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纪念文集

我的挚友习仲勋

胡希仲 作 胡畯 整理

我与习仲勋是小学同学，很要好。他参加共产党，对我有直接影响。1928年，习仲勋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我曾到狱中探望，未能见到，留下了些食品和零用钱。习仲勋出狱后身体不大好，我们相约稍后即投考陆军学校。1929年关中大旱，我赴苏州就读，于途中写信给习仲勋，劝他不必着急，一旦我在苏州安顿好，即写信约他一同就读东吴大学，或另谋他途。我在苏州定居时已是1930年夏天，没有再给习仲勋去信。 　　我在东吴大学附中学习期间因掩护刘秉琳(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任中央联络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受周恩来同志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已故)被捕，经李根源先生担保，始得获释。由于极度激愤和担心刘秉琳安全，我在狱中不吃不睡，得了胃病，于右任、杨虎城两位先生送我到日本疗养。1935年冬，我回国在上海见到杨虎城先生。杨先生重提送我留英，他负责一切费用。我以为抗日反蒋更为迫切，出国学习稍后不迟。我向杨先生说，我的同学习仲勋在陕北有所作为，他捎话叫我。我和杨明轩先生商量过，准备回陕即招集子弟兵北上，与习仲勋一道抗日，请杨先生给我一些武器。杨先生支持我从军的愿望，钱枪都愿意给，但不赞成我去陕北，叫我跟他，说“要抗日跟我一样”。杨先生还嘱我联络进步朋友，跟他抗日。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我收到杨虎城、杨明轩两位先生急电，着我和李子健“迅速回陕”。我们立即动身。 　　此时已经放蒋，红军进驻渭北。杨虎城先生命我代表他前往协调各方关系。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派遣的刘秉琳。 　　我在富平见到贺龙、关向应、任弼时、朱瑞等红军将领，朝夕相处，情谊至深。贺老总关心我们前途，鉴于杨虎城先生已被蒋介石免职，建议我参加红军，跟他到敌后去。他说，杨先生已不在军中，你回西安不光无所作为，怕是安全也无法保证。参加红军，可以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做外围的联络工作，个人也能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为壮大抗日武装，贺老总命我组建“富平师”，要朱瑞帮我筹划，解决武器，招募子弟兵。我建议与习仲勋联系，他对渭北民情熟悉，有武装斗争经验，如能来最好，不能来则请他让地方干部前来参加组建工作，这样配合起来搞，我们的事就好办多了。贺老总、朱瑞都赞成我的意见，朱瑞还表示愿陪我去关中特委见习仲勋。 　　此时，忽接杨明轩先生来信，言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杨虎城先生被迫出国，约他和我同行。我立即将信交给贺老总，征求他的意见。贺老总对杨虎城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意我随杨先生出国，“富平师”等我归来再办，还嘱我回国一定找他。 　　我们于1937年6月出国，回国时已是当年年底。杨虎城先生在香港被扣，我和杨明轩先生及一批留学生回到西安。 　　1938年元旦后，林伯渠先生派车送我们去延安。杨明轩先生和我在延安汇报了随杨虎城先生出国、海外侨胞对抗日的态度、留学生的思想动态，大家很有兴趣，所谈甚多。我多次与林老见面。林老与先父胡景翼有师生之谊，对我特别关切，谆谆教导。他不赞成我留在延安工作，叫我到白区搞外围工作，认为那样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杨明轩先生也赞成林老意见，我只好从命。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疯狂进攻，并企图强渡黄河，西进关中。我建议在关中组织义勇军，打击侵略者。杨明轩先生和晋增(即曾毅，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为人耿直，学问也很好。留法期间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迫害，抗战期间由于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帮助，晋增冤案被平反，以后长期随刘伯承、邓小平工作。新中国成立初任华北工学院院长，以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已故)都支持我的意见。我们商定同回关中，先把培训搞起来，然后找习仲勋帮我们组建部队。 　　回到关中后，我和晋增立即开始工作，刘秉琳受党组织派遣已在富平等候。我向高桂滋先生要了步枪百余支，手榴弹数千，连同我家存武器共有长短枪300支，训练骨干足够了。训练对象以立诚学校志愿参加义勇军的学生和我们招集的子弟兵为主，共办了五六期，每期二三百人。为找习仲勋，我亲率百余人去马栏。习仲勋不在，委托张凤岐接待我们。我与关中分委商定：部队组建后政工和军事指挥人员由习仲勋派遣；游击队的根据地放在边区，必要时家属和非战斗人员撤入边区。我走后，习仲勋派人多次来我处，要我努力去干，他保证给予一切支持。1939年判明日寇无力西渡黄河，我们放弃了在关中抗击敌人的计划。我决定随高桂滋先生赴河东抗日。离开渭北去前方时，我叫雷兆龙去关中向习仲勋汇报。习仲勋让雷带回的信要求我务必保持与党组织的联系并把情况告他。要做好团结中下级军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解党的政策，凡是愿意跟我们干的人，都要与他们合作。要热爱士兵，关心他们的生活。要特别注意团结进步朋友，形成自己的核心。同时要利用高桂滋先生与我的特殊关系做好高的工作，希望他向我们靠拢。过去打红军的事不要提了，只要愿意合作，我们一定支持。我在高部期间，刘秉琳来过多次，转来林老和曹力如给我的信，应曹力如之命我把延安派来的小王夫妇安顿到卫立煌的司令部。我和六叔景铎都坦诚地向高先生进言，希望他向刘、邓靠拢，既可赢得人心，又能保存实力，蒋介石是靠不住的。高先生说，陕北共产党曾在他的部队活动，几个团被拉跑了，他听到共产党就害怕。但他不反对我参加共产党，说我如果愿意，他可以为我介绍毛泽东。 　　1941年，我们在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伤亡惨重。我因病回后方休养，部队经高先生同意并入景铎部。我在休养期间，无论在西安、富平、华山或蓝田，习仲勋都有信来，还派秦树文等人面谈过。习仲勋了解我的性格，深知我是因继承先父遗志而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他唯恐我在这方面认识不扎实，从而在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影响下发生动摇，那就可能上国民党的当。所以每有信来总要提及胡景翼先生的光辉业绩，总要讲只有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的道理。那时给我讲这方面道理的人很多，都对我有帮助，习仲勋的信给人以特别的亲切感，他感情真挚，说理朴实，使人更乐于接受。 　　说到中国的前途，习仲勋以为日本必败，但抗日胜利后的形势依然不容盲目乐观。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必然卖国求荣，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梦想一统天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全力抗日，但如果看不到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势必把内战强加到我们头上，从而准备不足，那就要犯错误。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决战，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他指出，为了胜利，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抓枪杆子，没有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一切都是空话。他要求我充分利用统一战线所形成的合作局面，依靠群众，联络进步朋友，搞出自己的格局。不要怕得罪国民党，也不要听信那些只讲策略而常常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之脑后的人的宣传，积极创造条件，随时有所作为，他坚决给予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总而言之，只要干起来，闹下天大的乱子也不要怕，他负一切责任。 　　杨明轩先生对我和习仲勋的关系极为关切。他看过习仲勋的所有信件，称赞习仲勋的胆识，认为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有高度，“渗透着毛泽东的性格”，始终抓住武装斗争这个关键，很了不起。杨先生说，习仲勋的信不仅向我们交待了党的战略思想，使我们有所遵循，知道目标，更要紧的是交待了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而不必有后顾之忧，不怕有人指责破坏合作，不怕蒋介石追究。这就解放了我们的手脚，可以大胆地去做了。 　　1943年冬，时为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派侯金榜持信来西安见我。侯在耀县被捕叛变，供出了习仲勋与我的关系和习仲勋派他此行的任务，习仲勋的信也落入敌手。蒋介石指示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就地处置”，我随即被捕。我的卫士杨振海急中生智，立即找到刚由前线归来的高桂滋先生。高先生大吃一惊，认为事态严重，顾不上吃饭便去找李纪才先生。李先生系先父挚友，他们同去熊斌处，要求让我先回家，天大的事情以后再说，理由是我身体不好。李纪才先生高声说：“死在狱中谁负责?”敌人对我软硬兼施，要我声明“上了习仲勋的当”。我痛斥了他们：“同学之间的通信也成罪过，你们的民主自由何在?”一个矮小的特务狞笑着说：“这难道是一般的通信吗?这是要搞武装暴动，是破坏抗日，是卖国行为!”我没有看到习仲勋的信，内容无从得知，特务们的说法使我联想到他以前的信，很可能如此的。而如果确如他们所说，问题就比想象的严重得多了。然而事已至此，也只好豁出去了，无论如何不能上敌人的圈套。我被关押一个多月，受审十多次，却没有从我口中捞到半句“检讨”。 　　“侯金榜事件”满城风雨。为营救我，李纪才、高桂滋出了大力，于右任、冯玉祥、张继、张群、邓宝珊等也都鼎力相助，我始得无恙。事后熊斌给我看了蒋介石批示的手抄件，蒋介石写道：“查胡希仲有5000支枪，准备在渭北策应共产党，仰即就地处置，不必押送重庆。”熊斌说，这是最严峻的批示，太可怕了，如果不是张继先生出面讲话，后果不堪设想。“侯金榜事件”后不久，习仲勋又有信来。这封信是从门缝塞进来的，我急忙出去看，人已不见踪影。习仲勋显然已知道侯金榜叛变和我已脱险的情况。他认为我没有上敌人的当，是做得很对的。他说：“我们绝不怕蒋介石，敌人的强大，我们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要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又说：“革命不免有牺牲，为理想而战，死而后已。” 　　我恢复自由后处境依旧艰难。因为特务监视，亲友们来得少了，我也不便出访，以免连累别人。偶尔有采访者或收到来信，也大多是为劝慰保重之类，国事则极少谈及。习仲勋的信使我高兴。信中他当然也谈安全，甚至说到如有必要可以随时进入边区，但中心是讲革命精神，讲如何克服困难，失败了再干。我喜欢习仲勋的性格和他那钢铁般的语言，对于危难中的我，这实在是最好的慰藉。不久，胡景铎由甘肃归来。 　　我建议胡景铎一同到榆林邓宝珊先生那里，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利。那里熟人也多，离边区近，可以在习仲勋的帮助下，借势开辟新局面。我们对北上的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胡景铎随即向高先生提出辞呈。李振华、张亚雄、许秀岐等战友也都相继归来。我向杨明轩先生汇报了我们的北上计划。他嘱我们努力去干，继承父兄革命精神，跟共产党走到底。为在陕北立足，我们托人为胡景铎活动，被任命为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并获准招1000名新兵北上，列入陕北保安队建制。1945年春夏之交，我们经甘肃、宁夏到达陕北横山的波罗镇。 　　此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榆林的特务们对我有所监视，对胡景铎则并不注意。我们认为正可以利用敌人的盲目乐观而放松警惕之机开展活动。我们商定，胡景铎驻波罗镇，我接受邓宝珊先生所授“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参议名义驻榆林，掩护波罗方面的工作。我于1945年6月到达榆林。为与习仲勋联系，我在抗战胜利前两次派人去边区，都没有完成任务。不久，习仲勋派刘文蔚带信来榆。刘文蔚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我向刘谈了我们的工作，说明“侯金榜事件”后我和胡景铎率部北上，便是接受习仲勋意见，走武装起义道路的决定性步骤。当前随我们一道来陕北的同志已安排就绪，正在抓紧联系原在二十二军和保安部队的同志，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我们的队伍，请习仲勋尽快派人与我们建立联系，以便进一步开展工作。 　　刘文蔚要求我利用住在邓宝珊总部的方便条件多做工作，并询问除我已告知他与我们同来的李振华、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张贻祖等外，陕北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人。我向刘文蔚介绍了我和胡景铎已经接触并深谈过的范止英、姚绍文、魏茂臣、杨汉三、吴凤德等，这些人都有明确的态度，不成问题。刘文蔚提到秦悦文，说秦悦文历史上与我们有过关系，应适时联系，我答应照办。刘文蔚告诫我注意榆林的特务活动，指出军统的黄贻功，中统的盈子石、李鼎新都是叛徒，黄贻功、王伯恭奉命监视我和邓友梅(邓宝珊次女，中共党员)，要提高警惕。刘文蔚间我能否去延安，我说暂时不行，此间尚不稳定，一俟安排就绪，将随时前往。 　　刘文蔚走后，我立即将情况通报胡景铎。此时李振华已调榆林工作，我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 　　不久，胡景铎来榆林，我们就当前形势和各自掌握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胡景铎以为，国民党已完全腐败，中国的未来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的初衷绝不改变。问题是如何把握时机和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工作，团结更多的人跟我们干。他说，他和不少人谈过，人们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到底向何处去捉摸不定，以为抗战八年，好不容易打败日本，国力耗尽，人心思定，舆论导向和平。国共两党又正在谈判，毛主席亲赴重庆，停战协定签字，如果联合政府一成立，共产党的要人去南京当官，还要我们干啥?胡景铎以为，人们思想上的这些疑虑，听起来叫人不舒服，但毕竟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商定：(1)继续做工作，绝不因眼前的困难而气馁，充分利用我们的历史关系团结更多的中下级军官。可以暂时不谈武装起义，只说拉我们自己的山头，复兴父兄创业精神，为陕西人争气。(2)我不去南京。(3)关键时刻我带范止英、魏茂臣、许秀岐等先去延安。我们还商定了其他应变措施。 　　1945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榆林代理总司令朱耀武在总部设宴招待绥远客人。他即席告诉副官长彭尔玉，说过几天延安将派曹力如来榆公干，注意安排接待。当时榆林国共合作局面尚未破裂，延安代表来榆历来公开，榆林方面也很注意礼节。曹力如即将到来，令人喜出望外。 　　两天后，曹力如来到榆林。一天深夜，他派人送来习仲勋给我的信。次日下午，他又来到我们住处，命他的警卫员张守国站立在门外，挡住所有来者。我们密谈了两小时。 　　习仲勋的信至关重要。在国民党大肆反动宣传，人心浮动乃至反复，我和胡景铎都为此而深感为难的时候，习仲勋向我们交了底：“仗非打不可。”他强调了抗战胜利后时局变化的特点，指出蒋介石机关算尽，不过是玩弄欺骗舆论的把戏，其目的在于用虚假的和平掩盖他们为把内战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进行准备的事实。习仲勋说，他相信与蒋介石的决战将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一场战争，中国人民必将赢得胜利，建立新中国。他要求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做到一旦有事便可立即行动。为保证起义成功，既要有英雄气概，又必须谨慎小心，充分估计各种阻力，精心策划，万无一失。要特别注意骨干力量的发展和巩固，这些人有什么困难，要全力帮助。要进一步放宽视野，团结更多的人到我们队伍中来，凡是愿意跟我们干或合作的人，都应当热情欢迎。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乃至与人民作过对的人，只要在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边，或者至少不破坏，则应宽大为怀，以体现政策的威力。要防止随意杀人。习仲勋嘱我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胡景铎，延安将派得力干部前来协助工作，他本人也将随时在边界地区会见我和胡景铎。 　　我和胡景铎历来依赖习仲勋，我们从小是同班同学，情谊至深。他和我的关系险些送了我的命，我却不但不悔，反而更喜欢他。我赞赏他的忠厚和胆识，既是革命，不光坚持到底，而且敢想，敢干，敢负责，使人感到他是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愿意听他的。 　　这次习仲勋的信精辟地分析了时局，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明确提出起义的要求，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切犹豫顾虑，都是多余的了，可以行动了。 　　我向曹力如表示，有习仲勋的信，大家便有了主心骨，不会上反动宣传的当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整块的指挥权，胡景铎只是陕北保安副指挥，部队也不成系统，但我们的骨干力量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把以胡景铎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心建立并巩固起来，我们便不仅能端掉整个保安部队，而且二十二军、十一旅的一部分也能拉过来。如果八路军主力配合，我们甚至可以拿下榆林，动员邓宝珊先生换旗，领导起义，我和胡景铎做具体工作。那将是一个壮举。 　　为防万一，我烧掉习仲勋的信，又立即给胡景铎写了信，派警卫员王鹏星夜送到波罗。 　　几天后，胡景铎专程来榆林。我向他谈了习仲勋的要求、曹力如的谈话以及我汇报的情况。胡景铎完全赞同我的谈法。他很兴奋，说习仲勋始终保持与我们的联系，在关键时刻给我们讲实话，讲真话，够朋友，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我们说干便干，绝不拖泥带水。 　　胡景铎述说了他对发展和巩固骨干、培训干部、人员安排、兵力部署、通讯联系的考虑。榆林方面尚需我来应付，以掩护波罗和石湾方面的工作并进行各方面的联络。我完全赞同胡景铎的意见。他想得周到，说明决心大。在时机成熟时，就按习仲勋的要求，发动武装起义。 　　1945年底，刘文蔚再次来榆林告诉我，绥德地委已接到习仲勋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胡景铎的工作，地委已召集边界地区负责同志开了会，作了布置。此外，习仲勋已调师源到绥德，以加强北线的统战工作。师源与胡景铎同学，便于工作，他不久就将去胡景铎部。 　　1946年春，师源持习仲勋信到波罗。师源走后，胡景铎来榆林，说习他与师源无话不谈，商定了下一步如何联系和亟须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不久，范明持习仲勋给胡景铎的第二封信到波罗，就起义的组织领导进行了安排，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北线战略的指导方针。 　　范明在波罗期间，刘文蔚说习仲勋嘱他告诉我，波罗、石湾方面的工作有人负责，我应以主要精力注意榆林当局的动向，掩护胡景铎的工作，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起义发动指示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1946年夏天以后，国民党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胡宗南虽未进攻陕甘宁边区，但气氛已日趋紧张。榆林特务加紧了对我的监视，我的卫士外出多次被搜查、盯梢，信件丢失。我迅速将情况通报胡景铎，要他密切注意，采取果断措施以应付不测，并要他来榆林见面。 　　胡景铎不愿前来，深恐被扣而贻误大事。我以为，由于我们在波罗、石湾方面者都有良好的关系，反动人物都受严密监视，敌人不至于掌握更多的情况，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绝不敢轻易动手。不来反倒会引起怀疑。所以还是要他来，只要做得适当，是以过关的。后来胡景铎终于还是来了榆林。 　　1946年7月10日前，胡景铎两次向我通报情况，言及多方走漏消息，已无法保密，要我做好随时离开榆林的准备。10月9日接到第三次通报。来人说，事变提前，陕甘宁晋绥军区首长王世泰、张仲良已率教导旅北上，武镇已经打响，不日解决，要我两日内赶到波罗。我迅速离开榆林，胡景铎派特务营营长杨宪臣率骑兵接到防地。 　　次日，举行誓师大会，胡景铎发表讲话，激昂陈词，痛斥蒋介石卖国独裁，揭露其内战罪行，决心站在人民一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战士们高呼口号，声震云天。山城沸腾了，无定河沸腾了。 　　起义胜利，中央决定组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我应习仲勋电召回延安。 　　在榆林的一段时间，简直是度日如年，压抑，焦虑，紧张，兴奋，百感交集。波罗山城的誓师，使人如释重负，顿觉轻松，心情之愉快更是十年来所未有。我们终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答卷。我们没有什么堪于盛赞的丰功伟绩，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大敌当前，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退缩。 　　我在延安见到杨明轩先生和习仲勋。胜利重逢，倍感亲切。杨明轩先生历述去年西安分手后他所经历的艰难历程，谈到终于在党的关怀下脱险回延安，真是万幸。多年的压抑感没有了，他真正感受到了自由的幸福。谈到横山起义，杨先生高兴地说，他一到延安，习仲勋便向他讲了我和胡景铎的情况。当他看到《解放日报》头版“胡景铎将军率部五千起义”一行特号大字标题时竟兴奋得彻夜未眠。杨先生追今抚昔，缅怀故友，盛赞先父胡笠僧先生的革命精神，以为传统精神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必有继承者，这也便是传统影响之所以不可忽视的原因。胡景铎和我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为继承父兄遗志必须为人民的事业献身的道理，于是便有反蒋抗日，便有横山起义。这是继承，更是进步。续范亭先生说，“横山起义是华山聚义的继续”，这话说得太好了。 　　杨明轩先生把我和习仲勋的关系亲切地概括为“同志加兄弟”，实在是点睛之语。杨先生回顾十年往事，感慨系之，认为习仲勋对我们的信任、爱护和帮助在我们的革命生涯和人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堪于盛赞。我非常赞同杨先生的说法，我向杨先生说，习仲勋的性格和由此而产生的他的作风，使我印象殊深。习仲勋懂得党的统战理论，懂得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善于在实践中把党的政策和他个人的能动作用结合起来，在党的方针指引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个人的聪明才智，敢说，敢做，灵活掌握原则和策略，坚定，诚实，使人相信他，愿意接近他，有事不和他商量总觉得缺少什么，从而使他的工作得以抓住人心。光讲理论，只知道生搬硬套，不懂得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什么事也办不成。“侯金榜事件”后我的处境极度艰辛，习仲勋的关切使我振奋起来，把对敌人的仇恨变成革命的行动。 　　习仲勋赞誉胡景铎的行为，以为无私无畏，难能可贵。胡景铎在国民党的营垒里不是混不下去，不是没官做，他是要革命。他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掌握了救国之道只能是奉行共产党的主义，便毅然地站到人民一边，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实现与反动势力决裂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和勇敢精神，光明磊落，为西北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志们的表现也是好的，在敌强我弱，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困难情况下，起义前的整个准备工作中，我们的骨干力量没有一个人掉队，这并不容易。同志们坚定、勇敢、沉着，极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人民立了功。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反动分子、争取中间人物方面也做得适当、彻底，未放一枪，未杀一个人，保证了起义的胜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高兴，专门接见胡景铎和有功人员，表彰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时，高举义旗，在西北战场沉重打击敌人的英雄业绩。 　　(作者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胡畯为胡希仲之子)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