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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几件往事

杨拯民

1943年春天，我在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委工作时，听说西北局高干会后，中央确定习仲勋到绥德任地委书记，并兼任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米脂县由冯文彬任县委书记。不久我有事到绥德地委去，适逢习仲勋刚到绥德第三天，他和地委统战部部长梁明德一起接见了我。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开朗、平易近人，总感到还想再和他谈谈。在绥德一天之中竟接触了三次之多，他和我谈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情况。从这以后，我一直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工作，由当时我在米脂县任银城市(区)委书记的间接领导，到骑六师、玉门油矿和全国政协期间的直接领导。50多年来，我总是以他为老首长、老上级，可以与他交心的长者，而向他请示、研讨工作问题。 　　1945年我从绥德地区调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路过绥德时，又和习仲勋长谈。他介绍了宋文梅的情况(宋曾任原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早年参加中共，西安事变中看管过蒋介石)以及宋和他一块参加共青团的经过后说：“宋现在到了延安，曾想到绥德来找你和我。我因有所不便回电要他在延安学习。你到延安时可以和宋谈谈。”由此我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所谓“都村三杰”，宋文梅、程建文(即陈建中)、习仲勋三人同时参加闹学潮，程建文、习仲勋被逮捕，后陆续释放。但这三人志向不同，从此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程建文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到了台湾，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文梅上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到十七路军总部任随从参谋，1936年任特务营营长。而习仲勋到了陕甘边区参加了革命，担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20世纪40年代初则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三个人走了三条道路。这也是20年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历程。1991年10月中旬，程建文应习仲勋之邀，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期间，习仲勋和我曾分别设宴款待。席间，宾主双方畅叙乡情和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1944年我到延安后，据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说，他和宋文梅谈话后，宋要求到关中分区工作，要我到关中分区后和宋联系。可是待我到关中马栏时，宋已经越过边界回了西安。西安解放后我见到宋文梅时，他说他到陕北想见习仲勋和我，但是见不着，而高岗对他“乱吹牛”，没有意思，所以就出去了。1949年冬，宋文梅在西安找到我，我即带宋去见习仲勋，他一口答应“你交给我”，于是安排了宋的工作，后来带到北京，参加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从对宋的接待和处理过程中，我感到习仲勋对统战对象比高岗认真细致多了，人情味重，对人至诚。这是我亲历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多年来和西北及全国党外人士的接触中，他(她)们无不对习仲勋有特殊的好感，都说：“习仲勋这人非常通情达理、和善可亲。”习仲勋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确实有突出的贡献，如西北各民族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马鸿宾、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等和习仲勋的私交均深。同时他和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李德全、黄绍竑、邵力子、黄琪翔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1946年10月，国民党榆林的保安部队5000余人由陕北保安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领在横山起义，这是习仲勋直接领导的。因为胡景铎和习仲勋在陕西富平立诚学校是同学，思想接近。习仲勋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时，他们之间即有联系，习仲勋调到西北局任负责人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当时，在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前夕，在陕北边防线上爆发的这次最大的起义，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起义部队骑六师到达延安时亲自接见、讲话、宴请，十分隆重。我也就在此时从延属军分区调到这个部队担任党委书记兼副师长，承担改造这支部队的任务。改造起义部队既要认真严肃，坚持原则，又要按党的统战政策机动灵活办事，不能搞“左”的一套，问题比较复杂。好在骑六师编入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整个过程，一直是在习仲勋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这个部队人事、历史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都很切实具体。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和以后转战陕北中，我们向习仲勋请示的问题和要求，包括对胡景铎的安排等，他无不及时中肯地给予答复。因为这个部队的特殊性，我们经常远离主力部队，但我们心中很踏实，就是习仲勋深知这个部队的情况。团、营以上干部经常问我们：“这是习书记的指示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就坚决贯彻。 　　解放西安进城后，我见到习仲勋。他很注意待人接物、礼贤下士，颇得陕西和西北各界人士的好评。 　　1949年末，重庆解放。当我父亲杨虎城将军遇难的消息传到西安时，赵寿山和我去找习仲勋，他立即发电报给党中央，决定派我去重庆移灵，并亲笔写信给中南局和西南局的负责人介绍我的情况，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这两件事是在一个小时内办妥的，而且都是他亲自动手，草拟电稿，还和我们再三商酌。两天后，中央即回电，使我感到习仲勋办事效率非常高。以后我在玉门油矿工作时向习仲勋要求拨给一个电台，他答应后立即拿起电话告诉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阎揆要给我们拨一个电台。现在记得的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工作作风是亲自动手，雷厉风行，从不含糊推托。 　　据我回忆，当时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中习仲勋是比较年轻的。他对人始终是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如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彭老总、贺老总、甘泗淇、王震、张宗逊、王维舟、张经武、李卓然等同志和我交谈时，他们对习仲勋这方面的印象是深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都恢复了工作，当时我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机关党组第一副书记；习仲勋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统战工作，所以工作接触机会很多。记得电影《西安事变》拍成后送审，当时争论很多，问题提到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总书记要习仲勋去处理。他请双方争论的人一块看影片，听意见，工作做得细致周到。他曾告诉我“事缓则圆”，很受教益! 　　(作者系全国政协原常委、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杨虎城先生之子)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