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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仲勋同志一起工作的日子

范 明

我和仲勋同志的相识，不是经过组织关系或工作关系，而是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对外是教导队队长，对内是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1942年9月，我奉毛主席电令回延安汇报工作，路经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委所在地马栏，去看望早年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调任关中专署文教科工作的哥哥郝伯雄时，得知他的上司就是原来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经哥哥介绍与仲勋同志相识。乡亲相见分外亲热，问长问短，毫无拘束。关中“楞娃”的豪放气质和平易近人的“伙爷”①作风，使我们彼此一见如故。从此，我便和仲勋同志结下了同志加战友的亲密关系。 　　一 　　1944年4月，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后，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组织调我到西北局工作，任统战部统战处处长。12月我被派往关中马栏，参与完成了建立白区布点108处的任务，回到延安西北局。此时，西北局原书记高岗已率领大批干部去东北，仲勋同志担任西北局负责人。我向张德生部长汇报上述布点后，他要我和他到仲勋同志处汇报。 　　仲勋同志非常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终于到一起工作了。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说：“好啊!这是完成毛主席新战略部署的一次新成就。”他要我写个详细汇报提纲，以便转呈毛主席。当时在西北局统战部任处长的刘庚对我说，仲勋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领导工作时能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 　　仲勋同志到西北局后，首先加强了陕甘宁边区北线的统战工作，完成了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即横山起义)的任务。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一方面不断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南线部队，一方面命令榆林邓宝珊所属部队准备南下。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准备东进，企图一举占领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积极领导边区军民加紧备战，提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在中央召开的加强备战会议上，毛主席对仲勋同志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北线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回旋余地。 　　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决定派我为代表，前去绥德地委蹲点，开展榆林地区统战工作，重点争取横山波罗堡陕北保安副指挥胡景铎举行起义。仲勋同志说，胡景铎是他在立诚学校的同学，同他交情很深，思想比较进步。前次曾派与胡景铎也是同学的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到榆林与驻军联防之便，争取胡率部首先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特别是插在边区内的石湾地区，减轻我军北顾之虑，扩大我军回旋余地。仲勋同志对我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要我勇担重任，并询问我还要什么帮助和条件。我说，不要什么条件，只需你写个秘密介绍信就行。仲勋同志说：我希望你能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胜利地完成这个战略性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我说，我不敢立军令状，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地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仲勋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房内，在白绫子上写了介绍信，让我缝在我的丝绵背心里。1946年7月上旬，我携带着他给胡景铎的密函先到绥德地委，在地委书记白治民、专员杨和亭、司令员吴岱峰、统战部部长刘文蔚和副部长师源协助下，对榆林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周密地调查研究。特别对胡景铎的思想、政治、家庭和社会关系以至个人生活嗜好方面的细节情况，作了详尽地了解。然后又以他与仲勋同志的特殊关系和我的家庭与胡家的特殊社会关系(我的伯父郝隆光，原系胡景翼十大连的少校连长，在反北洋军阀在陕代理人陈树藩、陆建章的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富平美原镇还有他的纪念石碑)作出周密安排。我化装成立诚学校(胡家的私立中学)教员身份，单刀赴会。 　　我于1946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由师源陪同，从子洲县经过周家崄，到边区与敌占区石湾交界处只身进入石湾地区。首先与胡部一个连长许秀岐取得联系，说明来意。 　　翌晨，许秀岐派了一位上士班长备一匹马护送我。经过两天的沙漠行走，顺利安全地到达了波罗镇，直接地进入了胡景铎的指挥部。首先见到了胡的秘书章纯。章纯向胡通报后，胡即派警卫员肖家寿前来看我。肖家寿带我进入了胡的私室，我除将习的密件交给他外，并作了自我介绍。叙旧后我径直地说明劝他起义的来意。他惊喜交加，从炕上跳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与习是同窗好友，莫逆之交，早有起义的决心，今幸得世兄前来真诚会谈，真乃天助人愿，了无疑意。” 　　次日清晨，在周密警戒之下，胡景铎和我在波罗镇南城门楼上促膝而坐，指掌为图，纵论革命大好形势，详谈起义政治、军事部署，情投意合，当即达成了起义十条纲领协定。主要内容是起义后将部队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任师长，批准胡为共产党员，党龄可从本年7月1日算起。胡又提出要把这次参加起义的有功人员张亚雄、杨汉三、许秀岐、姚绍文、范止英以及还在关中探亲未归的参谋主任李振华作出适当安排和奖励，并决定在国民党双十节(10月10日)举行起义。 　　我将起义行动计划带回延安，向仲勋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决定由我率领延安和绥德地委选派的50多名干部和新四旅一个加强连，经响水西南水沟边境出发(原定10月10日起义。因无定河水上涨，改为10月13日起义)，于拂晓前按预约计划到达波罗南门外约500米处之南土台，将部队布置就绪。以约定的旗语暗号作联络，配合胡景铎率部起义。 　　起义后，中央电令任命胡景铎为骑兵第六师师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11月下旬，中央电令骑六师到延安整训。 　　12月12日，毛主席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接见了骑六师营以上的官佐。由仲勋同志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我时，毛主席拉着我的手笑着说：“郝克勇同志，你又从这里拱出来了!”没待我回答时，仲勋同志很诧异地连忙改正说：“这是范明同志。”毛主席说：“晓得!郝克勇是他在三十八军的原名，你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在对起义官佐表示赞扬和欢迎之意后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大军队。国民党的船很大，但千疮百孔，是一只快要沉没的船，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这一点，大家都想从这只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撤下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是共产党的船。这只船现在虽然很小，但这将是一只不断扩大的船，它非常结实，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只贼船，而是铁邦邦结实的大船。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我们虽然还处于困难时期，但从统筹全局来看，我们在三年内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二 　　仲勋同志无论是在地方或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倾注于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努力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恰当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重大工作任务，业绩显著。几十年来，尤其是解放初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件事： 　　1．对回族叛匪头目马良实行感化政策，决定不咎既往。1950年冬，台湾国民党残敌利用美国高空飞机，给潜藏在甘南与川北交界草原地区的叛匪头目马良(回族)，投下了新式武器和委任马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大印，命他在该地区进行反攻叛乱，打家劫舍，胁迫藏族群众。当时，马良土匪武装有1000多人，气焰十分嚣张。与此同时，台湾还投下了委任黄正清为守备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大印，马匪秘密联系黄正清的儿子黄文源，把黄的委任状和印信转给黄正清，要他潜逃甘南共举叛乱。黄正清在接到这些证件后，深夜找我报告了这一严重情况，并要求把黄文源和这些证件上交军区，他愿亲自出马，率领藏族武装协同解放军进剿马匪。我先赞许他这种大义灭亲、爱国爱党的精神，但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先把黄文源稳住，把证件秘密上交，等与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商议后再说。但我提议黄正清率部与骑兵团协同进剿的意见未予采纳。只由甘肃省军区派了一个骑兵团，深入甘南藏区追剿。由于地形不熟，情况不明，藏族群众不帮助，剿来剿去，剿了一个多月，毫无寸功，人员马匹不断减员，粮尽草绝，只得撤回休整，待机再剿。甘肃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必须走藏族上层领袖人物和藏族路线来解决问题，取消对黄正清的怀疑，又要我亲自动员黄正清出马，出任甘南剿匪司令员。 　　黄正清回到夏河县，振臂一呼，3天之内就组成了一个约3000人的藏族剿匪团，配合我骑兵团，开往甘南川北广大草地，对马良匪部进行第二次围剿。黄正清以拉卜楞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娘家尧西的身份，向甘南川北藏区所有寺庙的头人发布了合剿马匪的通知。于是，剿匪部队所到之处，藏族部落头人和藏族群众武装，跑马鸣枪，夹道欢迎，欢呼雷动，还派出精干骑兵随军进剿。黄正清采取了撒下天罗地网、昼夜不停奔袭的战术，使马匪抱头鼠窜，无喘息之机。同时，认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前后不满一个月，便将叛匪连同匪首马良全部俘虏。西北局将黄正清这一功绩上报中央，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1955年授予黄正清少将军衔。 　　当时将匪首马良带到兰州，有人主张杀掉。上报西北局，仲勋同志按照毛主席对叛乱头子的感化政策，批示不仅不予镇压，还让做工作，由兰州回族首领出面担保释放，并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安排了工作。马良改恶从善，派人将甘南潜藏的其他匪徒全部叫出投案自首，对稳定甘南局势起了有益的作用。同样，对兰州回族上层人士马腾霭，仲勋同志也不同意杀掉，后来还安排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回族群众中影响也是极大的。 　　2．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一个批准藏传佛教的嘉木样呼图克图转世坐床。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甘南拉卜楞寺的寺主是嘉木样呼图克图。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即黄正清之弟黄正光)于1947年4月14日圆寂了，未来得及选转世灵童就解放了。1950年黄正清提出按藏传佛教的仪轨选转世灵童来继承为六世嘉木样的意见，得到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正式批准。在仲勋同志的指示下，先由黄正清召集拉卜楞寺活佛僧侣及属寺代表，并请青海佑宁寺活佛土观参加，开会决定卜算活佛转世方向，未能寻到。1951年2月，他们祈请班禅大师卜算，由班禅大师决定。班禅大师于10月19日亲莅拉卜楞寺卜算后宣布：“经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卜算决定：五世嘉木样灵童生于青海省刚察县刚察上部，父名多拉海、母名才旦卓玛，佛名周本塔尔。”于是拉卜楞寺派员到青海刚察把灵童迎来，于1952年3月6日在拉卜楞寺隆重举行六世嘉木样活佛坐床典礼。西北局宗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汪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和甘肃军区司令徐国珍出席了坐床盛典，并分别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送旗祝贺。六世嘉木样活佛就是现任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由班禅大师决定的转世活佛。 　　3．代表毛主席专程到西宁为十世班禅归藏送行并对西藏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51年12月15日，班禅离开塔尔寺来到西宁，向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同志和青海省各族人民辞行。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仲勋同志，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来到西宁，欢送班禅大师光荣返回西藏。仲勋同志看望了班禅，馈赠给班禅银圆三万元，检查了班禅返藏的筹备工作，还给班禅行辕的官员作报告。仲勋同志勉励他们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认真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希望他们与噶厦官员互相谅解，搞好团结，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西藏而努力。 　　12月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在西宁隆重举行欢送大会。会上，仲勋同志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他说：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同达赖喇嘛一样，在西藏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班禅先生离藏28年间，西藏人民时刻在怀念着您。班禅先生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协议的必然结果，是接着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喜事。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已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的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接着，班禅大师致答谢辞，对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青海省党政军在解放以来对他们的关怀和这次热情送行，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表示返藏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这庄严的欢送会上，班禅大师畅谈了自己发自肺腑的感想。他说：“我们流离内地快近30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出席欢送大会的有青海省党政军的负责人张仲良、赵寿山、廖汉生、喜饶嘉措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他们都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上，西宁市各族各界代表和儿童向班禅献旗、献花，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通过了致达赖喇嘛的贺电。 　　12月18日，仲勋同志召见护送班禅返藏的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和我党派到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副秘书长梁选贤两位同志，根据毛主席对西藏工作主要做好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教导，作了《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该意见的要点如下： 　　(一)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二)西藏目前主要应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西藏反封建目前还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点要在干部中讲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则下边会出毛病(如不尊重风俗习惯，急于改革，不愿与封建势力接近等)。 　　(三)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能得出正确的办法。在西藏目前做工作不要分工太细，每个同志都了解全面的及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是说“去粗取精”吗，粗是精的基础，无粗就没有精。 　　(四)开始一个时期，我们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干部下到“宗”上去。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多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名义，组织各方面的人下各地去，搞完工作以后回来，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 　　(五)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多扶植，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班禅他们在西藏是被压迫的，他们不靠我们是不可能的，会和我们长期合作的，我们应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今天他们在大的方面和我们联合在一起，这就对了，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六)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随班禅进藏的青海藏族同志还要注意，你们到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藏族团结一致，应该谦虚，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的印象。 　　牙含章同志于1952年5月护送班禅抵达拉萨后，当即将仲勋同志的指示向西藏工委作了汇报传达。工委认为仲勋同志关于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是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方针政策上以及领导方法上作了辩证的阐述，对西藏搞好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搞好藏汉团结，藏族内部的团结和干部内部团结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即转发各分工委，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实践证明，仲勋同志向牙含章、梁选贤等同志所作的《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做好西藏工作和做好达赖、班禅之间的团结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从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作者系原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① 伙爷：情意相投的好朋友。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