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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深情难忘——回忆我的挚友习仲勋

黄正清

1949年8月，我在甘肃甘南阿木去乎听到临夏解放的消息后，立即派我的副司令张子丰(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副官长黄立中和拉卜楞寺代表俄倾三人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临夏与解放军接洽。他们见到王震，陈述了我要求率部起义参加革命、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王震很高兴，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从速将司令部迂回拉卜楞寺，并派人到临夏领取拨给保安司令部的枪支弹药，还请我尽快赶到临夏，随同他一块去解放青海。此时，组织委派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赶到阿木去乎接我。当日，我们同乘我的美国吉普车回到夏河，杜鹏程临走时带去我给彭德怀的信件。此后，我把司令部迁回拉卜楞寺，并派张子丰再度返回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由黄立中、俄倾去兰州晋见彭德怀。9月20日，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的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团长刘光奇率部队前来夏河进行接管工作，中共陇右工委的牙含章也一同前来。我们组织了约两万群众列队夹道欢迎解放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从此，夏河县藏区和各族人民、全体僧众解放了，永远摆脱旧社会，踏上新社会的光明大道。我个人也结束了几十年的旧军人、旧官僚的生涯，得到新生。 　　夏河和平解放的同时，我的副官长黄立中和拉卜楞寺代表去兰州晋见彭德怀，回来后对我说，彭总、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要他们转告我，立即前往兰州。一野联络部部长范明又派贾志丰前来接我。我即委托副司令张子丰办理移交，偕同黄立中、贾志丰和拉卜楞寺七八个代表一块起程去兰州。一到兰州，就受到一野联络部的热情接待。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兰州西北大厦，我见到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德生等领导同志。在接见我们的时候，他们谈笑风生，气氛活跃亲切，晚上还设宴招待。我记得，当我走到习仲勋面前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久闻大名，初次见面。但很早就知道你的情况，就是没能联系上，现在好了，我们十分欢迎你，也算交上了朋友。”他满口陕西乡音，大西北乡情，使我感到格外亲切，高兴得热泪盈眶。我向各位领导简要地汇报了夏河地区的情况后，贺龙对我说：“我将去四川，你对甘、川藏区情况熟悉，如果在四川有什么关系的话，可以帮我写信联系，多做团结争取工作。”习仲勋在旁不断地向我微笑示意，我领会其意，会后立即写了十几封信交给贺龙。 　　当晚的宴会上，彭德怀反复讲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中国。他对我参加革命一再给予赞扬，勉励我今后好好合作共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席间掌声不断，频频举杯，表示欢迎和祝贺。我初次和共产党高级将领在一起，心情特别激动，但内心又是胆怯拘谨的。我也表示了愿意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晚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邀请我长谈。当时由于刚解放，看到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工作人员情怀阔达、平易近人的新思想、新作风，心想自己在旧社会时间长了，怕投入革命一时赶不上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便向彭德怀请求说：“我长期在落后地区，文化水平低，又不懂政策，今后会遇到不少困难。请批准我去学习一段时间，等有所提高后，再参加工作。”不料，彭德怀对我的讲话不以为然，风趣地对我说：“你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和我们一块学习嘛!”又说：“你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是共产党中央委员，过去处境不同，但今天坐到一起来了，我们应当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工作，互相学习嘛!”说得我们哄堂大笑起来。他继续对我说：“你长期为国民党工作，是先学习再工作，还是在工作中学习呢?你现在要是不工作，会有人说你不想和共产党合作，那就不好了。”习仲勋也插话说：“西北人民需要你，广大藏族同胞更需要你，我们要好好合作共事。”这次会见使我受益匪浅，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那么多高级领导碰杯，我太高兴了，也喝得太多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的高雅举止，侃侃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时间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1950年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我被选为省政府委员，不久又担任农业厅副厅长，分管畜牧工作。一次开会的时候，时任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范明对我说：“习仲勋同志要我代问你好，他说你可以多学习学习，多下去了解情况，工作起来就有把握了。”我说：“领导如此关怀，我一定好好工作。”的确，习仲勋的关心，使我备受鼓舞。 　　1950年3月，我奉命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住西安西京招待所，再次见到彭德怀和习仲勋。习仲勋会前特地嘱咐我说：“你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区的民族领袖，在会上要把民族地区的情况谈一下，我们共同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好。”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人民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纸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防野兽防盗，家家都购置枪支，有的一杆枪是用三四百银圆买的，枪就是他们家的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和不满，这样不利于稳定局面。我提这两个问题时，不少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是不敢讲的。可我不以为然，心想习副主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是从草原牧区来的，熟悉情况，必须向领导反映，否则出了问题，也不好。如果说得对，组织上采纳了，那更好，就是错了也没关系。我的发言和建议博得掌声，彭德怀和习仲勋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仍暂时流通硬币，并宣布在牧区也不马上收缴枪支。由此，我认定共产党说话算数，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大约在1950年三四月份，领导上决定组织一个西北各民族致敬团，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致敬。彭德怀和习仲勋要我和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蒙古族)的代表为副团长。我记得团长是马辅臣(回族)，致敬团包括西北地区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共45人。我们从西安乘火车到北京，住北京饭店。我们先后见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记得还有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作陪。第二天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锦旗，我们按藏族礼节向领袖敬献了哈达。中央领导的接见，热情亲切，感人肺腑。在北京，我们住了40多天，参观了名胜古迹，游览了万里长城。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荣幸的事，叫我永生难忘。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获得胜利。回想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后藏扎什伦布寺，逃往内地各处流浪，最后圆寂在青海玉树，藏族人民深为痛心。直到现在，十世班禅大师得以重返西藏，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又一成功。1951年l2月19日，在西宁的十世班禅启程回西藏，我陪同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从西安到西宁为班禅送行。 　　记得我们从西安出发后，习仲勋沿途视察了甘肃、青海一些地方，从天水乘铁路便道专车到甘谷县，视察了修天兰铁路的情况。习仲勋当时对我说：“天兰铁路修通后，整个西北交通就畅通了，将来还要修到新疆，和苏联接通国际线路。”我说：“那我们就能坐火车出国到苏联去了!”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到西宁后，我们在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会见了班禅大师和全体官员。班禅大师按藏族礼节向习仲勋敬献哈达，气氛非常热烈。12月16日，青海省举行了欢送班禅大师进藏大会。会上习仲勋热情洋溢地讲了话，因当时没有合适的藏语翻译，我就当了他的临时翻译，使大会开得圆满成功。 　　班禅大师于次年6月23日到达扎什伦布寺时，后藏数十万各族人民夹道欢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居民家门前屋顶都插遍五星红旗和彩旗，很多老人高兴得痛哭起来。这次习仲勋亲自主持班禅大师进藏工作，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审批方案，安全实施，财力、物力都给予及时保障。所以说，班禅大师顺利进藏，与习仲勋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我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使前后藏同胞和各族人民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 　　这次还陪同习仲勋视察了青海部分地区，其间有两件事使我深受教育，至今记忆犹新。一件事情是在青海塔尔寺视察时，习仲勋问农牧民群众愿意不愿意土地改革，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不愿意。”一位年长者反映说：“领导同志，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锅做饭，藏族群众把供奉寺院麦草看成是他们神圣的义务。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户了，寺院就没办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所以请求不要土改。”习仲勋问我，是这样吗?我回答：“这里的寺院都是这样，吃饭靠周围群众供燃料。由于宗教影响，凡是寺院的事，群众看得很神圣，尽职尽责，历代如此。”就这样，习仲勋指示：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施行土地改革。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省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第二件事情是青海发生的项谦事件。青海刚解放时，藏区的千户项谦没有投诚，而青海马匪逃跑时溃散的一些旧军官都逃到他的地盘。于是，他们互相勾结，企图负隅顽抗。当时青海省委和军区部队决定派兵武力解决。习仲勋听到后予以制止。他指示：民族问题要和平解决为好，做坏事的只是个别反动分子，有的还可以做争取瓦解工作。后来，习仲勋指示青海省委派喜饶嘉措大师去说服项谦头人，提出：第一，讲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各民族团结，不是为消灭你项谦；第二，在项谦管辖区要清除马匪的反动旧军官；第三，投诚后，一切不予追究。就这样项谦头人接受了和解，投诚了共产党。自此，项谦所在的藏区社会很快稳定下来，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此事项谦非常感激，后来他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特地给习仲勋敬献了哈达。他说：“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那将要多少人头落地啊!”此后，听说宁夏固原的马教主，也是经习仲勋指示，去说服了叛乱闹事的伊斯兰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弃暗投明，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解了。习仲勋为民族解放，为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昌盛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从西宁回西安，途经兰州时，看望了许多党内外朋友，也到兰州上沟我的家里吃了手抓羊肉。这次活动太有意义了，虽然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但是，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少数民族强烈的感情，他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干，在西北各族人民中广为流传。 　　1952年夏天，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甘肃藏区访问团。我任总团长，朱侠夫、马辅臣任副总团长，下设两个分团，一分团由我和朱侠夫兼任团长，任务是到夏河、碌曲、玛曲等地访问；二分团由马辅臣兼任团长，杨复兴任副团长，任务是到临潭、卓尼等地访问。临行前，习仲勋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他坚定地对我说：“你是总团长，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我知道这个访问团，一是形势需要，甘肃藏区发生一些问题；二是军区徐国珍率解放军部队在阿木去乎和甲尕滩一带开荒种地，引起寺院和当地藏族部落群众的反对，他们甚至集结武装，双方对峙，亟待解决；三是决定修筑阿木去乎至郎木寺公路，当地群众反对，西仓、双岔两部落也集结藏兵，与解放军处于对峙状态；四是马良股匪(解放前是临夏县参议长，解放后到甘南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在碌曲尕海一带猖狂活动，在甘、青、川边界藏族地区勾结不明真相的地方头人和僧人，极力拉拢藏族群众入伙，借助国民党特务空投的武器弹药和财物、传单，大肆搞破坏宣传活动。加之刚解放不久，民族地区落后，对解放军很不了解，经不起马良股匪的煽动，所以这里的社会治安极度混乱。访问团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各民族团结起来，安定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地方人民政权。我知道责任重大，但是任务必须完成。习仲勋要我任总团长，是对我的信任，交待任务虽然话语不多，但对我的压力可真不小啊! 　　到夏河后，我们按照习仲勋交待的办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多做团结教育工作。我把各部落头人和寺院代表都请来，我说：“现在解放了，政府和军队与解放前有本质不同，如今人民政府和解放军讲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解决，搞武装对峙是错误的，要动武那就更不允许了。”后来，阿木去乎的头人吉瓦慈智木派代表来，我又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并严肃地指出：勾结马匪破坏社会治安是犯罪行为，一定要悬崖勒马。同时我对大家讲：“现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我来和你们讲政策，和谈解决。第一，解散集结的藏兵，统统回家放牧耕田；第二，修阿郎公路是为改善藏区交通，为我们办好事的，一定要修筑，不准阻挡；第三，跑到马匪那边去的人，统统叫回来，一律不追究，宽大处理。三件事，你们听我的话就照办，不听者，后果自负。”到会的代表经我反复做耐心的团结教育工作，一致接受和谈条件，但谁都不敢负责，要求我亲自到阿木去乎给群众讲话，我答应了。于是我和副团长朱侠夫、副司令徐国珍、秘书长薛建华等八人前往阿木去乎。在群众大会上，我讲：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我们来和大家见面，大家要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就是讲民族平等，信教自由。解放军是人民军队，来为我们藏区办好事。为了民族团结，我给你们的代表提出三个条件，照三条办的，一切不予追究。有什么问题和谈解决，解放军方面的事情由我交涉处理。与此同时，我把西仓、双岔两部落头人和代表也都请来，进一步说服交涉。就这样，从头人、代表到群众僧俗，全部接受协议：(1)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人民政府的话；(2)集结的藏兵解散归农，阿郎公路动工修筑；(3)与马良股匪划清界限。这时候，甘南前后70多名跟马良股匪跑的藏族群众，听说阿巴阿洛(黄正清)来谈判和解，纷纷携带枪支弹药和马匹跑回来投诚，我们按协议发给他们投诚证书，枪支也不收缴，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赛拉次成姆也跑回来了，让他当了阿木去乎的乡长。在甘南经过半年的工作，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各民族和睦团结，建政得以巩固。马良股匪的反动真面目被揭露出来了，广大藏族群众与马匪划清了界限，为后来歼灭马匪打下了群众基础。9月底，我回到临夏，正值临夏至夏河的公路通车，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主席邓宝珊、副主席马鸿宾等领导到夏河参加通车典礼，我向张、邓二位领导汇报访问团的工作情况。此时，我接到习仲勋的电报，留下访问团部分同志在夏河继续工作，我和朱侠夫一块到西安向军政委员会汇报工作。 　　1953年春，我参加了进剿马良股匪工作。马良解放前是临夏县参议长，解放后纠集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边界藏族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台湾方面也用飞机给他空投物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参加这次进剿的是解放军第十一师和几个骑兵团。剿匪总指挥部设在郎木寺，司令是张达志同志(未到前方)，政治委员高维嵩，副司令是朱声达、徐国珍和我。我从西安来甘南之前，习仲勋给我一支驳壳小手枪，并说：“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接过枪，心里热乎乎的，有千言万语，但是站在他面前久久说不出话来，激动得流下热泪。习仲勋看到这般情况，勉励我说：“你上次带访问团去甘南工作很成功，取得很大成绩。这次去更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随时打招呼，不管外边说什么，你都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台湾到处找你，给你空投任命状，还有一枚关防卡、一部电台。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到甘南后，我征得总指挥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边界藏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的若尔盖、阿坝地区，甘肃的甘南地区和青海的海南一带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拉卜楞寺来，并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来的礼品和毛主席像分送给大家。我讲明这次进剿任务时指出，全国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但是，马良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接受马良钱物和枪支弹药的当然不对，勾结入伙的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请大家来，就是要讲清楚现在要与马匪脱离关系，寺院和部落帐房不准马匪的人进入，彻底划清界限，回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边，不管是寺院、部落头人或群众，我们都不予追究。我讲完后，大家一致拥护党的决策。就这样，我们首先争取了群众，切断了马良股匪与寺院、部落的联系，为进剿马匪打响了头炮。 　　我到夏河的第三天，果然来了马良的人，将一枚关防卡、一纸任命状送到我的住处。签署任命的是“蒋中正”，任命我为“守备司令”。我当即交给同来的朱侠夫转西北行政委员会。此事，习仲勋有先见之明，我从内心感谢他的关怀。 　　当时马良股匪有1000多人，经不起解放军的打击，不久即被击溃，其部属大部分当了俘虏。马良父子和副官逃跑了，后来在距郎木寺100多公里的大森林的山洞里被抓获了。特务电台台长不出山洞，被当场击毙。至此，这次剿匪获得胜利。先后在郎木寺和夏河召开两次庆祝大会，进一步安定民心，巩固政权。 　　习仲勋调政务院工作后，奉党中央指示在赴新疆的途中，来贺电表扬我们在甘南的工作，并表示慰问，使我更加受到鼓舞。习仲勋给的电报和手枪，我一直珍藏在身上，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抄家，洗劫一空，以后也杳无音信。 　　回想起在西安、甘肃和习仲勋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无时不得到他的关怀，每个重大工作环节无不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感到荣幸和快乐。工作之余，我是他家的常客，时常一起谈论形势，谈祖国建设和统一事业，也谈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有时谈天说地，聊人生追求和家庭趣事。谈到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块欢笑同乐。我还和他讲藏族人民对抗马家军阀暴虐的斗争史。当汇报藏区农牧业生产、人民生活、民族宗教工作等情况时，他认真倾听，时而还记笔记。说到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时候，他深情地说：“是啊!共产党要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各民族共同过好日子，民族地区太落后了，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那里的经济建设。”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工作关系，我随时可以到习仲勋那里去，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除会议外，大多宴请或舞会，我都陪他参加。他们知道，由于民族地区的工作锻炼，我能喝酒，有时不免还为习仲勋挡驾两杯，以解其难。星期日，习仲勋和我往往是携家去临潼华清池游玩，少不了到温泉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一周工作的紧张精神。他爱吃荞麦饸饹面。开始我只是品尝，时间久了，陕西风味饸饹面、羊肉泡馍等小吃也成了我的喜好。 　　习仲勋和我们党外民族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荣辱与共，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我知道他结交了广泛的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在大西北的有：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腾霭和马教主，陕西的杨明轩，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和我。我们就是在习仲勋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习仲勋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又是合作共事的同志，是挚友。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敢说敢干，心里有话喜欢对他讲，讲错了也不怕，因为我们都是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工作的。 　　1985年，拉卜楞寺大经堂不幸被火焚毁，广大藏族同胞十分悲痛。后来，我和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到北京汇报情况，见到习仲勋，在亲人面前我失声痛哭起来。他含泪急忙安慰我说：“请放心，党和政府关心着甘南藏族同胞，大经堂被烧毁是不幸的，国家一定要重修一个比原来还要宏伟的大经堂。”后来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决定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重建了更加巍峨壮观的拉卜楞寺大经堂，于1990年7月25日开光庆典。习仲勋因工作繁忙未能到会，特发来贺信： 　　挚友嘉木样、贡唐仓活佛： 　　欣闻拉卜楞寺大经堂重建竣工，举行开光典礼，不胜欢悦。我因事不能前往，专此去信祝贺，并通过你们向拉卜楞寺全体僧众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各族各界朋友们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良好的祝愿!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一贯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今后仍将坚持和贯彻执行。我衷心祝愿拉卜楞寺的全体僧众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各界朋友们，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永远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立场，为进一步稳定甘南局势，为发展繁荣甘南经济，为社会主义进步和各族人民幸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新的成绩，作出更大的贡献! 　　顺祝吉祥如意! 　　习仲勋 　　1990年7月 　　贺信凝聚着习仲勋对甘南藏族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和我深交40多年，而这40多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们民族民主人士肝胆相照，和衷共济，振兴民族经济建设的40年。我们是挚友，我们又如亲兄弟一样。他为民族的团结统一，为甘南藏民族的繁荣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这里我补述两笔，一是：1951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准备搬迁兰州，原定把兰州大厦对面的西北新村的一套西式住宅作为习仲勋的临时办公室。后来，西北军政委员会又决定不往兰州搬了，习仲勋知道当时我在兰州也没个像样的住宅，于是就把这套西式住宅分配给我。1954年我任甘肃省副省长后，搬到青年农场居住，而大部分东西仍放在那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打成“反革命”，先下到正宁县，后来被逮捕押送天水，关进第三监狱。1977年3月，我被释放回兰州，住武都路省政协家属院小平房里。遗憾的是我再也没能到那套西式住宅去住。二是：1961年，在国家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我夫人策仁娜姆患重病，习仲勋和齐心大姐得知后，专门请她到北京治病，并亲自照管策仁娜姆住北京红十字会医院。困难时期他和齐心大姐身体都不太好，而且连自己都吃不好，还特地想办法照顾我们的民族饮食习惯，常到医院送吃送喝，问寒问暖。策仁娜姆的身体很快痊愈了，出院后他们怕她身体恢复不好，硬让她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待完全康复后，才放心地让我们返回兰州。所以策仁娜姆常对我说：“习书记和齐心大姐真好，我和齐心大姐如同亲姐妹一样。” 　　1966年，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受到批判斗争，开始让我们党外民主人士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自习仲勋被划到“黑线”上后，我们再也没联系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交往中断了。 　　1978年，我参加刚刚恢复的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见到习仲勋，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与他拥抱痛哭起来。他坚定地对我说：“我们应当向前看，要高兴才是啊!”他又给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1978年以后的时间里，我和习仲勋电话、书信不断，来往更加密切。我常汇报甘肃的工作情况和甘南藏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他特别关心西北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每次都嘱咐我保重身体、健康长寿，鼓励我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每次一到北京就急于去看望习仲勋和班禅大师。见不到他们，就心事重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说来也怪，人到老年真和小孩子一样，去见了习仲勋和班祥大师，看到他们身体好，工作好，心里格外欣慰欢畅，回来后吃得香，睡得着。有时习仲勋工作繁忙，就让齐心大姐替他到宾馆看我，送来我爱喝的酒和食品。我和习仲勋真是心心相印。 　　1991年3月，当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导下，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民族地区如鱼得水，经济飞跃发展，农牧民生活极大改善，藏区几千年来的游牧生活，也逐步定居下来，从帐房搬进新房，有的还盖了小洋楼。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想见习仲勋，报告这些新变化的时候，得知他已到深圳休养。我给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他们帮忙尽早安排我去看望他。而习仲勋也想念着大西北的老朋友，他给中央统战部和甘肃省委领导去信，转达邀请我在身体好、气候适宜的时候(南方太热，怕我年龄大不适应)到深圳见面畅叙。 　　当年10月20日，应习仲勋的邀请，中央统战部作具体安排，甘肃省委统战部的同志作陪，我由兰州经广州到珠海、深圳看望他。26日晚17点25分，我们乘车来到珠海石景山庄宾馆习仲勋的住处。他神采奕奕，健步来到大门前迎接我。我急忙迎上前去和他握手拥抱，碰顶致意。我高兴得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竟痛哭起来!还是习仲勋先克制着感情对我说：“我们应当高兴啊!我们要高兴!”此后，我向他敬献了哈达，表示衷心祝愿和崇高敬意!并代表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敬献哈达，赠送圣礼——拉卜楞寺大经堂重建开光纪念画册。他也向我回赠了礼品。我们汉藏两位老人热情友好的动人场面，使在场同志们为之感动。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来到一楼会客大厅，谈起了革命旧情，他还给我介绍特区的发展变化和开发前景。我给他汇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真是越谈越开心。我看到他身体好，精神好，如此健谈，心情特别高兴。晚上，他请我吃饭，陪同的有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廖鸿兴、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市政协副主席李根深等。习仲勋特别尊重我们少数民族，尊称我为老大哥(我长他十岁)，请我入贵宾席。可是在老领导面前，我怎么也不能这样。推让之下，无奈我只好入席。习仲勋以“贵妃酒”招待我们，他风趣地对我说：“过去皇帝喝的酒，现在我们也能喝了。”逗得满席人大笑起来。席间互夹菜肴，真是一片衷肠。正如习仲勋当时在菜谱上所写：“虽然你我话语不多，明知民族情长。” 　　10月28日，习仲勋要我同他一起去深圳参加活动。我们同乘海关快艇，在八级风涛海浪中飞越，大部分工作人员眩晕呕吐，茶几上的果品等物都被掀翻了。然而我和习仲勋在同志们扶助下稳坐在沙发凳上，大家看到我们两位老人如此健康刚强，无不为之惊讶! 　　快艇到达蛇口，深圳市的领导同志前来迎接我们。中午，习仲勋在深圳迎宾馆兰园设宴招待，深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出席作陪，其中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周溪舞、刘波等同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谭炜。在深圳活动期间，我们参观“民族村”、沙头角的“中英街”、国贸中心和深圳开发区市容。我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建筑宏伟，经济繁荣，使我更加对邓小平同志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信不疑。 　　11月1日上午9点，习仲勋步行来到松园与我话别，并同全体人员合影留念。行前，习仲勋按我们藏族礼节给我献了哈达，祝贺健康长寿。我们热情拥抱，挥手告别。 　　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我思绪万千，为革命我们走到一起来了，40多年的深情难忘。我的心情很久难以平定下来，我默默地在祈祷：敬祝他健康长寿，长寿健康!扎西德勒! 　　(作者系全国政协原常委、甘肃省原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