中包括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计划、重要战略部署、敌人内部动态、兵力配置、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情况等，为党中央正确地指挥全国战场，特别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解放西安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称赞王超北是“无名英雄”⑩。 　　《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欧阳柏整理的一篇回忆录，再现了西安情报处的地下工作者深入龙潭虎穴，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曲折离奇的斗争场景，史料真实，情节生动，是反映隐蔽战线斗争的不可多得的回忆录。负责过秘密工作的中央监委书记王世英在看到校样后，连声称赞写得好。作者将校样送给习仲勋，他看后即批交《红旗飘飘》编辑部发表。这本来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当成习仲勋的一条罪状。王超北也遭到康生的诬陷和迫害，逮捕入狱达十七年之久。王超北不为高压所屈服，在狱中写了大量控诉揭发材料，同康生进行坚决斗争，至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平反。为王超北整理回忆录的欧阳柏也难以幸免，被中宣部错误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取消了中共候补党员资格，并取消阅读文件、内部刊物和听报告的权利。 　　对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没有结束。一九六五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同时成立西北调查组，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并成立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两个调查组协助工作。一九六六年六月，西北调查组撤回北京前，向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汇报说，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并编造习仲勋在高岗死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11)这些极为错误的结论和意见，虽然未被中央采纳，但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受到更严重的批判，更多的人受到株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向中央写出报告，提出：一、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二、习仲勋只是在一九六〇年以后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小说《刘志丹》样稿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这本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仲勋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三、习仲勋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做毒草的四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批转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反。 　　习仲勋及小说《刘志丹》冤案，发生于党的中央全会。曾经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共领导人薄一波如是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成了反右。”(12) 　　①《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5页。 　　②《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5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6页。 　　④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8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7页。 　　⑦《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999页。 　　⑧《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6页。 　　⑨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⑩张素英：《情报专家王超北》，《保密工作》2007年第12期。 　　(11)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70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